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从对海南省博物馆藏各类珍贵出土、出水文物的分析出发，论证了海南岛及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南海为中心的航路，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舟楫往来频繁，这是对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命名。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远达东非和红海，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是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海南岛，明代名臣丘濬引明太祖朱元璋敕语，称其为“南溟奇甸”，虽孤悬海外，但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南海诸岛屿，蕴藏着丰富的水下沉船遗址和遗物。海南省博物馆是海南省内唯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有一系列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相关珍贵文物，它们是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域外移民的孑遗——珊瑚石墓碑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有数块珊瑚石墓碑，用海南本地海域所产珊瑚石所制，均为单面雕刻，正面雕刻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为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经文。其中两块极具代表性。一块墓碑上雕刻有两只飞翔的小鸟，其形状由阿拉伯文雕刻拼接而成。通过对阿拉伯文书体造型的研究，推测此墓碑的年代应为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飞鸟”应是中东地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或“长生鸟”形象，飞鸟图案造型及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阿拉伯半岛公元10世纪以前的艺术风格。墓碑上还装饰有星星、月亮等图案。碑面雕刻“Z”字形的饰带围绕于铭文四周，在铭文的右侧雕刻一颗星，与之类似的雕刻常出现在伊斯兰地区公元10世纪以前的碑刻中。另一块墓碑，墓碑正中雕刻圆圈，周边呈齿状，圆圈象征着太阳，周围植物托起太阳，组成典型的“生命树”图案。这种造型的图案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很早就有出现，在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的波斯细密画（Persian miniature）中被大量应用。雕刻图案下方为阿拉伯文，刻有死者名字。两块墓碑都是顶部突起，呈五峰，最中央峰稍高于其他四峰。墓碑装饰附加在铭文的下沿，这些特征与阿拉伯地区公元9世纪时一些墓碑的做法类似。
珊瑚石墓分布于海南东南部沿海的陵水和三亚地区，均为几十座甚至数百座集中分布的墓葬群，已发现的主要有藤桥番岭坡墓群、梅山八人轿坡墓群、羊栏回新村墓群、福湾墓群、干教坡墓群、崖城大蛋墓群等六处。从墓碑的形制、装饰等特征来看，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文化特征，推测其为伊斯兰教徒墓应无异议。
唐代，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港口，进行海外贸易，海南岛是这条古代“广州通海夷道”上舟楫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也开始在海南岛驻留、定居、繁衍，并最终安葬于此。珊瑚石墓碑的发现证实，他们最迟在唐宋时已生活定居在海南岛。他们的到来和寓居，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及中外海上文化的交流都有着密切的關系。
南海渔民的天书——南海《更路簿》
《更路簿》是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广东、海南沿海渔民在南海海域长期往来航行、渔猎作业的航程记录和航行指南，据渔民传说是明代“三宝公”——郑和时流传下来的。每当出海时，此为每艘渔船所必备。在流传过程中，《更路簿》经过了各个时期渔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的传抄、修正、补充，内容时有增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各种清代《更路簿》抄本多达十余种。
2011年，海南省博物馆从海南岛内征集到一本《更路簿》。该更路簿封面用墨书写“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字样。全簿为线装抄本，部分册页残缺，现存共16页。册页朱色印刷而成，双鱼尾（顺），版心白口，空白处印有吉语字样——“一本万利”和“丄”“英兴造”。全册以毛笔墨书，字体为行书，繁体竖排。册中另夹有一枚手绘二十四等分罗盘图式。根据制版、装订、纸张可推断此簿为清末线装抄本。
