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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你们在一起的一些经历，都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素材，只要尊重事实，写出来，其实也是对黎老的一种纪念。”他的话触动了我。是的，我何曾不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可是迟迟不敢下笔。黎澍在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哲学界都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很多观点，预见性都是超前的；他对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执著的，是不顾一切的!作为一名司机，我当初不知道他的观点到底对与否，就是在今后很长时间里我也可能还是搞不懂。但是凭借着我和他的长期接触，内心深有体会地知道，黎老总是孜孜不倦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思想深邃，嫉恶如仇，勇于客观公正地指出不良现象，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抛开深层次的评判和理论上的探讨，我将我知道的黎老的一些故事，原原本本地回忆出来，既表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也给大家一份原汁原味的资料。
到黎老身边工作之前，我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开救护车。有一天我告诉大姐：“如果有机会，给我往机关调调，我想到机关开车。”没想到大姐夫把我的话当回事了，过了半个月的光景，大姐对我讲：“你姐夫已经跟社会科学杂志社办公室主任讲好了，你有可能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给一个历史学家开车。”问我驾驶技术有没有问题。那年我刚二十四五岁，有在军区敌后侦察大队当过侦察兵，摸过各种车辆的经历。复员后正式在北京市急救站开了两年多的救护车，参加过“北京站大爆炸”、“天安门姚锦云开车撞人事件”等的抢救工作，自认为心理素质、反应能力还可以。再加上我曾经在坦克一师宣传队唱过歌，接触过的首长也不少，心想以我这样的条件给一个副部级的老头儿开车，肯定不会有太多问题吧!可我姐夫和杂志社办公室的雷主任还是不放心，非要让我开车带他们兜了一圈，看到我的开车技术才肯放心。原来还说车上要放一碗水，不过后来没有放。当时我在想，这个老头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像国宝一样的?后来说到此事，我姐夫说那就是国宝。
从急救站调到杂志社，一开始并没有让我给黎澍开车，我也一直没见到他。平日里开车跑一跑印刷厂、院部、银行啥的，尽是一些机关内部的琐事。大约在1984年底，黎澍用车的任务就由我来担任了。黎澍家住在木樨地24号部长楼，楼上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对门住着钱伟长。第一次见到黎澍是司机班班长带着去的。印象中，黎澍是个70多岁的黑胖老头，个子矮小，头发已经很少了，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但也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的感觉。一开始老头儿谈话极少，两片嘴唇在我印象中似乎总是闭着的。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他用车的通知写在黑板上或电话传来之后，我便按他的要求把车开到他家楼下，也不用上楼通知，他时间掌握得很准。他上车，我开车，就像大多数专车司机对待首长那样。可是我们之间还多了一层，因为他是走“背”字的人，他严肃有余，我谨小慎微，我们好像相互都在试探。
在部队我就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遇到黎澍这个级别的，更不能随便胡乱问什么。我的职责就是把车开好，让他感到方便、安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黎老的话逐渐多了起来，看得出，他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聊一些家常，主要是我的一些经历。当然，很多事也不可能一次讲给黎老听，而是在行车中，休息时，断断续续讲给他听的。当他知道我大姐夫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后，我们的关系和信任度明显地又拉近一步。他几次要我多讲讲我的经历和一些见闻，看到他喜欢听，我的话也就多起来，当然不能胡讲。
黎老很少讲自己的事，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但是通过很多途径包括和各种人的闲聊中，我也能了解到他是一位资历非常老、学问十分了不得，性格异常倔强的人，是一位值得尊敬、要加以爱护的老人。他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3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观察日报》总编辑；以后又任上海《文萃》和香港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又在新闻总署、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以后又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任总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他编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等书籍。大量的著述已把他定格在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位置上了。黎老的夫人徐滨老师也是一位资历老、为人谦逊的好人。当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苏联专家组总顾问的翻译，说话办事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我慢慢就明白了为何杂志社的雷主任和我姐夫让我试车时的谨慎小心和对我的千叮咛万嘱咐了。
黎老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全国政协开会时，我有时会送他到京丰宾馆去见陈白尘，去全国政协礼堂看电影，去民盟、群言杂志社，有时拉上两位老人去医院看病，去农展馆买点农副产品。黎老的老朋友多，许多都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著名人士。比如我后来经常开车送他去拜访的钱钟书、夏衍、于光远、廖沫沙、周扬等；还有不用车就可以常来往的李锐、李普；他还多次说起田家英、乔冠华等人。
