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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关于胡汉民的苏联之行，他本人已经有所叙述，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胡汉民先生名著集》(上下册)辑入了他发表的有关文章。台北蒋永敬教授在《胡汉民先生的重要史绩及其影响》中，吴相湘教授在《胡汉民先生年谱稿》中都有记载。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基塔连科、罗梅君教授等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卷首次发表了胡汉民苏联之行的一些原始文件。但是有几个关键性的特别是说明苏方如何安排胡汉民同斯大林的会见和斯大林本人对胡的态度的文件却一直深藏于斯大林的个人档案中，这个卷宗一般不对外国人开放。
卡尔图诺娃教授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挖掘出这些文件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我们能有这些文件，可谓得来不易。现对下面发表的几个文件，作出以下说明。
首先是胡汉民何以赴苏。廖仲恺被剌后，胡汉民担着很大的嫌疑。他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也摇摇欲坠。特别是他使鲍罗庭觉得处处掣肘，鲍罗庭很坦爽地描写过当时的情况："收拾完许[崇智]就该收拾胡汉民了，胡能适应每一个朝代，谁在台上就依靠谁"。鲍罗庭认为鉴于广东省内外的危险局势，"为巩固我们在广东的地位就要撤除胡汉民的职务"。他满意地向莫斯科报告广东形势说："许崇智走了，廖鸿楷被解除了武装，胡汉民被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我们广东的政权好像就统一了"。胡像是落荒而逃。
不过，国民党中央也还是给了胡汉民相当的面子。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的介绍信称"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胡"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等要职"。其使命是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关于胡汉民的职权范围，信中明确国民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
第二，胡汉民在莫斯科。1925年10月2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朱和中、李文范、副官杜成志一起乘俄国轮船赴苏联。14日到达莫斯科，受到优厚礼遇。但是私下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却认为胡的莫斯科之行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所以胡汉民在自己日程中安排的六件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进展。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觉得苏联方面安排的日程"大都避重就轻，无关紧要，如观赏歌剧、访问产科医院等，类皆无谓之交际，而令人疲累已极"。据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拉斯科利尼科夫致加米涅娃(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信中记载，苏方知道胡汉民的不满。胡本人的这两封信目前虽还没有找到，但现在发表的《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却可以作为映衬。(N.C.阿拉洛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胡汉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并作了发言，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讨论了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国民党党章的问题。
就国民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问题，胡汉民于1926年2月6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基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从日程的紧凑性看出苏方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2月13日胡汉民正式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2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由斯大林签署的决定称"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地位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在预先与国民党代表私下会商中，应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这使人们隐约感觉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卡教授的考证说明，2月19日胡汉民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胡汉民本人也有记载。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这个意图通知了国民党。
下面发表的1926年2月26日《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胡汉民没有达到目的，国民党没有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0条："对于那些非共产国际成员，但对该国际表示同情并愿意与之接近的团体和政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接收其为列席代表"，国民党的地位确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唯一的代表就是这年底到达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邵力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交往发生在三二O事件之前，斯大林对胡汉民的友好立场跃然纸上。
卡教授得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允许在《百年潮》上独家发表这四封信。译者很荣幸接受她的委托将其中的三封译为中文。注释中除标有"译者"字样的以外，均为卡教授所加。
文件一：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12月10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启
尊敬的同志：
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委员胡汉民现正值身莫斯科。
胡汉民想了解联共(布)的工作，故此，请安排接见胡汉民并就他感兴趣的问题同他谈一次话。
敬候回音。致
共产主义敬礼!
