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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与文化休戚相关。审视一国的语言政策是不能忽视和脱离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和导向的。以维护和彰显英语的支配地位为宗旨的美国语言政策决定了该国的语言立法是为同化其他非英语语言服务的，因此美国对外语语言教育立法一直不够重视，致使其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率很低。9.11之后美国积极推行外语语言教育立法，以期通过国家语言的子域安全带来文化的母域安全。
【关键词】9.11 外语语言立法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G5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5－0011－03
【Abstract】Language is in close relation to culture. Research of a nation’s language policy will not do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political cultur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nglish Priority as its core, decides that its language legislation is to assimilate other non-English languages. So its foreign language legislation has not been valued. After 9.11, the U.S. began to strengthen this legislation for the purpose that the safety of national language will bring about the safety of culture.
【Key words】9.11 Foreign language legislation Political culture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精神。因此，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立法的取向必然会受其语言文化的支配。以民族优越感和使命观为价值导向的、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趋同型文化直接支配了美国语言立法的倾向，在维护了英语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的同时有效地消解和熔化了其它非英语语言。
一、美国外语语言教育的现状
在美国，单纯掌握英语的人数占82.1%，17.89%的人说其它非英语语言。而17.89%的说其它非英语语言的人数中，不少人能够很好或较好地使用英语。因此，美国公民中，能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数远远不止82.1%。而在17.89%的掌握一定外语能力的人中，西班牙语掌握者又占了10.71%。
缺乏掌握外语技能的高级人才，已经成为美国现行教育的一大缺憾。同时，与中国2亿初级中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相比，约540万的美国中学生中仅有大约24，000人学习汉语。根据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的统计，美国小学只有31%的学校教授外语，这31%的学校中有24%是公立小学。而这些学校中有79%的学校又侧重引导接触一门外语而不是达到熟练程度；2002年美国文摘教育统计报告指出，美国高中学生只有44%的人选修外语课，这些学生中，69%的选修西班牙语，18%的选修法语，仅有不足1%的美国高中学生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日语、韩语、俄语或乌尔都语等语种。近年来，只有8.2%的高中生在报考大学时选择外语专业，而他们几乎全都选择了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在这8.2%的学生中选择学习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关键语言”的学生还不到1%。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专家说，这一情况自1976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多少；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m）统计显示，美国大学本科生选修外语课的学生从1965年的16%下降到了1994年的不足8%，而且至今仍维持这个比例。在任何一年，出国留学的人少于2%且每年只有1%的本科生可以成功获得外语学位。［1］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2006年美国的大学只培养了9个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约140名中文专业的学生和寥寥几个韩语专业的毕业生。［2］
二、“9.11”之前美国外语教育立法
可见，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自居的美国由于一直以来对本国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其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率很低，掌握小语种的外语人才相当匮乏。加之美国是个教育分权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对外语语言教育一般不制定统一的官方政策，相关的立法也屈指可数。
1958年8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教育法律。该法案要求培养联邦政府、工商业和教育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外国语人才，发展美国各学校目前尚未开设的外国语并提出了七种最迫切需要的外国语言，它们是：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
1966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际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加强普通公立学校的外语教学，每年拨款800万美元改进外语教学，建立语言实验室和语言区域中心，设置语言奖学金，以各种手段促进外语教学。这充分表明美国政府支持开展国际教育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愿，主张学生加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乃至风土人情的了解，使自己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目的是满足美国充当国际领导角色的要求。
1991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该法案提请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和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来引导美国人民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
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以法案的形式提交《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 2000：An Educate America Act），法案由国会两院审议通过，并于1994年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正式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面向全体学生编订供各州各地区自愿采用的课程标准。这些标准详细阐明了所有学生在每个学习领域，所必须知道的东西以及有可能做的事情，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体系。整个工作由国家教育标准与提高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and Improvement Committee，简称NESIC）主持操作。在布什政府所确立的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五门核心课程之外，克林顿政府又增添了外国语与艺术两门核心课程，再加上公民课，共八门课程，均由NESIC委托各专门机构编撰各自的国家标准，其中自然科学标准由全美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负责。
