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中国二胡，中国料理”道出了二胡演奏家、著名作曲家关铭先生对其二胡音乐创作和整个中国民族音乐创作语言的表达所坚持的信条和观念。同时透过他新近出版的《二胡曲论》一书也明白无误的证实了其多年以来为此所付出的实践努力和劳动而得到的丰硕成果。
　　本书的问世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读来使人感到亲切、真实，因为书中的语句通俗而直白、平实，没有空洞刻板教条，居高临下，假大空的说教等一些时下某些文章中的常见鄙俗现象。作者在谈到创作中如何使中国本土音乐语言，在旋律创作中既要用形象思维对表象材料的深切感知和体味，又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加以梳理、安排和布局，其目的是创造出合适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的艺术作品。
　　这本《二胡曲论》（简称‘曲论’）精选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二胡力作。有齐奏曲、独奏曲和二胡协奏曲的乐谱和总谱等，同时，还收集了一些创作心得，包括在全国各地音乐重大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在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报告和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等，这本既有作品又有理论支撑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铭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对待创作观念的基本态度。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积累的精华，是其心血凝聚的结晶。前半部分的二胡创作中收录了三首齐奏，分别是《丰收秧歌》、《送肥路上》《当一个农业科学家》；独奏挑选了《北京的喜讯》《胡歌》《西口情韵》等；总谱分别为“蓝花花”二胡叙事曲的民族管弦乐队版和“蓝花花”二胡协奏曲的西洋管弦乐队版两个总谱版本。
　　无疑，这本书的问世以谱例和论文两方面向读者总结了作者是如何面对所要创作的作品从选题、构思、布局等各阶段透过表象，而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符合广大听众喜闻乐见的、表现中国特色的与传统相结合的、实现作者与受众体双向交流的审美体验。
　　该书论文部分则收集了《“秦派二胡”与燕乐音阶》《蓝花花叙事曲》《创作纪实》《中国二胡·中国料理》《二胡音乐创作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当代二胡音乐创作透视——在中国音协二胡学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从民族音乐沃土中走来的二胡大师》《中国民族音乐的骄子——刘天华》《二胡考级中常见问题述评》《民族器乐考级曲目补遗》《创作、教学、理论——在中国音协二胡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从汉宫秋月说起》《从胡歌说起——二胡创作随笔》《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析疑，在西安音乐台做节目时的讲稿，《邮票上的民族器乐》《“秦派二胡”的国家担当（专访关铭）》等。除了作者的文章外，还收录了国内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美学学术界艺术评论家，大专院校的教授和演奏家等有关对关铭先生作品的创作、学术理念、审美意识、作品分析评论。
　　关铭在《二胡曲论》中谈到了音乐创作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对传统音乐的学习、继承和发展，如《秦派二胡与燕乐音阶》一文中指出：“秦派二胡”之所以姓“秦”，主要是指在创作实践和艺术表演中使用了燕乐音阶，这就是秦地的语言，它是中原音乐文化和西域音乐文化（主要是龟兹乐）大融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秦地的人文地理方言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分析研究这种音阶，从实践中掌握运用这种音阶，对于继承秦地音乐文化，发展“秦派二胡”创作都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对秦派音乐形成风格派别的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搜集的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部分，从方言和吐字行腔的音调入手，对‘秦音’形成的调式做了音高测试。并对清乐、雅乐、燕乐三种传统音律作了对比分析，结合关中及西北地区、晋西北、内蒙古西部的方言色彩区的广大地域民间音乐的考证得出了“秦派”音律的产生背景和今后的发展前景。分析见解独到，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意义。
　　刘天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推动改进国乐革新的旗手，他和哥哥刘半农，弟弟刘北茂组成的独特群体，因其卓著的文化业绩和学术成就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化界的“刘氏三杰”。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骄子——刘天华》一文中作者回顾了刘天华的二胡创作实践，总结了刘天华“东西调和”与“洋为中用”、“东西合作，古为今用”理论后指出：“如果研究仅限于作品、技法、风格以及天华先生在中国二胡音乐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等，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以辩证地、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并十分全面地研究刘天华的先进音乐理念、国乐思想、品格、人生观、作品、艺术实践等，充分肯定地在国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创建中国二胡学派中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指导意义，给先生一个新的定位。”
