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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世界已彻底改变，我们进入的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变革时期。现阶段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系列世界大趋势彼此叠加——力量中心的转换，全球金融危机，非传统威胁的出现，能源、生态和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国际法危机，等等，所有这一切导致世界形势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勾勒出一个国际秩序调整的新轮廓。
中东动荡引发地缘政治变局
针对中东和北非的剧变，世界媒体不断传播这样一种思想，即“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因为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久拖不决。但当前的事件兴许值得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仔细探讨。
苏联解体和“沙漠风暴”行动拉开了现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形进程的大幕。紧接着是巴尔干半岛风云突变，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北约和欧盟快速向东扩张。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的起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扩大，出现了“大中东” 和“大中亚”的概念。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首次出现在中亚，紧挨着中国和俄罗斯。还应提到地区和局部冲突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贩卖人口以及海盗猖獗。对2008年围绕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发生的事件也应给予足够重视。
即便如此短暂的历史回顾已让人不禁想到，“阿拉伯之春”只是事实上重新划分世界这一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我相信，西方国家领导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知悉的，他们不仅努力控制革命进程，还借助各种手段为自身的利益调整这种进程。
确实，伊斯兰世界的剧变与小布什当政时就已公布的美国“大中东”战略十分符合。而美国迫切希望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是秘密。
西方或再入死胡同
华盛顿关于支持民主及中东政治精英必须更新的讲话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为什么是共和制政权，而非政治发展已停滞的中东君主制国家遭遇民主化问题？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吗？西方是需要中东真正的民主，还是意在使更亲西方的精英上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需要阿拉伯世界改革，还是愿意容忍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
但西方让伊斯兰世界“革命化”的企图可能导致并非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所希望的后果。尚未摆脱危机的西方有可能再次走入死胡同。例如，黎巴嫩和叙利亚形势紧张加剧，伊朗的命运与此有很大关系。专家警告说，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将导致叙利亚解体和地区混乱。但西方对阿萨德政权的压力正在急剧增加。启动单方面经济制裁，不排除未来采取利比亚式军事干预的可能。
在“阿拉伯之春”剧变的背景下，与阿富汗相关的形势也出现了戏剧性发展。喀布尔官方没有能力对国家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国家军队和警力还过于弱小，且腐败严重。与塔利班建立对话的尝试也遭遇挫折，前总统拉巴尼的被害实际上已令对话毫无希望。对民主化的幻想正在消散，安全问题上升到首位。很少有人会相信西方盟军会真的撤出阿富汗——它们已在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区押了太多的宝。如果西方盟军撤离阿富汗，那么地区新的力量对比对中国、俄罗斯、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是一种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俄两国在伊斯兰社会变革背景中的地位还相当脆弱。北京和莫斯科正逐渐丧失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两个核大国如此消极地坐视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原因有不少，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中国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希望过早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军力在迅速增强，但仍无法同美国军力抗衡。俄则不想使俄美关系的重启、反导系统问题的谈判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遇到麻烦。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自苏联时期已受到很大削弱，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暂时还称不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联盟。
这是否意味着中俄未来仍不会阻挠世界政治版图按西方模式重组？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如此，因为两国都有各自的地缘政治雄心。莫斯科和北京已在成功打造世界强国所特有的各种机制和方式方法。
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重新划分世界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自身的一系列显著特点。一个重要特征为不再是殖民帝国式的贪婪攫取和吸纳土地，而是建立对国家、地区和世界交通要道的长期控制。居于首位的不是直接隶属关系，而是确立附庸关系，依靠的不是哪个具体的领导者，而是培植一批驯顺的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这一世界中的列强不会仅限于利用各种确凿或臆造的理由用暴力推翻不合心意的政权。因此，一些国家得出结论：免遭外部干涉的最好保障是拥有核武器。
世界级参与者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方式，例如成立非政府组织，推动当地反抗力量的发展，为反对派提供资助，等等。
挑起部族、教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在大国“武器库”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国家和地区“巴尔干化”是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有效手段。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也具有特殊地位，借助这种技术可以操纵国际舆论。但正如英国骚乱所表明的，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使西方世界自身的稳定受到破坏。
大国对小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争夺加剧，这值得关注。对南、北极和北方航道控制权的竞争也趋于激烈。目前竞争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外交手段，但可能的军事冲突已为期不远。
新一轮瓜分世界还有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解读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经常利用联合国安理会讲台使自己在世界上某一地区的行动合法化。大国毫无理智地对一些国家过度使用非建设性的单边经济和政治制裁，这也令人担忧。受制裁之苦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精英，而是儿童、老人、妇女和病人。