1996年，美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部国家级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做准备》（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andards: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该标准的宗旨是：美国必须教育学生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起来，以便能在21世纪多文化的国际社会上进行成功的交流。该标准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简称5C）：①交流（communication），要求学生能用书面和口头表达所获取的信息；②文化（culture），掌握和了解所学外语的文化知识，理解它的表达形式和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的关系；③联系（connection），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获得相关信息；④比较（comparison），发展学生对所学语言文化本质的洞察力，通过比较本国文化和所学外语文化，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以便更好地沟通；⑤社团（community），能借助外语参与国内外的多文化社团活动，把学习外语当作乐趣和充实自我的手段，使学生成为终身的外语学习者。
三、“9.11”之后美国外语语言立法的新发展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立刻发现他们再次面临“Sputnik时刻”。所谓“Sputnik时刻”是指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1号”那一刻。美国认为前苏联这一技术优势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通过实现登月计划赢得了所谓的“冷战的胜利”。然而，“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传统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对自身安全环境和现实威胁的判断。它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文化能力的匮乏，削弱了美国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对国内外的了解，阻碍了社会的流动能力，减少了商业竞争的能力，限制了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致于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不足不仅消极地影响着美国国家的安全、外交、法律实施、情报工作以及对社区文化的理解，而且阻止了美国在外语媒体环境下有效地交流、妨碍反恐努力、不利于美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及与其它政府的交流合作及相互理解。因此，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从以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诉求、尤其是从国家安全的维度来制定国家的外语语言政策，并于新世纪伊始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旨在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政策和法案，其中较为成功的提案多数集中在第109届国会上。
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会后，即8月17日发布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提出了“提高国民外语能力之行动号召”（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以适应“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急迫需求，向所有学生提供学习对国家最为重要的外语的机会，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4］
2005年2月17日，由12位参议员在109届国会一次会议上提交的28号决议（Senate Resolution 28）被成功提交至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并最终以全票获准通过。该决议主要内容为：①倡导美国国民不仅要提高英语水平，更要提高掌握其它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的意识；②强调外语学习对于学生的认知发展、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性；③要求参议院将2005年度制定为“英语学习年”（Year of English Study），并扩大和加强该年度中小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中的外语学习项目；④敦促总统发表声明来号召全国民众支持外语学习项目并通过适当的仪式或活动将“英语学习年”落到实处。
2005年3月8日众议院以396票赞成、0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了H. Res 122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众议院对外语语言发展和敲定“英语学习年”的支持态度，强调了外语语言对国家安全及学生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005年5月25日在美国国会山，堪称重量级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田纳西州长共和党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向参议院呈交了名为《2005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的S.1117号提案。提案中报告了一组美国2000年人口统计的数字：美国有2200万人讲汉语，但这2200万说汉语的美国人中85%以上是中国血统。而在大学注册的美国学生98%学的都是欧洲语言。因此，参议员利伯曼要求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5个财政年度里从联邦资金中拨款13亿美元资助9个汉语教学和学习项目，包括扩大两国学生的互访和交流项目，用以美国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为美国中小学学生学习汉语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学制度，并授权美国教育部拨款建立外国语言服务中心。参议员亚历山大更力主投资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以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该提案在参议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经过两次审议后被呈送至外交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年11月19日，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了旨在将2006年拟定为“国外学习年”的（Year of Study Abroad）的S.Res.30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国外外语语言学习项目的重要性，并督促在中小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商贸和政府项目中增加赴国外进修和学习的机会。