　　二胡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种身份，在民间大都为“俗器”，文人墨客手中的则是“雅器”，寺庙里是“法器”，宫廷中为之日“礼器”。各地民间且在定弦、演奏中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正是刘天华使这件乐器赋予“艺”【艺术】用价值和“乐”【乐器】用价值。他将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转型期的，传统艺术美学、审美趣味、道德判断、在思想上、观念上来了个彻底的颠覆和变革，最大力度开发了二胡这件乐器的潜能。尢其是在实践中把二胡从民间引进课堂，引进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想和教学手段对乐谱、乐曲进行规范化运用。刘天华亲自编写教材，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二胡练习曲和独奏曲。是他把“调式”和调式音阶用于二胡实践，开创了二胡现代教育的新篇章。
　　今天，二胡专业在我国音乐艺术院校，从附小、附初、附高到本科，加上硕士研究生十多二十年的学制表明了这件乐器在艺术表现力、艺术感染力以及其演奏技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二胡音乐作品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响力与刘天华先生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可能是刘天华先生始料未及的。
　　大凡优秀的音乐作品，其共性中大都具有旋律美、调性美、结构美、和声美一些基本特征。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之所以为世人所认同，源于在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人类对文化以及对客观事物、客观世界中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美学共识的代代相传，这种共识的传承使人们对“美的”或是“不美的”东西自有其内心的判断标准。这些绝不以个人意志而动摇或转移。而关铭在“中国二胡、中国料理”中所说的“中国二胡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想为二胡写作品，还是选用中国母语说话为好。无论是讲普通话，或是用广东话、河南语、东北话、陕西话……总之中国人大都可以听的懂，这一点对于本土的作曲家尤为重要。”在这里，中国话就是民族基因的传承和运用。从“曲论”中选录的作品又充分证明了作者的意图。他正是用“语言”这一词汇向读者传递“中国人大都可以听的懂”这样的长期积累的音乐文化传统意识和文化基因。这样的认识和观念是其一贯坚持的理念，在《蓝花花叙事曲》创作纪实一文中他在对旋律具体的论述中，对创作动机、选材的要求，如何能找到适合大众文化意识的题材等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蓝花花”是一首陕北民歌，上世纪50年代初已流行全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首民歌不但曲调优美动听，流畅自然，更重要的是它的歌词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曲家的独具慧眼。中国历史的和现时的重大的、有影响的各种事物和具有影响的事件数之不清，但要选的得当也非易事。所以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去体验、搜集、采风，抓住一切机会，找到群众关注的焦点，抓住闪光的题裁，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创作路线。笔者很欣赏汪毓和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一部音乐作品的优劣归根结底必须由接受者来评定。行家可能有行家的标准，但是，作为对社会发生影响的艺术品存在，作为能经得住历史考验和社会承认的艺术创作，最终还要是由大多数听众来决定，尤其是交响音乐、歌剧等社会性较强的艺术品种，单靠少数行家的承认还是不够的。“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的，遗憾的是有一些理论家总是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一点，总是置广大听众于不顾，过分强调发挥艺术家的个性并将其看作是衡量一部音乐创作是否属于上乘的唯一标准。”一部优秀的、受欢迎的作品应该首先使听众乐于接受、喜欢；能明确了解作曲家音乐表现的内容，能通过音乐演奏表现的陈述中所传递的基本含义和与之相关的信息，进而为之感动且自觉参与其中，共同完成欣赏美、享受美、创造美的审美过程。
　　中国有句古语：“读圣人之书，修一生之德”。关铭先生在漫长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观念中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回答了音乐创作中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寻求新的创作动机，以及作曲者与听众求得审美价值取向的共同价值判断。使作曲家在创作中不断追求和贴近现实生产生活，继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中国文化中的思维逻辑和表现形式为听众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这恐怕是当前作曲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当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实验性的和探索性的新潮音乐，新音乐的作曲家以创新性为特点。笔者认为这种“新”不应该是区别于传统音乐表现形式的根本所在，新潮音乐也好，创新思维也罢，必须与民族传统表现方式相适应：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是主体，而所要描写的自然体，或是客观事物则为客体，成功的艺术品则反映客体的整体或是个案。也就是说，当客体作用于主体之后的发自内心的折射而激发作者自我表现愿望和创作热情时，创作的行为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了。关铭先生的有感而发正是基于此。他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不断的追求和大胆的探索，为人们留下了为数不少的音乐佳作，其中，《胡歌》和《“蓝花花”叙事曲》就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事物和民歌“蓝花花”的内容为素材的，这证明，好的艺术品是有生活基础的，是源于生活的。总之《曲论》的出版发行是值得庆贺的，期待关铭先生今后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