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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农村城市化趋势明显，城市社区文化大量传播到农村并得到快速发展。但这种嵌入式文化因缺乏本质上的一体性而不能完全融入农民的生活。文章剖析城乡统筹的现实环境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真实内涵，并通过梳理历史上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就来审视问题，提出解决当前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城乡统筹 新农村文化建设 策略 审视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城乡统筹的背景和新农村文化的涵义
城乡统筹。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城乡统筹方针。从这时期开始，城乡统筹成为“国家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①。但在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由于农村经济依然处于弱势，对城市的各种先进资源充满需求和渴望，城乡统筹实际上表现为在城市带动下农村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城乡统筹的速度，使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的对立关系瞬间变成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有利于城市“反哺”措施在农村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农村的渴求也导致了“饥不择食”的现象发生。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成绩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传播媒体的多元化和开放化，城市文化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农村，传播内容泥沙俱下，黄赌毒等有害内容严重污染了农村文化环境。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国城乡统筹阶段新农村文化建设者思考和重视。
新农村文化。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也难有定论，但从广义上一般将其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农村文化就可化为“农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俗讲，农村文化就是农民因地域和民族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土文化。它是农民集体意识、价值观、自然观等一切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新农村一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时就已出现，但真正对其进行深刻探讨的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趋向”的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将新农村建设提高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高度。新农村的实现肯定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城市的反哺。所以，新农村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完全融入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当中。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下，新农村文化的内涵也得到了扩展，它立足在传统的乡土文化上，对城市文化的接纳已是历史的必然，大量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更是对城市文化趋之若鹜。农村本土文化与外来城市文化的共同发展构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
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就及问题
历史成就回顾。纵观历史，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并不一致，但通过梳理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和成就，可以看出前人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尝试和贡献，更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研究和创新农村文化建设、勇于同错误思想做斗争、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心和努力。
民国时期。早在民国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乡村建设对提高国力的重要性。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大力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梁漱溟先后组织了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加乡村建设运动，极大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晏阳初则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教育”观点。他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最大问题为“愚、穷、弱、私”，并针对这四个缺点制定出“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尽管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众多先进人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当时农村文化的发展。
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尽管条件特别的艰苦，但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制定多种方针政策保证文化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1934年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文化教育的“四个坚持”，更是成为当时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各地克服种种困难创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当时农村经济的落后，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非常低甚至一字不识，所以当时的文化建设首先表现为扫盲运动，各地成立了大量的扫盲班、识字组，根据地建在哪里，哪里的文化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文艺方面，也创作了大量贴近农村生活、贴近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但党和政府从未放弃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对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重视。继续推广扫盲运动，除在各地成立正规的中小学校外，还保留冬学、夜校、文化补习班等成人教育形式。1956年开展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对民间艺人和艺术团体的教育和改造，提高了这些文化传播者的地位和待遇，使代表农村传统文化的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文化形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其贴近农民生活、了解农民文化需求的特点，成为活跃农村文化的重要力量。文革时期，大力推广的八大样板戏，在农村地区也深受欢迎。尽管这里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这些文化载体“内容扎根于农村生活、形式来自传统戏曲”的特点确实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心理共鸣。当时的露天电影更是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受到农民极大的欢迎。各地文化站、文化馆、农村俱乐部等文化组织也开始逐步建立，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极大提高，但农村文化却出现了由盛转衰的逆发展。虽然我国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文盲问题基本解决。大量图书编辑发行，广播电视信号全面覆盖，各地文化站、图书室的大面积建立为农村文化建设准备了充足的发展条件。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农民都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导致“民间传统文化资源陷入荒芜的境地，农村文化队伍日益散落”②。文化站、文化馆大多名存实亡，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由乡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传统文化形式如唱戏、踩高跷、拔河比赛等，也因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消失殆尽。政府进行的文化下乡活动短期内起到繁荣农村文化的效果，但因其缺乏农民的主体参与和长期机制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快餐，还未能完全融入农民的生活方式中。电视的普及和电脑的推广，使现代农民对城市文化没有了发自内心的渴慕，但纷繁芜杂的多元文化渗透也使农村文化发展迷失了方向，表现出一种文化的浮躁和文化生态的失衡。