其中还有一个现象，像黎老这样大年纪的人，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朋友离世。我看得出，大凡转给他讣告的，他都要去送行。所以我没少拉着他去八宝山。当然，送别的人们中有真送的，也有例行公事的，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可黎老送人总是心情沉重。他的心脏不好，我曾劝他最好少参加几次那样悲痛场面的活动。可他讲：“要来，要来，这是对生者的安慰。”以后我也不再劝了。老头儿有时爱激动，徐老师也劝不住，记得有几次到北师大等院校讲演“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时，出门前徐老师叮嘱我：“看情况不好，就把他拉回来!”果然，有一天晚上，在辩论中几个青年学生，所谓的初生牛犊，向黎老发起提问，而且口气像打架一样，这回老头儿真动怒了。我记得当时黎老几次讲话都被个别学生粗暴打断，黎老很激动地讲：“你们最好要首先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是哪个国家的人，‘创造’一词在德文中是什么意思……”我赶紧叫过主持会议的学生干部，告诉他：你要告诉你们的学生，学术讨论不能跟打架一样，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开批斗会。老先生心脏不好，再这样下去，我马上拉他走!学生干部向我道歉，最后我怕出事，还是请他们提前结束辩论，送黎老平安回家。 有人说，人的一生难得交上良师益友，老天有眼，竞让我赶上了!老人家70多岁，我20多岁。老人家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而我只是一个小司机。最后的几年里，我们可以说是真正交上了朋友。他信任我，带我到各种场合去，别的司机进不去的地方，我有时也能进去。甚至有两次他把家门钥匙交给我，让我独自去他家取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用他的思想、知识、做人的道理教育我，我就像他的一名学生一样，不断地、直接地接受着他的指导。我从他那里真正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知道了为什么要坚持真理，怎么样修正错误。同样也体会到一名老共产党员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的酸楚心情。他说过几次“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的话，弄得我心情也不好。好像从他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那年起，他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我从心里着急，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有一次我做起“老革命”的工作了，大概的意思是让他从爱护自己身体的角度出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适当的时候，再说一些比较超前的、一针见血的话。
黎老曾问我：“让你回家常看看中国近代史，看没看?”我说：“经常看书，中国近代史的书也看，因为我大姐和姐夫都是北大历史系的，这方面的书很多。”他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他：“从1840年以后我们总挨打，越看心里越窝火。”他又问：“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总让一些小国家欺辱吗?”我说主要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话题，他告诉我：“还有经济落后，闭关锁国，还有不民主。”他讲了清骑兵六里桥冲英军机关枪阵地，最后一个也不剩的故事。还讲了当年很多国民党官兵也不全是不抗日、不英勇，也不是见了鬼子就跑，而是很多人连鬼子兵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就稀里糊涂地被对方打死了。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手里有先进的武器。他说：“国家不富强，用什么养活军队?国家不富强，用什么去造原子弹、氢弹?”
谈到如何尊重历史的问题，记得我与黎老探讨了多次。有一次是在参加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试映之后。那天我开车送黎老参加在民族宫小会议室举行的《秋白之死》试映，其实就是给该剧是否公开上映定调。虽然早些时候中央已给瞿秋白平了反，恢复了他当时曾是共产党领袖的名誉。可是在现实社会中，瞿秋白还是个充满争议的人，尤其是他在牢里写下的那篇《多余的话》，成为一些人批判他的原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电视的方式，让人们正确看待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一件事、一个点来带动、推进我们国家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民主化进程，黎澍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放映电视剧时，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也没人来回走动，空气中有一种凝重的气氛。电视剧放完后，主持会议的人走到黎老面前，意思是黎老是德高望重的专家，今天这个片子能放与否，就看他的了。当然，黎老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能放或者不能放。记得他先是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怎样看待历史问题的方法上讲，逐渐引申到对瞿秋白应如何准确评价的话题。好像其中有这样一些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即好人绝对的好，尤其是作为领袖人物连个性感情都不能有半点不好，否则便全盘否定。瞿秋白不是个完人，他是个知识分子，又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里，有他的各方面的不足和缺点，在他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尤其是在他极度不理解、极度苦闷的时候，会暴露出他的一些不完美的东西，但起码是一些真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历史工作者有这个责任。电影、电视工作者也有这个责任。”专家定了调，会场就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秋白之死》就这样公开放映了。
