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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８７年５月９日，山西《临汾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副题是：老共产党员的一件义举；主题是：赵树理生前好友捐款为赵树理树碑。全文为：
一群四十多年前和赵树理同吃一锅饭的老共产党员，主动捐款５７００元，于４月２５日在赵树理家乡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建起了墓碑。这是建碑负责人苗培时和赵树理儿子赵二湖参加墓碑揭幕仪式后在侯马招待所告诉记者的消息。
１９８２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期间有人提议，按照中国民间捐款为杰出人物树碑的传统，为赵树理捐款立碑。这个倡议得到了和赵树理一起在太行山工作的原新华社、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的老党员，研究赵树理作品有成就的教授、文艺理论家和部分作家共１８６人的响应，捐款５７００多元，在北京市房山县高庄村购买了一块上好的汉白玉，运到山西沁水县。
赵树理墓碑坐落在尉迟村北的一片翠绿的桑园中，前临清澈见底的沁河，河对面是巍巍卧虎山，背靠牛山。碑正面“赵树理墓”四个金字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手书。背面刻有碑文，简略地记述了赵树理的一生和成就。
赵树理墓碑碑石重５.５吨（毛料），高２.５米，宽１米，厚０.５米，碑座高０.６米，整个碑高３米多。碑文的全文是：
赵树理，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清光绪三十二年阴历八月初七（公元一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公元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故去，终年六十五岁。
赵树理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老作家，他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为文艺大众化和普及工作，努力不懈，奋斗终生。
赵树理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的多一些。”
“有些人对‘普及’的理解有些偏向——把‘普及’和‘通俗’混为一谈。‘通俗’是‘普及’的一个条件，但那只是照顾到群众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范围……而不是照顾到群众文学艺术基础的全部。”
“写小说不能先和读者订合同，读者没有非读不行的任务，全看作品本身写得能不能把读者抓住。想要让读者读得下去，就得去摸一摸读者的喜好，用说书来比，也就是须要先了解一下听书的人爱听哪一种说法——如怎样说人家便能听到底，怎样说人家听个头便听不下去了。”
周扬评论赵树理说：“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赵树理写小说，写戏剧，写论文，写曲艺，写思想杂谈。党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他遗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十年浩劫期间，赵树理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地下。他因多次被抄家，使他的手迹、原稿，未发表的遗稿、信件和各种写作笔记，片纸只字，荡然无存。这永不能再弥补的损失，真是中国文艺史上的悲剧。
赵树理生前友好
中共沁水县委同立
沁水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建碑
二
碑文是赵树理生前好友、建碑负责人苗培时写的。苗培时是１９８４年从国家煤炭部离休的老干部。他１９３６年入党，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游行站在最前列，曾和革命志士一起到南京政府请愿。苗培时１９４３年和赵树理相识，以后又长期在一起工作，２０多年间来往十分密切。１９６５年春节后，赵树理被贬回山西。临行时，苗培时前去看望，两位老友心情都十分沉重。更没想到“文革”中，两位老友都遭到残酷迫害，但两位老党员都是坚贞不屈。“造反派”让苗培时写赵树理是反动文艺权威的证明材料，苗培时不写，造反派就把开水浇到他的头上。“造反派”把苗培时关到厕所里，给了张桌子，硬逼苗培时写揭发赵树理的材料，苗培时写了２.８万字的材料，列出了１７个第一，说明赵树理最拥护毛主席，最拥护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材料说，在赵树理编的书中，是中国第一次用毛主席像，比毛泽东选集早得多。气得军代表大骂不止，说苗培时为赵树理评功摆好，树碑立传。
