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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立场坚定、刚毅果敢，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实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将精力逐步转移到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工作的同时，他仍然兼任军队领导职务，继续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元帅外交家”“元帅诗人”之称。
陈毅字仲弘，1901年8月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1月，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8月，他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参加了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开展秘密活动。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备受鼓舞，立刻赶到南昌，但此时部队已经转移南下。8月上旬，他在抚州（今临川）赶上起义军，被任命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当时，部队一路突击，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病员增多，一些人斗志涣散，出现掉队、离队现象。面对这些困难，部队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后进行了整顿和动员。陈毅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经过整顿和动员，部队进至信丰县。当发现部队出现少数人在县城敲诈勒索、哄抢财物的恶劣行为时，陈毅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到城外，召开军人大会，宣讲革命纪律，并将带头肇事的三名抢劫主犯枪决。全体人员受到极大震动，树立了革命正气。朱德对陈毅整顿纪律的举措表示赞许，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开进大庾县城后，陈毅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整编，对党团组织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党团员，发展新党员，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此后又对部队进行了整训。经过整顿和整编，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陈毅推进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建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28年1月，陈毅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智取宜章县城，攻克郴州。他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郴县（今郴州市）县委书记，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
1928年4月，陈毅同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担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多次参与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的“清剿”和“会剿”，取得了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曾经在井冈山与陈毅共同战斗过的何长工评价道：“在井冈山斗争中，朱德同志在军事上辅佐了毛泽东同志，陈毅同志则在政治工作上辅佐了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工作和维护部队内部团结方面，陈毅同志都是模范。”
1929年1月，陈毅随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2月，在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军经葛坳突围赴东固途中，陈毅写下“带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军号声凄厉，春月似张弓”的诗句，再现了红军艰苦转战的历史画面。作为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党代表，他与纵队司令员林彪一起，率部于3月取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占领闽西重镇长汀。接管了敌军需工厂，红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青灰色军装，戴上了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
同年6月，陈毅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接到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到上海汇报情况的来信后，陈毅于8月转道香港赴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向中共中央作了口头汇报，还写下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份书面材料。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介绍。他认为，红军与普通军队的分别在于，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兵士作成好管理的奴隶;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同时，他也分析了红四军的缺点。《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在上海，陈毅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研究红四军的工作，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陈毅主持大会，传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特别强调了对红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对于这次会议的筹备、召开及决议的形成，陈毅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后，陈毅先后任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
古田会议会址
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陈毅两次参加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授予红星奖章。他对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受挫，中央苏区缩小的状况深怀忧虑，于1934年五六月间，撰写发表了《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潮流—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在8月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右胯骨，造成粉碎性骨折。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陈毅因重伤未愈，被留在江西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突围，3月底，陈毅率部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地区。4月初，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干部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这次会议是陈毅和项英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陈毅指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现实是困难的。他强调，要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保留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他的讲话使大家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粤赣边油山大岭下干部会议旧址。1935年3月，陈毅与项英由中央苏区突围后，在这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确定了游击战争方针
针对蒋介石调动重兵对赣粤边游击区展开的大规模反复“清剿”，项英、陈毅概括了反“清剿”斗争的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按照这些原则，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捉摸不定;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而自己一个不亡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这些游击战术还被编成歌诀，以便于一些不识字的干部、战士记忆。
在深山密林之中，红军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陈毅后来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在《游击战争纪实》中他曾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反映了游击战争的艰苦与危险。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敌人围困达20多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并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篇《梅岭三章》，“……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廿年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革命花。”体现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陈毅率部风餐露宿，艰苦备尝，在各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巧妙地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结合起来，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陈毅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边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
1938年5月初，陈毅率领第一支队由皖南歙县岩寺进至南陵，挺进苏南敌后。根据毛泽东对新四军的指示，他结合江南地区实际，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把打政治仗、軍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6月，他率部进至茅山地区，与第二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春，陈毅（前排左三）和张云逸（前排左一）同坚持南方游击战的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左四为项英