当前问题分析。回顾历代农村文化建设的成败不难发现，农村文化的真正繁荣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文化选择要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选择农民迫切需要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二是农村文化的繁荣必须使农民切实成为文化的主体。立足这两点再审视当前城乡统筹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民私有化空间膨胀，压缩了农村文化的发展空间，导致农村“农民精神生活的空虚和伦理价值体系的迷失”③。而城乡统筹下的城市反哺，势必会更加增强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城市文化商业化模式在给农村传统文化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城市文化的农村化和农村文化的城市化。所谓城市文化的农村化即城市文化在农村落地生根。由于城市文化面对的城市人口素质和生活方式远远高于农村平均水平，这导致城市文化在农村的落地有些“高处不胜寒”，不得不“农村化”自己来获得农村的认可，于是本来来自城市比较高雅的歌舞演出，在农村变身为表演风格比较粗野甚至带有很多色情内容的乡村“歌舞团”表演。城市文化的精华没有得到传播，糟粕却肆意横行。而农村文化的城市化，则是农村文化在城市思维的引导下，从田间地头走向了城市的大舞台，开始了商业化发展的道路，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却“引发了农民文化生活消费主义、剥夺了农民文化生活的乡土性、加速了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④。导致传统的农村文化从“文化日用品”变身为“文化奢侈品”。这其实都是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风尚”要求是相背离的。
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正确引导。新农村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集体事业，是需要农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人民群众的集体参与既是满足广大农民共同的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塑造农村文化氛围，提高农民整体文化修养的必须。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分散经营，没有了能组织群众集体活动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转变职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参与较少，对农村的文化生活关注得更少。所以农村文化建设依靠农民自身或者基层政府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有更高的政府机构进行正确引导和协调，深挖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传统文化，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专业人员，扶持和培养具有农村特点的本土文化的发展壮大，使农村传统文化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坚决摒弃文化建设的功利目的和短期追求，而要站在提高农村生产者整体素质的高度，促进广大农民热爱农村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针对城乡统筹背景下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传播，更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城市高雅文化的较高经济支持的需求使其不会主动选择农村作为推广市场，而它偏偏是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借鉴的成功典范。这就必须靠政府的组织和财政资金的支持。城市低俗文化在城市的发展困境使其迫切需要开发更为广阔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特别是文化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对这些低俗文化的有力控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夯实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后重视经济的发展占据了农民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暇顾及文化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文化的发展不需经济的支持，相反，新农村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发展，更需农村经济的支持。首先，作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公益性活动来讲，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文化基础设施，包括舞台、服装、道具、场地、设备等，这自然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其次，即使将传统农村文化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支付前期的宣传和改造费用及脱产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和福利。城乡统筹下的城市文化下乡，也需要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与其相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文化正是城市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是与城市经济相适应的，城市文化下乡是政府组织的文化“输送”，是一种文化的嵌入，而不是来源于农村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的内生性文化。这种嵌入式文化若缺乏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支持，必然会无法真正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当中，短期内政府投入资金缓解这种不适应带来的冲突和阵痛，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力发展农村自身的经济基础。所以，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夯实农村经济基础，使其“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农村文化自身的调整与创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外来文化、主流文化由冲突走向和谐”⑤。
抓住主体。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保证农民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只有农民亲身参与其中，融入其中，才是叫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文化主体开始，调动各种资源保证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包括给予那些文化继承者和爱好者适当的补助和待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其能够在搞好传统文化时没有后顾之忧。提供适当的场所和培训，吸引更多的农村青年参与其中，学习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最大范围的普及。努力在农村建设传统文化表演需要的基础设施，如舞台、广场等。政府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中，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看到在这种形式下农民更多的是在扮演观众或者受众的角色，尽管这是嵌入性文化，但它依然是新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种来自城市的文化形式也必然要以农民为主体。在目前农村经济条件和农民文化水平还不够的情况下，下乡文化就要适当改变自己以保证实现农村的主体地位，如科技下乡内容要使理论通俗易懂，操作方法上手简单，保证农民自己可以理解和操作。文化下乡要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如地方戏，即使选择歌舞形式，也要选择适合农村的内容，如《常回家看看》、《父亲》等曲目，绝不可为追求高端大气而脱离农村实际。卫生下乡除了一些义诊送药外，开展日常卫生知识讲座对提高农民的卫生知识非常必要，更要将精力放在培训乡村医生方面，提高乡村医生的医术和医德，这是提高农民卫生条件的有力保证。
结语
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性的方针，不能搞“一阵风”，更不能作为领导的年终政绩考核加分项而临时突击。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形成长效机制，既要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更要有专项的资金，专款专用。从顶层设计方面就保证文化建设的高效、持续进行。在文化内容上，政府要转变观念，不能追求文化的统一和时尚，更不能将新农村文化圈定在集体范围之内，而要尊重地方传统，发掘地方特色，切忌功利思想滋生。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文化建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坚持，慢慢的酝酿和发酵，逐步形成习惯和风气。对于嵌入的城市文化也要将其看成是一棵幼苗，需要逐步培养其适应农村的土地和气候，慢慢长成一棵大树，最终能为广大农民提供一方阴凉。
（作者分别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HB13SH023）
【注释】
①梁红泉：“认同与建构：城乡统筹中农村文化生活形态的转型分析”，《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第152～155页。
②何兰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0～15页。
③何兰萍：“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第124～128页。
④黄兴华：“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塑农村文化生活形态的内部动力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26期，第486～470页。
