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戏台,悲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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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人爱戏,由来已久。东晋时就有“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习惯,乡镇村野普遍唱戏,除婚礼、丧事上的演出,连败于诉讼或输于乡规也要罚戏一台。如此年年唱代代演,爱好“搭台唱戏”的徽州人最后竟将徽戏唱进皇宫,促成了国粹京剧华丽登场。
  歙县诸多乡村至今留有不少雕栏朱楹、飞檐翘角的戏台,如璜田戏台、白杨王村戏台、堨田凹凸山房戏院等。乡村年轻人看戏台,情感上有一种自然的疏离;年长者看戏台,眼神中多一分难舍和留恋;而对于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徐铭佑等农民演员而言,那曾经辉煌的戏台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亮相就“浑身有劲”的地方。
  记录时光的戏台子
  4月,正是采茶时节,黄山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村民忙着上山采茶时,村中的徐氏祠堂一片宁静。对韶坑村村民而言,徐氏祠堂不只是纯粹的祠堂,更是一个乡村大戏台。曾经,韶坑村的徐光果、徐文松、徐光景、徐承杏、徐铭佑、徐高寿等一批农民演员在台上表演目连戏时,全村人莫不扶老携幼,彻夜不眠,甚至畅谈数日。
  徽州历来有举办庙会的风俗,虽各有流行区域,活动季节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庙会都要请戏班做戏酬神,迎台角,耍狮子,旌幡华盖,笙箫鼓乐,十分热闹。有戏的地方就有戏台,在歙县的璜田村,就有一个建于1918年的璜田戏台,台中有十四根显柱将戏台隔成里外台、台厢房和厢台,两侧厢房朝台开有侧门,当地老人说门楣上方曾悬有“文治”、“武功”匾额。后台上有阁楼,曾供外地戏班住宿。因年久失修,戏台已十分破旧。
  当然,在歙县,这种固定搭在祠堂、社屋或大户宅院内永久不拆的万年台常见于人口集中的大村。昔日农村演戏,搭草台的占大多数。旧时搭在祠堂、社屋、庙宇,演完戏即拆的为“社台”、“庙台”,没有万年台的小村子,也保留有台柱台板,随时可搭台唱戏。
  韶坑村的目连戏演出行当齐全,文武并重,声腔丰富,历来享有盛誉。由于武戏精彩,高台动作难度大,加之演员都是农民,唱戏时多半采用当地方言,因此,这样的戏班子颇受欢迎。据韶坑老艺人说,约从乾隆年间起,韶坑人就开始组织戏班,以搬演目连戏为业,四处流动演出,至今已逾两百年。全盛时期的韶坑目连戏,曾拥有四个目连戏班,除每年正月及二月二在本村演出外,常常应聘到徽州府各地演出。
  1989年11月23日至25日,据当时在歙县文化馆工作的高庆樵组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愚、刘沪生带领录像队一行十人来到韶坑村进行目连戏录像。当时,村中仍有二十多人的业余班社,其中,目连戏老艺人有十多人,且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
  因为要登台录像,韶坑村的老艺人们兴奋地开脸(化妆),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活动。有演员跟高庆樵说:“学了那么多年戏,闷在肚子里好久啦,能再唱起来简直就是一身劲啊!”