在“文革”中，赵树理受到的迫害是十分严重的。在陈伯达的直接插手下，“造反派”把赵树理从太原斗到长治，从长治斗到晋城，从城里斗到乡下。“造反派”不仅给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而且让他上到三张桌子垒起的高台上，一会儿跪下，一会儿站起。在这样的逆境中，赵树理不仅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没完没了的批斗，而且坚信太阳就要出山，乌云将被驱散。赵树理用一只手按着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赵树理手书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就是其冰清玉洁的高尚品格的写照。在这样的逆境中，“造反派”逼迫赵树理写揭发苗培时的“黑帮”材料。赵树理拿起笔写了３万字，历数苗培时几十年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和十分感人的精神，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大唱赞歌，气得“造反派”暴跳如雷，又骂又打，把不能作为苗培时罪状的材料烧了。但是，赵树理仍然不改初衷，显示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正如赵树理临终前所说：“社会自有公论”。粉碎“四人帮”后，陈伯达之流强加在艺术大师赵树理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党中央为赵树理平了反。接着，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为赵树理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并由周扬同志主持，刘白羽同志致悼词。但是，事情仅仅是个开头。因为，为党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党和人民会长期地、不断地采取不同的形式纪念他。
１９８２年，全国性的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赵树理的研究者，山西著名作家和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生前好友，赵树理的弟子和追随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理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有５０年深交的史纪言（山西省委常委、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中青（原山西省副省长）和几个４０年前同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吃一锅饭的老共产党员，商量了为赵树理树碑之事。大家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为文化名人树碑立传的传统。我们这群赵树理的生前好友，自己捐款为人民作家赵树理在家乡树块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创举（注：在此之前，陕西省委已经为作家柳青立了碑，但一切活动是省委和省政府出头并花钱的）。委托苗培时和《工人日报》常守真具体负责这件事，并在北京发起这项义举。
常守真时任《工人日报》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赵树理、苗培时手下工作，北京解放后，他随同赵树理、苗培时从太行山根据地进京创办了《工人日报》。常守真为赵树理树碑，非常积极，协助苗培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苗培时从太原回京后，亲自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汇报了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在汇报了立碑之事后，周扬说：“这是好事，我支持。”
为赵树理立碑，发起和组织的主力军是新闻单位，不是文艺界。苗培时从太原回京后，也向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汇报了立碑之事。张磐石也在《新华日报》工作过，曾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既是赵树理的战友，又是赵树理在《新大众》报工作时的领导（《新大众》报进北京后改为《工人日报》）。张磐石明确说：“这是个好事，要找个适当时机办成这件事。”苗培时也向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工作时的老战友李庄（《人民日报》总编辑）、安岗（《经济日报》总编辑）以及张斌（《工人日报》党委书记）、郭渭（《人民日报》党委书记）等人汇报了立碑的事。这些人都举双手赞成。他们认为，为赵树理树碑是一件义举，是带有永久性的事，是纪念赵树理的最好形式。赵树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努力实践党的文艺方针，写出了传世之作，很值得为他立一块碑。立碑有三点意义。第一，赵树理是忠实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作家。为赵树理立碑，实际上是歌颂党的文艺方针，歌颂毛泽东思想。第二，为赵树理立碑，实际上是告诉文学艺术家，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你在文艺战线是站不住脚的。第三，为赵树理立碑，可以永久性教育后人，让后人知道，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卓越贡献的人，人民会自觉地为他树碑立传，歌颂他的功劳，激励后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并努力取得显著成绩，争取成为人民怀念的人物。