⑤张凤华：“从冲突到和谐：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文化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229～232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关键词】城乡统筹 新农村文化建设 策略 审视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城乡统筹的背景和新农村文化的涵义
城乡统筹。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城乡统筹方针。从这时期开始，城乡统筹成为“国家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①。但在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由于农村经济依然处于弱势，对城市的各种先进资源充满需求和渴望，城乡统筹实际上表现为在城市带动下农村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城乡统筹的速度，使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的对立关系瞬间变成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有利于城市“反哺”措施在农村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农村的渴求也导致了“饥不择食”的现象发生。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成绩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传播媒体的多元化和开放化，城市文化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农村，传播内容泥沙俱下，黄赌毒等有害内容严重污染了农村文化环境。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国城乡统筹阶段新农村文化建设者思考和重视。
新农村文化。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也难有定论，但从广义上一般将其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农村文化就可化为“农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俗讲，农村文化就是农民因地域和民族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土文化。它是农民集体意识、价值观、自然观等一切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新农村一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时就已出现，但真正对其进行深刻探讨的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趋向”的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将新农村建设提高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高度。新农村的实现肯定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城市的反哺。所以，新农村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完全融入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当中。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下，新农村文化的内涵也得到了扩展，它立足在传统的乡土文化上，对城市文化的接纳已是历史的必然，大量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更是对城市文化趋之若鹜。农村本土文化与外来城市文化的共同发展构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
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就及问题
历史成就回顾。纵观历史，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并不一致，但通过梳理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和成就，可以看出前人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尝试和贡献，更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研究和创新农村文化建设、勇于同错误思想做斗争、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心和努力。
民国时期。早在民国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乡村建设对提高国力的重要性。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大力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梁漱溟先后组织了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加乡村建设运动，极大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晏阳初则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教育”观点。他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最大问题为“愚、穷、弱、私”，并针对这四个缺点制定出“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尽管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众多先进人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当时农村文化的发展。
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尽管条件特别的艰苦，但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制定多种方针政策保证文化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1934年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文化教育的“四个坚持”，更是成为当时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各地克服种种困难创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当时农村经济的落后，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非常低甚至一字不识，所以当时的文化建设首先表现为扫盲运动，各地成立了大量的扫盲班、识字组，根据地建在哪里，哪里的文化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文艺方面，也创作了大量贴近农村生活、贴近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但党和政府从未放弃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对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重视。继续推广扫盲运动，除在各地成立正规的中小学校外，还保留冬学、夜校、文化补习班等成人教育形式。1956年开展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对民间艺人和艺术团体的教育和改造，提高了这些文化传播者的地位和待遇，使代表农村传统文化的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文化形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其贴近农民生活、了解农民文化需求的特点，成为活跃农村文化的重要力量。文革时期，大力推广的八大样板戏，在农村地区也深受欢迎。尽管这里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这些文化载体“内容扎根于农村生活、形式来自传统戏曲”的特点确实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心理共鸣。当时的露天电影更是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受到农民极大的欢迎。各地文化站、文化馆、农村俱乐部等文化组织也开始逐步建立，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极大提高，但农村文化却出现了由盛转衰的逆发展。虽然我国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文盲问题基本解决。大量图书编辑发行，广播电视信号全面覆盖，各地文化站、图书室的大面积建立为农村文化建设准备了充足的发展条件。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农民都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导致“民间传统文化资源陷入荒芜的境地，农村文化队伍日益散落”②。文化站、文化馆大多名存实亡，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由乡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传统文化形式如唱戏、踩高跷、拔河比赛等，也因缺乏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消失殆尽。政府进行的文化下乡活动短期内起到繁荣农村文化的效果，但因其缺乏农民的主体参与和长期机制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快餐，还未能完全融入农民的生活方式中。电视的普及和电脑的推广，使现代农民对城市文化没有了发自内心的渴慕，但纷繁芜杂的多元文化渗透也使农村文化发展迷失了方向，表现出一种文化的浮躁和文化生态的失衡。