  从高庆樵当时所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当天的演出现场,舞台正中屏风上有四个大字:劝善从良。舞台前侧的两根木柱上,分别挂着纸扎的牛头、马面,台下空旷地上人群熙攘,村民们扶老携幼。高庆樵说,约有近千人观看这台为期三个半天加一个夜晚的演出。据当时负责录像的陈长文介绍,“1989年11月24日晚场,由于灯光条件限制未能录像,但这丝毫不影响演员们演戏的劲头,大家饶有兴致地演出了《元旦上寿》、《赶粉头》、《高劝善》等。”
  当时表演的这个目连戏班全赖师傅徐文松点拨、串排。出生于1913年的徐文松为韶坑(仙原大社)目连戏班第七代艺人,14岁起专习目连戏,师承徐宗祥、徐开景。他21岁代师授徒,除金奴和大花外,其余皆演过,并能画出全部脸谱,曾至浙江淳安,安徽休宁、旌德、黟县、太平、屯溪及歙县许多乡村演出。据高庆樵评价,当时徐“虽年近八旬,唱起来仍然吐字清晰、声情并茂、气口合度、啭喉若丝,尤其是句末高处用子音(仄嗓)演唱时,真假声交替衔接自如,行腔宛转,声韵独特,耐人寻味。” 高庆樵至今留存着一张1988年他和徐文松的合影,照片上,徐文松戴着毡帽,穿着长袍,手里拿着一个大概取暖用的竹篮,表情略微严肃。
  目连戏的“留声机”
  在明清时期,目连戏在徽州地区非常活跃,但因为缺乏音像资料,当时的盛况我们如今已很难复原。74岁的高庆樵是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乡高芮村人,曾是歙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过许多民间艺人,收集了大量的图文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目连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依据。
  高庆樵和目连戏结缘是从19岁那年开始的。当时他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却在无意中接触了大批沉醉于戏曲表演的人。在简陋的环境中,一群人凑在一起,借表演目连戏自娱自乐。 “我们先是聊一段故事,大家自己选择角色,然后虚拟场景,开唱。这算是幕表戏(一种没有剧本的戏),具体的对白和唱词由演员自己视剧情发展自由发挥。”
  如此一过便是5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就此敞开胸怀,“上午讲戏,下午配戏,晚上演戏。”时隔55年,高庆樵再度描述起那一段尴尬且苦中作乐的时光,依然带着一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在狱中,高庆樵不仅听戏、学戏,同时还了解到许多艺人的故事。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民国中叶一个叫方妙桂的艺人。据传,方妙桂体形适度,五官匀称,扮相秀丽,小口细牙,水眼汪汪,八岁学戏,攻旦行。他为了练台步,常穿着“蹻”走路甚至担水越岭回家,还效法老莱子“戏彩娱亲”,常带妆向老母请安,老母有时竟不敢认。他所扮的旦角登台,台步似行云流水,身段婀娜多姿,一招一式妩媚动人,唱腔念白如出谷黄莺,每次演出都能得彩。据说有次在渔梁演出,观众把钞票夹在甘蔗段里纷纷抛上台去,如冰雹急雨,方妙桂眼快手快,边唱边接,身姿曼妙,令人倾倒。
  除了艺人,更让年轻的高庆樵感到好奇的是老戏班子的诸多班俗班规。徽班素有“打鼓佬不到不开饭”之说,打鼓的人打过闹台,两只鼓签一放,任何人不得再碰,更不得坐其椅子。又如演员在后台候戏,小丑任何戏箱都能坐,生、净角可以坐大小衣箱、把子箱,但如果当晚本人无王帽戏,则不坐盔头箱。旦角地位最低,只能坐靴箱,即使是红角、班主,行头属于自己的也不例外。另外,艺人到不熟悉的外地戏班、戏园看戏,只要念出“万朵桃花一树红,都是老郎园中人”切口,即会受到招待,看戏无须付钱。   在狱中的这段经历让高庆樵对目连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歙县文化馆群众文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走访了歙县的韶坑、长标,以及祁门的马山班、历溪班、栗木班等目连戏班子,通过图文记录老艺人徐文松、王丁发等人讲述的故事,还自费购买录音机、磁带等,录取唱段并重整谱曲。
  和戏曲痴缠的人生
  徽州的戏班组成大多数以家为单位或以宗族为单位,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特色与个性的传统剧目,更是如此,有些绝技,传男不传女,宗族相教,外人不传,各个戏班均有自己的绝招与保留节目。
  “三年能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唱戏的。”这是高庆樵的爷爷的原话,学戏是一件清苦的事。过去在戏班学戏,多于夜晚和农闲雨天集中进行,以能唱三天三夜的戏码为一单元,也称一场,每场教学40天。学习过程中,武戏花费的时间多一些,所练武功有刀枪棍拳等。
  少年入班学戏,要立生死文书,注明三年或五年学徒,生死各安天命。打死、病死皆不得追究师傅、班主责任。倘若是卖入戏班的,生死更无保证,如艺人俞三金,十三岁被父母以三十块钱卖给婺源马家班学艺,生死文书规定的是:六年内还尸不还人,六年后若出师,可以自由。
