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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5日，一军三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便立即派人将情报连夜送出城。这时，三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着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
等周建华带着队伍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看到公路上留下两道挺新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个伏击战。
日寇为对付抗联，实行“集甲并村”政策，搞“集团部落”，这一带已经房屋尽毁，空无一人。为了不走漏消息，三师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五公里左右，将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的一座破庙里待着。将士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的制高点都放了瞭望哨。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汽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在等待中已经昏昏欲睡的将士们立刻振作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住了。鬼子跳下车后，端着枪呈散兵线队形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用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后，一挥手，鬼子又上了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三师将士隐蔽在岭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等看得见车上鬼子钢盔下的模样了，周建华高喊一声“打”，柳万熙抱着一挺“歪把子”冲着驾驶室就是一阵猛扫，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
19个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只跑了一个被打掉下巴的。这场战斗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战利品。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那里，有三个工作班。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的威胁很大。因为那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
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一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村的日军哨所。
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仓促应战，一边向周边部队求援。此时，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通往那里的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里11时左右，三辆汽车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后，埋伏在两侧的战士喝问：“你们是什么人？”
车上的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
“日本子来没来？”
“后一车全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
“好嘞。”
等第二辆车一进来，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桓仁县窟窿榆树警察署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个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过不少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
这小子自知作恶多端，平时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设在一处高墙大院内，四角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座碉堡。他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在里面不动窝了。
一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一师想引蛇出洞，可“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
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一天，自衛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一师少年营的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机枪手丁三扮成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成翻译官。他俩都是朝鲜（族）人，说话的口音和日语很像。
1936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清晨，一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然后给警察署打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装扮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而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以为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
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列队欢迎后，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解释：“太君，俺和弟兄们绝对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继续演戏：“八嘎，不通匪，为什么我们打胡子，你们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抗联战士们就冲上去将“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点着了伪警察署和碉堡，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用“皇军”前来检阅、训话的计谋，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一位当年一军的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实际上，这既是东北抗联最基本的战术手段，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强大武器。