在陈毅的指挥下，第一支队先后取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等战斗的胜利，夜袭南京城郊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在粟裕指挥先遣支队取得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第一个胜仗—韦岗伏击战后，陈毅赋诗称赞：“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同年9月，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一文中阐释了江南抗战的意义，分析了日寇统治江南的政策、弱点及其在江南战略战术上的表现，明确了江南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指出要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解决土匪问题等。
陈毅在茅山地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政府官员、正规部队、地方游击队领导人、帮会首领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积极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确保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还以大量精力全面深入研究江南抗日游击战争，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红军时期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江南敌我情况紧密结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精辟的见解。在他的领导下，江南新四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也逐渐发展壮大。 1939年2月，陈毅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并参与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随后，他创作完成了新四军军歌的初稿《十年》，以激励官兵斗志。同年夏，他执行“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他以主力一部夜袭浒墅关，截断宁沪（南京—上海）铁路，火烧虹桥机场，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开辟了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局面，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在1939年9月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中，他将游击战争分为四个时期，并对游击战术、游击动作、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域等问题作了阐释。同年冬，第一、第二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
1939年2月，新四军在泾县云岭召开了全军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陈毅（右一）在党代会上发言
1940年夏，陈毅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并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他确定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他与副指挥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打退了韩德勤部的阻挠和进犯。这是抗战开始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磨擦作战。因事先争取，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和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保持中立。韩德勤部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于4日对黄桥发起进攻。坚守黄桥的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顽强反击，将敌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逐出。待敌独六旅先头部队进至离黄桥五六里处，后尾脱离可依托守备的高桥镇时，陈毅即令预伏的第一纵队出击，从西向东将敌截为数段分割围歼。第二纵队切断位于黄桥东北部的第八十九军退路，协同第一、第三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全歼该部。此役，新四军歼灭顽军1.1万余人，扫除了苏北抗战障碍，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代理总指挥。同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系统地总结汇报了自1939年挺进苏北开始与两李等中间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央给予肯定，并向全军转发了这一报告。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他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对华中9万兵力进行整编，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上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并总結经验教训，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在获知国民党一部在日军的诱胁下投降，准备配合日军“扫荡”苏北后，陈毅于2月发起讨逆战役，率部歼伪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日伪军集中1.7万余人对苏北发动大“扫荡”。陈毅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1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的计划。
1942年春，陈毅代理中央军委分会书记，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在领导部队作战间隙，陈毅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论军事建设》等文章，阐释了建军工作的重要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建设，以及如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论述。
1941年7月，陈毅在《真理》杂志上发表《论军事建设》
1943年3月，陈毅令第四师对进犯淮北泗阳县的韩德勤部实施反击，俘韩德勤以下1000余人。考虑到利用国民党派系的矛盾，迅速释放韩德勤会对大局有利，经党中央同意，陈毅赶赴淮北，在韩德勤检讨、认错的基础上，双方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1944年3月，陈毅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在延安参与七大筹备工作期间，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主持起草了《建军报告》。因七大的指导思想改变，这个报告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其中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他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至次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掩护了向东北进军的部队。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他在参加对执行停战情况的检查中，及时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不断对我挑衅进攻的事实，并且要求部队进一步加强战备动员，抓紧整编、练兵，批判和平麻痹及各种享乐腐化思想和个人主义打算。1946年6月，他指挥所部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胶济、津浦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巩固了山东解放区。
同年6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14日，陈毅在山东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干部会议上发表《如何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的讲话。根据战争的过程与变化，他提出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要求部队有高度的机动性，在进行运动战中，必须改变过去游击主义的习气，全军上下要团结和坚决执行命令，专心致志去追求歼灭敌人等等。 1949年1月，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4月，他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军指战员乘坐木船，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成功登陆长江南岸，并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城，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被推翻。其后，他又和粟裕等指挥了上海战役。他提出，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政策仗，做到军政全胜;既要迅速歼灭敌人，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等。根据这一指示，参战部队先肃清外围，切断海上交通，再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歼灭敌人，于5月27日解放上海。战役历时16天，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上海解放后，陈毅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此后，他还指挥第七、第十兵团先后解放了杭州、福州及两省大陆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领导组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华东防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扩建华东海军。
在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陈毅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抗美援朝、巩固海防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面对新的形势，他认为要“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必须要提高军队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水平，以建成一支高度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从人民军队的斗爭历史、军队建设、战略战术、人民军队的任务和作风培养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贡献，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实际、独立解决问题。1953年底，在出席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时，他作了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他与罗荣桓、谭政一道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54年4月该条例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行。
陈毅、朱德与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干部合影