三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赵树理建碑筹备组。筹备组由苗培时、常守真、祝林馥、魏兆中、潘保安等五位同志组成。７月１５日，筹备组发出了《为人民作家赵树理建碑启》，号召赵树理生前友好，自愿捐款，积极帮助这一义举。８月１２日，筹备组发出了《给赵树理生前友好的信》，向大家报告了建碑的缘由，购买碑石的经过以及墓碑设计情况和下步立碑的设想。信中说：“今年９月２４日适逢赵树理８０诞辰。９月２３日更是赵树理惨遭‘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１６周年。在赵树理８０诞辰之际，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为赵树理立起纪念碑，赵树理亦可含笑九泉了。”“我们从北京２０００里外运汉白玉为赵树理建立纪念碑，也有深意在焉。因为汉白玉的石质最坚、最硬、最净、最白，日光照耀下，金星闪闪；抗拒狂风暴雨，千年挺立不变。用汉白玉象征赵树理的生活作风，品质道德，对党耿耿忠心，为人民而创作，可当之无愧，恰如其分。”这两封信发出后，许多同志纷纷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寄来捐款。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接到信后，委托秘书孙浩写信说：“林默涵同志身体不好，赴兴城休养，故未能及时复信。默涵同志表示愿积极支持为赵树理建碑的筹备工作，他捐款２０元，现送上。”著名作家康濯写信说：“函寄来时，我不在长沙，９月初回长沙后只呆了几天，百事待理，几乎许多要事未理完，便又去山西参加赵树理８０诞辰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去了，前天才回来。感到此事已再不能拖了，才在昨天由我和爱人王勉思（老《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干部）邮汇去５０元，为此碑略尽绵薄。今天特补上此信说明。”一些同志寄信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发起人的倡议，并为下步立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有的同志信中回顾了和赵树理共事的美好情景，表述了赵树理高尚品质和感人精神对自己的影响。
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春近五年的时间里，首都新闻界为赵树理立碑的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办这个事最积极、最活跃的是新华社、原《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三家机关的１００余人。赵树理在这３个机关都待过。曾在这３个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和赵树理感情深厚，不管地位高低，挣钱多少，都十分拥护为赵树理树碑立传，纷纷解囊捐款（当时大家决定，每人捐款１０元）。有的人，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而且奔走相告，主动联系他人。当时，苗培时一人就拜访了８０余人，商量立碑的事，募捐款项。有的人硬捐１００元，是捐款规定数的１０倍。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也遭到了少数人的非议，遇到了许多困难。有极少数人说什么，赵树理作品不登大雅之堂，在现代文学史上没席位。苗培时把这种说法反映给了周扬。周扬坐不住了，长叹了几声，说：“这些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党的文艺方针，不懂文艺规律，不懂人民的心理，不要理他。我们努力把立碑的事办好，有困难你来找我。”
后来，有个文艺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赵树理，贬低赵树理。周扬很生气，召开了内部会议，旗帜鲜明地肯定赵树理，批评这股不学无术的歪风，为苗培时等同志壮了胆，撑了腰。
当为赵树理立碑之事有了进展后，周扬同志已经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听到这个喜讯，竟然兴奋地坐了起来，笑出了声。