游击队的特点是敌明我暗，时隐时现，机动灵活。不然，“三大绝招”就没了“绝”字。敌人来了，老百姓就来报告，或是敌人还未出动，地下党的情报就到了。
磐石游击队最初的名称是“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为什么称为第四军呢？因为怕人家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军，觉得力量小，说第四军，在宣传时可以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军还在某处某处。”一位抗联老人说。
抗联最多时达11个军，军下通常设师团连排班。有的设旅，为独立旅；有的设营，为军属或师属少年营、保安营。1937年抗联全盛时期，11个军有3万余人，也就是一个正规军的兵力。有的军几千人，有的军几百人——后者其实就是一个营的规模。抗联一个师打日军一个中队或是小队，或是伪军一个连，不明就里的，还以为抗联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其实，有的师就百把人，有的团也百把人。但是，班却是实打实的。在东北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个班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最低也不少于五个人，属于最活跃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从赤色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都不可能拉开架势打正规的攻防战，这不是游击战的战法。各军所属师团都是分散配置，在统一部署下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就近的部队打个伏击、搞次偷袭。有时几个军的几支部队联合作战，攻打县城或是镇街，得手、未得手都要立即分散活动。
兵力聚集一处，是游击战的大忌。游击战不是人多了就能打胜仗，而是靠战术巧妙、灵活机动，使自己处于暗处，袭击明处之敌。调集人数较多的山林队作战，有时甚至成了乌合之众。比较实打实的一个班，或者十几个人的一个排，这儿打一下，那儿咬一口，来去轻捷，得心应手。
1933年6月，磐石游击队攻打磐石县东北岔，发射7发迫击炮弹，令伪军惊恐异常。打起仗来，有门炮真起作用，但因为过于笨重不便携带，所以各军陆续缴获的火炮包括重机枪，几乎都“插了起来”。抗联最当宝贝的武器是轻机枪，一个人扛着就跑。
若是像义勇军那样，动辄拉开架势打正规战，抗联即便有几十个军也早垮了。不是敌人打不垮抗联，而是敌人摸不到抗联，抗联却可以摸到敌人——这就是游击战的诀窍。
方方面面都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关东军，也组织过日伪游击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只是这种战法的专利，古今中外都不是属于侵略者的。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但它可以在不断袭扰中牵制敌人兵力和消耗军事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战的军事价值，也正在这里。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教导一团从宽甸县北部西进本溪县大石湖，与一师会合，意在安排今冬明春的活动。月底到达目的地，没几天，敌人便寻踪跟了上来。
抗联立即抢占有利地势，一师在西边与从赛马集赶来的日本守备队交上了火，山林队高维国的人马在北边与从碱厂赶来的伪军交上了火，军部教导团则对付从东边跟过来的日本守备队喜多部队。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就下了一尺多厚，把山野大地捂了个严严实实。教导团阵地的正面是片撂荒地，雪深处齐裆，上面是一层薄冰样的硬壳。教导团官兵居高临下，趴在岩石、树干后面的雪窝子里，山下树丛中的敌人一露头，瞄准就是一枪。
敌人要想通过这片开阔地，只能当活靶子。
山半腰一条雨裂沟里有块半间房子大小的卧牛石，一个鬼子军官趴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挥动一面小白旗，指挥掷弹筒、六〇炮向山上轰击。杨靖宇指着前方目标，命令机枪手尹夏泰把他打掉。尹夏泰一个点射，小白旗不见了。隔了一会儿，一个鬼子从下边沟里跑到那儿，小白旗继续晃动起来。尹夏泰再一个点射，小白旗又没了影。隔了十几分钟，又一个鬼子往那儿跑，尹夏泰连续扣动扳机“嗒嗒嗒”，却没打着。
杨靖宇又调来一挺机枪，说：“沉住气，瞄准打，看小鬼子还有多少指挥官。”
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卧牛石火星四溅。随着一阵雪雾散去，一个穿黄大衣的鬼子从石头后向下滚去。机枪跟踪射击，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
见天快黑了，参谋杨俊恒说：“军长，看样子敌人要退，是不是追一下子？”
杨靖宇放下望远镜，笑道：“小鬼子主动找上门来，咱也别怠慢了人家，让许团长带人送一程吧。”
团长许国有带上两个连就追。在深厚的雪地上，比之土生土长的抗聯官兵，鬼子那腿功显然差了一截子，加上穿得多，也就更加笨拙。鬼子作战一向顽强，近战喜欢拼刺刀，可这工夫累得狗爬兔子喘的，“武士道”就成了“武士倒”。追上几个，枪打刀刺，一会儿就全报销了。
照惯例，打完一仗就要转移的。杨靖宇说：“明天小鬼子肯定来收尸，以为咱们打完就走了，这回咱们偏不走，再打他个伏击。”
第二天10点多钟，敌人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排子枪响过，抗联官兵从雪地中跃起冲杀。战斗很快结束，缴获了40多支步枪，还有1门小炮。
两天两个胜仗。
部队转移到桓仁县滴水砬子，得知附近的雅河口有个鬼子兵站，里面全是食品。部队正好没粮食了，就集中兵力攻打。守敌是20多个伪警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能扛多少扛多少。
有些战士第一次吃到罐头，高兴地说：“杨司令，现在咱们有吃有喝、好吃好喝，更得‘干工作’了，得再干个大点儿的。”
杨靖宇哈哈大笑，道：“工作有的是，不过，可别忘了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几天工作干得不赖，响动也大了点儿，小鬼子肯定注意咱们了，眼下就得多‘游’点儿。”
一军的战士有个“毛病”，若是多日不打仗，就觉得心里有点儿刺挠。杨靖宇带队在热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时候，战士们建议：“咱们又好多日子不打仗了，怪难受的。军长，还不找个工作干一下子？”
杨军长笑着回答：“不过五天就有工作，别着急！”
南满的一军官兵管打仗叫“干工作”，北满的三军、六军管打仗叫“搞影响”，吉东的五军叫“活动活动”。
一到冬天，“活动活动”就成了抗联官兵的口头禅，不过，这个“活动活动”可不是打仗的意思，而是保存生命的一个常识。
