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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载道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宋代有名的一部笔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洪迈）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稽考两宋浩如烟海的笔记，《容斋随笔》当得起这个评价。
撰写笔记，是古人治学的一种形式。古人偶有所得，便成学问。宋朝是文雅鼎盛的一代，总宋一代，笔记无数，盛名于今的，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在这三部笔记之后，有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对近世的影响上来说，宋代这三部书固然不如《日知录》，但它们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容斋随笔》的内容非常庞杂，从经史子集到医卜星相，靡不包罗。洪迈的写作也很随意，有所得辄下笔，不构筑体系，不立理论框架，平实道来。然而学问并不掩盖他的立场或性情。例如卷二的“张良无后”：
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在古人的理念中，祸莫大于杀降。白起杀赵降兵四十万、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两人都被历代史家谴责。白起、项羽的最后下场都是自杀，尽显杀降的不祥。而李广杀了投降的八百羌人，也不得封侯。
洪迈这段文字的着眼点在“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古人之学，崇尚明断之言，故而一言两语的发明就弥足珍贵。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原道》，一句“有亡国，有亡天下”，便可供几百年后的人来演绎与阐发。洪迈认为，张良的行径比杀降还要恶劣。张良和陈平一样，本质上都是唯事实理性是循的阴谋家。洪迈此处的议论，秉承的是“阴谋家必会罹患阴祸”的宗旨。今人读之，不能以今律古，认为这是陈旧的“因果报应论”。实际上洪迈这种议论的背后，恪守了难能可贵的原则理性，承载的是一种惩恶劝善的精神。在唯事实理性是循、成王败寇论泛行的近世，这种学问立场极其可贵。概而言之，如果一种学问不能承载向上向善的精神，无益于世道人心，那么它就不是学问，而是信息。
再看卷九“朋友之义”：
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见于《诗》。“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见于《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子路之志也；“与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礼》六行，五曰任，谓信于友也。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本朝百年间，此风尚存。呜呼，今亡矣！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要义，就在《白虎通》所载的这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当中。五伦当中，不见师弟之义，但这一伦包含在了朋友之义中——《周易·兑卦》象曰：“君子以朋友讲习。”韩愈《师说》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世学人黄侃服膺刘师培的经学，拜刘为师，刘只比黄年长两岁。从经义到事实都表明，师弟之间，就是一种朋友般的和洽关系。但在实际当中，弟子要事师如事父，这是因为要体现对道的尊敬。所以恪守古礼的黄侃，在拜师时要向刘师培磕头。民间习俗里，弟子拜师，都要行跪磕礼。
洪迈在这里申朋友之义，其实是同时在申朋友及师弟之义。从著述的角度看，洪迈此举有其深刻的用意。宋人尊师，出现立雪程门的美谈。但相比于尊师，尊重前贤是更高一层境界的师弟之义。然而宋人做起学问来，多不注意对前贤的师承，而着力于颠覆。所以宋代学术固然有其活力放射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太过浮躁，种种学说显得凿空而来。北宋文章巨公欧阳修怀疑《易传》不是孔子所作，就开了宋人疑经的先河。
对于宋代另一疑经的风云人物晁说之，洪迈颇有微辞：“（晁说之）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盖晁不识星故尔。”事实上，尽管晁说之学问渊博，但他的疑经，很多都是“有为而作”。例如他憎恶王安石及其新法，因此王安石尊孟子，他就非孟；王安石附会《周礼》，他就诋詈《周礼》。
洪迈抱持的是一种审慎的学术态度，不务为乖张，与当时浮浪的学风显得不一样。这种平实求真、立言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精神，贯穿了《容斋随笔》的始终，这也是本书所承载的无言之道。
这种道在本质上是一种昂扬不屈的精神，是一颗崇雅尊善的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载道的书终究不会传世。今人浩如烟海的论文、专著，其价值在哪里，值得反思。
