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以来，人类对于工业化引起的环境危机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警觉。这一科学问题被迅速政治化。1980年代中后期，环境保护问题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进入1990年代，环境保护问题渐渐聚焦在气候变化上，并且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内政、乃至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环境保护，从最初民间的，有着左翼色彩的社会运动，成为一个为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政治经济问题。它孕育了有别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政治社会主张——生态自治主义，并成为欧洲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出现了有着巨大影响、并迅速成长的绿党，它们贴近社会运动，国际主义，迅速渗入传统的政党政治和社会体制；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形成了复杂的国际机制，这些机制对于真正的全球治理也是难得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中国既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也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成立了国家级的委员会，相关部门也成立了专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机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气候变化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外交问题，是一个要让位于发展的技术问题，很少有人从战略和政治发展的角度反省和审视气候变化问题。鉴于此，为了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环境问题的价值和它给中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影响，本刊发起关于“绿色政治”的讨论。
　　本期封面选题中，文佳筠女士强调发达国家享受着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工业产品的好处，却将治理环境的责任推卸给了后者：她认为气候变化的根源在于由发达国家倡导，实践着的那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她看来，无论如何，汽车都不能比自行车更节能。她给每个读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胡鞍钢先生则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借机实现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无论如何，这都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更根本的利益。在他看来，全球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吕学都先生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中国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吴强先生分析了欧洲通过对环境运动的吸纳而更新了自己，介绍了绿党对欧洲政治，特别是欧洲价值观的塑造，他指出这是老欧洲试图“把21世纪的全球政治规划为一个气候政治为中心的新政治”，无疑欧洲将是这个新世界的领头羊。卢思骋先生是环保运动的实践者，他以台湾地区为中心，从环保运动的角度，揭示了环保组织与后发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徐再荣先生和刘东国先生则介绍了环境问题如何从一个科学问题、一场社会运动演变为政治问题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