此后不久，有一次在去北京西郊军事科学院讲课的路上，我突然不知为什么问起怎样看待林彪的问题。黎老问我：“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说不好。按您的一贯看问题的观点，我是这样认为，对待林彪，也应该实事求是。比方说‘文化大革命’，他想害毛主席，做了一些坏事。但不能说他打日本，打国民党那时也不好，那时的功劳当然也有其他人的帮助，但他的作用也是不小的。我们应不应该这样理解，不去考虑翻不翻案的问题，而是尊重历史，从实事求是认识事物的方法上考虑?”我见他没说话，也就没敢再往下讲。“怎么不往下说?”他突然问。我说：“您在听呀?”他说：“接着说!”我说：“光从评他十大元帅这点讲，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贡献的认可。尊重他那段历史，也是尊重我们自己。不然的话，连我们自己都解释不通这个问题了。既然他是一贯不听指挥，一贯不好，为什么当初评他为十大元帅时没人出来反对?至于他在以后变成野心家、阴谋家，那是因为环境、地位包括他自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加上到了他这个级别也没人管他等方面的情况，就容易……”
黎老说我有思想，看问题有时比较尖锐。我说：“我一个小司机，说话又不用负责任，我只代表我自己。其实我几次提醒自己，今后说话最好在前面加上个‘我认为’。”黎老讲：“小司机有小司机的优势，说话无拘无束，不会被抓把柄，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流露中发表自己的一些新观点，甚至一些非常有哲理的东西。”
黎老认为：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东西，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事先规定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什么。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不研究这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认识往往就不完整、不全面、不透彻。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错误和失败、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有助于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因此，营造一种风气，让人们讲话，特别重要。他特别希望出现一种“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民主，又有纪律，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实社会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长官意识，由于这种长官意识的长期干扰，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历史会被改来改去。比如在某些文艺作品和教科书中，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并且早已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过深刻印象的战役或大的战斗，会随着政治舞台上人物的变化，变来变去。黎老对这种政治权势导致的历史不明，极为反感。“让我们的后人到底相信谁?”他曾激动地说过这样的话。
黎老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法制，更容易使社会杂乱无章。他对一些人倒卖“批文”、权钱交易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他让我有时间看看太平天国那段历史，尤其是进城以后那段，然后再思考国民党到底是被谁打败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民党不是被解放军打败的，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是由于他们的腐败而自己打倒了自己。我们历史工作者、社会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总结经验教训，必须首先建立在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黎老认为，“我们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真正重视知识。虽然很多人常把‘知识就是力量’挂在口头上，可真正又有多少人把知识看做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呢?”他还说：“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就会形成一种无法挽回的财富流失。当今世界是争夺人才的世界，现在我们人才大量流失，堵不是办法，要有好的政策，鼓励我们知识分子在使国家富强的同时，自己也富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人才流失就成了一种必然。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国家拿出很多钱培养一名大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琢磨着怎样为他国做贡献了，这样我们国家冤不冤?”
对大量进口日本汽车问题，黎老认为：“这绝不是就汽车论汽车，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问题。闭关锁国不行，崇洋媚外也不行。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生活水平，又有多少人能坐得起这样的汽车?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变相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我们需要的是技术，不应该大量进口别人的产品。发展国家经济其中很重要的是出口自己的产品，来换取外汇。但不是大量出口资源。把我们地下的东西挖出来，很便宜地卖给外国，人家稍做加工，再用高价卖给我们，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是在犯罪!”“日本人很精明，过去用枪炮打我们，现在用汽车、电视机打我们。我们的国民将失去的是一种民族自尊。我们曾经是一个有过四大发明的国家，也正是有过这样的辉煌，才使我们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求进取。”