在超级大国独断专行的背景下，联合国的作用被削弱，其公认的国际权力中心地位正在丧失，联合国安理会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一律平等的原则正在失效，中小国家的票数变成了可以“批发或零售的商品”。联合国本可以在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确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法准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遗憾的是，多极世界的形成步履维艰，而全面动荡却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最终将不仅由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因素所决定，经济和金融实力也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东西将取决于世界大国何时和以怎样的方式摆脱金融和经济危机。但现在仍然是问题多于答案。
遭遇全球管理危机
金融经济危机成为检验所有政治精英强度韧性的试金石。实际上，我们遭遇的是包罗万象的全球管理体系危机。
应当指出，在危机的最初阶段，二十国集团（G20）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市场以信心，并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形势。但最近，G20行动的缺陷越发明显，包括其采取的措施流于形式，缺少落实措施的明确机制。其结果是货币战争不断上演，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如今的西方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敢做出一些可能导致在下次选举中失势的决定。富国的选民在长期的繁荣中骄奢成性、目前还不愿接受生活质量下降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民的幼稚无知与精英的不负责任以及大商人的狂妄自大叠加在一起。
美国就属于上述类型。美国经济迫切需要的结构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纸上谈兵。经济政策成为两党争斗的牺牲品，两党关心的不是寻找对应的解决之道，而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围绕债务危机造成的危险局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统治阶层思维的狭隘。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只能将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但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既无道义权利，也无政治权利来引领国际社会。
遭遇史上最严重危机的欧盟情况也不容乐观。欧洲领导人既无政治意愿，又缺乏对欧盟远景的统一认识，对欧元未来的担忧不断增加，不能保证欧洲不出现新的动荡。
新兴强国走上前台
总体上，世界经济由西方主导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模式的存在本身也面临着风险。而东方逐渐走上全球舞台的前沿，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金砖国家的分量与日俱增。恰恰是那些经常被指责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承担起了世界经济体系未来的重任。
30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如今发展迅速的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表现是其在G20和IMF地位的加强。此外，中国还扮演了美国主要债权人和欧洲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如今，华盛顿和北京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巨大转换。历史的循环是冷酷的，中国重新登上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宝座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对俄罗斯等其他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也不可低估。尽管存在众多国内问题，俄罗斯仍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国民生活水平也是金砖国家中最高的。
莫斯科利用市场手段、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压力，竭力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俄罗斯的重要成果是建立关税同盟，使其成为聚集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核心。俄罗斯与中国和欧盟一样，以此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大型经济区。未来，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边界将几乎重合，这并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政治一体化和组成超国家机构的问题将以新的方式提出。
此外，印度凭借其经济、科技和人口潜力，可能成为另一个有前途的全球参与者。该国成功克服了全球危机带来的损害，并期望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作为航天和核大国，印度仍在执着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些专家认为，未来新德里可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上与北京一比高低。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
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大力推动了全球力量和影响力重新分配的进程。新兴强国走上前台，展示着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选择。但西方和东方都无力挣脱危机前经济模式的桎梏。因此，最近三四年可能成为对世界金融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期。不过，全球玩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正在形成的——所作出的改变仅限于表面修补，当代生活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也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市场经济准则，那么任何全球和地区级别的协定都无法保证国际社会免遭新的危机。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抉择，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就难以实现世界经济的稳定。
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资本主义是否会拯救我们？”这一说法应换成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员阿纳托尔·卡列茨基指出，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改良典型的凯恩斯和撒切尔-里根经济模式使其符合21世纪现实，并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版本——即能与中国抗衡的新“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建立新资本主义已然不可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允许西方将资本主义造成的代价再次转嫁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更加关注非西方的经济模式是有意义的。资本主义必须走不同文明及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市场经济之路，本质却殊途同归。