察风气流变
洪迈及其父兄，一门三进士，在南宋享有大名。渊博的学问，使洪迈下笔更加从容。几乎历朝历代都褒赞汉代宽简的刑律，但洪迈不盲从俗论，而显发微之功。他认为“汉轻族人”，指出汉代轻率地族灭臣民的种种史实，如晁错、主父偃、郭解等人，都是本身的罪并不重而被灭族。
近代史家刘咸炘先生认为，读史需要注重两点，一要弄清楚纪事本末，二要知风气的变迁。懂得风气的流变，就能知当时的世情人心，在此基础上挥笔撰述，方能对前人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做到前一点容易，但后一点很难，因为你不仅要熟悉纪事本末，还要兼顾到书或志。江淹认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说，知道各朝的史事是很容易的，读纪和传就可以了，但志是最难读的。志的难读，是因为不能切开来读，而要有一个通贯的读法。
如刘咸炘先生所言，西汉景、武二帝时期，政风苛急，士风被迫柔和，司马迁觉察此弊，是以《史记》赞狂狷而贬乡愿。司马迁提前预见了士风柔和之弊：王莽权重时，士人附丽无数，争相为王莽赋予政权合法性，当中就有文献大家刘歆。最终王莽篡汉，西汉灭亡。而东汉章、和两帝政风缓和，待士宽厚，因而养成刚强的士风，各地方官遇事，皆可率性挂印而去，不受政府的追责（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此形势下，班固的《汉书》就提中和而退狂狷。事实上，班固也预见了士风刚强之弊：东汉晚期，士人锋芒过早暴露，出师未捷而先遭到宦官集团的致命打击（党锢之祸），不得不各依豪强，最终导致三足鼎立。
因此，在对《史记》和《汉书》两书的评议之前，就需要对两汉的风气流变有所了解。范晔去汉不远，谙熟汉代历史，又因为南朝的士风卑懦，较之西汉尤甚，是以范晔一部《后汉书》，在赞狂狷而贬乡愿方面，也与《史记》暗合。后人抓住范晔这寥寥一笔的褒贬，贬斥《汉书》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则是不明风气流变的耳食之论了。
在《容斋随笔》里，洪迈对景、武二帝的寡恩少义，都有所指出并批评，如卷十一的“汉景帝忍杀”：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
矛头直接西汉苛急的政风。然而，汉武盛世的迷梦，长期存在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戕害士风的盛世，究竟有多少值得怀念之处，是一个疑问。其实，先贤早有这方面的认识，如班固《汉书·武帝纪》末的赞里，就只字不谈汉武帝的武功。
洪迈是善于观察历代风气的，这在《容斋随笔》里多处可以体现出来，如卷六的“诞节受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此则笔记，点出了生日宴会的源头。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采用了这些说法，认为古人最初并不重视生日，直到唐玄宗时，才有了设宴集会以庆生的先例，并且自此历代相沿成习。
这些发现，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成如容易却艰辛”，就跟“五经无‘真’字”这一结论一样，看似简单，其实拷问的是你读了多少书、读得是否细致。平实的结论背后，字字浸染着好学与勤奋的精神。
当然了，《容斋随笔》里的发现，也并不完全是精辟的。且看卷五的“三代书同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司马迁曾感慨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对于上古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事迹，博学多闻的荐绅（缙绅）先生尚且“难言之”，这里的“不雅驯”，主要是指语言的不统一、文字阅读的困难而言。而在离秦最近的战国时期，各国的语言文字已很复杂，分异很多，要不然李斯的“书同文”政策也就不会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被列入史册——毕竟，史家是“恒事不书”的。据此种种，夹在五帝和战国两个时期中、茫昧难考的夏、商、周三代，很难说得上是“书同文”。
“三代书同文”笔记的本身是很好的，它显示了洪迈在读书方面的敏锐眼光，也是他擅长从文献中读懂风气的一个侧面。但是作为结论的“三代书同文”，则显得并不得当。
大言欺世
一本著作可以超越它的时代，但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史记》和《汉书》都是超越时代之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风气所留下的痕迹。洪迈的《容斋随笔》也不例外。宋人好议论，不时有震世的言论出现。如王安石觐见宋神宗时，神宗问唐太宗等人如何，王安石决然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法。”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直斥王安石这是在“大言震神宗”，是奸臣的表现。王夫之这一评价是深刻的，王安石的诗为宋代第一流，但为相却不然。细考王安石生平，不难发现他终其一生都处在“大言欺世”的状态中。掌权后的他，起用的多是峻刻苛厉之人。他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财政充实，然而却导致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尚算稳固的社会结构，迅速地走向崩溃，为北宋最终的覆亡埋下伏笔。