阿拉洛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56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
文件二：胡汉民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欧洲旅馆37号房间)
史达林同志：
汉民此次代表来莫斯科，备承同志等特别优待，感荷无似，尤其是与同志等接洽，得受种种指导、扶助，此不特为个人之荣，本党之幸，抑四万万被压迫民族受其赐矣。
前日踵谈告别，凡言三事：(一)、为与第三国际联络可派出代表交换意见；(二)、为改造广东大学统一革命思想；（三）、为设置高等军事教育养成革命高等军事人材，皆承慨诺补助。汉民行期在即，若能于未行之前能得示以具体之方案，最为感激，次亦望依此着手进行，俾中国革命促进有成，同时得为世界革命尽相当之责任。
汉民行后或托袁同志(即袁庆云，1925年初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译者)为通信顾问。即企以时告知一切，俾资指导。此候
公祺
胡汉民顿首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案卷822，第59－60页。
文件三：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本月23日(胡汉民信在翻译成德文时将日期"2月24日"错标为"2月23日")大札我于今天(2月24日)收悉。您先后在与布哈林同志(1926年5月3日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同布哈林的会晤)和我的谈话中，此次又在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已经提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日程上，明天(2月25日)晚间开过会后我会立即把情况告诉您。我们中央委员会一般是每星期四开会。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回答将是肯定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61页。
文件四：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6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昨天，我们的同志讨论了您提出的问题，结果是：
1.近几天您会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指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明确表示，鉴于当时国民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该党不宜"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免帝国主义者动员反动力量"进攻广州"政府。这恰恰也是斯大林当面向胡汉民讲的内容--译者)
2．关于广州大学和建立高级军事院校问题，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可接受您的建议，并答应给予大力支持。不过，鉴于在莫斯科这里缺乏资料，又不了解广州授课的具体条件，难以编制改造这所学校和组建高级军校的计划，我们认为必须在广州制定计划。再者我们也不知道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学校为好：是纯粹共产主义性质的抑或是有共同教学大纲的综合学校，还是仅仅开设社会科学课程的学校。我们也不清楚，广州方面需要一座什么类型的军校。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由我们驻中国的军事专家和科学家与您，胡汉民同志(如果需要，也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道，在中国就近制定出军校和大学的相应计划，并把据此而产生的需求寄给我们。不在广州制定计划，我们在这里就会犯错误。这几天我们就会给加拉罕同志发出指示(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6年3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举行会议时，斯大林介绍了胡汉民的情况，3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加氏发的指示是："责成加拉罕同志接见胡汉民，并会同我国军事和科技专家一起讨论广州大学的改组和在广州建立高等军事学校的问题，拟出相应计划并做汇报说明是否有必要为此再由莫斯科派遣教官，以及需要哪些教官--译者)，他会同您见面并介绍您同我们的专家晤谈(加拉罕与胡汉民会见的情况迄今未找到)。
3．您通过袁庆云交来的关于我们谈话的情况，我已经注意到了。
4．很高兴采纳您关于处理我们谈话的建议。请不要客气，坦率地写出您感兴趣的种种问题并请相信，我十分乐意回答您所有的问题。
致
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64－65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
(责任编辑：晓虹)
卡尔图诺娃教授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挖掘出这些文件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我们能有这些文件，可谓得来不易。现对下面发表的几个文件，作出以下说明。
首先是胡汉民何以赴苏。廖仲恺被剌后，胡汉民担着很大的嫌疑。他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也摇摇欲坠。特别是他使鲍罗庭觉得处处掣肘，鲍罗庭很坦爽地描写过当时的情况："收拾完许[崇智]就该收拾胡汉民了，胡能适应每一个朝代，谁在台上就依靠谁"。鲍罗庭认为鉴于广东省内外的危险局势，"为巩固我们在广东的地位就要撤除胡汉民的职务"。他满意地向莫斯科报告广东形势说："许崇智走了，廖鸿楷被解除了武装，胡汉民被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我们广东的政权好像就统一了"。胡像是落荒而逃。
不过，国民党中央也还是给了胡汉民相当的面子。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的介绍信称"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胡"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等要职"。其使命是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关于胡汉民的职权范围，信中明确国民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
第二，胡汉民在莫斯科。1925年10月2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朱和中、李文范、副官杜成志一起乘俄国轮船赴苏联。14日到达莫斯科，受到优厚礼遇。但是私下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却认为胡的莫斯科之行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所以胡汉民在自己日程中安排的六件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进展。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觉得苏联方面安排的日程"大都避重就轻，无关紧要，如观赏歌剧、访问产科医院等，类皆无谓之交际，而令人疲累已极"。据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拉斯科利尼科夫致加米涅娃(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信中记载，苏方知道胡汉民的不满。胡本人的这两封信目前虽还没有找到，但现在发表的《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却可以作为映衬。(N.C.阿拉洛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胡汉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并作了发言，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讨论了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国民党党章的问题。
就国民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问题，胡汉民于1926年2月6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基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从日程的紧凑性看出苏方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2月13日胡汉民正式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2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由斯大林签署的决定称"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地位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在预先与国民党代表私下会商中，应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这使人们隐约感觉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卡教授的考证说明，2月19日胡汉民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胡汉民本人也有记载。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这个意图通知了国民党。
下面发表的1926年2月26日《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胡汉民没有达到目的，国民党没有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0条："对于那些非共产国际成员，但对该国际表示同情并愿意与之接近的团体和政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接收其为列席代表"，国民党的地位确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唯一的代表就是这年底到达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邵力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交往发生在三二O事件之前，斯大林对胡汉民的友好立场跃然纸上。
卡教授得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允许在《百年潮》上独家发表这四封信。译者很荣幸接受她的委托将其中的三封译为中文。注释中除标有"译者"字样的以外，均为卡教授所加。
文件一：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12月10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启
尊敬的同志：
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委员胡汉民现正值身莫斯科。
胡汉民想了解联共(布)的工作，故此，请安排接见胡汉民并就他感兴趣的问题同他谈一次话。
敬候回音。致
共产主义敬礼!