2006年1月5日，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防的现实考虑，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University Presidents Summi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召开。这次峰会的主角不再是来自美国50多个州的100多位大学校长，而是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国家情报局局长内格罗蓬特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格。会上，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教育部共同推出了一个《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布什亲自推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的启动。这是自1958年来最为重要的外语语言立法，因为它首次从美国自身安全和国家持续繁荣的角度审视了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首次将美国的外语语言教育上升到了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干预的层面。根据这一倡议，美国联邦政府将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拨款1.14亿美元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一系列语言项目，以期保证美国及其国民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保证美国的民主自由政策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这些语言项目包括对原有的一些项目的扩大和推广以及一些新项目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培养掌握国家所需的“关键语言”（Critical need foreign language）的高级人才。该计划主攻的“关键语言”是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大概来说，这一倡议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拨款鼓励从幼儿园到大学直到工厂的全程学习关键外语计划；资助暑期和学期内学习关键语言的计划，这又包括国内学习和去国外强化学习；鼓励外国人来美教外语计划；海外交流项目；教师交流计划等。具体的讲，此倡议包含了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这4个母项目。其中，教育部项目中下设了外语资助（2400万）、外语合作（2400万）、语言教师团（5百万）、远程语言教育（1百万）和教师交流计划（3百万）5个子项目；国务院项目中下设了6个子项目，它们是：美国富布赖特学生项目、暑期语言强化机构项目、吉尔曼奖学金项目、富布赖特外语教学资助项目、教师交流项目和青年人才交换项目；国防部项目包含了美国旗舰语言计划扩展项目（National Flagship Program）和民间语言学家储备团（Civilian Linguist Reserve Corp）在内的2个子项目。
2006年3月30日由众议院议员约翰•布纳于2005年2月8日提交的旨在修改和延伸《1965年高等教育法》的H.R.609号提案《高校利用和机会法案》（Colleg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Act）。提案以221票赞成、199票反对、12票弃权在众议院通过。该提案要求：①扩大和创造国外外语研习的机会，扩展国际公共政策机构（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的外语工作外延；②将外语财政援助列为国家政策发展领域，基于此，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到联邦政府就职或在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可免于归还贷款。
2006年9月19日，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向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提交了一份旨在规划未来10年至20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的报告：《领导力的考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报告指出，尽管高等教育一直令美国引以为自豪，但是却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学生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和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盲目自大的危险之中。委员会提出了6项改革建议，其中一项要求联邦政府的投资应集中用于事关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如数学、科学和外语。
2006年12月众议院议员卢斯•赫尔特（Rush Holt）向国会提交了2个提案：H.R.4629号提案《K－16关键外语渠道法案》（K－16 Critical Foreign Language Pipeline Act）和关于修订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案的H.R.4630号提案。前一提案要求美国政府在“K-12”计划的基础上拨款2700万美元在27所学校设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关键外语教学计划，即“K－16渠道项目”，把外语教学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一直延伸到大学。美国政府还将为高中生提供海外学习关键语言的奖学金，与此同时，聘请外国人到美国教授关键语言；后一提案提出在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的基础上新增加5个项目。这2个提案在国会众议院最终获准通过，只是在教育部董事会上大多数项目的资助款额都被卡掉了1个百分点。例如，国际教育和外语学习项目由原来的1068万美元缩减到1057万美元。一些由总统和国会推出的零基金项目，如星球学校项目（Star School）得以保留，只是资助款额明显减少。
2007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为有意义地促进一流的技术、教育与科学创造机会法》，从而启动了美国确保人才培养和促进国家创新与竞争力的立法程序。该法的缩写在英语中恰好为“竞争”一词，所以又称作《教育竞争法》。《教育竞争法》第3301条明确规定要实施“外语合作计划”，通过更早地学习外语以及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增加外语学习的机会来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外语合作计划”的目的在于极大地增加学习紧缺外语的机会，并增加熟练掌握紧缺外语的学生人数。该法同时批准了一项拨款计划，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与地方教育机构相互合作，建立相关的紧缺外语学习项目，使学生在整个教育阶段都能有效提升自己的知识，促使紧缺类外语人才的水平不断提高。
2007年7月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7年大学机会法》（The College Opportunity and Affordability Act of 2007），修改并延长了《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该法将是未来五年高教施政的重要依据。该法在加强国际教育方面规定：①教育部长可界定关键外语之定义，决定外语各项计划之优先顺序；②扩大联邦学术竞争补助款计划（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 program）之补助对象，包括学习关键外语第三、四、五年者；③凡受聘为外语专家者可享受助学贷款的扣减；④允许外语教职人员纳为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受雇者，并可扣减助学贷款；⑤加强外语与区域研究奖助计划（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经费须用于赴海外研修外国语言及文化课程；⑥修改教育部组织法，增设管理国际及外语教育的副助理部长（Deputy Assistance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另外，“9.11”之后得以成功提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投票表决程序的其它相关外语语言和外语教育的提案还包括：《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2005教育机会终身制法案》（Lifetime of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ct of 2005）；《国家外语语言对等法案》（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Act）；《2005有效抗击恐怖分子法案》（Targeting Terrorists More Effectively Act of 2005）；《国际和外语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ct）；《国土安全教育法案》（Homeland Security Education Act）；《21世纪国防教育法》（21st Century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国际事务中人与人交流法案》（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in World Affairs）；《高等教育法中国际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ct）；《2005年高等教育修正案》（Higher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2005）；《全国语言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