正文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共记更路260条，包括“东海更路”（42条）、“又东海更路”（49条）和“北海更路”（169条）。每一条更路都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即航行的始发地和目的地的地名、航行时所遵循的针位和航行的更数。
这里的“更”是《更路簿》中的标准核算单位，它是中国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清代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记载：“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每更约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朝顶风逆则减退。”因船只大小不一，构造各异，海流、风向和风力大小不等，航行速度不尽相同，所以“更”只能是个约数。学术界一般认为一“更”合60里，也有一“更”合10里、一“更”合50里、一“更”合40里等说法。
该《更路簿》中记载的针位，是按二十四等分罗盘方位来读出方向，即按圆周将罗盘分为24等分，每等分15度，用四维、八干支来确定方向。该《更路簿》所载针位多种，主要有单针、缝针、对针、兼线针等。《东西洋考》中“舟师考”有载：“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单用”即“单针”“指两间”亦称“缝针”。单针如单丁、单午等，缝针如丁午、丙午等。单丁为今195度。单午为今180度。缝针则是丁午之间变化、丙午之间变化之类。对针是指罗盘中直径两端相对的两个方位，如“子”与“午”相对。缝针亦可相对，如“丙巳”与“壬亥”互为对针。该《更路簿》中大量使用对针的表述。在实际帆船航行中，两地之间的航路受风向、海流等因素的影响，来向的针路和去向的针路并非完全重合。只有往返航行线路基本重合，才能用对针来表述。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长期航海实践作业过程中，根据经验和记忆记录下的关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航海针经书，是中国渔民（海南渔民）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直接历史实证。它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用海南渔民方言记录，尤其是对南海诸岛礁的命名最能体现南海渔民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其中关于西沙、南沙诸岛礁的不同地名就有九十多个，涵盖当前西沙、南沙群岛的绝大多数地理范围，这些地名具体而又形象，同海南渔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息息相关，有的即为渔民自行命名并世代沿袭。这些地名俗称不仅很多保留在中国政府的官方称谓中，而且还有一些被国外航海者使用，常见于国外航海图文资料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南海诸岛是由中国渔民最早命名和开发的。 西沙沉船的记忆——“华光礁Ⅰ号”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古称“千里长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西沙群岛海域埋藏了大量历代沉船遗迹和文物。“华光礁Ι号”沉船，1996年由中国渔民出海作业时发现，两次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水船体构件五百多块，陶瓷器、铁器等各类文物逾万件，大部分保存在海南省博物馆。
“华光礁Ι号”沉船出水文物众多，以陶、瓷器占大部分，又以青白釉、青釉居多，还有少量酱釉器。器形主要有碗、盘、碟、壶、粉盒、盏、瓶、罐、钵、军持等，装饰手法和纹样丰富。装饰手法有刻画、模印、堆贴、雕塑等;主要纹饰有荷花、牡丹、菊花、宝相花、缠枝花、折枝花等各类花卉纹饰以及“福”“寿”等吉祥文字。
青白釉瓷器，釉色介于青釉、白釉之间。主要有碗、碟、盘、罐、瓶、执壶、粉盒等。有的胎质细腻、釉面莹润、纹饰精巧，菱口碗、菱口盘、莲瓣纹乳钉罐、花口瓶、乳钉纹器盖等，应产自宋代景德镇湖田窑;而有的胎质较粗，釉色泛灰，制作简单草率，碗、瓶、执壶、粉盒等器物和宋代福建德化窑的产品近似。
青釉瓷器胎较厚，釉色泛灰，釉面光洁，可分为青黄釉和青灰釉两种。器形有碗、盘、碟、瓶等，以刻划花为主，多为花卉紋样。青黄釉瓷器中的碗、大碗、大盘、瓶、小罐等器形，应是出自宋代福建松溪回肠窑、同安汀溪窑、南安罗东窑及晋江磁灶窑和浙江龙泉窑等窑场。青灰釉瓷器中各类碗，当与福建宋代南安东田窑、德化窑的产品较相似。
酱褐釉瓷器，质地较粗，胎色灰白，釉层较薄，釉色呈黑或泛褐色，绝大多数为素面，下腹及底部一般不施釉，器类多为瓶、罐、军持等。此类器物应出自宋代福建晋江磁灶窑。
经对“华光礁Ι号”沉船出水瓷器分析，大部分是属于粗瓷产品，大都来自福建沿海地区的各地宋代民窑。出水前，这些瓷器成批地堆积船舱内，一般都是包装成摞，应是海外贸易时大规模外销的陶瓷商品。另有少量青白瓷是江西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胎质细腻，胎体很薄，釉色光洁明亮，造型规范。因此初步推断出水瓷器的年代应为南宋。此外，“华光礁Ι号”在船体特征上符合宋代福船的特征。由此，华光礁I号应是一艘南宋时海外贸易商船，证明西沙群岛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更路簿》、“华光礁Ι号”沉船及出水船货等珍贵文物，从人群迁移、航海指南、外贸商船等不同角度，充分证明了海南岛及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舟楫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和途经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以南海为中心的航路，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舟楫往来频繁，这是对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命名。