受风气之累，洪迈不免也沾染大言震世的弊病。《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中，对范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这种评价，殊失公允。范晔的《后汉书》骈散兼备，张弛有度，绝非“了无可取”四字就可抹杀。只是范晔书未成而身先死，是以《后汉书》并不如《史记》、《汉书》那样完善。所可喜幸的是，这种大言，在《容斋随笔》里并不多。
无独有偶，南宋的另一大学者郑樵也沾染此习。他反感断代史的作法，在《通志》里如是评价班固：“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这是非常严苛的评价了，然而同样也有失公允。班固的《汉书》，体例与《史记》一脉相承，文笔典雅含蓄，可堪寻味之处甚多。在作史体例上，它也未失会通之旨，例如《史记》八书偏重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而《汉书》十志则更贯通古今，不能以断代限之。
大言必然欺世，因为它只满足人一时的痛快，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如果一个时代尊崇的都是放言高论的人，那么这个时代离堕落也不远了。宋代学术之弊就在于此。但宋代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当时的政制能让冷静思考的人得到发言的渠道，从而有效地抵制这种流弊。在王安石当权时，天下士子翕然从之，对之尊崇不已。而司马光、苏轼等人也纷起力说其非，批评王安石的学说及做法。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形同水火，但神宗依然重用他。在司马光力辞之后，神宗又让他设局继续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不愿居住在汴京，神宗竟然允许他携局迁往洛阳。由此也可见，宋室待士之宽，古今罕见。
像王安石、洪迈、郑樵的这种大言，已经失去了平心静气，不可能深刻。王安石一句“断烂朝报”，就把《春秋》发落了事。古代中国伟大的史学传统，正是踵武《春秋》而成，岂是一句“断烂朝报”可废黜得了的？
学问的形式
《容斋随笔》的一大问题，在于它的体例不精纯。在此书中，往往是这一则札记论史，下一则札记论诗，各领域的内容无条理地堆放在一起，跳跃性很大。同时，笔记愈往后就愈随意，错谬的地方不少，这些都已有人指出。
张舜徽先生在《爱晚庐随笔》里论及《史记》，列举了历史上众多指摘《史记》错误的书，然后认为这些著作都不足以撼动《史记》的地位。因为《史记》是大江，即使在江上沉没一艘粪船，也不足以污染江水。而那些境界狭小、视野逼仄的著作，有一点小瑕疵就足以致命，它们就像是一盆水，只要有人往里吐一口痰，此水就已污浊不堪。
《容斋随笔》自然不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在相似的著作中，它也不如后起的《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因为后两者的体例比前者更加精纯，作者的思力也更深。洪迈足够博学，但博学不与大学问直接挂钩，因为若是博学表现不得当，就成了意义甚微的炫博了。即就《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来看，同样都是钱钟书先生的手笔，但是《谈艺录》的体例更精纯，而《管锥编》试图杂糅中西，体例驳杂。两者对比，《谈艺录》的价值要大于《管锥编》，是必将传世的书，尽管《管锥编》在俗世中的声名更高。
如果用古人的眼光去看《容斋随笔》，它还有各种不足。《四库全书》的编者也只是把它定位为南宋说部之首，评价看似很高，但“说部”两字，说明了它在古人眼中，只是小说家者流。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掩盖此书在今天的光芒。
把《容斋随笔》放入当代，它无疑已是“大江”，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学问著作。对今人来说，《容斋随笔》不是野史逸闻的汇集，也不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琐闻、考据著作。它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其学问表现形式——笔记。
纪传体史书的无力为继，尚算正常，因为像钱穆先生这样学殖深厚又恪守传统的学者都不能做到。但是像笺注、笔记这些传统的学问形式，还可以供人采用。尤其是笔记，它不会过时，因为它最能体现性情与学问。笔记在宋代昌盛以来，一直是古人做学问的重要手段。今人如若入手笔记（尤其是文言笔记），做得好的，可以出现新的《日知录》；力所不逮的，只要是忠于自己的撰述，也不失为时代的实录，成为后人治学的重要材料。