谈到关于坚持真理问题，黎老告诉我，很多时候，坚持真理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包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闻一多、李公朴事件，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彭德怀。他说：不讲民主、不准讲真话、家长作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些很多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整天讲大道理，讲自己的马列主义，可一遇到给自己提不同意见，或与自己的见解不一致了，马上就暴跳如雷，给人家上纲上线，不讲半点民主，这种风气已经很严重地伤害到我们国家的肌体。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坚持真理，敢于坚持真理，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当然还有体制方面的问题。
记得在这次交谈中，黎老多次提到“爱国”的话题。他提到闻一多是个爱国者，彭德怀是个爱国者。我认为他也是个爱国者。因为只有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只有真正把劳苦大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有真正希望国强民富的人，才会抛弃个人得失，才会拿出“董存瑞炸碉堡”的勇气坚持真理。
在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中，我早已被黎老的精神打动。我和司机班班长关系好，常把黎澍的情况讲给他听。因为黎老是副部级干部，没有专车，用车有公里限制，我希望班长对黎澍用车更宽松些。班长听后完全同意，并让我“看着办”。其实，我们的“达成一致”，也没有帮上黎老什么忙。黎老是一个觉悟非常高的人，也有一个觉悟非常高的家庭，在我为他开车这么多年里，他们家的孩子没有用过一次车。徐滨老师挤公共汽车不慎滑倒，将手腕摔成骨折后，我告诉她：“徐阿姨，这个月的用车公里数还有不少富裕，您用车吧!”她还是坚持不用，每次换药，不是坐公交车就是乘别的车，以至于骨错位没长好，又拉开重接了一次。
1988年12月9日，黎老因脑出血并发尿毒症等多种疾病，挺不住了。他一直昏迷着，来了很多大首长，他都不认识，没反应，可他突然对守在身边的徐老师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找小侯”。大家非常惊奇地把正在楼道长椅上休息的我叫了进去，实际上那是黎老弥留之际的一种回光返照。我万分难受地抚摸着他那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一点也不害怕，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将逝的人。半小时以后，黎老离开了我们，我和几位同志帮他穿上衣服，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一周后，他的遗体经过北京医院的师傅化妆后，送往八宝山。那天，天特别冷，我和黄春生一起为他守灵。我的脑子都木了，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在想什么。一个好老头就这么没了，说没就没了……
2002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20周年的社庆活动，社庆在中国职工之家二楼的多功能厅举行。当80多岁的白发老人、老社长杜敬先生讲到“我们要怀念我们史学界和社会科学事业的老前辈和老领导黎澍先生”的时候，我激动起来。其实在头几天我就有个想法，如果黎老的夫人徐滨老师能参加联谊会，那该有多好。他们是一对非常值得想念和尊敬的老人。当时我想，黎老，您如果还健在该有多好，小侯可以给您唱歌。如果您还健在，我还可以开上我们的“老上海”，到处走走，去政协礼堂，去夏衍、于光远家，去钱钟书的“南沙沟”。我还可以继续给您讲我所亲历的北京军区十三个军侦察兵大比武的故事、唐山抗震救灾的事、天安门广场姚锦云开车撞人的事、北京站大爆炸的事……
今年是黎澍先生百年诞辰，我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到黎老身边工作之前，我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开救护车。有一天我告诉大姐：“如果有机会，给我往机关调调，我想到机关开车。”没想到大姐夫把我的话当回事了，过了半个月的光景，大姐对我讲：“你姐夫已经跟社会科学杂志社办公室主任讲好了，你有可能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给一个历史学家开车。”问我驾驶技术有没有问题。那年我刚二十四五岁，有在军区敌后侦察大队当过侦察兵，摸过各种车辆的经历。复员后正式在北京市急救站开了两年多的救护车，参加过“北京站大爆炸”、“天安门姚锦云开车撞人事件”等的抢救工作，自认为心理素质、反应能力还可以。再加上我曾经在坦克一师宣传队唱过歌，接触过的首长也不少，心想以我这样的条件给一个副部级的老头儿开车，肯定不会有太多问题吧!可我姐夫和杂志社办公室的雷主任还是不放心，非要让我开车带他们兜了一圈，看到我的开车技术才肯放心。原来还说车上要放一碗水，不过后来没有放。当时我在想，这个老头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像国宝一样的?后来说到此事，我姐夫说那就是国宝。
从急救站调到杂志社，一开始并没有让我给黎澍开车，我也一直没见到他。平日里开车跑一跑印刷厂、院部、银行啥的，尽是一些机关内部的琐事。大约在1984年底，黎澍用车的任务就由我来担任了。黎澍家住在木樨地24号部长楼，楼上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对门住着钱伟长。第一次见到黎澍是司机班班长带着去的。印象中，黎澍是个70多岁的黑胖老头，个子矮小，头发已经很少了，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但也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的感觉。一开始老头儿谈话极少，两片嘴唇在我印象中似乎总是闭着的。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他用车的通知写在黑板上或电话传来之后，我便按他的要求把车开到他家楼下，也不用上楼通知，他时间掌握得很准。他上车，我开车，就像大多数专车司机对待首长那样。可是我们之间还多了一层，因为他是走“背”字的人，他严肃有余，我谨小慎微，我们好像相互都在试探。
在部队我就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遇到黎澍这个级别的，更不能随便胡乱问什么。我的职责就是把车开好，让他感到方便、安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黎老的话逐渐多了起来，看得出，他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聊一些家常，主要是我的一些经历。当然，很多事也不可能一次讲给黎老听，而是在行车中，休息时，断断续续讲给他听的。当他知道我大姐夫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后，我们的关系和信任度明显地又拉近一步。他几次要我多讲讲我的经历和一些见闻，看到他喜欢听，我的话也就多起来，当然不能胡讲。
