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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历经几千年的变迁，积累至今的历史和文化是人类最伟大的财富。城市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作为文明的结晶，自然也集中体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成果，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历史名人故居便是很好的例证。历史名人故居是城市的历史标志和精神载体，是城市的活名片。如果说名人是城市的精神符号，那么名人故居就是记载城市文化历史的坐标。历史名人故居在传达城市历史的同时，也成了城市的特色标签，对历史文脉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名人故居不仅仅是一座单纯的建筑，更因为其主人的缘故而被赋予了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宝贵的精神家园，从对待故居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对于文化的态度。我国作为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名人故居自是数不胜数：北京香山正白旗村的曹雪芹纪念馆、天津意大利风情十足的梁启超饮冰室、绍兴的鲁迅故居、成都的杜甫草堂等，这些珍贵独特的名人故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得以保留下来，不经意散落在城市的寻常巷陌之间，等待后来人去触摸、去感受、去解读。然而，我们也目睹着一座座承载着历史的建筑在无奈中被写上血红的“拆”字。
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名人的存在而闪耀过光辉，仅存的那些名人故居向后来人诉说着这是曾经属于他们的城市，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滋养着城市发展的精神土壤。如果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对这些充满历史温度的建筑判死刑，则无异于斩断了现代和历史的联系，而翻新的所谓古建筑就成了那“为了忘却的纪念”。
城市，所以盛民也
城市是属于这些名人的，他们用最细腻的心灵感受到了城市的脉搏和气息，给城市做出过特殊的贡献，而城市也在他们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然而，城，所以盛民也。城市最终还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市民，只有他们才是那么具体地培养着城市的精神，触碰着城市的犄角旮旯。
人们生活在不断变迁的城市中已有几千年了，从西方的城堡到东方的城池，从古代的城郭到现在的水泥丛林，城市的温度只有生活在 那个时代的市民才能有切身感受。城市的性格也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传承下来的性格，城市的根也就深植于城市性格之中。在城市形成之初，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人们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成了不同的城市性格。西北的风沙打磨出了西北汉子豪放、粗犷的作风；中原地区人口稠密，老百姓世代以土地为生，养成了勤俭、好仓储的习惯；而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生活如此安逸，则孕育出了闲适、包容的性格。
成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其优越的生活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情怀不仅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后方，也成了许多文人雅士避乱遁世、英雄俊杰建功立业的沃土。这片吸引众多名人到此创造、发展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呢？
古蜀人在蚕丛及鱼凫的带领下，来到如今的成都平原，历经望帝、开明等更迭，又由于蜀道之难，独立发展出了特色鲜明的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兼并古蜀国，蜀地打上蜀文化的烙印，融入了中原文明发展的潮流中。秦昭王时期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这片沃土打下了根基，李冰任蜀郡太守之前，成都平原饱受岷江水患之苦。后来，李冰利用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到了汉景帝时期，成都平原又迎来了一位对成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便是兴地方官学的始祖——文仲翁，又称文翁。“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李冰之后的成都平原仓禀实、衣食足，却还是“僻陋有蛮夷风”的地方。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的积淀，构成城市历史的断面特写，文化名人则如同荒漠上的绿洲，赋予城市生机与活力，又如同黑夜的明星，指引城市的方向。文翁到任蜀郡守之后，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他在成都首创地方官学，算是我国第一位地方“公立学校校长”。后来他选派小吏至长安，就学于博士，或学律令，结业回归后，择优任职。
与文翁化蜀几乎同时进行的则是蜀中才子司马相如离开蜀地，以“赋”驰骋天下，纵横文坛，同汉武帝君臣遇合，惹来蜀中子弟的无限羡慕，争相效仿学习，使得文翁化蜀更加顺利，长安城中的蜀中学子“比于齐鲁”。在蜀地“道法自然”的氛围下，成都进入了“衣食无忧读诗书，闲来无事法自然”的生活状态。
成都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的名人来此生活，也影响着成都这座古城的发展。这些名人如同一颗颗明星闪烁在成都历史的天空中，至今仍在照耀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成都遗留下来许多的名人故居，这些故居中有些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而有些还没有来得及保护就已经损毁了。