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十分注重个体的感悟、性情的挥洒。人性化的笔记体裁，为人抒发感悟、挥洒性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笔记中的一两句警语，只要足够精当，就会传世。“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黄侃的这句话提醒今人：何须长篇大论，何须高头讲章？做好笔记，已然不易。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宋代有名的一部笔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洪迈）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稽考两宋浩如烟海的笔记，《容斋随笔》当得起这个评价。
撰写笔记，是古人治学的一种形式。古人偶有所得，便成学问。宋朝是文雅鼎盛的一代，总宋一代，笔记无数，盛名于今的，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在这三部笔记之后，有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对近世的影响上来说，宋代这三部书固然不如《日知录》，但它们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容斋随笔》的内容非常庞杂，从经史子集到医卜星相，靡不包罗。洪迈的写作也很随意，有所得辄下笔，不构筑体系，不立理论框架，平实道来。然而学问并不掩盖他的立场或性情。例如卷二的“张良无后”：
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在古人的理念中，祸莫大于杀降。白起杀赵降兵四十万、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两人都被历代史家谴责。白起、项羽的最后下场都是自杀，尽显杀降的不祥。而李广杀了投降的八百羌人，也不得封侯。
洪迈这段文字的着眼点在“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古人之学，崇尚明断之言，故而一言两语的发明就弥足珍贵。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原道》，一句“有亡国，有亡天下”，便可供几百年后的人来演绎与阐发。洪迈认为，张良的行径比杀降还要恶劣。张良和陈平一样，本质上都是唯事实理性是循的阴谋家。洪迈此处的议论，秉承的是“阴谋家必会罹患阴祸”的宗旨。今人读之，不能以今律古，认为这是陈旧的“因果报应论”。实际上洪迈这种议论的背后，恪守了难能可贵的原则理性，承载的是一种惩恶劝善的精神。在唯事实理性是循、成王败寇论泛行的近世，这种学问立场极其可贵。概而言之，如果一种学问不能承载向上向善的精神，无益于世道人心，那么它就不是学问，而是信息。
再看卷九“朋友之义”：
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见于《诗》。“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见于《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子路之志也；“与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礼》六行，五曰任，谓信于友也。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本朝百年间，此风尚存。呜呼，今亡矣！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要义，就在《白虎通》所载的这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当中。五伦当中，不见师弟之义，但这一伦包含在了朋友之义中——《周易·兑卦》象曰：“君子以朋友讲习。”韩愈《师说》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世学人黄侃服膺刘师培的经学，拜刘为师，刘只比黄年长两岁。从经义到事实都表明，师弟之间，就是一种朋友般的和洽关系。但在实际当中，弟子要事师如事父，这是因为要体现对道的尊敬。所以恪守古礼的黄侃，在拜师时要向刘师培磕头。民间习俗里，弟子拜师，都要行跪磕礼。
洪迈在这里申朋友之义，其实是同时在申朋友及师弟之义。从著述的角度看，洪迈此举有其深刻的用意。宋人尊师，出现立雪程门的美谈。但相比于尊师，尊重前贤是更高一层境界的师弟之义。然而宋人做起学问来，多不注意对前贤的师承，而着力于颠覆。所以宋代学术固然有其活力放射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太过浮躁，种种学说显得凿空而来。北宋文章巨公欧阳修怀疑《易传》不是孔子所作，就开了宋人疑经的先河。
对于宋代另一疑经的风云人物晁说之，洪迈颇有微辞：“（晁说之）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盖晁不识星故尔。”事实上，尽管晁说之学问渊博，但他的疑经，很多都是“有为而作”。例如他憎恶王安石及其新法，因此王安石尊孟子，他就非孟；王安石附会《周礼》，他就诋詈《周礼》。
洪迈抱持的是一种审慎的学术态度，不务为乖张，与当时浮浪的学风显得不一样。这种平实求真、立言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精神，贯穿了《容斋随笔》的始终，这也是本书所承载的无言之道。
这种道在本质上是一种昂扬不屈的精神，是一颗崇雅尊善的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载道的书终究不会传世。今人浩如烟海的论文、专著，其价值在哪里，值得反思。
察风气流变