同时，“9.11”之后美国各州也开始积极开展外语教育的立法工作，成效显著的有3个州。怀俄明州2003年立法通过拨款 700万美元支持该州小学的外语教学项目，把对国际教育的支持从研究策略层面落实到财政支持层面。马萨诸塞州于2003年12月召开了“马萨诸塞州与全球经济”会议，再次强调了国际教育的重要性。该州许多学校已经成功地开展了一些国际课程和外语教学项目。康涅狄格州立法委员会2004年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在K-12学校中积极开展国际教育，并建立了一个专门组织为国际教育的实施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2004年秋，各学区学校管理者举行会议，研究在课程中开展国际教育的策略。该州10所学校与中国山东省的10所学校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开展中文教育。
四、结 语
语言教育既是一种文化手段，又是一个文化过程，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文化意图和国家政策导向，它不可能也从来就没有过“科学中性”。［5］因此，“9.11”之后美国政府加强外语教育立法的举措并没有背离美国语言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相反，它与美国政府以“英语语言一致”为导向的语言立法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美国强化外语语言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下利用“语言战略武器”来履行向全世界尤其是“关键语言”区域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推销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以及渗透美国文化的“使命”，从而使美国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最终形成“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和“美国英语的全球化”。
参考文献
1 Brod, R. and E. Welles.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J］. Fall 1998. ADFL Bulletin, Vol. 31, No. 2, Winter,2000:22～29
2 Teaching Languag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act Sheet. Available at: http://www.ed.gov/
news/pressreleases/2006.html. August 25, 2007
3 Crump, T. 2001.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U.S.Government 2001［M］. Alexandria, VA: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2001
4 Language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view with Glenn H. Nordin,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Policy,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C31. NFLC Policy Issues, Vol. 2 number 2. December,1999
5 蔡永良.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9
【关键词】9.11 外语语言立法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G5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5－0011－03
【Abstract】Language is in close relation to culture. Research of a nation’s language policy will not do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political cultur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nglish Priority as its core, decides that its language legislation is to assimilate other non-English languages. So its foreign language legislation has not been valued. After 9.11, the U.S. began to strengthen this legislation for the purpose that the safety of national language will bring about the safety of culture.
【Key words】9.11 Foreign language legislation Political culture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精神。因此，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立法的取向必然会受其语言文化的支配。以民族优越感和使命观为价值导向的、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趋同型文化直接支配了美国语言立法的倾向，在维护了英语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的同时有效地消解和熔化了其它非英语语言。
一、美国外语语言教育的现状
在美国，单纯掌握英语的人数占82.1%，17.89%的人说其它非英语语言。而17.89%的说其它非英语语言的人数中，不少人能够很好或较好地使用英语。因此，美国公民中，能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数远远不止82.1%。而在17.89%的掌握一定外语能力的人中，西班牙语掌握者又占了10.71%。
缺乏掌握外语技能的高级人才，已经成为美国现行教育的一大缺憾。同时，与中国2亿初级中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相比，约540万的美国中学生中仅有大约24，000人学习汉语。根据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的统计，美国小学只有31%的学校教授外语，这31%的学校中有24%是公立小学。而这些学校中有79%的学校又侧重引导接触一门外语而不是达到熟练程度；2002年美国文摘教育统计报告指出，美国高中学生只有44%的人选修外语课，这些学生中，69%的选修西班牙语，18%的选修法语，仅有不足1%的美国高中学生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日语、韩语、俄语或乌尔都语等语种。近年来，只有8.2%的高中生在报考大学时选择外语专业，而他们几乎全都选择了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在这8.2%的学生中选择学习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关键语言”的学生还不到1%。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专家说，这一情况自1976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多少；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m）统计显示，美国大学本科生选修外语课的学生从1965年的16%下降到了1994年的不足8%，而且至今仍维持这个比例。在任何一年，出国留学的人少于2%且每年只有1%的本科生可以成功获得外语学位。［1］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2006年美国的大学只培养了9个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约140名中文专业的学生和寥寥几个韩语专业的毕业生。［2］