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远达东非和红海，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是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海南岛，明代名臣丘濬引明太祖朱元璋敕语，称其为“南溟奇甸”，虽孤悬海外，但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南海诸岛屿，蕴藏着丰富的水下沉船遗址和遗物。海南省博物馆是海南省内唯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有一系列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相关珍贵文物，它们是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域外移民的孑遗——珊瑚石墓碑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有数块珊瑚石墓碑，用海南本地海域所产珊瑚石所制，均为单面雕刻，正面雕刻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为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经文。其中两块极具代表性。一块墓碑上雕刻有两只飞翔的小鸟，其形状由阿拉伯文雕刻拼接而成。通过对阿拉伯文书体造型的研究，推测此墓碑的年代应为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飞鸟”应是中东地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或“长生鸟”形象，飞鸟图案造型及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阿拉伯半岛公元10世纪以前的艺术风格。墓碑上还装饰有星星、月亮等图案。碑面雕刻“Z”字形的饰带围绕于铭文四周，在铭文的右侧雕刻一颗星，与之类似的雕刻常出现在伊斯兰地区公元10世纪以前的碑刻中。另一块墓碑，墓碑正中雕刻圆圈，周边呈齿状，圆圈象征着太阳，周围植物托起太阳，组成典型的“生命树”图案。这种造型的图案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很早就有出现，在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的波斯细密画（Persian miniature）中被大量应用。雕刻图案下方为阿拉伯文，刻有死者名字。两块墓碑都是顶部突起，呈五峰，最中央峰稍高于其他四峰。墓碑装饰附加在铭文的下沿，这些特征与阿拉伯地区公元9世纪时一些墓碑的做法类似。
珊瑚石墓分布于海南东南部沿海的陵水和三亚地区，均为几十座甚至数百座集中分布的墓葬群，已发现的主要有藤桥番岭坡墓群、梅山八人轿坡墓群、羊栏回新村墓群、福湾墓群、干教坡墓群、崖城大蛋墓群等六处。从墓碑的形制、装饰等特征来看，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文化特征，推测其为伊斯兰教徒墓应无异议。
唐代，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港口，进行海外贸易，海南岛是这条古代“广州通海夷道”上舟楫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也开始在海南岛驻留、定居、繁衍，并最终安葬于此。珊瑚石墓碑的发现证实，他们最迟在唐宋时已生活定居在海南岛。他们的到来和寓居，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及中外海上文化的交流都有着密切的關系。
南海渔民的天书——南海《更路簿》
《更路簿》是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广东、海南沿海渔民在南海海域长期往来航行、渔猎作业的航程记录和航行指南，据渔民传说是明代“三宝公”——郑和时流传下来的。每当出海时，此为每艘渔船所必备。在流传过程中，《更路簿》经过了各个时期渔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的传抄、修正、补充，内容时有增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各种清代《更路簿》抄本多达十余种。
2011年，海南省博物馆从海南岛内征集到一本《更路簿》。该更路簿封面用墨书写“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字样。全簿为线装抄本，部分册页残缺，现存共16页。册页朱色印刷而成，双鱼尾（顺），版心白口，空白处印有吉语字样——“一本万利”和“丄”“英兴造”。全册以毛笔墨书，字体为行书，繁体竖排。册中另夹有一枚手绘二十四等分罗盘图式。根据制版、装订、纸张可推断此簿为清末线装抄本。
正文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共记更路260条，包括“东海更路”（42条）、“又东海更路”（49条）和“北海更路”（169条）。每一条更路都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即航行的始发地和目的地的地名、航行时所遵循的针位和航行的更数。