当前问题分析。回顾历代农村文化建设的成败不难发现，农村文化的真正繁荣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文化选择要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选择农民迫切需要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二是农村文化的繁荣必须使农民切实成为文化的主体。立足这两点再审视当前城乡统筹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民私有化空间膨胀，压缩了农村文化的发展空间，导致农村“农民精神生活的空虚和伦理价值体系的迷失”③。而城乡统筹下的城市反哺，势必会更加增强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城市文化商业化模式在给农村传统文化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城市文化的农村化和农村文化的城市化。所谓城市文化的农村化即城市文化在农村落地生根。由于城市文化面对的城市人口素质和生活方式远远高于农村平均水平，这导致城市文化在农村的落地有些“高处不胜寒”，不得不“农村化”自己来获得农村的认可，于是本来来自城市比较高雅的歌舞演出，在农村变身为表演风格比较粗野甚至带有很多色情内容的乡村“歌舞团”表演。城市文化的精华没有得到传播，糟粕却肆意横行。而农村文化的城市化，则是农村文化在城市思维的引导下，从田间地头走向了城市的大舞台，开始了商业化发展的道路，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却“引发了农民文化生活消费主义、剥夺了农民文化生活的乡土性、加速了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④。导致传统的农村文化从“文化日用品”变身为“文化奢侈品”。这其实都是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风尚”要求是相背离的。
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正确引导。新农村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集体事业，是需要农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人民群众的集体参与既是满足广大农民共同的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塑造农村文化氛围，提高农民整体文化修养的必须。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分散经营，没有了能组织群众集体活动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转变职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参与较少，对农村的文化生活关注得更少。所以农村文化建设依靠农民自身或者基层政府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有更高的政府机构进行正确引导和协调，深挖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传统文化，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专业人员，扶持和培养具有农村特点的本土文化的发展壮大，使农村传统文化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坚决摒弃文化建设的功利目的和短期追求，而要站在提高农村生产者整体素质的高度，促进广大农民热爱农村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针对城乡统筹背景下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传播，更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城市高雅文化的较高经济支持的需求使其不会主动选择农村作为推广市场，而它偏偏是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借鉴的成功典范。这就必须靠政府的组织和财政资金的支持。城市低俗文化在城市的发展困境使其迫切需要开发更为广阔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特别是文化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对这些低俗文化的有力控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夯实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后重视经济的发展占据了农民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暇顾及文化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文化的发展不需经济的支持，相反，新农村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发展，更需农村经济的支持。首先，作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公益性活动来讲，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文化基础设施，包括舞台、服装、道具、场地、设备等，这自然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其次，即使将传统农村文化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支付前期的宣传和改造费用及脱产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和福利。城乡统筹下的城市文化下乡，也需要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与其相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文化正是城市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是与城市经济相适应的，城市文化下乡是政府组织的文化“输送”，是一种文化的嵌入，而不是来源于农村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的内生性文化。这种嵌入式文化若缺乏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支持，必然会无法真正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当中，短期内政府投入资金缓解这种不适应带来的冲突和阵痛，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力发展农村自身的经济基础。所以，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夯实农村经济基础，使其“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农村文化自身的调整与创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外来文化、主流文化由冲突走向和谐”⑤。
抓住主体。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保证农民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只有农民亲身参与其中，融入其中，才是叫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文化主体开始，调动各种资源保证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包括给予那些文化继承者和爱好者适当的补助和待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其能够在搞好传统文化时没有后顾之忧。提供适当的场所和培训，吸引更多的农村青年参与其中，学习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最大范围的普及。努力在农村建设传统文化表演需要的基础设施，如舞台、广场等。政府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中，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看到在这种形式下农民更多的是在扮演观众或者受众的角色，尽管这是嵌入性文化，但它依然是新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种来自城市的文化形式也必然要以农民为主体。在目前农村经济条件和农民文化水平还不够的情况下，下乡文化就要适当改变自己以保证实现农村的主体地位，如科技下乡内容要使理论通俗易懂，操作方法上手简单，保证农民自己可以理解和操作。文化下乡要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如地方戏，即使选择歌舞形式，也要选择适合农村的内容，如《常回家看看》、《父亲》等曲目，绝不可为追求高端大气而脱离农村实际。卫生下乡除了一些义诊送药外，开展日常卫生知识讲座对提高农民的卫生知识非常必要，更要将精力放在培训乡村医生方面，提高乡村医生的医术和医德，这是提高农民卫生条件的有力保证。
结语
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性的方针，不能搞“一阵风”，更不能作为领导的年终政绩考核加分项而临时突击。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形成长效机制，既要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更要有专项的资金，专款专用。从顶层设计方面就保证文化建设的高效、持续进行。在文化内容上，政府要转变观念，不能追求文化的统一和时尚，更不能将新农村文化圈定在集体范围之内，而要尊重地方传统，发掘地方特色，切忌功利思想滋生。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文化建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坚持，慢慢的酝酿和发酵，逐步形成习惯和风气。对于嵌入的城市文化也要将其看成是一棵幼苗，需要逐步培养其适应农村的土地和气候，慢慢长成一棵大树，最终能为广大农民提供一方阴凉。
（作者分别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HB13SH023）
【注释】
①梁红泉：“认同与建构：城乡统筹中农村文化生活形态的转型分析”，《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第152～155页。
②何兰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0～15页。
③何兰萍：“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第124～128页。
④黄兴华：“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塑农村文化生活形态的内部动力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26期，第486～470页。
⑤张凤华：“从冲突到和谐：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文化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229～232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