二、“9.11”之前美国外语教育立法
可见，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自居的美国由于一直以来对本国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其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率很低，掌握小语种的外语人才相当匮乏。加之美国是个教育分权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对外语语言教育一般不制定统一的官方政策，相关的立法也屈指可数。
1958年8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教育法律。该法案要求培养联邦政府、工商业和教育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外国语人才，发展美国各学校目前尚未开设的外国语并提出了七种最迫切需要的外国语言，它们是：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
1966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际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加强普通公立学校的外语教学，每年拨款800万美元改进外语教学，建立语言实验室和语言区域中心，设置语言奖学金，以各种手段促进外语教学。这充分表明美国政府支持开展国际教育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愿，主张学生加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乃至风土人情的了解，使自己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目的是满足美国充当国际领导角色的要求。
1991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该法案提请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和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来引导美国人民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
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以法案的形式提交《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 2000：An Educate America Act），法案由国会两院审议通过，并于1994年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正式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面向全体学生编订供各州各地区自愿采用的课程标准。这些标准详细阐明了所有学生在每个学习领域，所必须知道的东西以及有可能做的事情，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体系。整个工作由国家教育标准与提高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and Improvement Committee，简称NESIC）主持操作。在布什政府所确立的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五门核心课程之外，克林顿政府又增添了外国语与艺术两门核心课程，再加上公民课，共八门课程，均由NESIC委托各专门机构编撰各自的国家标准，其中自然科学标准由全美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负责。
1996年，美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部国家级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做准备》（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andards: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该标准的宗旨是：美国必须教育学生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起来，以便能在21世纪多文化的国际社会上进行成功的交流。该标准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简称5C）：①交流（communication），要求学生能用书面和口头表达所获取的信息；②文化（culture），掌握和了解所学外语的文化知识，理解它的表达形式和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的关系；③联系（connection），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获得相关信息；④比较（comparison），发展学生对所学语言文化本质的洞察力，通过比较本国文化和所学外语文化，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以便更好地沟通；⑤社团（community），能借助外语参与国内外的多文化社团活动，把学习外语当作乐趣和充实自我的手段，使学生成为终身的外语学习者。
三、“9.11”之后美国外语语言立法的新发展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立刻发现他们再次面临“Sputnik时刻”。所谓“Sputnik时刻”是指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1号”那一刻。美国认为前苏联这一技术优势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通过实现登月计划赢得了所谓的“冷战的胜利”。然而，“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传统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对自身安全环境和现实威胁的判断。它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文化能力的匮乏，削弱了美国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对国内外的了解，阻碍了社会的流动能力，减少了商业竞争的能力，限制了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致于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不足不仅消极地影响着美国国家的安全、外交、法律实施、情报工作以及对社区文化的理解，而且阻止了美国在外语媒体环境下有效地交流、妨碍反恐努力、不利于美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及与其它政府的交流合作及相互理解。因此，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从以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诉求、尤其是从国家安全的维度来制定国家的外语语言政策，并于新世纪伊始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旨在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政策和法案，其中较为成功的提案多数集中在第109届国会上。
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会后，即8月17日发布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提出了“提高国民外语能力之行动号召”（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以适应“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急迫需求，向所有学生提供学习对国家最为重要的外语的机会，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4］