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中，周扬、张磐石、李庄、安岗等领导，积极支持，主动排忧解难，促进了事情的进展。为赵树理立碑活动的初期和中期，有些老同志对民间出头立碑有疑虑。他们认为，民间人士为文化名人立碑，是新中国没有过的事情。现在，不报告党组织，党委不支持，政府不参加，事情很难办成。这时候，周扬等领导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为赵树理立碑捐款名单列出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大部分是走出太行山根据地的老同志，少数是研究赵树理有成就的教授、文艺理论家，山西省除王中青外，还有著名作家马烽、孙谦、胡正、李束为和山药蛋派作家韩文洲、潘保安等１６人。１８６名共产党员共同行动，大张旗鼓地为赵树理立碑，违反党章吗？不向党中央报告好吗？周扬、张磐石、李庄、安岗等领导明确表态，我们共产党人以民间人士出现，给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作家树碑立传，不违反党章，可以不向中央报告，也不要告诉彭真、薄一波两位中央领导人。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工人日报》是中流砥柱。为赵树理立碑筹备组，除了苗培时、潘保安外，剩下的是常守真、祝林馥、魏兆中等，都是《工人日报》的同志。当时，凡是涉及立碑之事，《工人日报》要车给车，要人给人。平时，一切来往信件和文件处理，都是《工人日报》社的同志办理。为赵树理立碑，《工人日报》捐款５００元，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是第一任社长）捐款７００元，中国曲艺家协会（赵树理曾任主席）捐款１０００元，参加立碑活动的１８６人捐款３５００元，总共捐款５７００元。苗培时和他的爱人（赵树理的学生）不仅捐款１００元，而且在近五年的活动中，像旅差费等开支都是自己掏腰包。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选石是颇费周折的。大家都想为赵树理的碑选一块好石头，便看上了汉白玉。真正的好汉白玉，最白最硬，永远不风化。苗培时为一块好汉白玉跑了许多腿，订过三次货退过两次。最后采购的是北京市房山县高庄村的汉白玉。高庄村的汉白玉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汉白玉，封建社会是皇帝墓碑的专用石，宋庆龄先生的墓碑也是高庄村的汉白玉。汉白玉价格本身很贵，超过了二米的大块石，更是贵上加贵，甚至是叫人瞠目结舌的天价。但是，当农民听说赵树理的生前好友个人捐款为赵树理立碑时，十分感动。他们说，写小二黑的作家是我们农民的作家，不管出多少钱，我们都给最好的汉白玉。
开采好汉白玉是十分困难的。汉白玉在黄土地里埋着。开采出第一层是麻砂石，第二层是花铁石，第三层是府砂石，第四层原璋，才是最好的汉白玉。但是，许多时候采了四层后，碰到的并不是最好的汉白玉。农民说，你们为赵树理立碑是好事，但是８个月里能不能采出一块好石头，那可要靠运气。赵树理运气好，农民在８个月里为他开采了一块上好的汉白玉。这块汉白玉，高庄村农民只收１９２０元（注：购石时赵树理生前好友共捐款２０００元左右），算是挖石工钱，就让来人运走。苗培时过意不去，又用８０元买了烟和水果慰劳和感谢采石农民。
四
把赵树理葬在家乡，是赵树理的夫人决定的。在安葬赵树理的整个过程中，赵夫人和她的子女，尽管遇到了家庭中提出的许多难题，仍然坚持按照赵树理的思想和作风办事，坚持原则，反对封建，不徇私情，勤俭节约，力争不给或少给组织添麻烦。
赵树理的骨灰，是赵二湖于１９８６年２月底从北京八宝山取回来的。取骨灰前，赵二湖住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招待所，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外联会议。会后，赵二湖从全国文联开了取骨灰的证明，坐文联小车取回骨灰，又坐火车回到太原，把骨灰存在太原家里。
１９８７年初，沁水县委决定参加赵树理生前好友的立碑活动。之后，沁水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全力以赴，拨款３５００元，又责成水利局、林业局、城建局等单位派人参加立碑工作。２月２８日，赵二湖去北京见了苗培时，汇报了县委和家乡情况，并同苗老回到沁水县，协商建陵地方。赵树理家祖坟原来在山上，已破烂不堪。因此，苗培时、赵家和县上领导决定在村北桑园中为赵树理建陵。于是，赵二湖向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很快征了桑园一亩地。３月２５日，苗培时、赵二湖、潘保安和县上一位领导勘测了陵园，决定４月２５日举行揭碑仪式。之后，赵二湖领人在桑园为赵树理砌墓，连工带料花费１２０元。４月３日（农历三月初六，即清明节前两天），为赵树理下葬，亲戚朋友、学校和村委会送了十几个花圈，全村自动来了几百人，在八音会的敲打声中，埋葬了赵树理。４月２５日，在尉迟村举行了揭碑仪式。这天早晨，一阵春雨使陵园的桑树叶更加嫩绿新鲜，使用毛石砌起的墓更加清洁纯朴。仪式开始后，鞭炮齐鸣，乐队吹奏，沁水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揭下了墓碑帷幕。举行仪式没通知一个群众，但一下子来了几百人，里三层，外三层，把六分地（注：赵树理家人本着节约方针，一亩地只用了六分）的陵园站得满满的。热爱赵树理的乡亲在尉迟村一连唱了三天戏，庆祝赵树理墓碑落成。
