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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张时期结束了。盛宴过后，调整的阵痛中，银企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在中小企业风险持续暴露、而银行对不良率又严防死守形势下，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企业虽然开工不足，但还在拼命维持，意味着银行的实际不良率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未来不良率逐渐暴露的过程，也是银行自我调整的过程。
掩盖的不良率
银监会公布的2014年三季度银行业不良率攀升至1.16%，对此，多位接受采访的银行人士均表示，该数字被严重低估。
“经济下行，企业日子很难、银行也很难，银行难的程度远远超过披露出来的数字，真实不良率可能是数倍不止。”一家总部在北京的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其所属银行风险最早是在江浙沪等地的分行爆发，继而陆续向珠三角、福建、东北、华北等区域的分行蔓延，在山东的济南分行和青岛分行，目前都是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其所在的银行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南方的分行开始出现大面积不良，“我们2014年去江浙调研，温州各家银行平均不良率超过20%。”
而到2014年10月份左右，该行在山东的多个地市分行也已“沦陷”，目前包括天津等地的分行坏账也开始迅速增长。该人士透露，“圈里人士都认为，2015年上半年将是银行不良贷款的高发期。”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其发布的《2014：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下称《报告》）中写道：银行可能存在风险缓释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分类偏差对不良贷款进行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按风险大小分为五级，即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其中后三类是不良贷款。这种划分不够严格，分类标准宽泛，容易高估贷款质量，掩盖信贷资产的不良程度，导致不良贷款率被低估。
《报告》预计，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率将升至1.23%，未来的上升趋势还将持续4至6个季度，峰值或在2015年年中或年底出现，2015年四季度不良贷款率将升至1.52%。
《报告》还指出，商业银行之所以低估不良贷款率，主要出于业绩考核和监管指标压力。
考核压力
不同类型的银行问责机制不同。股份制银行一般采取客户经理负责制。
“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国务院、总行都在推，但是到了地方执行就打折扣。一旦出现不良，要做责任认定，即使一年给银行赚了1个亿的利润，但只要是出了一笔坏账，可能就是一年白干。”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坦言。
从山东的情况来看，山东省金融办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缓解银行抽贷、断贷，金融办曾督促银行建立不良贷款尽职免责制度和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允许小微贷款不良率可分别高出银行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目标和监管部门辖区各项贷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
不过，山东省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处长尚玉琨直言：“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提高容忍度，但到了基层，确实还需要逐步落实。”
对于五大行而言，各地市分行的贷款审批权均已上收至省分行，不论贷款规模大小。而考核时，支行行长是贷前第一责任人。
“在这种考核体系下，支行行长压力极大。”莱芜一家国有大行支行的前行长告诉记者，银行有一套贷款考核体制，近似于框定了一个范围。“但如果银行真用这一套指标衡量贷款，那么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一家能完全符合这套制度。”该人士表示，不放贷款顶多是不作为，一旦贷款有不良出现、或者超过某个区域的平均值，领导会把过往该支行行长的全部贷款记录都倒出来一一核查，甚至会怀疑其是否有道德问题。
该人士举例说，2011年底、2012年初时，钢铁行业出现下滑苗头。其所在的支行当时有30多家中小企业贷款，到2012年中时，其中6户出现不良，分行行长找其谈话，施加扣工资、降职等各种压力。
为了应对考核压力，只要联保户中有一户贷款坏掉，银行连夜就去找其他几户，哪家银行动作快，就能最快把剩余的担保资产保全。
“那时，我们几个支行行长坐在一块说，不能再这么搞了，这样搞到最后会都搞到自己头上。”该人士说，“现在银行对于展期、转贷都可以考虑，当然也是有严格的标准。不过，对于钢贸、煤贸企业还是一刀切的。”
一位股份制银行风控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经济下行初期，银行可能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但随着时间延长，银行也会认识到，一味抽贷不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产生更多不良。
平台贷难控
在对中小企业惜贷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总需要出口。
“刘明康任银监会主席时，对城投公司贷款实行名单制管理，抓得非常紧，一般都是每年不能超过年初的水平。但这几年，至少2014年就没有提‘不能超过年初水平’的要求。”一位银行风控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其实2014年是有弹性释放出来的，各行的把握也不一样。”
“但是，银行给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银行对中小企业抽贷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银行正常会按比例来配置信贷资源，不会只做这个业务、不做那个业务。”另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也表示，“平台公司能贷到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违约率是最低的。平台公司的贷款主要是靠再融资，陆续有银行接盘，你不做我做，是竞争局面。”
对此，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4万亿投资时产生了很多新的国有企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困境。