高迪之城——巴塞罗那
城市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市民的，而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著名人物，不但影响着这里的市民，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例如那著名的海港城市巴塞罗那，这里有六十米高的哥伦布纪念碑，毕加索、米罗等著名艺术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美国篮球“梦一队”曾在这座城市举办的第25届奥运会上群星闪耀，而号称“宇宙队”的巴塞罗那足球队就在这个城市，然而这个城市却被称为“高迪之城”，可见高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对这个城市影响之深。
1852年，安东尼奥·高迪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雷乌斯小镇的一个锅炉工家庭。年幼时，高迪因患有风湿病不能与同龄孩子一起游玩，他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慰藉。在成长的过程中，高迪敏锐地发现自然界不存在纯粹的直线，从此“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归于上帝”成为他一生秉持的“建筑哲学”。高迪一生的作品中，有17项被西班牙列为国家级文物，7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些优秀的建筑作品里，你会看到人体骨骼、海洋和陆地、骑士和怪兽等形象。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对大自然的膜拜。其中最著名的是1882年动工至今未完工的圣家族大教堂，高迪在动工后第二年接手教堂的建筑设计工作，到2010年工程才完成一半，官方说要到2050年才能完工，然而充满耐心的巴塞罗那人终于还是着急了，于是有人提出要在2026年竣工，以纪念高迪去世一百周年。高迪被称为建筑史上的“但丁”，巴塞罗那到处充满了高迪设计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高迪之城。 巴黎的雨果故居
巴黎勒玛莱老区的孚日广场，宁静、质朴，在广场的东南角有一条空旷而寂寥的长廊，第六号门牌隐藏其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维克托·雨果的故居。
雨果在1832年迁入这座280平米的公寓，前一年，被奉为浪漫主义流派经典之作的《巴黎圣母院》已经使年仅三十岁的雨果蜚声世界。在这栋公寓生活的十六年中，雨果不仅创作颇丰，还在仕途上有所收获——1841年，他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成为贵族院议员。虽然，在1848年发生的“六月事件”迫使他迁出公寓，但这栋公寓无疑见证了他盛年期的点点滴滴。
雨果当初居住的是公寓第二层，不过如今整栋楼都已被辟为雨果故居纪念馆。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房间内的陈设都是大师当年用过的真实物品，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作家的一生。由于与当时主流意识不合，自1848年的“六月事件”起，雨果的逃亡生涯便拉开了序幕，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得以重返故国。法国政府并未追究这位“逆臣”的“罪行”，也没有对其进行封杀。1885年雨果去世，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两百万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他的灵柩被运到先贤祠安葬，巴黎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
巴黎市政府在1902年正式征收了这栋位于孚日广场的公寓，四处搜集有关雨果的遗物，甚至追溯到了作家流亡时在盖纳西岛居住过的寓所，将那里的许多陈设搬迁过来，最终将这栋公寓定名为雨果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遗迹，政府甚至下令孚日广场内的所有建筑物外部均不能翻修改造，因此这座于亨利四世时期建造起来的广场至今仍保持着原样。
英国的名人故居保护牌
在英国，凡房屋外墙上镶嵌有一只直径约为50公分的蓝色陶瓷盘的建筑物，均作为文物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被打上标记的建筑都是名人故居，而蓝色陶瓷盘则是他们的“保护牌”。
“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下设的名人故居保护专门机构——蓝牌委员会向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上边注明了名人的姓名及其贡献等资料。最初它的关注范围仅限于伦敦地区的故居，自2004年起扩展到英格兰的默西赛德郡、伯明翰和南安普顿等地。英国人很早就有了保护文化遗迹的意识，1866年，皇家艺术协会创办了官方的名人故居挂牌组织，第一位享受此荣誉的是诗人拜伦。迄今为止，英国已经为900多位名人的故居挂牌，其中包括三十多位外国人，而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老舍也名列其中。这近千位名流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
要获得挂蓝牌的殊荣并非易事，为此蓝牌委员会推出了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只有同时具备知名度和声望持久度的名人的故居才可以纳入考察范围，而一经批认、挂上蓝牌，此处故居便获得受保护权。那些老房子历经沧桑，却大都没有改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仍由现任房主居住，只是房主不得改变其外形，并负责定期维修以保持整洁完好。