1954年后，陈毅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他仍然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受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他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留下的唯一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责任编辑 黄艳）
红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陈毅字仲弘，1901年8月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1月，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8月，他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参加了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开展秘密活动。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备受鼓舞，立刻赶到南昌，但此时部队已经转移南下。8月上旬，他在抚州（今临川）赶上起义军，被任命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当时，部队一路突击，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病员增多，一些人斗志涣散，出现掉队、离队现象。面对这些困难，部队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后进行了整顿和动员。陈毅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经过整顿和动员，部队进至信丰县。当发现部队出现少数人在县城敲诈勒索、哄抢财物的恶劣行为时，陈毅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到城外，召开军人大会，宣讲革命纪律，并将带头肇事的三名抢劫主犯枪决。全体人员受到极大震动，树立了革命正气。朱德对陈毅整顿纪律的举措表示赞许，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开进大庾县城后，陈毅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整编，对党团组织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党团员，发展新党员，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此后又对部队进行了整训。经过整顿和整编，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陈毅推进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建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28年1月，陈毅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智取宜章县城，攻克郴州。他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郴县（今郴州市）县委书记，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
1928年4月，陈毅同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担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多次参与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的“清剿”和“会剿”，取得了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曾经在井冈山与陈毅共同战斗过的何长工评价道：“在井冈山斗争中，朱德同志在军事上辅佐了毛泽东同志，陈毅同志则在政治工作上辅佐了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工作和维护部队内部团结方面，陈毅同志都是模范。”
1929年1月，陈毅随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2月，在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军经葛坳突围赴东固途中，陈毅写下“带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军号声凄厉，春月似张弓”的诗句，再现了红军艰苦转战的历史画面。作为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党代表，他与纵队司令员林彪一起，率部于3月取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占领闽西重镇长汀。接管了敌军需工厂，红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青灰色军装，戴上了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
同年6月，陈毅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接到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到上海汇报情况的来信后，陈毅于8月转道香港赴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向中共中央作了口头汇报，还写下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份书面材料。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介绍。他认为，红军与普通军队的分别在于，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兵士作成好管理的奴隶;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同时，他也分析了红四军的缺点。《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在上海，陈毅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研究红四军的工作，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陈毅主持大会，传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特别强调了对红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对于这次会议的筹备、召开及决议的形成，陈毅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后，陈毅先后任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
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陈毅两次参加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授予红星奖章。他对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受挫，中央苏区缩小的状况深怀忧虑，于1934年五六月间，撰写发表了《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潮流—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在8月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右胯骨，造成粉碎性骨折。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陈毅因重伤未愈，被留在江西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突围，3月底，陈毅率部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地区。4月初，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干部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这次会议是陈毅和项英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陈毅指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现实是困难的。他强调，要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保留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他的讲话使大家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针对蒋介石调动重兵对赣粤边游击区展开的大规模反复“清剿”，项英、陈毅概括了反“清剿”斗争的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按照这些原则，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捉摸不定;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而自己一个不亡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这些游击战术还被编成歌诀，以便于一些不识字的干部、战士记忆。
在深山密林之中，红军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陈毅后来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在《游击战争纪实》中他曾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反映了游击战争的艰苦与危险。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敌人围困达20多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并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篇《梅岭三章》，“……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廿年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革命花。”体现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陈毅率部风餐露宿，艰苦备尝，在各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巧妙地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结合起来，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领导江南敌后抗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陈毅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边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
1938年5月初，陈毅率领第一支队由皖南歙县岩寺进至南陵，挺进苏南敌后。根据毛泽东对新四军的指示，他结合江南地区实际，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把打政治仗、軍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6月，他率部进至茅山地区，与第二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陈毅的指挥下，第一支队先后取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等战斗的胜利，夜袭南京城郊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在粟裕指挥先遣支队取得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第一个胜仗—韦岗伏击战后，陈毅赋诗称赞：“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同年9月，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一文中阐释了江南抗战的意义，分析了日寇统治江南的政策、弱点及其在江南战略战术上的表现，明确了江南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指出要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解决土匪问题等。