行军途中休息，或是有什么情况停下了，不一会儿，连长、排长、班长就喊上了：“活动活动，别冻坏了。”后来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
赵明山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偻，还容易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有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五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耳朵冻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能将就，可脚要是冻坏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雪地里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经常半夜出发，要在天亮前赶到伏击地，道上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气温有零下40多摄氏度。这么冷的天，还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个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因为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趴上一会儿就透心地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不一会儿就硬佝了。等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俺虽然听到了、看见了，可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脑子冻得发木。等枪响了，才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等大伙儿喊着冲出去了，我才明白过来。要在平时，别说自个儿起来，就是有人拽，也得像拖死狗似的，可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一股急劲。
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难免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大半年，南满是半年。猫冬意味着日寇每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安然地实施其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到冬天，日寇就抓紧利用对他们有利的自然环境大肆“讨伐”，这冬天实际上也是猫不了、躲不过的。
后来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野副“大讨伐”，都是从10月开始，到翌年3月结束。三江“特别大讨伐”，原计划也是要在冬天进入高潮。平时日军配置高度分散，每当树叶飘零，就开始调集兵力了。
一军独立师南渡辉发江之际，正赶上以往胡子进入猫冬的时节。可一军挺进东边道就站住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掩护。只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抗联就有了不倒的“青纱帐”。
当然还要讲究战术。
杨靖宇有个“四快”，即“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夏日游擊，打得赢打不赢，转身钻林子里就没影了。冬天不行，就更得突出个“快”字。
抗联的许多漂亮仗，都是在严酷的冬天打的。
（待续）
等周建华带着队伍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看到公路上留下两道挺新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个伏击战。
日寇为对付抗联，实行“集甲并村”政策，搞“集团部落”，这一带已经房屋尽毁，空无一人。为了不走漏消息，三师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五公里左右，将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的一座破庙里待着。将士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的制高点都放了瞭望哨。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汽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在等待中已经昏昏欲睡的将士们立刻振作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住了。鬼子跳下车后，端着枪呈散兵线队形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用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后，一挥手，鬼子又上了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三师将士隐蔽在岭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等看得见车上鬼子钢盔下的模样了，周建华高喊一声“打”，柳万熙抱着一挺“歪把子”冲着驾驶室就是一阵猛扫，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
19个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只跑了一个被打掉下巴的。这场战斗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战利品。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那里，有三个工作班。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的威胁很大。因为那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
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一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村的日军哨所。
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仓促应战，一边向周边部队求援。此时，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通往那里的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里11时左右，三辆汽车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后，埋伏在两侧的战士喝问：“你们是什么人？”