乔治·艾略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位于伦敦旺兹沃思的一栋楼房是她的故居，后来这栋楼房被纳入蓝牌委员会的保护名单。因为蓝牌的存在，旺兹沃思专门开辟出一片保护区，区内的所有建筑都不得超过三层楼高，并且其风格必须和当地的风景和谐一致。在2010年的一起风波中，蓝牌发挥了更大的功效。当时一家地产公司准备在艾略特故居附近修建一个5层高、有22栋建筑的公寓群。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联名抗议，因为它会破坏当地尤其是艾略特故居的建筑风景。最后凭借蓝牌，当地民众的抗议得以坚持并取得了胜利，地产商不得不停止开发计划，艾略特故居的原始风貌得以保存。
保护就是最好的开发
世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名人故居的保护说明了一个共同点，保护先于开发，保护就是最好的开发。那些历经沧桑的历史文物，那些承载着城市精神的名人故居，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建设大潮时，往往会显得脆弱，稍有不慎，恐怕就难以保全。
我们悠久的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了诸多的文化精华，但如今，一些名城、名镇、名街、名人、名著、名墓，都在被热热闹闹地重新打扮，甚至拆卸重组，再进行一番商业化的包装。从一个历史古镇走到另一个历史古镇，有可能会碰到千篇一律的商铺、旅店、农家乐，在一个所谓充满历史的地方，连一家见证历史的博物馆都无从寻找。至于那些名人故居，大多进行了房屋的翻修或重建而“焕然一新”。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在古镇老街上，刚刚摆脱稠密的游客，寻找到一些历史的感觉，一个血红的“拆”字又会将人拉回到现实。
城市名人故居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是城市历史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并各具特色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历史时空中，名人故居不仅呈现出重要的建筑价值，更因为其“名人效应”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艺术等价值。理想中的城市自当竭力保护名人故居，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让其在城市生活中“活”起来。
守护他们的城市
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来了又去，在城市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影子，城市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市惦念着那些远去的故人，这些故人也在用心呵护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即使如著名的乔伊斯那样厌恶都柏林，都柏林一度也不能理解乔伊斯，但都柏林的市民还是会不懈而热情地保护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文化名城持久的生命力，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城市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只有用心呵护城市历史中名人的痕迹，才能维护好城市的记忆，不至于使其独特的价值慢慢消磨掉，毕竟城市最终还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城市影响着市民，市民塑造着城市。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名人故居不仅仅是一座单纯的建筑，更因为其主人的缘故而被赋予了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宝贵的精神家园，从对待故居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对于文化的态度。我国作为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名人故居自是数不胜数：北京香山正白旗村的曹雪芹纪念馆、天津意大利风情十足的梁启超饮冰室、绍兴的鲁迅故居、成都的杜甫草堂等，这些珍贵独特的名人故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得以保留下来，不经意散落在城市的寻常巷陌之间，等待后来人去触摸、去感受、去解读。然而，我们也目睹着一座座承载着历史的建筑在无奈中被写上血红的“拆”字。
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名人的存在而闪耀过光辉，仅存的那些名人故居向后来人诉说着这是曾经属于他们的城市，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滋养着城市发展的精神土壤。如果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对这些充满历史温度的建筑判死刑，则无异于斩断了现代和历史的联系，而翻新的所谓古建筑就成了那“为了忘却的纪念”。
城市，所以盛民也
城市是属于这些名人的，他们用最细腻的心灵感受到了城市的脉搏和气息，给城市做出过特殊的贡献，而城市也在他们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然而，城，所以盛民也。城市最终还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市民，只有他们才是那么具体地培养着城市的精神，触碰着城市的犄角旮旯。
人们生活在不断变迁的城市中已有几千年了，从西方的城堡到东方的城池，从古代的城郭到现在的水泥丛林，城市的温度只有生活在 那个时代的市民才能有切身感受。城市的性格也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传承下来的性格，城市的根也就深植于城市性格之中。在城市形成之初，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人们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成了不同的城市性格。西北的风沙打磨出了西北汉子豪放、粗犷的作风；中原地区人口稠密，老百姓世代以土地为生，养成了勤俭、好仓储的习惯；而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生活如此安逸，则孕育出了闲适、包容的性格。