１９８７年５月９日，山西《临汾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副题是：老共产党员的一件义举；主题是：赵树理生前好友捐款为赵树理树碑。全文为：
一群四十多年前和赵树理同吃一锅饭的老共产党员，主动捐款５７００元，于４月２５日在赵树理家乡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建起了墓碑。这是建碑负责人苗培时和赵树理儿子赵二湖参加墓碑揭幕仪式后在侯马招待所告诉记者的消息。
１９８２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期间有人提议，按照中国民间捐款为杰出人物树碑的传统，为赵树理捐款立碑。这个倡议得到了和赵树理一起在太行山工作的原新华社、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的老党员，研究赵树理作品有成就的教授、文艺理论家和部分作家共１８６人的响应，捐款５７００多元，在北京市房山县高庄村购买了一块上好的汉白玉，运到山西沁水县。
赵树理墓碑坐落在尉迟村北的一片翠绿的桑园中，前临清澈见底的沁河，河对面是巍巍卧虎山，背靠牛山。碑正面“赵树理墓”四个金字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手书。背面刻有碑文，简略地记述了赵树理的一生和成就。
赵树理墓碑碑石重５.５吨（毛料），高２.５米，宽１米，厚０.５米，碑座高０.６米，整个碑高３米多。碑文的全文是：
赵树理，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清光绪三十二年阴历八月初七（公元一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公元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故去，终年六十五岁。
赵树理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老作家，他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为文艺大众化和普及工作，努力不懈，奋斗终生。
赵树理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的多一些。”
“有些人对‘普及’的理解有些偏向——把‘普及’和‘通俗’混为一谈。‘通俗’是‘普及’的一个条件，但那只是照顾到群众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范围……而不是照顾到群众文学艺术基础的全部。”
“写小说不能先和读者订合同，读者没有非读不行的任务，全看作品本身写得能不能把读者抓住。想要让读者读得下去，就得去摸一摸读者的喜好，用说书来比，也就是须要先了解一下听书的人爱听哪一种说法——如怎样说人家便能听到底，怎样说人家听个头便听不下去了。”
周扬评论赵树理说：“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赵树理写小说，写戏剧，写论文，写曲艺，写思想杂谈。党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他遗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十年浩劫期间，赵树理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地下。他因多次被抄家，使他的手迹、原稿，未发表的遗稿、信件和各种写作笔记，片纸只字，荡然无存。这永不能再弥补的损失，真是中国文艺史上的悲剧。
赵树理生前友好
中共沁水县委同立
沁水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建碑
二
碑文是赵树理生前好友、建碑负责人苗培时写的。苗培时是１９８４年从国家煤炭部离休的老干部。他１９３６年入党，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游行站在最前列，曾和革命志士一起到南京政府请愿。苗培时１９４３年和赵树理相识，以后又长期在一起工作，２０多年间来往十分密切。１９６５年春节后，赵树理被贬回山西。临行时，苗培时前去看望，两位老友心情都十分沉重。更没想到“文革”中，两位老友都遭到残酷迫害，但两位老党员都是坚贞不屈。“造反派”让苗培时写赵树理是反动文艺权威的证明材料，苗培时不写，造反派就把开水浇到他的头上。“造反派”把苗培时关到厕所里，给了张桌子，硬逼苗培时写揭发赵树理的材料，苗培时写了２.８万字的材料，列出了１７个第一，说明赵树理最拥护毛主席，最拥护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材料说，在赵树理编的书中，是中国第一次用毛主席像，比毛泽东选集早得多。气得军代表大骂不止，说苗培时为赵树理评功摆好，树碑立传。