车上的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
“日本子来没来？”
“后一车全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
“好嘞。”
等第二辆车一进来，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桓仁县窟窿榆树警察署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个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过不少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
这小子自知作恶多端，平时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设在一处高墙大院内，四角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座碉堡。他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在里面不动窝了。
一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一师想引蛇出洞，可“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
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一天，自衛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一师少年营的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机枪手丁三扮成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成翻译官。他俩都是朝鲜（族）人，说话的口音和日语很像。
1936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清晨，一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然后给警察署打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装扮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而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以为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
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列队欢迎后，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解释：“太君，俺和弟兄们绝对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继续演戏：“八嘎，不通匪，为什么我们打胡子，你们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抗联战士们就冲上去将“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点着了伪警察署和碉堡，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用“皇军”前来检阅、训话的计谋，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一位当年一军的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实际上，这既是东北抗联最基本的战术手段，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强大武器。
游击队的特点是敌明我暗，时隐时现，机动灵活。不然，“三大绝招”就没了“绝”字。敌人来了，老百姓就来报告，或是敌人还未出动，地下党的情报就到了。
磐石游击队最初的名称是“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为什么称为第四军呢？因为怕人家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军，觉得力量小，说第四军，在宣传时可以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军还在某处某处。”一位抗联老人说。
抗联最多时达11个军，军下通常设师团连排班。有的设旅，为独立旅；有的设营，为军属或师属少年营、保安营。1937年抗联全盛时期，11个军有3万余人，也就是一个正规军的兵力。有的军几千人，有的军几百人——后者其实就是一个营的规模。抗联一个师打日军一个中队或是小队，或是伪军一个连，不明就里的，还以为抗联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其实，有的师就百把人，有的团也百把人。但是，班却是实打实的。在东北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个班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最低也不少于五个人，属于最活跃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从赤色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都不可能拉开架势打正规的攻防战，这不是游击战的战法。各军所属师团都是分散配置，在统一部署下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就近的部队打个伏击、搞次偷袭。有时几个军的几支部队联合作战，攻打县城或是镇街，得手、未得手都要立即分散活动。
兵力聚集一处，是游击战的大忌。游击战不是人多了就能打胜仗，而是靠战术巧妙、灵活机动，使自己处于暗处，袭击明处之敌。调集人数较多的山林队作战，有时甚至成了乌合之众。比较实打实的一个班，或者十几个人的一个排，这儿打一下，那儿咬一口，来去轻捷，得心应手。
1933年6月，磐石游击队攻打磐石县东北岔，发射7发迫击炮弹，令伪军惊恐异常。打起仗来，有门炮真起作用，但因为过于笨重不便携带，所以各军陆续缴获的火炮包括重机枪，几乎都“插了起来”。抗联最当宝贝的武器是轻机枪，一个人扛着就跑。
若是像义勇军那样，动辄拉开架势打正规战，抗联即便有几十个军也早垮了。不是敌人打不垮抗联，而是敌人摸不到抗联，抗联却可以摸到敌人——这就是游击战的诀窍。
方方面面都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关东军，也组织过日伪游击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只是这种战法的专利，古今中外都不是属于侵略者的。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但它可以在不断袭扰中牵制敌人兵力和消耗军事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战的军事价值，也正在这里。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教导一团从宽甸县北部西进本溪县大石湖，与一师会合，意在安排今冬明春的活动。月底到达目的地，没几天，敌人便寻踪跟了上来。