  早前,村庄的读书人是不愿学戏的,认为那是下等人干的事。但家庭经济困难的人读不起书,就想办法跟师傅学戏。他们认为学戏既可以识字,又能学到一些文化知识和人情世理,最重要的是还能挣钱养家糊口。1988年12月,听高庆樵问及戏班子分账问题,栗木村目连戏班时年69岁的王丁发说:“班子里当家师傅(戏班头)抽戏金的十分之一,如果班头还参加演出了,不管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另外加拿一等师傅的钱。演傅相、刘氏、傅罗卜的,算一等师傅;扮演小花、大花、金奴的,算二等师傅;演二花、老旦、小角色的,算三等。但我们手里都是大家同样分摊,大家讲谁该多点就让谁多得一点。”
  当然,学戏的队伍中也不乏真正的爱好者。据王义礼在《目连戏老艺人潘双贵》一文中记录,贵池县马牙大桥潘村人潘双贵生于1887年,其父潘彩枝,唱京戏出身(亦唱目连戏)。潘双贵目不识丁,但记忆力强,戏文一旦“吞”到肚里就不会忘记。他也欢喜练武,七八岁时就能翻筋斗,倒立用手上路。有时,上山砍柴路过祠堂,他把柴刀、扁担一丢,就在祠堂大门楼练起武功。他十二岁就随父亲学戏,只是父母都比较反对,尤其是母亲,为了不让双贵学唱戏,曾暗暗在食物中投药,使双贵吃了嗓子变哑。但双贵仍不死心,每天对着面盆吊嗓子,直到嗓子痛才休息。最后虽然练出嗓子,但只能专攻武生小生行当,旦角不行(因为要用窄嗓唱)。有一次,父亲因病不能演《徐达挂帅》,双贵便顶替父亲出演。不料想,他居然赢得满堂彩,自此名声大噪。
  一个演员对戏曲的热爱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劲,这在纪明庭所录的《目连戏艺人董正怀》的文中可见一斑。贵池人董正怀(1911—1986)自幼学唱目连戏,并搭班演,专攻正旦,曾以扮演刘氏而闻名四乡,被公认为“董家班”的台柱子。1986年春,纪明庭同原贵池县《戏曲志》办公室同事前去采访时,董正怀已身患癌症,常年卧床不起。但听说要为目连戏录音,董正怀顿时振奋,他打起精神,拄着拐杖赶到现场录唱了《目连戏》中刘氏的一场精华唱段。由于唱段过长,中气不足,董正怀只好分次录完。因备受疾病折磨,老人那瘦骨嶙峋的身躯无法长时间坐唱,最后只好蹲在凳子上一句一句地坚持录完。
  渐行渐远的记忆
  精美的舞台,看戏的嗜好,养育了众多城乡戏班,只要在徽州稍大的聚族而居的村落就会有或小或大的戏班子。据记载,仅徽剧班社最盛旺时约45个,其中歙县最多,休宁次之。
  每知某村演戏,外村人会不远数十里赶去看戏,徽俗有云:“锣鼓响,脚板痒。”本村人更是兴高采烈,劲头十足。看戏的人多了,戏曲在徽州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徽商把戏剧作为—种公关活动和外交手段,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徽戏艺术的发展。通常,徽商为了争取那些来自各地的竞争对手或贸易对象,便以自己的家班或雇佣来的戏班,演唱一些为对方所喜爱的腔调。徽商原本“性节俭,甘淡泊”,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不少人为了经营需要,又形成了竞相奢丽的风尚,《扬州画舫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名噪一时的四川艺人魏长生来到扬州,投在江春门下,“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小张班《十二月花神》中的服装价至万金。
  “徽路徽戏”经过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一段大繁荣之后,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由于京剧浪潮的冲击,徽戏渐渐衰落。有的徽班加入了“京徽合流”的队伍,既演京剧,又演徽剧。有的艺人改弦易辙,改学京剧,加入了京班。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大部分徽班相继解散,艺人流离失所或解甲归田。
  今天的韶坑村,随着老艺人的离开,徐氏祠堂也像一部丢失了唱片的留声机,这个一度热闹的大戏台喑哑了数十年。2008年7月,在黄山学院文学院三名大学生的组织发动下,韶坑村四位年逾七旬的老艺人重登舞台,徐氏祠堂时隔二十多年又一次传出了“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如今,在这个合并谷丰村后共有2800多人的韶坑村里,会唱目连戏的老艺人仅剩两三人了,祖宗留下的东西正在慢慢消逝。几年前,申遗热慢慢升温,韶坑村村委会终于开始重修缺失了一角的徐氏祠堂。只是,演戏的人呢?韶坑村村委会的项青平说:“这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目连戏的未来该如何发展,这是高庆樵的困惑。因常年熬夜在台灯下手抄整理目连戏的采访资料,高庆樵双眼的视力度数日益加深。如今,对着满书房目连戏的书籍、一个个月饼盒中珍藏的手抄文本、塑料袋中的目连戏演出时的老照片,高庆樵心中也充满了担忧。他也曾跟28岁的独生子小高谈过,如今已结婚并在深圳工作的小高显然对这些资料没有兴趣。不只喜欢目连戏,同时喜于猜字谜的高庆樵笑着说,大半辈子投身于研究目连戏,无非想“留点东西在人间”,恰好这也是一个灯谜,谜底正是“火”字。
  只是,韶坑村的目连戏是否还能再度火起来,谁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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