在“文革”中，赵树理受到的迫害是十分严重的。在陈伯达的直接插手下，“造反派”把赵树理从太原斗到长治，从长治斗到晋城，从城里斗到乡下。“造反派”不仅给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而且让他上到三张桌子垒起的高台上，一会儿跪下，一会儿站起。在这样的逆境中，赵树理不仅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没完没了的批斗，而且坚信太阳就要出山，乌云将被驱散。赵树理用一只手按着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赵树理手书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就是其冰清玉洁的高尚品格的写照。在这样的逆境中，“造反派”逼迫赵树理写揭发苗培时的“黑帮”材料。赵树理拿起笔写了３万字，历数苗培时几十年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和十分感人的精神，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大唱赞歌，气得“造反派”暴跳如雷，又骂又打，把不能作为苗培时罪状的材料烧了。但是，赵树理仍然不改初衷，显示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正如赵树理临终前所说：“社会自有公论”。粉碎“四人帮”后，陈伯达之流强加在艺术大师赵树理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党中央为赵树理平了反。接着，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为赵树理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并由周扬同志主持，刘白羽同志致悼词。但是，事情仅仅是个开头。因为，为党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党和人民会长期地、不断地采取不同的形式纪念他。
１９８２年，全国性的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赵树理的研究者，山西著名作家和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生前好友，赵树理的弟子和追随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理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有５０年深交的史纪言（山西省委常委、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中青（原山西省副省长）和几个４０年前同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吃一锅饭的老共产党员，商量了为赵树理树碑之事。大家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为文化名人树碑立传的传统。我们这群赵树理的生前好友，自己捐款为人民作家赵树理在家乡树块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创举（注：在此之前，陕西省委已经为作家柳青立了碑，但一切活动是省委和省政府出头并花钱的）。委托苗培时和《工人日报》常守真具体负责这件事，并在北京发起这项义举。
常守真时任《工人日报》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赵树理、苗培时手下工作，北京解放后，他随同赵树理、苗培时从太行山根据地进京创办了《工人日报》。常守真为赵树理树碑，非常积极，协助苗培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苗培时从太原回京后，亲自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汇报了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在汇报了立碑之事后，周扬说：“这是好事，我支持。”
为赵树理立碑，发起和组织的主力军是新闻单位，不是文艺界。苗培时从太原回京后，也向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汇报了立碑之事。张磐石也在《新华日报》工作过，曾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既是赵树理的战友，又是赵树理在《新大众》报工作时的领导（《新大众》报进北京后改为《工人日报》）。张磐石明确说：“这是个好事，要找个适当时机办成这件事。”苗培时也向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工作时的老战友李庄（《人民日报》总编辑）、安岗（《经济日报》总编辑）以及张斌（《工人日报》党委书记）、郭渭（《人民日报》党委书记）等人汇报了立碑的事。这些人都举双手赞成。他们认为，为赵树理树碑是一件义举，是带有永久性的事，是纪念赵树理的最好形式。赵树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努力实践党的文艺方针，写出了传世之作，很值得为他立一块碑。立碑有三点意义。第一，赵树理是忠实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作家。为赵树理立碑，实际上是歌颂党的文艺方针，歌颂毛泽东思想。第二，为赵树理立碑，实际上是告诉文学艺术家，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你在文艺战线是站不住脚的。第三，为赵树理立碑，可以永久性教育后人，让后人知道，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卓越贡献的人，人民会自觉地为他树碑立传，歌颂他的功劳，激励后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并努力取得显著成绩，争取成为人民怀念的人物。
