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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
当然，前面说到的那些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是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来愈多，我们却是愈战俞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后记
为什么我在年过七十以后，还要在公余挤出时间，动手来写这本《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主要的理由，已经在本书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我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
套用一句时行的话，多少年来我一直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对我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内，我从一个高中生到进入大学的历史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我自己在这年年初都根本没有料想到，一些原来很熟悉我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那是在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推动下的结果。那么，周围的客观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人说，一个人的记忆，往往对年轻时的事比眼前的更记得清楚。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种种仿佛仍历历在目。
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讲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了。
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我在中国的1947年这座“凯旋门”前不是站过五分钟，而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当时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这些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中未必全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后人也许只能加入自己的想像，用他们的推测来作为补充，这就难免会带来某些主观随意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见证人。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中国的1947年”又恰恰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当我读到这个时期的种种历史资料时，常常禁不住把它同自己当年的亲身见闻相对照，相比较。尽管今天我掌握的资料远比那时要多，认识也在深化，但基本的理解同我当年的切身感受是一致的。因此，内心有时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转折年代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写出来。
当然，我决不敢说自己就一定懂得了中国的1947年。柏格森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对直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做了过分的夸大。在凯旋门前站立五分钟，未必就能真正懂得凯旋门，何况这里还会有个人视野局限的影响。中国的1947年是远比一座凯旋门复杂得多的对象，即便有一年的亲身观察，肯定仍谈不上因此就真正懂得了它，个人视野的局限更是难以避免。比喻终究只是比喻，很难完全贴切，无非只能取其一端罢了。
正因为存在个人视野的这种局限性，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本书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双方战事发展的叙述远比解放区状况的叙述要多；引用的期刊中，当时上海出版的《周报》、《民主》、《观察》、《时与文》、《国讯》等占的比重很大，这些正是我那时经常阅读的刊物。
至于自己的看法是否都准确，那就只有靠读者来评判了。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也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这本书总多少可以反映一个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眼中的那一年。正是那股时代潮流，把我这样一个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一步一步地卷了进去。这至少也是客观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何况我确知当时有着同样或类似看法的决不只是我一个人。
原来还想在结尾时写一章综合性的分析，作为全书的结论。后来想想，历史著作的特点是实证性，应该先把事实写清楚，力求再现或接近当年的历史原貌(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才谈得上以史为鉴；而且自己想说的话在各章中大体上已经说到，再写一章，未免画蛇添足。也许有耐心的读者在看完全书后自己回头想一想，从中得出某些结论，要比作者再来说这说那会更好一些。书中引用的文献，通常引得长一些，目的也是想使读者对事实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以便自己来思考和做出判断。
本书叙述的范围是中国的1947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入1947年的，第一章先简略地回顾了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这一年多的经过，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看来是必要的。后来又想起一件事：当我在1947年秋天进入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高年级同学对我说：“你们生活在沦陷区的人，在抗战胜利时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那么大的希望。我们生活在大后方的，在抗战后期就对它不抱多少希望了。”这话的确是事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作为本书的内容，总不宜追溯得太远。所以，又选了一篇在前几年所写的论文《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作为附录。有兴趣的读者如果肯再花点时间读一读，也许可以对这段历史的发展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印象。
还需要说明一点，本书虽然用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样的书名，但着眼点主要是想考察国民党政府怎样会在这一年中由强者转化为弱者，中国共产党又怎样会从弱者转化为强者，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不是准备写一本关于1947年中国的通史性著作。因此，这一年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提到，或者只是很简单地谈到。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责任编辑：晓虹)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
当然，前面说到的那些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是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来愈多，我们却是愈战俞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后记
为什么我在年过七十以后，还要在公余挤出时间，动手来写这本《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主要的理由，已经在本书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我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
套用一句时行的话，多少年来我一直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对我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内，我从一个高中生到进入大学的历史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我自己在这年年初都根本没有料想到，一些原来很熟悉我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那是在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推动下的结果。那么，周围的客观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人说，一个人的记忆，往往对年轻时的事比眼前的更记得清楚。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种种仿佛仍历历在目。
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讲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了。
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我在中国的1947年这座“凯旋门”前不是站过五分钟，而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当时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这些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中未必全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后人也许只能加入自己的想像，用他们的推测来作为补充，这就难免会带来某些主观随意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见证人。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中国的1947年”又恰恰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当我读到这个时期的种种历史资料时，常常禁不住把它同自己当年的亲身见闻相对照，相比较。尽管今天我掌握的资料远比那时要多，认识也在深化，但基本的理解同我当年的切身感受是一致的。因此，内心有时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转折年代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写出来。
当然，我决不敢说自己就一定懂得了中国的1947年。柏格森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对直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做了过分的夸大。在凯旋门前站立五分钟，未必就能真正懂得凯旋门，何况这里还会有个人视野局限的影响。中国的1947年是远比一座凯旋门复杂得多的对象，即便有一年的亲身观察，肯定仍谈不上因此就真正懂得了它，个人视野的局限更是难以避免。比喻终究只是比喻，很难完全贴切，无非只能取其一端罢了。
正因为存在个人视野的这种局限性，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本书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双方战事发展的叙述远比解放区状况的叙述要多；引用的期刊中，当时上海出版的《周报》、《民主》、《观察》、《时与文》、《国讯》等占的比重很大，这些正是我那时经常阅读的刊物。
至于自己的看法是否都准确，那就只有靠读者来评判了。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也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这本书总多少可以反映一个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眼中的那一年。正是那股时代潮流，把我这样一个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一步一步地卷了进去。这至少也是客观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何况我确知当时有着同样或类似看法的决不只是我一个人。
原来还想在结尾时写一章综合性的分析，作为全书的结论。后来想想，历史著作的特点是实证性，应该先把事实写清楚，力求再现或接近当年的历史原貌(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才谈得上以史为鉴；而且自己想说的话在各章中大体上已经说到，再写一章，未免画蛇添足。也许有耐心的读者在看完全书后自己回头想一想，从中得出某些结论，要比作者再来说这说那会更好一些。书中引用的文献，通常引得长一些，目的也是想使读者对事实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以便自己来思考和做出判断。
本书叙述的范围是中国的1947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入1947年的，第一章先简略地回顾了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这一年多的经过，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看来是必要的。后来又想起一件事：当我在1947年秋天进入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高年级同学对我说：“你们生活在沦陷区的人，在抗战胜利时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那么大的希望。我们生活在大后方的，在抗战后期就对它不抱多少希望了。”这话的确是事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作为本书的内容，总不宜追溯得太远。所以，又选了一篇在前几年所写的论文《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作为附录。有兴趣的读者如果肯再花点时间读一读，也许可以对这段历史的发展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印象。
还需要说明一点，本书虽然用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样的书名，但着眼点主要是想考察国民党政府怎样会在这一年中由强者转化为弱者，中国共产党又怎样会从弱者转化为强者，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不是准备写一本关于1947年中国的通史性著作。因此，这一年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提到，或者只是很简单地谈到。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