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常见这样的场景：两军阵前厮杀，一方不幸被俘，做了阶下囚；抓人的“德高望重”，不但不打不骂，反而喝退刀斧手，且慌忙从高位走下来，亲自为其松绑，好酒好肉好招待，感动得被俘者热泪盈眶，甘效犬马之劳，水里火里在所不辞。
　　身为阶下囚，无非面临顺逆两条路，顺者昌、逆者亡，此为“时务”。做了阶下囚，手里没任何筹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胆子大的仗胆骂两声，胆子小的早吓得筛糠。人家高抬贵手，待为上宾，阶下囚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趁坡下驴，山呼“感谢不杀之恩”，此为“识时务”。
　　不过，也有不识时务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关羽落到曹操手里，彼时的形势是曹强刘弱。投降丞相曹操，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追随草鞋匠刘备，无异于选择了颠沛流离。且曹操已然放低身段，伸出了橄榄枝。阶下囚关二爷偏偏不识时务，竟然向曹操开出苛刻条件：降汉不降曹！一有刘备消息，便会立刻投奔。
　　再比如苏东坡。苏东坡因对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写了些情绪诗，被人断章取义，拿来做罪证，触怒当朝，被贬黄州。后来高太后掌权，保守派得势，自然想到他们心目中反对新法的“骨干分子”，于是苏东坡得以回京。但经过几年贬官生活的苏东坡，接触到下层百姓，了解了许多民间疾苦，感受到新法带来的种种好处，竟由当初的反对新法而变为赞扬新法。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这位被高太后寄予厚望的“保守骨干”竟然向高太后大讲新法的好处。要知道这时王安石早已下野，反对新法的势力正把持着朝政。结果，不识时务的苏东坡再落得个贬官惠州，又贬儋州。
　　适时改变立场也许就会转变人生命运。苏东坡偏偏不识时务。今天我们再来读他被贬官时所做的《念奴娇》《赤壁赋》，深深为其旷达胸襟、豪放之情所打动，而全然未想到，此时的苏东坡，正是远离朝都，独守蛮荒。
　　看过一则介绍以色列的文章，有一個细节至今记忆犹新。总理接见国内与其政见不同的某诗人，两人经过激烈交锋，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诗人扬长而出总理府，回家坦然做自己的诗歌，且仍旧不忘批评时政；总理竟然也不以为忤，自顾实行自己的治国之策。
　　这件事着实令人咋舌。卑为草民的一个诗人，竟然如此理直气壮！按国人的逻辑，平民百姓受政府大员接见，那是三生有幸、祖坟冒青烟的事儿。即使已不兴三跪九叩、五体投地、俯伏作奴才状，也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者哆哆嗦嗦、噤若寒蝉，何胆敢与大人物言语交锋？别说没有反对意见，即使有，也会因为被其垂青，而顿时化作感激涕零状。更何况，那种场合，绝然不宜有反对的意见——那多不识时务啊！
　　封建专制统治的当权者权力无边，为所欲为，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很多人只好“识时务”。但识时务者未见几个成了俊杰，而关羽、苏东坡等不识时务者，反倒流芳百世。只是这样的俊杰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上寥若晨星。对比以色列这样的国度，竟然人人可以“不识时务”，这就不得不让国人大跌眼镜了。很多人怀念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只因那个时候出了个魏徵以及一批的不识时务者。但逆龙鳞违圣意，说到底，那也需要主上圣明，圣主不以为忤，你才有不识时务的勇气。
　　当今民主与法制的时代，本有充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人敢“不识时务”，可人们依旧不得不常常去“识时务”，这是法律还是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