三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赵树理建碑筹备组。筹备组由苗培时、常守真、祝林馥、魏兆中、潘保安等五位同志组成。７月１５日，筹备组发出了《为人民作家赵树理建碑启》，号召赵树理生前友好，自愿捐款，积极帮助这一义举。８月１２日，筹备组发出了《给赵树理生前友好的信》，向大家报告了建碑的缘由，购买碑石的经过以及墓碑设计情况和下步立碑的设想。信中说：“今年９月２４日适逢赵树理８０诞辰。９月２３日更是赵树理惨遭‘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１６周年。在赵树理８０诞辰之际，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为赵树理立起纪念碑，赵树理亦可含笑九泉了。”“我们从北京２０００里外运汉白玉为赵树理建立纪念碑，也有深意在焉。因为汉白玉的石质最坚、最硬、最净、最白，日光照耀下，金星闪闪；抗拒狂风暴雨，千年挺立不变。用汉白玉象征赵树理的生活作风，品质道德，对党耿耿忠心，为人民而创作，可当之无愧，恰如其分。”这两封信发出后，许多同志纷纷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寄来捐款。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接到信后，委托秘书孙浩写信说：“林默涵同志身体不好，赴兴城休养，故未能及时复信。默涵同志表示愿积极支持为赵树理建碑的筹备工作，他捐款２０元，现送上。”著名作家康濯写信说：“函寄来时，我不在长沙，９月初回长沙后只呆了几天，百事待理，几乎许多要事未理完，便又去山西参加赵树理８０诞辰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去了，前天才回来。感到此事已再不能拖了，才在昨天由我和爱人王勉思（老《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干部）邮汇去５０元，为此碑略尽绵薄。今天特补上此信说明。”一些同志寄信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发起人的倡议，并为下步立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有的同志信中回顾了和赵树理共事的美好情景，表述了赵树理高尚品质和感人精神对自己的影响。
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春近五年的时间里，首都新闻界为赵树理立碑的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办这个事最积极、最活跃的是新华社、原《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三家机关的１００余人。赵树理在这３个机关都待过。曾在这３个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和赵树理感情深厚，不管地位高低，挣钱多少，都十分拥护为赵树理树碑立传，纷纷解囊捐款（当时大家决定，每人捐款１０元）。有的人，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而且奔走相告，主动联系他人。当时，苗培时一人就拜访了８０余人，商量立碑的事，募捐款项。有的人硬捐１００元，是捐款规定数的１０倍。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也遭到了少数人的非议，遇到了许多困难。有极少数人说什么，赵树理作品不登大雅之堂，在现代文学史上没席位。苗培时把这种说法反映给了周扬。周扬坐不住了，长叹了几声，说：“这些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党的文艺方针，不懂文艺规律，不懂人民的心理，不要理他。我们努力把立碑的事办好，有困难你来找我。”
后来，有个文艺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赵树理，贬低赵树理。周扬很生气，召开了内部会议，旗帜鲜明地肯定赵树理，批评这股不学无术的歪风，为苗培时等同志壮了胆，撑了腰。
当为赵树理立碑之事有了进展后，周扬同志已经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听到这个喜讯，竟然兴奋地坐了起来，笑出了声。