洪迈及其父兄，一门三进士，在南宋享有大名。渊博的学问，使洪迈下笔更加从容。几乎历朝历代都褒赞汉代宽简的刑律，但洪迈不盲从俗论，而显发微之功。他认为“汉轻族人”，指出汉代轻率地族灭臣民的种种史实，如晁错、主父偃、郭解等人，都是本身的罪并不重而被灭族。
近代史家刘咸炘先生认为，读史需要注重两点，一要弄清楚纪事本末，二要知风气的变迁。懂得风气的流变，就能知当时的世情人心，在此基础上挥笔撰述，方能对前人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做到前一点容易，但后一点很难，因为你不仅要熟悉纪事本末，还要兼顾到书或志。江淹认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说，知道各朝的史事是很容易的，读纪和传就可以了，但志是最难读的。志的难读，是因为不能切开来读，而要有一个通贯的读法。
如刘咸炘先生所言，西汉景、武二帝时期，政风苛急，士风被迫柔和，司马迁觉察此弊，是以《史记》赞狂狷而贬乡愿。司马迁提前预见了士风柔和之弊：王莽权重时，士人附丽无数，争相为王莽赋予政权合法性，当中就有文献大家刘歆。最终王莽篡汉，西汉灭亡。而东汉章、和两帝政风缓和，待士宽厚，因而养成刚强的士风，各地方官遇事，皆可率性挂印而去，不受政府的追责（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此形势下，班固的《汉书》就提中和而退狂狷。事实上，班固也预见了士风刚强之弊：东汉晚期，士人锋芒过早暴露，出师未捷而先遭到宦官集团的致命打击（党锢之祸），不得不各依豪强，最终导致三足鼎立。
因此，在对《史记》和《汉书》两书的评议之前，就需要对两汉的风气流变有所了解。范晔去汉不远，谙熟汉代历史，又因为南朝的士风卑懦，较之西汉尤甚，是以范晔一部《后汉书》，在赞狂狷而贬乡愿方面，也与《史记》暗合。后人抓住范晔这寥寥一笔的褒贬，贬斥《汉书》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则是不明风气流变的耳食之论了。
在《容斋随笔》里，洪迈对景、武二帝的寡恩少义，都有所指出并批评，如卷十一的“汉景帝忍杀”：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
矛头直接西汉苛急的政风。然而，汉武盛世的迷梦，长期存在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戕害士风的盛世，究竟有多少值得怀念之处，是一个疑问。其实，先贤早有这方面的认识，如班固《汉书·武帝纪》末的赞里，就只字不谈汉武帝的武功。
洪迈是善于观察历代风气的，这在《容斋随笔》里多处可以体现出来，如卷六的“诞节受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此则笔记，点出了生日宴会的源头。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采用了这些说法，认为古人最初并不重视生日，直到唐玄宗时，才有了设宴集会以庆生的先例，并且自此历代相沿成习。
这些发现，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成如容易却艰辛”，就跟“五经无‘真’字”这一结论一样，看似简单，其实拷问的是你读了多少书、读得是否细致。平实的结论背后，字字浸染着好学与勤奋的精神。
当然了，《容斋随笔》里的发现，也并不完全是精辟的。且看卷五的“三代书同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司马迁曾感慨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对于上古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事迹，博学多闻的荐绅（缙绅）先生尚且“难言之”，这里的“不雅驯”，主要是指语言的不统一、文字阅读的困难而言。而在离秦最近的战国时期，各国的语言文字已很复杂，分异很多，要不然李斯的“书同文”政策也就不会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被列入史册——毕竟，史家是“恒事不书”的。据此种种，夹在五帝和战国两个时期中、茫昧难考的夏、商、周三代，很难说得上是“书同文”。
“三代书同文”笔记的本身是很好的，它显示了洪迈在读书方面的敏锐眼光，也是他擅长从文献中读懂风气的一个侧面。但是作为结论的“三代书同文”，则显得并不得当。
大言欺世
一本著作可以超越它的时代，但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史记》和《汉书》都是超越时代之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风气所留下的痕迹。洪迈的《容斋随笔》也不例外。宋人好议论，不时有震世的言论出现。如王安石觐见宋神宗时，神宗问唐太宗等人如何，王安石决然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法。”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直斥王安石这是在“大言震神宗”，是奸臣的表现。王夫之这一评价是深刻的，王安石的诗为宋代第一流，但为相却不然。细考王安石生平，不难发现他终其一生都处在“大言欺世”的状态中。掌权后的他，起用的多是峻刻苛厉之人。他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财政充实，然而却导致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尚算稳固的社会结构，迅速地走向崩溃，为北宋最终的覆亡埋下伏笔。