2005年2月17日，由12位参议员在109届国会一次会议上提交的28号决议（Senate Resolution 28）被成功提交至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并最终以全票获准通过。该决议主要内容为：①倡导美国国民不仅要提高英语水平，更要提高掌握其它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的意识；②强调外语学习对于学生的认知发展、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性；③要求参议院将2005年度制定为“英语学习年”（Year of English Study），并扩大和加强该年度中小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中的外语学习项目；④敦促总统发表声明来号召全国民众支持外语学习项目并通过适当的仪式或活动将“英语学习年”落到实处。
2005年3月8日众议院以396票赞成、0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了H. Res 122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众议院对外语语言发展和敲定“英语学习年”的支持态度，强调了外语语言对国家安全及学生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005年5月25日在美国国会山，堪称重量级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田纳西州长共和党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向参议院呈交了名为《2005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的S.1117号提案。提案中报告了一组美国2000年人口统计的数字：美国有2200万人讲汉语，但这2200万说汉语的美国人中85%以上是中国血统。而在大学注册的美国学生98%学的都是欧洲语言。因此，参议员利伯曼要求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5个财政年度里从联邦资金中拨款13亿美元资助9个汉语教学和学习项目，包括扩大两国学生的互访和交流项目，用以美国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为美国中小学学生学习汉语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学制度，并授权美国教育部拨款建立外国语言服务中心。参议员亚历山大更力主投资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以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该提案在参议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经过两次审议后被呈送至外交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年11月19日，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了旨在将2006年拟定为“国外学习年”的（Year of Study Abroad）的S.Res.30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国外外语语言学习项目的重要性，并督促在中小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商贸和政府项目中增加赴国外进修和学习的机会。
2006年1月5日，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防的现实考虑，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University Presidents Summi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召开。这次峰会的主角不再是来自美国50多个州的100多位大学校长，而是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国家情报局局长内格罗蓬特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格。会上，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教育部共同推出了一个《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布什亲自推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的启动。这是自1958年来最为重要的外语语言立法，因为它首次从美国自身安全和国家持续繁荣的角度审视了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首次将美国的外语语言教育上升到了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干预的层面。根据这一倡议，美国联邦政府将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拨款1.14亿美元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一系列语言项目，以期保证美国及其国民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保证美国的民主自由政策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这些语言项目包括对原有的一些项目的扩大和推广以及一些新项目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培养掌握国家所需的“关键语言”（Critical need foreign language）的高级人才。该计划主攻的“关键语言”是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大概来说，这一倡议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拨款鼓励从幼儿园到大学直到工厂的全程学习关键外语计划；资助暑期和学期内学习关键语言的计划，这又包括国内学习和去国外强化学习；鼓励外国人来美教外语计划；海外交流项目；教师交流计划等。具体的讲，此倡议包含了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这4个母项目。其中，教育部项目中下设了外语资助（2400万）、外语合作（2400万）、语言教师团（5百万）、远程语言教育（1百万）和教师交流计划（3百万）5个子项目；国务院项目中下设了6个子项目，它们是：美国富布赖特学生项目、暑期语言强化机构项目、吉尔曼奖学金项目、富布赖特外语教学资助项目、教师交流项目和青年人才交换项目；国防部项目包含了美国旗舰语言计划扩展项目（National Flagship Program）和民间语言学家储备团（Civilian Linguist Reserve Corp）在内的2个子项目。
2006年3月30日由众议院议员约翰•布纳于2005年2月8日提交的旨在修改和延伸《1965年高等教育法》的H.R.609号提案《高校利用和机会法案》（Colleg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Act）。提案以221票赞成、199票反对、12票弃权在众议院通过。该提案要求：①扩大和创造国外外语研习的机会，扩展国际公共政策机构（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的外语工作外延；②将外语财政援助列为国家政策发展领域，基于此，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到联邦政府就职或在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可免于归还贷款。
2006年9月19日，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向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提交了一份旨在规划未来10年至20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的报告：《领导力的考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报告指出，尽管高等教育一直令美国引以为自豪，但是却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学生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和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盲目自大的危险之中。委员会提出了6项改革建议，其中一项要求联邦政府的投资应集中用于事关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如数学、科学和外语。