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中，周扬、张磐石、李庄、安岗等领导，积极支持，主动排忧解难，促进了事情的进展。为赵树理立碑活动的初期和中期，有些老同志对民间出头立碑有疑虑。他们认为，民间人士为文化名人立碑，是新中国没有过的事情。现在，不报告党组织，党委不支持，政府不参加，事情很难办成。这时候，周扬等领导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为赵树理立碑捐款名单列出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大部分是走出太行山根据地的老同志，少数是研究赵树理有成就的教授、文艺理论家，山西省除王中青外，还有著名作家马烽、孙谦、胡正、李束为和山药蛋派作家韩文洲、潘保安等１６人。１８６名共产党员共同行动，大张旗鼓地为赵树理立碑，违反党章吗？不向党中央报告好吗？周扬、张磐石、李庄、安岗等领导明确表态，我们共产党人以民间人士出现，给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作家树碑立传，不违反党章，可以不向中央报告，也不要告诉彭真、薄一波两位中央领导人。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工人日报》是中流砥柱。为赵树理立碑筹备组，除了苗培时、潘保安外，剩下的是常守真、祝林馥、魏兆中等，都是《工人日报》的同志。当时，凡是涉及立碑之事，《工人日报》要车给车，要人给人。平时，一切来往信件和文件处理，都是《工人日报》社的同志办理。为赵树理立碑，《工人日报》捐款５００元，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是第一任社长）捐款７００元，中国曲艺家协会（赵树理曾任主席）捐款１０００元，参加立碑活动的１８６人捐款３５００元，总共捐款５７００元。苗培时和他的爱人（赵树理的学生）不仅捐款１００元，而且在近五年的活动中，像旅差费等开支都是自己掏腰包。
在为赵树理立碑的过程里，选石是颇费周折的。大家都想为赵树理的碑选一块好石头，便看上了汉白玉。真正的好汉白玉，最白最硬，永远不风化。苗培时为一块好汉白玉跑了许多腿，订过三次货退过两次。最后采购的是北京市房山县高庄村的汉白玉。高庄村的汉白玉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汉白玉，封建社会是皇帝墓碑的专用石，宋庆龄先生的墓碑也是高庄村的汉白玉。汉白玉价格本身很贵，超过了二米的大块石，更是贵上加贵，甚至是叫人瞠目结舌的天价。但是，当农民听说赵树理的生前好友个人捐款为赵树理立碑时，十分感动。他们说，写小二黑的作家是我们农民的作家，不管出多少钱，我们都给最好的汉白玉。
开采好汉白玉是十分困难的。汉白玉在黄土地里埋着。开采出第一层是麻砂石，第二层是花铁石，第三层是府砂石，第四层原璋，才是最好的汉白玉。但是，许多时候采了四层后，碰到的并不是最好的汉白玉。农民说，你们为赵树理立碑是好事，但是８个月里能不能采出一块好石头，那可要靠运气。赵树理运气好，农民在８个月里为他开采了一块上好的汉白玉。这块汉白玉，高庄村农民只收１９２０元（注：购石时赵树理生前好友共捐款２０００元左右），算是挖石工钱，就让来人运走。苗培时过意不去，又用８０元买了烟和水果慰劳和感谢采石农民。
四
把赵树理葬在家乡，是赵树理的夫人决定的。在安葬赵树理的整个过程中，赵夫人和她的子女，尽管遇到了家庭中提出的许多难题，仍然坚持按照赵树理的思想和作风办事，坚持原则，反对封建，不徇私情，勤俭节约，力争不给或少给组织添麻烦。
赵树理的骨灰，是赵二湖于１９８６年２月底从北京八宝山取回来的。取骨灰前，赵二湖住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招待所，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外联会议。会后，赵二湖从全国文联开了取骨灰的证明，坐文联小车取回骨灰，又坐火车回到太原，把骨灰存在太原家里。
１９８７年初，沁水县委决定参加赵树理生前好友的立碑活动。之后，沁水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全力以赴，拨款３５００元，又责成水利局、林业局、城建局等单位派人参加立碑工作。２月２８日，赵二湖去北京见了苗培时，汇报了县委和家乡情况，并同苗老回到沁水县，协商建陵地方。赵树理家祖坟原来在山上，已破烂不堪。因此，苗培时、赵家和县上领导决定在村北桑园中为赵树理建陵。于是，赵二湖向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很快征了桑园一亩地。３月２５日，苗培时、赵二湖、潘保安和县上一位领导勘测了陵园，决定４月２５日举行揭碑仪式。之后，赵二湖领人在桑园为赵树理砌墓，连工带料花费１２０元。４月３日（农历三月初六，即清明节前两天），为赵树理下葬，亲戚朋友、学校和村委会送了十几个花圈，全村自动来了几百人，在八音会的敲打声中，埋葬了赵树理。４月２５日，在尉迟村举行了揭碑仪式。这天早晨，一阵春雨使陵园的桑树叶更加嫩绿新鲜，使用毛石砌起的墓更加清洁纯朴。仪式开始后，鞭炮齐鸣，乐队吹奏，沁水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揭下了墓碑帷幕。举行仪式没通知一个群众，但一下子来了几百人，里三层，外三层，把六分地（注：赵树理家人本着节约方针，一亩地只用了六分）的陵园站得满满的。热爱赵树理的乡亲在尉迟村一连唱了三天戏，庆祝赵树理墓碑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