阿拉洛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56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
文件二：胡汉民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欧洲旅馆37号房间)
史达林同志：
汉民此次代表来莫斯科，备承同志等特别优待，感荷无似，尤其是与同志等接洽，得受种种指导、扶助，此不特为个人之荣，本党之幸，抑四万万被压迫民族受其赐矣。
前日踵谈告别，凡言三事：(一)、为与第三国际联络可派出代表交换意见；(二)、为改造广东大学统一革命思想；（三）、为设置高等军事教育养成革命高等军事人材，皆承慨诺补助。汉民行期在即，若能于未行之前能得示以具体之方案，最为感激，次亦望依此着手进行，俾中国革命促进有成，同时得为世界革命尽相当之责任。
汉民行后或托袁同志(即袁庆云，1925年初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译者)为通信顾问。即企以时告知一切，俾资指导。此候
公祺
胡汉民顿首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案卷822，第59－60页。
文件三：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本月23日(胡汉民信在翻译成德文时将日期"2月24日"错标为"2月23日")大札我于今天(2月24日)收悉。您先后在与布哈林同志(1926年5月3日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同布哈林的会晤)和我的谈话中，此次又在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已经提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日程上，明天(2月25日)晚间开过会后我会立即把情况告诉您。我们中央委员会一般是每星期四开会。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回答将是肯定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61页。
文件四：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6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昨天，我们的同志讨论了您提出的问题，结果是：
1.近几天您会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指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明确表示，鉴于当时国民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该党不宜"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免帝国主义者动员反动力量"进攻广州"政府。这恰恰也是斯大林当面向胡汉民讲的内容--译者)
2．关于广州大学和建立高级军事院校问题，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可接受您的建议，并答应给予大力支持。不过，鉴于在莫斯科这里缺乏资料，又不了解广州授课的具体条件，难以编制改造这所学校和组建高级军校的计划，我们认为必须在广州制定计划。再者我们也不知道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学校为好：是纯粹共产主义性质的抑或是有共同教学大纲的综合学校，还是仅仅开设社会科学课程的学校。我们也不清楚，广州方面需要一座什么类型的军校。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由我们驻中国的军事专家和科学家与您，胡汉民同志(如果需要，也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道，在中国就近制定出军校和大学的相应计划，并把据此而产生的需求寄给我们。不在广州制定计划，我们在这里就会犯错误。这几天我们就会给加拉罕同志发出指示(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6年3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举行会议时，斯大林介绍了胡汉民的情况，3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加氏发的指示是："责成加拉罕同志接见胡汉民，并会同我国军事和科技专家一起讨论广州大学的改组和在广州建立高等军事学校的问题，拟出相应计划并做汇报说明是否有必要为此再由莫斯科派遣教官，以及需要哪些教官--译者)，他会同您见面并介绍您同我们的专家晤谈(加拉罕与胡汉民会见的情况迄今未找到)。
3．您通过袁庆云交来的关于我们谈话的情况，我已经注意到了。
4．很高兴采纳您关于处理我们谈话的建议。请不要客气，坦率地写出您感兴趣的种种问题并请相信，我十分乐意回答您所有的问题。
致
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64－65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