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面向用人单位”思想的指导下，职校语文教学的目标要求发生了剧变，一味强调“必需、够用”。使语文课变成了“识字课”“朗读课”，语文所蕴含的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被无情地剥离，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式的培养和熏陶就此消失，学生的文化素养直线下降，企业用人的热情随之大幅降低。
　　观察中高职语文课堂，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解读的厚度和深度的严重不足，导致教学效果低下的现象层出不穷、比比皆是，错读、浅读、功利性阅读呈泛滥趋势。其原因在于作为文本的第一读者——教师对文本的理解能力低下(仅等于或低于教参)，对于文本所涉及的历史、哲学、美学等内涵知之甚少，对作品的内在逻辑欠缺贯通能力。因此课堂上经常发生“绕道走”现象，即教师不去触及作品的精神内核，不向学生解释作者这样表达的动机，单单对作品的显性知识作形式上的探究和归纳。
　　如教《前赤壁赋》，回避“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停留在字面解释上。对主人公“悲”转“乐”的思想基础不甚了了，生硬地进行思想教育，把教学重点孤立地定在“秋江月夜泛舟”的景物描写的赏析上。割裂了苏轼的出世思想与自然景观的内在联系，让学生凭空体验夜游赤壁的陶然之乐，把一次不寻常的精神游历简单地等同于现代人的休闲旅游。
　　又如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津津乐道于会稽山阴的“惠风和畅、清流激湍”之美，“曲水流觞”之雅，对促发抒写景物之美和人物之雅的内在心理动机浑然不觉，对文本中“死生亦大矣”的感慨——“痛哉”所包含的魏晋人的价值观和文学审美观没有进行合理的阐释。
　　文本解读“绕道走”的结果是造成文脉的中断、文气的衰竭。如果把一篇文章看成是有机统合、各部分相互依存的生命体。那么以上几种解读无异于扼住生命体的咽喉，而去端详它的某一部分形体的样貌；把握的不是生命体血液奔流体魄强健时的美，而是一个个部件濒死的印象。朱光潜先生认为，“文艺作品都必须具有完整性。它是旧经验的新综合，它的精彩就全在这综合上面见出。在未综合之前，意象是散漫零乱的；在综合之后，意象是谐和整一的。这种综合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凡是文艺作品都不能拆开来看，说某一笔平凡，某一句精辟，因为完整的全体中各部分都是相依为命的。”解读文本若要谋得精彩，非融通各意象不可。而融通意象的前提是得其神韵，即创作主体在某种强大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心理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家既鼎足而立，各有侧重，是“佛治心，道治身，儒治世”，又相互融合，共同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厚稳固的影响，从而建构了特定的士族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超越了个体人某时某刻的喜怒哀乐，超越了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具体历史内容促发的内心感受，而呈现出深刻的人生感受。读者只有充分领悟了这种心理特征，才能欣赏作品中的“山山水水”，作者的“一颦一笑”。
　　可以说，没有对文化的解读，就没有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成功解读。
　　让我们来看《前赤壁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苏轼的大量诗文都表达出逆境中旷达超脱的情怀，这种情怀不是凭空产生的，缘起于创作者文化意识中的释、道观念。释即佛，佛教主张世界万物与人之身体皆由地、水、火、风之四大和合而成。它们的本质是“空”，即宇宙万物都是众缘(各种条件)生成的现象，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因空(因缘和合)起色(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只有随条件而起、随条件而变的现象。没有脱离条件而存在的绝对独立的事物。《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宇宙万物)，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无常”才是世界永恒的规律。“空”的思想使人认识到：人生无圆满，处世应淡然去执著。以此来看“水”与“月”的“变”与“不变”，就非常清晰了，“变”是因空起色，“不变”是因色见空。具体解释为：水和月为代表的宇宙万象(包括人类)都是因缘而生的现象，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对于世界来说，水、月为代表的宇宙万象(即地、水、火、风)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永远变化，永远存在，此之谓永恒。既然宇宙的精神是这样，也就是说日月山川与人生一样，都是一种虚空的存在，既短暂(现象变动不居)又永恒(四大物质不灭)，那么对山川的羡慕、对曹操功业的羡慕就失去了意义。对人生的短暂、个人际遇的遗憾和悲哀也失去了意义。最终心情复归平静(“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前赤壁赋》)。佛教精神构筑了苏轼平静无争，淡然一切的文化心理，是他于逆境中给心灵罩上的盔甲。再看“道”对苏轼的影响，“道”的基本精神是无为而治，庄子认为充满矛盾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对生命个体进行着伤害，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为名、利、家族、国事奋斗，到头来极大地伤害了自己。为了摆脱这些束缚，必须摆脱世俗的纠缠，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提倡“安时而顺处，哀乐不入”。处于人生最失意最灰暗时刻的苏轼，没有走向绝地，源于“道”家精神的自觉内化。如果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共识”是灵魂的表白，那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对“道”的参行和实践了。由此可得出结论，释、道思想的熏陶，凝成了苏轼特有的旷达情怀。
　　读《兰亭集序》，从“死生亦大矣”“痛哉”的悲慨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人生欢愉易逝、悲苦恒常的无奈，人生短促、江山永恒的愁苦，这种情感蕴含着一种美学思潮的进步——人的觉醒，生命意识的觉醒。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杀戮不停的残酷现实导致整个文化和哲学思潮的巨变，致使门阀士族阶层对完全屈从的外在权威(鬼神迷信、道德节操)产生了怀疑，对人生表达着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无论是“晤言一室”还是“放浪形骸”，都是重新发现生命价值后对“人生行乐”的公开宣言。此时，庄玄思想的萌发和勃兴，为人们摆脱道德伦理功名利禄的束缚，享受生命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重视个体的存在(因为人终究是要死的)，摆脱物(包括礼教)役，返回自然的浑朴与天真，使心灵得到解放，在有限的时空里获得无限的自由。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与两汉截然不同的山水诗文(轻伦理，重情感)，从视山水为某种伦理秩序的寄托，转向珍惜其生命本色而忘情歌咏。于是，王羲之笔下的兰亭之景就呈现出一派从所未有的清新活泼，极具生命情调，洋溢着汪洋恣肆不可阻扼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成为承载追求个性自由的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作为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折射出的景物之美和人物之雅，应是超功利的审美的哲学在起作用。
　　微观分析两个文本。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是浸润于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中的一股气血。其厚积千年凝成完备的体系、坚实的构架，一代代文学家就在它深深哺养、厚厚蓄积的泥土里发芽、吐穗、拔节、丰茂，用生命来拨亮古老文明的精神之光，书写民族的心灵历史。这样，文化就总是不露痕迹地流淌于大师的笔下，流动于文本的各处，熠熠闪光，精美绝伦，形成另一种语言，等待着读者去对话。
　　与传统文化对话，是现代人精神发展的需要，但是，对话确有难度。“文化缺省”使后代读者在经典作品的门外徘徊，其实质是创作者与后世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古老东方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建立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上，而当代中国人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繁盛时期，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所向披靡带来的民主意识的强化，地球村意识的深入，对于自己民族的古老文化反而昏昏。由此，经典作品就成了一块块难啃的骨头，令人望而生畏了。
　　解决经典文本解读难的有效方法是读者自觉扩展自身的文化背景，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获得深邃的眼光和宽大的胸襟，以文化为钥匙。打开一扇扇紧密的大门。当然，首要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应该落在职教语文教师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