抗联立即抢占有利地势，一师在西边与从赛马集赶来的日本守备队交上了火，山林队高维国的人马在北边与从碱厂赶来的伪军交上了火，军部教导团则对付从东边跟过来的日本守备队喜多部队。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就下了一尺多厚，把山野大地捂了个严严实实。教导团阵地的正面是片撂荒地，雪深处齐裆，上面是一层薄冰样的硬壳。教导团官兵居高临下，趴在岩石、树干后面的雪窝子里，山下树丛中的敌人一露头，瞄准就是一枪。
敌人要想通过这片开阔地，只能当活靶子。
山半腰一条雨裂沟里有块半间房子大小的卧牛石，一个鬼子军官趴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挥动一面小白旗，指挥掷弹筒、六〇炮向山上轰击。杨靖宇指着前方目标，命令机枪手尹夏泰把他打掉。尹夏泰一个点射，小白旗不见了。隔了一会儿，一个鬼子从下边沟里跑到那儿，小白旗继续晃动起来。尹夏泰再一个点射，小白旗又没了影。隔了十几分钟，又一个鬼子往那儿跑，尹夏泰连续扣动扳机“嗒嗒嗒”，却没打着。
杨靖宇又调来一挺机枪，说：“沉住气，瞄准打，看小鬼子还有多少指挥官。”
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卧牛石火星四溅。随着一阵雪雾散去，一个穿黄大衣的鬼子从石头后向下滚去。机枪跟踪射击，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
见天快黑了，参谋杨俊恒说：“军长，看样子敌人要退，是不是追一下子？”
杨靖宇放下望远镜，笑道：“小鬼子主动找上门来，咱也别怠慢了人家，让许团长带人送一程吧。”
团长许国有带上两个连就追。在深厚的雪地上，比之土生土长的抗聯官兵，鬼子那腿功显然差了一截子，加上穿得多，也就更加笨拙。鬼子作战一向顽强，近战喜欢拼刺刀，可这工夫累得狗爬兔子喘的，“武士道”就成了“武士倒”。追上几个，枪打刀刺，一会儿就全报销了。
照惯例，打完一仗就要转移的。杨靖宇说：“明天小鬼子肯定来收尸，以为咱们打完就走了，这回咱们偏不走，再打他个伏击。”
第二天10点多钟，敌人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排子枪响过，抗联官兵从雪地中跃起冲杀。战斗很快结束，缴获了40多支步枪，还有1门小炮。
两天两个胜仗。
部队转移到桓仁县滴水砬子，得知附近的雅河口有个鬼子兵站，里面全是食品。部队正好没粮食了，就集中兵力攻打。守敌是20多个伪警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能扛多少扛多少。
有些战士第一次吃到罐头，高兴地说：“杨司令，现在咱们有吃有喝、好吃好喝，更得‘干工作’了，得再干个大点儿的。”
杨靖宇哈哈大笑，道：“工作有的是，不过，可别忘了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几天工作干得不赖，响动也大了点儿，小鬼子肯定注意咱们了，眼下就得多‘游’点儿。”
一军的战士有个“毛病”，若是多日不打仗，就觉得心里有点儿刺挠。杨靖宇带队在热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时候，战士们建议：“咱们又好多日子不打仗了，怪难受的。军长，还不找个工作干一下子？”
杨军长笑着回答：“不过五天就有工作，别着急！”
南满的一军官兵管打仗叫“干工作”，北满的三军、六军管打仗叫“搞影响”，吉东的五军叫“活动活动”。
一到冬天，“活动活动”就成了抗联官兵的口头禅，不过，这个“活动活动”可不是打仗的意思，而是保存生命的一个常识。
行军途中休息，或是有什么情况停下了，不一会儿，连长、排长、班长就喊上了：“活动活动，别冻坏了。”后来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
赵明山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偻，还容易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有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五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耳朵冻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能将就，可脚要是冻坏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雪地里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经常半夜出发，要在天亮前赶到伏击地，道上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气温有零下40多摄氏度。这么冷的天，还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个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因为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趴上一会儿就透心地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不一会儿就硬佝了。等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俺虽然听到了、看见了，可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脑子冻得发木。等枪响了，才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等大伙儿喊着冲出去了，我才明白过来。要在平时，别说自个儿起来，就是有人拽，也得像拖死狗似的，可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一股急劲。
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难免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大半年，南满是半年。猫冬意味着日寇每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安然地实施其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到冬天，日寇就抓紧利用对他们有利的自然环境大肆“讨伐”，这冬天实际上也是猫不了、躲不过的。
后来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野副“大讨伐”，都是从10月开始，到翌年3月结束。三江“特别大讨伐”，原计划也是要在冬天进入高潮。平时日军配置高度分散，每当树叶飘零，就开始调集兵力了。
一军独立师南渡辉发江之际，正赶上以往胡子进入猫冬的时节。可一军挺进东边道就站住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掩护。只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抗联就有了不倒的“青纱帐”。
当然还要讲究战术。
杨靖宇有个“四快”，即“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夏日游擊，打得赢打不赢，转身钻林子里就没影了。冬天不行，就更得突出个“快”字。
抗联的许多漂亮仗，都是在严酷的冬天打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