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权力的本质，哈耶克的认识远高于西方其他政治学家。哈耶克认为，仅从恶的一面讨论权力会产生误导，权力本身不是恶，用之不当、用来损人利己，权力才会恶化，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才是恶；“为了实现某项伟大的事业所运用的权力”则不是恶的。
　　所以，权力对于人类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善的。《易经》说“圣人之大宝曰位”，权位对于圣人，就是“大宝”。
　　权之利用
　　《尧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
　　大意是说，考查古代历史，帝尧名叫放勋。他治理天下严谨节用，谋虑通达，文雅温和，诚信尽职，推贤礼让，光辉普照四方，达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明德，使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后，明辨百官的优劣；百官德行提升、各尽其责后，协调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友善和睦起来了。
　　看，权力在帝尧手中，成了多么伟大的工具，可以建设社会的和谐和政治的美好，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理想之美、权力之善、手段之正义并重。荀子在《王霸》一文中介绍王道政治的特征，其中之一是“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可见儒家在权力运用方面何等慎重和文明。孟子也说过：“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
　　各种抗暴卫道救灾抢险的正事善举，都有可能连累乃至牺牲无辜，汤武革命吊民伐罪，或亦难免误伤，那是一种无奈，不是主观故意。为“得天下”或“谋全局谋万世”而有意牺牲无辜，明知无辜还要加害，那就不允许，那是大罪恶。
　　或问：为了救天下能不能杀无辜呢？答：不论什么伟大的理由、崇高的目的都不能杀无辜，这是政治底线也是人道底线，这个底线若破了，“天下”和“无辜”都悲剧。其实天下不可能靠杀无辜而得救，邪恶手段达不成善良的目的和美好的理想。
　　荀子说，虽然“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但是，仁者会很坚定地维护道德理想和国家利益，就像石头那样坚固。提拔重用的人都是正义之士，国家颁布的都是合乎礼义的法律，率领文武百官追求的都是仁义的志向。可见，儒家的君权之善，必须与义士、义法、义志配合，要落实于官员群体、法律制度、政治方向的正义。
　　君权民授
　　孟子曾与弟子万章就尧舜禹禅让一事对君权谁授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万章认为，君权君授，即下一代君权是由上一代天子授予。孟子反对，认为君权天授。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政治上，民意为天意的第一代表，故“君权天授”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君权民授。舜之所以最终“践天子位”，就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诓歌者，不诓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意味着其天子的权力来自于民意。
　　可以说，儒家的权位、政治、制度和法律都是必要的善，是对治恶习恶行的必须。同时，儒家认为，对于反道德、反文明、亡天下的恶权力，人人得而批判之、反抗之、驱除之、消灭之。孟子诛一夫，汤武大革命，针对的是暴君，也就是恶化、恶性的权力。吊民伐罪、应天顺人的革命权力，当然是正义的，大善的。
　　借用王阳明的话说：无善无恶权之体，为善去恶权之用。意谓权力的本质非善非恶，超越善恶，但权力的作用在于为善去恶，包括对治恶习，惩罚恶行，革除恶制，驱除恶政，亲民治国，富之教之，为民立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但由于对权力本质认知的不同，儒家和自由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说法和做法是“用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儒家则是：用礼制把权力尊上礼台，升进文明。对权力，以法制约之，以礼提升之，以道统庄严之。
　　只有体现相当的人格高贵和道德尊严者，才有资格登上礼台；登上礼台者，必须自觉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别说非法，非礼都不行，都丢脸，都会被礼制轰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