黎老很少讲自己的事，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但是通过很多途径包括和各种人的闲聊中，我也能了解到他是一位资历非常老、学问十分了不得，性格异常倔强的人，是一位值得尊敬、要加以爱护的老人。他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3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观察日报》总编辑；以后又任上海《文萃》和香港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又在新闻总署、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以后又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任总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他编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等书籍。大量的著述已把他定格在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位置上了。黎老的夫人徐滨老师也是一位资历老、为人谦逊的好人。当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苏联专家组总顾问的翻译，说话办事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我慢慢就明白了为何杂志社的雷主任和我姐夫让我试车时的谨慎小心和对我的千叮咛万嘱咐了。
黎老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全国政协开会时，我有时会送他到京丰宾馆去见陈白尘，去全国政协礼堂看电影，去民盟、群言杂志社，有时拉上两位老人去医院看病，去农展馆买点农副产品。黎老的老朋友多，许多都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著名人士。比如我后来经常开车送他去拜访的钱钟书、夏衍、于光远、廖沫沙、周扬等；还有不用车就可以常来往的李锐、李普；他还多次说起田家英、乔冠华等人。
其中还有一个现象，像黎老这样大年纪的人，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朋友离世。我看得出，大凡转给他讣告的，他都要去送行。所以我没少拉着他去八宝山。当然，送别的人们中有真送的，也有例行公事的，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可黎老送人总是心情沉重。他的心脏不好，我曾劝他最好少参加几次那样悲痛场面的活动。可他讲：“要来，要来，这是对生者的安慰。”以后我也不再劝了。老头儿有时爱激动，徐老师也劝不住，记得有几次到北师大等院校讲演“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时，出门前徐老师叮嘱我：“看情况不好，就把他拉回来!”果然，有一天晚上，在辩论中几个青年学生，所谓的初生牛犊，向黎老发起提问，而且口气像打架一样，这回老头儿真动怒了。我记得当时黎老几次讲话都被个别学生粗暴打断，黎老很激动地讲：“你们最好要首先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是哪个国家的人，‘创造’一词在德文中是什么意思……”我赶紧叫过主持会议的学生干部，告诉他：你要告诉你们的学生，学术讨论不能跟打架一样，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开批斗会。老先生心脏不好，再这样下去，我马上拉他走!学生干部向我道歉，最后我怕出事，还是请他们提前结束辩论，送黎老平安回家。 有人说，人的一生难得交上良师益友，老天有眼，竞让我赶上了!老人家70多岁，我20多岁。老人家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而我只是一个小司机。最后的几年里，我们可以说是真正交上了朋友。他信任我，带我到各种场合去，别的司机进不去的地方，我有时也能进去。甚至有两次他把家门钥匙交给我，让我独自去他家取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用他的思想、知识、做人的道理教育我，我就像他的一名学生一样，不断地、直接地接受着他的指导。我从他那里真正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知道了为什么要坚持真理，怎么样修正错误。同样也体会到一名老共产党员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的酸楚心情。他说过几次“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的话，弄得我心情也不好。好像从他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那年起，他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我从心里着急，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有一次我做起“老革命”的工作了，大概的意思是让他从爱护自己身体的角度出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适当的时候，再说一些比较超前的、一针见血的话。
黎老曾问我：“让你回家常看看中国近代史，看没看?”我说：“经常看书，中国近代史的书也看，因为我大姐和姐夫都是北大历史系的，这方面的书很多。”他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他：“从1840年以后我们总挨打，越看心里越窝火。”他又问：“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总让一些小国家欺辱吗?”我说主要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话题，他告诉我：“还有经济落后，闭关锁国，还有不民主。”他讲了清骑兵六里桥冲英军机关枪阵地，最后一个也不剩的故事。还讲了当年很多国民党官兵也不全是不抗日、不英勇，也不是见了鬼子就跑，而是很多人连鬼子兵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就稀里糊涂地被对方打死了。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手里有先进的武器。他说：“国家不富强，用什么养活军队?国家不富强，用什么去造原子弹、氢弹?”