2006年12月众议院议员卢斯•赫尔特（Rush Holt）向国会提交了2个提案：H.R.4629号提案《K－16关键外语渠道法案》（K－16 Critical Foreign Language Pipeline Act）和关于修订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案的H.R.4630号提案。前一提案要求美国政府在“K-12”计划的基础上拨款2700万美元在27所学校设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关键外语教学计划，即“K－16渠道项目”，把外语教学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一直延伸到大学。美国政府还将为高中生提供海外学习关键语言的奖学金，与此同时，聘请外国人到美国教授关键语言；后一提案提出在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的基础上新增加5个项目。这2个提案在国会众议院最终获准通过，只是在教育部董事会上大多数项目的资助款额都被卡掉了1个百分点。例如，国际教育和外语学习项目由原来的1068万美元缩减到1057万美元。一些由总统和国会推出的零基金项目，如星球学校项目（Star School）得以保留，只是资助款额明显减少。
2007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为有意义地促进一流的技术、教育与科学创造机会法》，从而启动了美国确保人才培养和促进国家创新与竞争力的立法程序。该法的缩写在英语中恰好为“竞争”一词，所以又称作《教育竞争法》。《教育竞争法》第3301条明确规定要实施“外语合作计划”，通过更早地学习外语以及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增加外语学习的机会来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外语合作计划”的目的在于极大地增加学习紧缺外语的机会，并增加熟练掌握紧缺外语的学生人数。该法同时批准了一项拨款计划，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与地方教育机构相互合作，建立相关的紧缺外语学习项目，使学生在整个教育阶段都能有效提升自己的知识，促使紧缺类外语人才的水平不断提高。
2007年7月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7年大学机会法》（The College Opportunity and Affordability Act of 2007），修改并延长了《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该法将是未来五年高教施政的重要依据。该法在加强国际教育方面规定：①教育部长可界定关键外语之定义，决定外语各项计划之优先顺序；②扩大联邦学术竞争补助款计划（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 program）之补助对象，包括学习关键外语第三、四、五年者；③凡受聘为外语专家者可享受助学贷款的扣减；④允许外语教职人员纳为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受雇者，并可扣减助学贷款；⑤加强外语与区域研究奖助计划（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经费须用于赴海外研修外国语言及文化课程；⑥修改教育部组织法，增设管理国际及外语教育的副助理部长（Deputy Assistance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另外，“9.11”之后得以成功提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投票表决程序的其它相关外语语言和外语教育的提案还包括：《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2005教育机会终身制法案》（Lifetime of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ct of 2005）；《国家外语语言对等法案》（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Act）；《2005有效抗击恐怖分子法案》（Targeting Terrorists More Effectively Act of 2005）；《国际和外语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ct）；《国土安全教育法案》（Homeland Security Education Act）；《21世纪国防教育法》（21st Century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国际事务中人与人交流法案》（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in World Affairs）；《高等教育法中国际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ct）；《2005年高等教育修正案》（Higher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2005）；《全国语言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
同时，“9.11”之后美国各州也开始积极开展外语教育的立法工作，成效显著的有3个州。怀俄明州2003年立法通过拨款 700万美元支持该州小学的外语教学项目，把对国际教育的支持从研究策略层面落实到财政支持层面。马萨诸塞州于2003年12月召开了“马萨诸塞州与全球经济”会议，再次强调了国际教育的重要性。该州许多学校已经成功地开展了一些国际课程和外语教学项目。康涅狄格州立法委员会2004年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在K-12学校中积极开展国际教育，并建立了一个专门组织为国际教育的实施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2004年秋，各学区学校管理者举行会议，研究在课程中开展国际教育的策略。该州10所学校与中国山东省的10所学校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开展中文教育。
四、结 语
语言教育既是一种文化手段，又是一个文化过程，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文化意图和国家政策导向，它不可能也从来就没有过“科学中性”。［5］因此，“9.11”之后美国政府加强外语教育立法的举措并没有背离美国语言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相反，它与美国政府以“英语语言一致”为导向的语言立法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美国强化外语语言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下利用“语言战略武器”来履行向全世界尤其是“关键语言”区域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推销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以及渗透美国文化的“使命”，从而使美国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最终形成“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和“美国英语的全球化”。
参考文献
1 Brod, R. and E. Welles.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J］. Fall 1998. ADFL Bulletin, Vol. 31, No. 2, Winter,2000:22～29
2 Teaching Languag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act Sheet. Available at: http://www.ed.gov/
news/pressreleases/2006.html. August 25, 2007
3 Crump, T. 2001.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U.S.Government 2001［M］. Alexandria, VA: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2001
4 Language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view with Glenn H. Nordin,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Policy,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C31. NFLC Policy Issues, Vol. 2 number 2. December,1999
5 蔡永良.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