“央行每年4-8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但是其中的4-5万亿都被这种新型的国有企业拿走了。”邹强调。
前述莱芜一家大行支行行长则认为，这同样与银行的考核机制有关。“即使城投公司真出问题，每笔贷款基本都是十几亿、上百亿的规模，银行审批的链条很长，从支行长、甚至到省分行的风险总监，都需要签字，最多时甚至几十个人都需要介入这笔贷款的审批，出问题了，就是象征性的警告。不像民营企业出坏账，支行长就有可能被开除公职。” 另据莱芜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银行又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贷款途径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莱芜市几家城投公司现在也是债台高筑，好多贷款到不了中小企业，都进入了这些公司，只不过是换了个办法进入。比如，引进外商时，得给人家通电通水排污等，政府不可能直接通过财政出资，就让公务员联保贷款、集资入股成立一个公司。”
这种被叫做“公务员联保”的所谓“创新组合产品”，也被银行视为完成贷款指标的方法。
“银行态度相当好，替你写好合同，每人50万元额度，公务员自己不用的话，可以给家里做生意的亲戚用。”一位参与人士说。
事实上，莱芜这种所谓的创新产品并非创新，温州早就有，并成为民间借贷危机的引爆点之一。
民间借贷危机蔓延
一位民间金融研究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温州，一个公务员可以不用抵押、签个字，就从银行贷款50万元，自己有房子的至少可以抵押贷款250万元，然后把这300万元放到一些伪担保公司（即民间借贷公司），每个月利息能有7、8万元打到银行卡上。
在上述链条中，个人资金被伪担保公司非法集资后，以很高的利息借给中小企业，后者一旦还不上贷款就跑路，从而使得银行成为最终埋单人。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在温州出现，导致温州28家银行分行的行长中，已有26位被撤换。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民营经济及民间借贷最为活跃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曾达1200亿元，利率月息超过2分，2011年急剧上升，月息有的达4-5分，甚至更高，下半年爆发了债务危机。
“中国民间借贷今年还会向深度蔓延，甚至会蔓延到正规的金融机构。”他强调，2011年6月末，温州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民间借贷债务危机爆发后，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2013年末升到4.41%，2014年一季度升至4.66%，到4月末，又升为4.69%，三年暴增12倍。
记者在山东调研时同样发现这种现象。莱芜市政府一位人士曾提及，莱芜有小贷公司4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3家，而民间的合伙高利贷不计其数。
山东省金融办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交易市场、民间融资、典当、拍卖、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新型金融组织和业态加速涌现，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作用很大，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就如一位民营老板所说，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或是向朋友借，或员工入股集资，或企业之间拆借，或向钱庄借。
“民间借贷危机不得不防，国家层面的民间借贷立法亟待出台。”周德文说。
一方面，在中小企业风险持续暴露、而银行对不良率又严防死守形势下，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企业虽然开工不足，但还在拼命维持，意味着银行的实际不良率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未来不良率逐渐暴露的过程，也是银行自我调整的过程。
掩盖的不良率
银监会公布的2014年三季度银行业不良率攀升至1.16%，对此，多位接受采访的银行人士均表示，该数字被严重低估。
“经济下行，企业日子很难、银行也很难，银行难的程度远远超过披露出来的数字，真实不良率可能是数倍不止。”一家总部在北京的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其所属银行风险最早是在江浙沪等地的分行爆发，继而陆续向珠三角、福建、东北、华北等区域的分行蔓延，在山东的济南分行和青岛分行，目前都是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其所在的银行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南方的分行开始出现大面积不良，“我们2014年去江浙调研，温州各家银行平均不良率超过20%。”
而到2014年10月份左右，该行在山东的多个地市分行也已“沦陷”，目前包括天津等地的分行坏账也开始迅速增长。该人士透露，“圈里人士都认为，2015年上半年将是银行不良贷款的高发期。”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其发布的《2014：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下称《报告》）中写道：银行可能存在风险缓释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分类偏差对不良贷款进行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按风险大小分为五级，即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其中后三类是不良贷款。这种划分不够严格，分类标准宽泛，容易高估贷款质量，掩盖信贷资产的不良程度，导致不良贷款率被低估。
《报告》预计，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率将升至1.23%，未来的上升趋势还将持续4至6个季度，峰值或在2015年年中或年底出现，2015年四季度不良贷款率将升至1.52%。
《报告》还指出，商业银行之所以低估不良贷款率，主要出于业绩考核和监管指标压力。
考核压力
不同类型的银行问责机制不同。股份制银行一般采取客户经理负责制。
“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国务院、总行都在推，但是到了地方执行就打折扣。一旦出现不良，要做责任认定，即使一年给银行赚了1个亿的利润，但只要是出了一笔坏账，可能就是一年白干。”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坦言。
从山东的情况来看，山东省金融办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缓解银行抽贷、断贷，金融办曾督促银行建立不良贷款尽职免责制度和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允许小微贷款不良率可分别高出银行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目标和监管部门辖区各项贷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