受风气之累，洪迈不免也沾染大言震世的弊病。《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中，对范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这种评价，殊失公允。范晔的《后汉书》骈散兼备，张弛有度，绝非“了无可取”四字就可抹杀。只是范晔书未成而身先死，是以《后汉书》并不如《史记》、《汉书》那样完善。所可喜幸的是，这种大言，在《容斋随笔》里并不多。
无独有偶，南宋的另一大学者郑樵也沾染此习。他反感断代史的作法，在《通志》里如是评价班固：“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这是非常严苛的评价了，然而同样也有失公允。班固的《汉书》，体例与《史记》一脉相承，文笔典雅含蓄，可堪寻味之处甚多。在作史体例上，它也未失会通之旨，例如《史记》八书偏重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而《汉书》十志则更贯通古今，不能以断代限之。
大言必然欺世，因为它只满足人一时的痛快，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如果一个时代尊崇的都是放言高论的人，那么这个时代离堕落也不远了。宋代学术之弊就在于此。但宋代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当时的政制能让冷静思考的人得到发言的渠道，从而有效地抵制这种流弊。在王安石当权时，天下士子翕然从之，对之尊崇不已。而司马光、苏轼等人也纷起力说其非，批评王安石的学说及做法。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形同水火，但神宗依然重用他。在司马光力辞之后，神宗又让他设局继续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不愿居住在汴京，神宗竟然允许他携局迁往洛阳。由此也可见，宋室待士之宽，古今罕见。
像王安石、洪迈、郑樵的这种大言，已经失去了平心静气，不可能深刻。王安石一句“断烂朝报”，就把《春秋》发落了事。古代中国伟大的史学传统，正是踵武《春秋》而成，岂是一句“断烂朝报”可废黜得了的？
学问的形式
《容斋随笔》的一大问题，在于它的体例不精纯。在此书中，往往是这一则札记论史，下一则札记论诗，各领域的内容无条理地堆放在一起，跳跃性很大。同时，笔记愈往后就愈随意，错谬的地方不少，这些都已有人指出。
张舜徽先生在《爱晚庐随笔》里论及《史记》，列举了历史上众多指摘《史记》错误的书，然后认为这些著作都不足以撼动《史记》的地位。因为《史记》是大江，即使在江上沉没一艘粪船，也不足以污染江水。而那些境界狭小、视野逼仄的著作，有一点小瑕疵就足以致命，它们就像是一盆水，只要有人往里吐一口痰，此水就已污浊不堪。
《容斋随笔》自然不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在相似的著作中，它也不如后起的《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因为后两者的体例比前者更加精纯，作者的思力也更深。洪迈足够博学，但博学不与大学问直接挂钩，因为若是博学表现不得当，就成了意义甚微的炫博了。即就《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来看，同样都是钱钟书先生的手笔，但是《谈艺录》的体例更精纯，而《管锥编》试图杂糅中西，体例驳杂。两者对比，《谈艺录》的价值要大于《管锥编》，是必将传世的书，尽管《管锥编》在俗世中的声名更高。
如果用古人的眼光去看《容斋随笔》，它还有各种不足。《四库全书》的编者也只是把它定位为南宋说部之首，评价看似很高，但“说部”两字，说明了它在古人眼中，只是小说家者流。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掩盖此书在今天的光芒。
把《容斋随笔》放入当代，它无疑已是“大江”，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学问著作。对今人来说，《容斋随笔》不是野史逸闻的汇集，也不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琐闻、考据著作。它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其学问表现形式——笔记。
纪传体史书的无力为继，尚算正常，因为像钱穆先生这样学殖深厚又恪守传统的学者都不能做到。但是像笺注、笔记这些传统的学问形式，还可以供人采用。尤其是笔记，它不会过时，因为它最能体现性情与学问。笔记在宋代昌盛以来，一直是古人做学问的重要手段。今人如若入手笔记（尤其是文言笔记），做得好的，可以出现新的《日知录》；力所不逮的，只要是忠于自己的撰述，也不失为时代的实录，成为后人治学的重要材料。
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十分注重个体的感悟、性情的挥洒。人性化的笔记体裁，为人抒发感悟、挥洒性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笔记中的一两句警语，只要足够精当，就会传世。“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黄侃的这句话提醒今人：何须长篇大论，何须高头讲章？做好笔记，已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