（作者: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历史学博士，本文摘自《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2011年第5期）
中东动荡引发地缘政治变局
针对中东和北非的剧变，世界媒体不断传播这样一种思想，即“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因为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久拖不决。但当前的事件兴许值得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仔细探讨。
苏联解体和“沙漠风暴”行动拉开了现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形进程的大幕。紧接着是巴尔干半岛风云突变，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北约和欧盟快速向东扩张。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的起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扩大，出现了“大中东” 和“大中亚”的概念。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首次出现在中亚，紧挨着中国和俄罗斯。还应提到地区和局部冲突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贩卖人口以及海盗猖獗。对2008年围绕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发生的事件也应给予足够重视。
即便如此短暂的历史回顾已让人不禁想到，“阿拉伯之春”只是事实上重新划分世界这一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我相信，西方国家领导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知悉的，他们不仅努力控制革命进程，还借助各种手段为自身的利益调整这种进程。
确实，伊斯兰世界的剧变与小布什当政时就已公布的美国“大中东”战略十分符合。而美国迫切希望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是秘密。
西方或再入死胡同
华盛顿关于支持民主及中东政治精英必须更新的讲话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为什么是共和制政权，而非政治发展已停滞的中东君主制国家遭遇民主化问题？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吗？西方是需要中东真正的民主，还是意在使更亲西方的精英上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需要阿拉伯世界改革，还是愿意容忍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
但西方让伊斯兰世界“革命化”的企图可能导致并非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所希望的后果。尚未摆脱危机的西方有可能再次走入死胡同。例如，黎巴嫩和叙利亚形势紧张加剧，伊朗的命运与此有很大关系。专家警告说，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将导致叙利亚解体和地区混乱。但西方对阿萨德政权的压力正在急剧增加。启动单方面经济制裁，不排除未来采取利比亚式军事干预的可能。
在“阿拉伯之春”剧变的背景下，与阿富汗相关的形势也出现了戏剧性发展。喀布尔官方没有能力对国家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国家军队和警力还过于弱小，且腐败严重。与塔利班建立对话的尝试也遭遇挫折，前总统拉巴尼的被害实际上已令对话毫无希望。对民主化的幻想正在消散，安全问题上升到首位。很少有人会相信西方盟军会真的撤出阿富汗——它们已在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区押了太多的宝。如果西方盟军撤离阿富汗，那么地区新的力量对比对中国、俄罗斯、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是一种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俄两国在伊斯兰社会变革背景中的地位还相当脆弱。北京和莫斯科正逐渐丧失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两个核大国如此消极地坐视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原因有不少，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中国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希望过早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军力在迅速增强，但仍无法同美国军力抗衡。俄则不想使俄美关系的重启、反导系统问题的谈判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遇到麻烦。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自苏联时期已受到很大削弱，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暂时还称不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联盟。
这是否意味着中俄未来仍不会阻挠世界政治版图按西方模式重组？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如此，因为两国都有各自的地缘政治雄心。莫斯科和北京已在成功打造世界强国所特有的各种机制和方式方法。
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重新划分世界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自身的一系列显著特点。一个重要特征为不再是殖民帝国式的贪婪攫取和吸纳土地，而是建立对国家、地区和世界交通要道的长期控制。居于首位的不是直接隶属关系，而是确立附庸关系，依靠的不是哪个具体的领导者，而是培植一批驯顺的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这一世界中的列强不会仅限于利用各种确凿或臆造的理由用暴力推翻不合心意的政权。因此，一些国家得出结论：免遭外部干涉的最好保障是拥有核武器。
世界级参与者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方式，例如成立非政府组织，推动当地反抗力量的发展，为反对派提供资助，等等。
挑起部族、教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在大国“武器库”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国家和地区“巴尔干化”是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有效手段。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也具有特殊地位，借助这种技术可以操纵国际舆论。但正如英国骚乱所表明的，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使西方世界自身的稳定受到破坏。
大国对小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争夺加剧，这值得关注。对南、北极和北方航道控制权的竞争也趋于激烈。目前竞争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外交手段，但可能的军事冲突已为期不远。
新一轮瓜分世界还有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解读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经常利用联合国安理会讲台使自己在世界上某一地区的行动合法化。大国毫无理智地对一些国家过度使用非建设性的单边经济和政治制裁，这也令人担忧。受制裁之苦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精英，而是儿童、老人、妇女和病人。