不过，山东省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处长尚玉琨直言：“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提高容忍度，但到了基层，确实还需要逐步落实。”
对于五大行而言，各地市分行的贷款审批权均已上收至省分行，不论贷款规模大小。而考核时，支行行长是贷前第一责任人。
“在这种考核体系下，支行行长压力极大。”莱芜一家国有大行支行的前行长告诉记者，银行有一套贷款考核体制，近似于框定了一个范围。“但如果银行真用这一套指标衡量贷款，那么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一家能完全符合这套制度。”该人士表示，不放贷款顶多是不作为，一旦贷款有不良出现、或者超过某个区域的平均值，领导会把过往该支行行长的全部贷款记录都倒出来一一核查，甚至会怀疑其是否有道德问题。
该人士举例说，2011年底、2012年初时，钢铁行业出现下滑苗头。其所在的支行当时有30多家中小企业贷款，到2012年中时，其中6户出现不良，分行行长找其谈话，施加扣工资、降职等各种压力。
为了应对考核压力，只要联保户中有一户贷款坏掉，银行连夜就去找其他几户，哪家银行动作快，就能最快把剩余的担保资产保全。
“那时，我们几个支行行长坐在一块说，不能再这么搞了，这样搞到最后会都搞到自己头上。”该人士说，“现在银行对于展期、转贷都可以考虑，当然也是有严格的标准。不过，对于钢贸、煤贸企业还是一刀切的。”
一位股份制银行风控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经济下行初期，银行可能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但随着时间延长，银行也会认识到，一味抽贷不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产生更多不良。
平台贷难控
在对中小企业惜贷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总需要出口。
“刘明康任银监会主席时，对城投公司贷款实行名单制管理，抓得非常紧，一般都是每年不能超过年初的水平。但这几年，至少2014年就没有提‘不能超过年初水平’的要求。”一位银行风控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其实2014年是有弹性释放出来的，各行的把握也不一样。”
“但是，银行给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银行对中小企业抽贷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银行正常会按比例来配置信贷资源，不会只做这个业务、不做那个业务。”另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也表示，“平台公司能贷到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违约率是最低的。平台公司的贷款主要是靠再融资，陆续有银行接盘，你不做我做，是竞争局面。”
对此，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4万亿投资时产生了很多新的国有企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困境。
“央行每年4-8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但是其中的4-5万亿都被这种新型的国有企业拿走了。”邹强调。
前述莱芜一家大行支行行长则认为，这同样与银行的考核机制有关。“即使城投公司真出问题，每笔贷款基本都是十几亿、上百亿的规模，银行审批的链条很长，从支行长、甚至到省分行的风险总监，都需要签字，最多时甚至几十个人都需要介入这笔贷款的审批，出问题了，就是象征性的警告。不像民营企业出坏账，支行长就有可能被开除公职。” 另据莱芜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银行又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贷款途径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莱芜市几家城投公司现在也是债台高筑，好多贷款到不了中小企业，都进入了这些公司，只不过是换了个办法进入。比如，引进外商时，得给人家通电通水排污等，政府不可能直接通过财政出资，就让公务员联保贷款、集资入股成立一个公司。”
这种被叫做“公务员联保”的所谓“创新组合产品”，也被银行视为完成贷款指标的方法。
“银行态度相当好，替你写好合同，每人50万元额度，公务员自己不用的话，可以给家里做生意的亲戚用。”一位参与人士说。
事实上，莱芜这种所谓的创新产品并非创新，温州早就有，并成为民间借贷危机的引爆点之一。
民间借贷危机蔓延
一位民间金融研究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温州，一个公务员可以不用抵押、签个字，就从银行贷款50万元，自己有房子的至少可以抵押贷款250万元，然后把这300万元放到一些伪担保公司（即民间借贷公司），每个月利息能有7、8万元打到银行卡上。
在上述链条中，个人资金被伪担保公司非法集资后，以很高的利息借给中小企业，后者一旦还不上贷款就跑路，从而使得银行成为最终埋单人。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在温州出现，导致温州28家银行分行的行长中，已有26位被撤换。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民营经济及民间借贷最为活跃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曾达1200亿元，利率月息超过2分，2011年急剧上升，月息有的达4-5分，甚至更高，下半年爆发了债务危机。
“中国民间借贷今年还会向深度蔓延，甚至会蔓延到正规的金融机构。”他强调，2011年6月末，温州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民间借贷债务危机爆发后，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2013年末升到4.41%，2014年一季度升至4.66%，到4月末，又升为4.69%，三年暴增12倍。
记者在山东调研时同样发现这种现象。莱芜市政府一位人士曾提及，莱芜有小贷公司4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3家，而民间的合伙高利贷不计其数。
山东省金融办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交易市场、民间融资、典当、拍卖、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新型金融组织和业态加速涌现，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作用很大，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就如一位民营老板所说，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或是向朋友借，或员工入股集资，或企业之间拆借，或向钱庄借。
“民间借贷危机不得不防，国家层面的民间借贷立法亟待出台。”周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