成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其优越的生活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情怀不仅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后方，也成了许多文人雅士避乱遁世、英雄俊杰建功立业的沃土。这片吸引众多名人到此创造、发展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呢？
古蜀人在蚕丛及鱼凫的带领下，来到如今的成都平原，历经望帝、开明等更迭，又由于蜀道之难，独立发展出了特色鲜明的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兼并古蜀国，蜀地打上蜀文化的烙印，融入了中原文明发展的潮流中。秦昭王时期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这片沃土打下了根基，李冰任蜀郡太守之前，成都平原饱受岷江水患之苦。后来，李冰利用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到了汉景帝时期，成都平原又迎来了一位对成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便是兴地方官学的始祖——文仲翁，又称文翁。“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李冰之后的成都平原仓禀实、衣食足，却还是“僻陋有蛮夷风”的地方。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的积淀，构成城市历史的断面特写，文化名人则如同荒漠上的绿洲，赋予城市生机与活力，又如同黑夜的明星，指引城市的方向。文翁到任蜀郡守之后，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他在成都首创地方官学，算是我国第一位地方“公立学校校长”。后来他选派小吏至长安，就学于博士，或学律令，结业回归后，择优任职。
与文翁化蜀几乎同时进行的则是蜀中才子司马相如离开蜀地，以“赋”驰骋天下，纵横文坛，同汉武帝君臣遇合，惹来蜀中子弟的无限羡慕，争相效仿学习，使得文翁化蜀更加顺利，长安城中的蜀中学子“比于齐鲁”。在蜀地“道法自然”的氛围下，成都进入了“衣食无忧读诗书，闲来无事法自然”的生活状态。
成都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的名人来此生活，也影响着成都这座古城的发展。这些名人如同一颗颗明星闪烁在成都历史的天空中，至今仍在照耀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成都遗留下来许多的名人故居，这些故居中有些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而有些还没有来得及保护就已经损毁了。
高迪之城——巴塞罗那
城市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市民的，而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著名人物，不但影响着这里的市民，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例如那著名的海港城市巴塞罗那，这里有六十米高的哥伦布纪念碑，毕加索、米罗等著名艺术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美国篮球“梦一队”曾在这座城市举办的第25届奥运会上群星闪耀，而号称“宇宙队”的巴塞罗那足球队就在这个城市，然而这个城市却被称为“高迪之城”，可见高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对这个城市影响之深。
1852年，安东尼奥·高迪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雷乌斯小镇的一个锅炉工家庭。年幼时，高迪因患有风湿病不能与同龄孩子一起游玩，他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慰藉。在成长的过程中，高迪敏锐地发现自然界不存在纯粹的直线，从此“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归于上帝”成为他一生秉持的“建筑哲学”。高迪一生的作品中，有17项被西班牙列为国家级文物，7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些优秀的建筑作品里，你会看到人体骨骼、海洋和陆地、骑士和怪兽等形象。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对大自然的膜拜。其中最著名的是1882年动工至今未完工的圣家族大教堂，高迪在动工后第二年接手教堂的建筑设计工作，到2010年工程才完成一半，官方说要到2050年才能完工，然而充满耐心的巴塞罗那人终于还是着急了，于是有人提出要在2026年竣工，以纪念高迪去世一百周年。高迪被称为建筑史上的“但丁”，巴塞罗那到处充满了高迪设计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高迪之城。 巴黎的雨果故居
巴黎勒玛莱老区的孚日广场，宁静、质朴，在广场的东南角有一条空旷而寂寥的长廊，第六号门牌隐藏其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维克托·雨果的故居。
雨果在1832年迁入这座280平米的公寓，前一年，被奉为浪漫主义流派经典之作的《巴黎圣母院》已经使年仅三十岁的雨果蜚声世界。在这栋公寓生活的十六年中，雨果不仅创作颇丰，还在仕途上有所收获——1841年，他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成为贵族院议员。虽然，在1848年发生的“六月事件”迫使他迁出公寓，但这栋公寓无疑见证了他盛年期的点点滴滴。
雨果当初居住的是公寓第二层，不过如今整栋楼都已被辟为雨果故居纪念馆。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房间内的陈设都是大师当年用过的真实物品，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作家的一生。由于与当时主流意识不合，自1848年的“六月事件”起，雨果的逃亡生涯便拉开了序幕，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得以重返故国。法国政府并未追究这位“逆臣”的“罪行”，也没有对其进行封杀。1885年雨果去世，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两百万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他的灵柩被运到先贤祠安葬，巴黎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