这里的“更”是《更路簿》中的标准核算单位，它是中国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清代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记载：“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每更约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朝顶风逆则减退。”因船只大小不一，构造各异，海流、风向和风力大小不等，航行速度不尽相同，所以“更”只能是个约数。学术界一般认为一“更”合60里，也有一“更”合10里、一“更”合50里、一“更”合40里等说法。
该《更路簿》中记载的针位，是按二十四等分罗盘方位来读出方向，即按圆周将罗盘分为24等分，每等分15度，用四维、八干支来确定方向。该《更路簿》所载针位多种，主要有单针、缝针、对针、兼线针等。《东西洋考》中“舟师考”有载：“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单用”即“单针”“指两间”亦称“缝针”。单针如单丁、单午等，缝针如丁午、丙午等。单丁为今195度。单午为今180度。缝针则是丁午之间变化、丙午之间变化之类。对针是指罗盘中直径两端相对的两个方位，如“子”与“午”相对。缝针亦可相对，如“丙巳”与“壬亥”互为对针。该《更路簿》中大量使用对针的表述。在实际帆船航行中，两地之间的航路受风向、海流等因素的影响，来向的针路和去向的针路并非完全重合。只有往返航行线路基本重合，才能用对针来表述。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长期航海实践作业过程中，根据经验和记忆记录下的关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航海针经书，是中国渔民（海南渔民）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直接历史实证。它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用海南渔民方言记录，尤其是对南海诸岛礁的命名最能体现南海渔民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其中关于西沙、南沙诸岛礁的不同地名就有九十多个，涵盖当前西沙、南沙群岛的绝大多数地理范围，这些地名具体而又形象，同海南渔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息息相关，有的即为渔民自行命名并世代沿袭。这些地名俗称不仅很多保留在中国政府的官方称谓中，而且还有一些被国外航海者使用，常见于国外航海图文资料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南海诸岛是由中国渔民最早命名和开发的。 西沙沉船的记忆——“华光礁Ⅰ号”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古称“千里长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西沙群岛海域埋藏了大量历代沉船遗迹和文物。“华光礁Ι号”沉船，1996年由中国渔民出海作业时发现，两次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水船体构件五百多块，陶瓷器、铁器等各类文物逾万件，大部分保存在海南省博物馆。
“华光礁Ι号”沉船出水文物众多，以陶、瓷器占大部分，又以青白釉、青釉居多，还有少量酱釉器。器形主要有碗、盘、碟、壶、粉盒、盏、瓶、罐、钵、军持等，装饰手法和纹样丰富。装饰手法有刻画、模印、堆贴、雕塑等;主要纹饰有荷花、牡丹、菊花、宝相花、缠枝花、折枝花等各类花卉纹饰以及“福”“寿”等吉祥文字。
青白釉瓷器，釉色介于青釉、白釉之间。主要有碗、碟、盘、罐、瓶、执壶、粉盒等。有的胎质细腻、釉面莹润、纹饰精巧，菱口碗、菱口盘、莲瓣纹乳钉罐、花口瓶、乳钉纹器盖等，应产自宋代景德镇湖田窑;而有的胎质较粗，釉色泛灰，制作简单草率，碗、瓶、执壶、粉盒等器物和宋代福建德化窑的产品近似。
青釉瓷器胎较厚，釉色泛灰，釉面光洁，可分为青黄釉和青灰釉两种。器形有碗、盘、碟、瓶等，以刻划花为主，多为花卉紋样。青黄釉瓷器中的碗、大碗、大盘、瓶、小罐等器形，应是出自宋代福建松溪回肠窑、同安汀溪窑、南安罗东窑及晋江磁灶窑和浙江龙泉窑等窑场。青灰釉瓷器中各类碗，当与福建宋代南安东田窑、德化窑的产品较相似。
酱褐釉瓷器，质地较粗，胎色灰白，釉层较薄，釉色呈黑或泛褐色，绝大多数为素面，下腹及底部一般不施釉，器类多为瓶、罐、军持等。此类器物应出自宋代福建晋江磁灶窑。
经对“华光礁Ι号”沉船出水瓷器分析，大部分是属于粗瓷产品，大都来自福建沿海地区的各地宋代民窑。出水前，这些瓷器成批地堆积船舱内，一般都是包装成摞，应是海外贸易时大规模外销的陶瓷商品。另有少量青白瓷是江西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胎质细腻，胎体很薄，釉色光洁明亮，造型规范。因此初步推断出水瓷器的年代应为南宋。此外，“华光礁Ι号”在船体特征上符合宋代福船的特征。由此，华光礁I号应是一艘南宋时海外贸易商船，证明西沙群岛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更路簿》、“华光礁Ι号”沉船及出水船货等珍贵文物，从人群迁移、航海指南、外贸商船等不同角度，充分证明了海南岛及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舟楫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和途经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