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曾经的首都失去尊贵的政治地位，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在急速转变的形势下，如何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
　　故都新定位：“東方文化旅游中心”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因政权更替而决策迁都，故对北平衰落“负有直接责任”的南京新政府，并没有就此甩手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官员都有所筹划，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北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注：此人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此言一出，得到北平市及河北省政府的积极响应，并随即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东方文化游览中心”之议公布后，北平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表现尤为活跃。很快就有市民向市政府提交了《建设北平意见书》，建议北平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建设“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以及“观光游览之中心”等等。
　　曾设想北京“不设防”
　　尽管从官方到民间，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呼声日高，但那一段时期，北平及周边地区政局动荡，政府经费紧张，大多数设想和计划仍停留在纸面上。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局势骤然紧张，“繁荣北平”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此时，如果日军继续南下进犯北平，城中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化为灰烬或遭敌人劫掠的危险。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设于北平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对此自然尤为关注。
　　1932年8月，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设定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这一主张得到其他一些委员的赞同。
　　刘半农也拟定了意见书，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
　　这样的观点招致了猛烈的批评。舆论大多认为，所谓为保护“文化品物”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做法，体现的只是怯懦苟安的心理，瑞士全国为中立区，而中国不可能在境内单独划出北平这样一座城市作为中立区，而且，北平即便不设防，也并不能保证能避免日军的侵略和占领。
　　宏图大计，功亏一篑
　　在各界一片争议声中，1933年2月7日凌晨，在临时戒严和军队押运的双重保护之下，装运第一批古物的火车，终于驶出北平城，拉开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国宝南迁”的序幕。
　　古物南迁令北平人失望，但大量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巍然独存，对北平地方精英和普通市民来说，到底也是聊堪自慰的。时局稍稍安定之后，在南京中央的支持下，北平市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文化游览区建设计划，担纲的便是北平的古建筑。
　　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1月16日，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其主要工作由修缮古建筑和修建道路两部分组成。
　　事务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注：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是该社重要成员）为技术顾问，制定了第一期工程计划，自1935年5月起陆续开工。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所修复的诸多景观，迎合了西方游客对北平和中国文化的想象，确实达到了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的。北平城首屈一指的高档饭店——北京饭店又重新充满了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1937年，这家饭店的床位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营业收入，就达100万美元之巨。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第二期工程开始实施之际，“七七抗战”爆发，北平陷于日寇之手，一切努力只能戛然而止。
　　（摘自《中国经营报》 季剑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