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流动人口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600多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45亿人，其中约80%的人口是从农村流入城市。数量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也成为各方的研究对象。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在京举办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论坛发布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分析，根据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初步融入城市，基本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
　　为综合测量流动人口总体融合状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牵头，研究编制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指标，并根据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西安市等8个城市进行的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融合状况进行分析。课题牵头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介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包括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文化交融等指标，指数得分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表明融合程度高。
　　调查分析的初步结论认为，流动人口融合总指标指数得分为63.7分，其中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得分最高，为67.6分，其次是经济立足，第三为身份认同，社会接纳得分最低，为58.2分。杨菊华认为这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依旧处于血缘、亲缘、地缘阶段，与本地人有较大的社会隔离，总体融合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查结果还发现，流动融合总指标指数与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经济立足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立足情况不佳，但流动人口社会接纳、文化交融和身份认同状况较好。这不仅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融合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动人口的经济立足，但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居民在行为、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认为，除了经济与文化，利益分配也是影响社会融合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农业转移人口所分享，这导致其产生排斥情绪。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跨省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合水平较低，但经济立足状况较好；跨县流动人口更易实现社会接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杨菊华认为，省内流动人口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拥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背景，语言行为更易适应，融合障碍较小；跨省流动开始出现语言交流障碍，社会关系网络不再密集，劳动就业、保障居住等问题凸显，故融合程度稍低；跨省流动使空间距离的影响最大化，社会关系需要重构，行为习惯或完全不同，社会保障缺乏，即使跨省流动可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也会被亲情缺乏、语言障碍、习惯差异、归属不明所抵消，导致总体融合水平较低。
　　社会融合指数还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合水平越高。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融合指数得分超过仅有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14分，二者在社会接纳方面的差距更高达22.5分。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容易为当地市民所接纳。
　　调查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境况堪忧。“90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指数得分仅为55.7分，比“80前”和“80后”农民工均低10分左右。杨菊华认为，这是因为“90后”农民工虽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其工作稳定性较差，专业技能较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历练较少，社交网络狭小且同质性强，社会资本积累不足。
　　针对调查结果凸显的各类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是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因此深化人口流动迁移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研究，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城镇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王培安还倡议各个部门加强协同合作，进一步推进流动人口数据开发和共享，积极开展流动人口数据的交换，形成稳定、长效工作机制，推动信息资源的应用开发，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