谈到如何尊重历史的问题，记得我与黎老探讨了多次。有一次是在参加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试映之后。那天我开车送黎老参加在民族宫小会议室举行的《秋白之死》试映，其实就是给该剧是否公开上映定调。虽然早些时候中央已给瞿秋白平了反，恢复了他当时曾是共产党领袖的名誉。可是在现实社会中，瞿秋白还是个充满争议的人，尤其是他在牢里写下的那篇《多余的话》，成为一些人批判他的原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电视的方式，让人们正确看待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一件事、一个点来带动、推进我们国家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民主化进程，黎澍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放映电视剧时，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也没人来回走动，空气中有一种凝重的气氛。电视剧放完后，主持会议的人走到黎老面前，意思是黎老是德高望重的专家，今天这个片子能放与否，就看他的了。当然，黎老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能放或者不能放。记得他先是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怎样看待历史问题的方法上讲，逐渐引申到对瞿秋白应如何准确评价的话题。好像其中有这样一些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即好人绝对的好，尤其是作为领袖人物连个性感情都不能有半点不好，否则便全盘否定。瞿秋白不是个完人，他是个知识分子，又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里，有他的各方面的不足和缺点，在他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尤其是在他极度不理解、极度苦闷的时候，会暴露出他的一些不完美的东西，但起码是一些真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历史工作者有这个责任。电影、电视工作者也有这个责任。”专家定了调，会场就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秋白之死》就这样公开放映了。
此后不久，有一次在去北京西郊军事科学院讲课的路上，我突然不知为什么问起怎样看待林彪的问题。黎老问我：“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说不好。按您的一贯看问题的观点，我是这样认为，对待林彪，也应该实事求是。比方说‘文化大革命’，他想害毛主席，做了一些坏事。但不能说他打日本，打国民党那时也不好，那时的功劳当然也有其他人的帮助，但他的作用也是不小的。我们应不应该这样理解，不去考虑翻不翻案的问题，而是尊重历史，从实事求是认识事物的方法上考虑?”我见他没说话，也就没敢再往下讲。“怎么不往下说?”他突然问。我说：“您在听呀?”他说：“接着说!”我说：“光从评他十大元帅这点讲，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贡献的认可。尊重他那段历史，也是尊重我们自己。不然的话，连我们自己都解释不通这个问题了。既然他是一贯不听指挥，一贯不好，为什么当初评他为十大元帅时没人出来反对?至于他在以后变成野心家、阴谋家，那是因为环境、地位包括他自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加上到了他这个级别也没人管他等方面的情况，就容易……”
黎老说我有思想，看问题有时比较尖锐。我说：“我一个小司机，说话又不用负责任，我只代表我自己。其实我几次提醒自己，今后说话最好在前面加上个‘我认为’。”黎老讲：“小司机有小司机的优势，说话无拘无束，不会被抓把柄，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流露中发表自己的一些新观点，甚至一些非常有哲理的东西。”
黎老认为：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东西，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事先规定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什么。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不研究这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认识往往就不完整、不全面、不透彻。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错误和失败、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有助于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因此，营造一种风气，让人们讲话，特别重要。他特别希望出现一种“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民主，又有纪律，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实社会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长官意识，由于这种长官意识的长期干扰，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历史会被改来改去。比如在某些文艺作品和教科书中，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并且早已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过深刻印象的战役或大的战斗，会随着政治舞台上人物的变化，变来变去。黎老对这种政治权势导致的历史不明，极为反感。“让我们的后人到底相信谁?”他曾激动地说过这样的话。
黎老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法制，更容易使社会杂乱无章。他对一些人倒卖“批文”、权钱交易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他让我有时间看看太平天国那段历史，尤其是进城以后那段，然后再思考国民党到底是被谁打败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民党不是被解放军打败的，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是由于他们的腐败而自己打倒了自己。我们历史工作者、社会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总结经验教训，必须首先建立在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黎老认为，“我们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真正重视知识。虽然很多人常把‘知识就是力量’挂在口头上，可真正又有多少人把知识看做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呢?”他还说：“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就会形成一种无法挽回的财富流失。当今世界是争夺人才的世界，现在我们人才大量流失，堵不是办法，要有好的政策，鼓励我们知识分子在使国家富强的同时，自己也富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人才流失就成了一种必然。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国家拿出很多钱培养一名大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琢磨着怎样为他国做贡献了，这样我们国家冤不冤?”