在超级大国独断专行的背景下，联合国的作用被削弱，其公认的国际权力中心地位正在丧失，联合国安理会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一律平等的原则正在失效，中小国家的票数变成了可以“批发或零售的商品”。联合国本可以在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确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法准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遗憾的是，多极世界的形成步履维艰，而全面动荡却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最终将不仅由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因素所决定，经济和金融实力也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东西将取决于世界大国何时和以怎样的方式摆脱金融和经济危机。但现在仍然是问题多于答案。
遭遇全球管理危机
金融经济危机成为检验所有政治精英强度韧性的试金石。实际上，我们遭遇的是包罗万象的全球管理体系危机。
应当指出，在危机的最初阶段，二十国集团（G20）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市场以信心，并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形势。但最近，G20行动的缺陷越发明显，包括其采取的措施流于形式，缺少落实措施的明确机制。其结果是货币战争不断上演，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如今的西方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敢做出一些可能导致在下次选举中失势的决定。富国的选民在长期的繁荣中骄奢成性、目前还不愿接受生活质量下降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民的幼稚无知与精英的不负责任以及大商人的狂妄自大叠加在一起。
美国就属于上述类型。美国经济迫切需要的结构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纸上谈兵。经济政策成为两党争斗的牺牲品，两党关心的不是寻找对应的解决之道，而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围绕债务危机造成的危险局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统治阶层思维的狭隘。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只能将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但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既无道义权利，也无政治权利来引领国际社会。
遭遇史上最严重危机的欧盟情况也不容乐观。欧洲领导人既无政治意愿，又缺乏对欧盟远景的统一认识，对欧元未来的担忧不断增加，不能保证欧洲不出现新的动荡。
新兴强国走上前台
总体上，世界经济由西方主导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模式的存在本身也面临着风险。而东方逐渐走上全球舞台的前沿，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金砖国家的分量与日俱增。恰恰是那些经常被指责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承担起了世界经济体系未来的重任。
30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如今发展迅速的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表现是其在G20和IMF地位的加强。此外，中国还扮演了美国主要债权人和欧洲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如今，华盛顿和北京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巨大转换。历史的循环是冷酷的，中国重新登上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宝座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对俄罗斯等其他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也不可低估。尽管存在众多国内问题，俄罗斯仍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国民生活水平也是金砖国家中最高的。
莫斯科利用市场手段、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压力，竭力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俄罗斯的重要成果是建立关税同盟，使其成为聚集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核心。俄罗斯与中国和欧盟一样，以此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大型经济区。未来，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边界将几乎重合，这并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政治一体化和组成超国家机构的问题将以新的方式提出。
此外，印度凭借其经济、科技和人口潜力，可能成为另一个有前途的全球参与者。该国成功克服了全球危机带来的损害，并期望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作为航天和核大国，印度仍在执着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些专家认为，未来新德里可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上与北京一比高低。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
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大力推动了全球力量和影响力重新分配的进程。新兴强国走上前台，展示着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选择。但西方和东方都无力挣脱危机前经济模式的桎梏。因此，最近三四年可能成为对世界金融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期。不过，全球玩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正在形成的——所作出的改变仅限于表面修补，当代生活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也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市场经济准则，那么任何全球和地区级别的协定都无法保证国际社会免遭新的危机。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抉择，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就难以实现世界经济的稳定。
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资本主义是否会拯救我们？”这一说法应换成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员阿纳托尔·卡列茨基指出，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改良典型的凯恩斯和撒切尔-里根经济模式使其符合21世纪现实，并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版本——即能与中国抗衡的新“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建立新资本主义已然不可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允许西方将资本主义造成的代价再次转嫁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更加关注非西方的经济模式是有意义的。资本主义必须走不同文明及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市场经济之路，本质却殊途同归。
（作者: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历史学博士，本文摘自《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