陈毅在茅山地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政府官员、正规部队、地方游击队领导人、帮会首领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积极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确保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还以大量精力全面深入研究江南抗日游击战争，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红军时期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江南敌我情况紧密结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精辟的见解。在他的领导下，江南新四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也逐渐发展壮大。 1939年2月，陈毅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并参与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随后，他创作完成了新四军军歌的初稿《十年》，以激励官兵斗志。同年夏，他执行“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他以主力一部夜袭浒墅关，截断宁沪（南京—上海）铁路，火烧虹桥机场，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开辟了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局面，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在1939年9月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中，他将游击战争分为四个时期，并对游击战术、游击动作、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域等问题作了阐释。同年冬，第一、第二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
1940年夏，陈毅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并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他确定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他与副指挥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打退了韩德勤部的阻挠和进犯。这是抗战开始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磨擦作战。因事先争取，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和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保持中立。韩德勤部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于4日对黄桥发起进攻。坚守黄桥的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顽强反击，将敌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逐出。待敌独六旅先头部队进至离黄桥五六里处，后尾脱离可依托守备的高桥镇时，陈毅即令预伏的第一纵队出击，从西向东将敌截为数段分割围歼。第二纵队切断位于黄桥东北部的第八十九军退路，协同第一、第三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全歼该部。此役，新四军歼灭顽军1.1万余人，扫除了苏北抗战障碍，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代理总指挥。同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系统地总结汇报了自1939年挺进苏北开始与两李等中间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央给予肯定，并向全军转发了这一报告。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他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对华中9万兵力进行整编，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上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并总結经验教训，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在获知国民党一部在日军的诱胁下投降，准备配合日军“扫荡”苏北后，陈毅于2月发起讨逆战役，率部歼伪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日伪军集中1.7万余人对苏北发动大“扫荡”。陈毅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1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的计划。
1942年春，陈毅代理中央军委分会书记，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在领导部队作战间隙，陈毅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论军事建设》等文章，阐释了建军工作的重要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建设，以及如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论述。
1943年3月，陈毅令第四师对进犯淮北泗阳县的韩德勤部实施反击，俘韩德勤以下1000余人。考虑到利用国民党派系的矛盾，迅速释放韩德勤会对大局有利，经党中央同意，陈毅赶赴淮北，在韩德勤检讨、认错的基础上，双方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1944年3月，陈毅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在延安参与七大筹备工作期间，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主持起草了《建军报告》。因七大的指导思想改变，这个报告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其中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
指挥华东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他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至次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掩护了向东北进军的部队。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他在参加对执行停战情况的检查中，及时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不断对我挑衅进攻的事实，并且要求部队进一步加强战备动员，抓紧整编、练兵，批判和平麻痹及各种享乐腐化思想和个人主义打算。1946年6月，他指挥所部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胶济、津浦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巩固了山东解放区。
同年6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14日，陈毅在山东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干部会议上发表《如何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的讲话。根据战争的过程与变化，他提出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要求部队有高度的机动性，在进行运动战中，必须改变过去游击主义的习气，全军上下要团结和坚决执行命令，专心致志去追求歼灭敌人等等。 1949年1月，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4月，他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军指战员乘坐木船，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成功登陆长江南岸，并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城，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被推翻。其后，他又和粟裕等指挥了上海战役。他提出，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政策仗，做到军政全胜;既要迅速歼灭敌人，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等。根据这一指示，参战部队先肃清外围，切断海上交通，再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歼灭敌人，于5月27日解放上海。战役历时16天，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上海解放后，陈毅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此后，他还指挥第七、第十兵团先后解放了杭州、福州及两省大陆地区。
指导人民军队建设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领导组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华东防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扩建华东海军。
在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陈毅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抗美援朝、巩固海防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面对新的形势，他认为要“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必须要提高军队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水平，以建成一支高度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从人民军队的斗爭历史、军队建设、战略战术、人民军队的任务和作风培养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贡献，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实际、独立解决问题。1953年底，在出席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时，他作了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他与罗荣桓、谭政一道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54年4月该条例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行。
1954年后，陈毅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他仍然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受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他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留下的唯一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