对大量进口日本汽车问题，黎老认为：“这绝不是就汽车论汽车，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问题。闭关锁国不行，崇洋媚外也不行。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生活水平，又有多少人能坐得起这样的汽车?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变相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我们需要的是技术，不应该大量进口别人的产品。发展国家经济其中很重要的是出口自己的产品，来换取外汇。但不是大量出口资源。把我们地下的东西挖出来，很便宜地卖给外国，人家稍做加工，再用高价卖给我们，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是在犯罪!”“日本人很精明，过去用枪炮打我们，现在用汽车、电视机打我们。我们的国民将失去的是一种民族自尊。我们曾经是一个有过四大发明的国家，也正是有过这样的辉煌，才使我们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求进取。”
谈到关于坚持真理问题，黎老告诉我，很多时候，坚持真理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包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闻一多、李公朴事件，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彭德怀。他说：不讲民主、不准讲真话、家长作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些很多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整天讲大道理，讲自己的马列主义，可一遇到给自己提不同意见，或与自己的见解不一致了，马上就暴跳如雷，给人家上纲上线，不讲半点民主，这种风气已经很严重地伤害到我们国家的肌体。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坚持真理，敢于坚持真理，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当然还有体制方面的问题。
记得在这次交谈中，黎老多次提到“爱国”的话题。他提到闻一多是个爱国者，彭德怀是个爱国者。我认为他也是个爱国者。因为只有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只有真正把劳苦大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有真正希望国强民富的人，才会抛弃个人得失，才会拿出“董存瑞炸碉堡”的勇气坚持真理。
在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中，我早已被黎老的精神打动。我和司机班班长关系好，常把黎澍的情况讲给他听。因为黎老是副部级干部，没有专车，用车有公里限制，我希望班长对黎澍用车更宽松些。班长听后完全同意，并让我“看着办”。其实，我们的“达成一致”，也没有帮上黎老什么忙。黎老是一个觉悟非常高的人，也有一个觉悟非常高的家庭，在我为他开车这么多年里，他们家的孩子没有用过一次车。徐滨老师挤公共汽车不慎滑倒，将手腕摔成骨折后，我告诉她：“徐阿姨，这个月的用车公里数还有不少富裕，您用车吧!”她还是坚持不用，每次换药，不是坐公交车就是乘别的车，以至于骨错位没长好，又拉开重接了一次。
1988年12月9日，黎老因脑出血并发尿毒症等多种疾病，挺不住了。他一直昏迷着，来了很多大首长，他都不认识，没反应，可他突然对守在身边的徐老师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找小侯”。大家非常惊奇地把正在楼道长椅上休息的我叫了进去，实际上那是黎老弥留之际的一种回光返照。我万分难受地抚摸着他那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一点也不害怕，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将逝的人。半小时以后，黎老离开了我们，我和几位同志帮他穿上衣服，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一周后，他的遗体经过北京医院的师傅化妆后，送往八宝山。那天，天特别冷，我和黄春生一起为他守灵。我的脑子都木了，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在想什么。一个好老头就这么没了，说没就没了……
2002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20周年的社庆活动，社庆在中国职工之家二楼的多功能厅举行。当80多岁的白发老人、老社长杜敬先生讲到“我们要怀念我们史学界和社会科学事业的老前辈和老领导黎澍先生”的时候，我激动起来。其实在头几天我就有个想法，如果黎老的夫人徐滨老师能参加联谊会，那该有多好。他们是一对非常值得想念和尊敬的老人。当时我想，黎老，您如果还健在该有多好，小侯可以给您唱歌。如果您还健在，我还可以开上我们的“老上海”，到处走走，去政协礼堂，去夏衍、于光远家，去钱钟书的“南沙沟”。我还可以继续给您讲我所亲历的北京军区十三个军侦察兵大比武的故事、唐山抗震救灾的事、天安门广场姚锦云开车撞人的事、北京站大爆炸的事……
今年是黎澍先生百年诞辰，我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