巴黎市政府在1902年正式征收了这栋位于孚日广场的公寓，四处搜集有关雨果的遗物，甚至追溯到了作家流亡时在盖纳西岛居住过的寓所，将那里的许多陈设搬迁过来，最终将这栋公寓定名为雨果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遗迹，政府甚至下令孚日广场内的所有建筑物外部均不能翻修改造，因此这座于亨利四世时期建造起来的广场至今仍保持着原样。
英国的名人故居保护牌
在英国，凡房屋外墙上镶嵌有一只直径约为50公分的蓝色陶瓷盘的建筑物，均作为文物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被打上标记的建筑都是名人故居，而蓝色陶瓷盘则是他们的“保护牌”。
“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下设的名人故居保护专门机构——蓝牌委员会向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上边注明了名人的姓名及其贡献等资料。最初它的关注范围仅限于伦敦地区的故居，自2004年起扩展到英格兰的默西赛德郡、伯明翰和南安普顿等地。英国人很早就有了保护文化遗迹的意识，1866年，皇家艺术协会创办了官方的名人故居挂牌组织，第一位享受此荣誉的是诗人拜伦。迄今为止，英国已经为900多位名人的故居挂牌，其中包括三十多位外国人，而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老舍也名列其中。这近千位名流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
要获得挂蓝牌的殊荣并非易事，为此蓝牌委员会推出了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只有同时具备知名度和声望持久度的名人的故居才可以纳入考察范围，而一经批认、挂上蓝牌，此处故居便获得受保护权。那些老房子历经沧桑，却大都没有改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仍由现任房主居住，只是房主不得改变其外形，并负责定期维修以保持整洁完好。
乔治·艾略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位于伦敦旺兹沃思的一栋楼房是她的故居，后来这栋楼房被纳入蓝牌委员会的保护名单。因为蓝牌的存在，旺兹沃思专门开辟出一片保护区，区内的所有建筑都不得超过三层楼高，并且其风格必须和当地的风景和谐一致。在2010年的一起风波中，蓝牌发挥了更大的功效。当时一家地产公司准备在艾略特故居附近修建一个5层高、有22栋建筑的公寓群。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联名抗议，因为它会破坏当地尤其是艾略特故居的建筑风景。最后凭借蓝牌，当地民众的抗议得以坚持并取得了胜利，地产商不得不停止开发计划，艾略特故居的原始风貌得以保存。
保护就是最好的开发
世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名人故居的保护说明了一个共同点，保护先于开发，保护就是最好的开发。那些历经沧桑的历史文物，那些承载着城市精神的名人故居，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建设大潮时，往往会显得脆弱，稍有不慎，恐怕就难以保全。
我们悠久的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了诸多的文化精华，但如今，一些名城、名镇、名街、名人、名著、名墓，都在被热热闹闹地重新打扮，甚至拆卸重组，再进行一番商业化的包装。从一个历史古镇走到另一个历史古镇，有可能会碰到千篇一律的商铺、旅店、农家乐，在一个所谓充满历史的地方，连一家见证历史的博物馆都无从寻找。至于那些名人故居，大多进行了房屋的翻修或重建而“焕然一新”。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在古镇老街上，刚刚摆脱稠密的游客，寻找到一些历史的感觉，一个血红的“拆”字又会将人拉回到现实。
城市名人故居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是城市历史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并各具特色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历史时空中，名人故居不仅呈现出重要的建筑价值，更因为其“名人效应”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艺术等价值。理想中的城市自当竭力保护名人故居，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让其在城市生活中“活”起来。
守护他们的城市
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来了又去，在城市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影子，城市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市惦念着那些远去的故人，这些故人也在用心呵护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即使如著名的乔伊斯那样厌恶都柏林，都柏林一度也不能理解乔伊斯，但都柏林的市民还是会不懈而热情地保护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文化名城持久的生命力，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城市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只有用心呵护城市历史中名人的痕迹，才能维护好城市的记忆，不至于使其独特的价值慢慢消磨掉，毕竟城市最终还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城市影响着市民，市民塑造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