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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知书识礼这一朴素愿望的驱使，众多普通家庭以农耕商贾所入，供其子弟上学读书，不少寒门子弟通过读书受到乡民的尊重。而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他们又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安庆桐城，不仅因文风昌盛几近全省之冠，也因是科举大县而远近闻名。更重要的是，从桐城走出去的历朝历代为官者，无论官阶高低，身处之世稳定与否，大多数人都能尽忠保国、勤政为民、兴学育才、廉洁自律、秉公直言。于是，好官、清官，不仅作为很多艺术舞台展现的生动形象，也成为桐城百姓在生活中经常念叨的话题，以此为榜样，传言正身。
浓郁的科举氛围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他们读书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很难摆脱科举功名的诱惑，读书入仕，成为很多不满足于以耕作为业的家庭的首要选择。
在尊师重教风气浓郁的桐城，科举氛围也同样浓郁。这从明清时代桐城的乡俗可以看出：凡中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或是得到诰封和授予官职，在接到报帖或起行时，亲友乡里都要馈赠礼品金钱以相祝贺，人称“锦上添花”；受贺之家也要大摆宴席作为酬谢。另据清乾隆秀才姚兴泉回忆，那时桐城闹洞房喝酒的酒令叫“百子令”，用骰子六枚，掷盆中，得到红色的即计数行令，令名如一五为朝天子，二八为花轿女子，三十为状元郎子，四六为麒麟子，七九为登科子，多与科举有关。
乾隆年间桐城秀才姚兴泉在其《龙眠杂记》中留下了桐城学子应试前后的真实记录。“桐城好，小考府中跑。半车行李推将去，百里程途走着瞧，腿上有飞毛。”这一小令描述了桐城学子赴安庆参加童试即小考的情形，试期多在四月。参加考试时要自带笔墨、餐具、卧具，行李须装载半车。因为应试者都是经过县试录取的童生，心情自然不错，年龄还不甚大，体力充沛，加上桐城至安庆的陆上路程不过百里，所以半车行李推将起来，仍是健步如飞。科举功名对每位童生的诱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桐城著名文学家姚莹，幼时家中灾难不断，困境中姚莹开始发奋苦读，决心以科举入仕实现兴家与经世之志。21岁在从祖姚鼐资助下，以府试第一名补府学附生；23岁从安庆经长江水路赴金陵参加乡试，在安庆与兄姚朔相见，兄客居旅寓，将衣服典当，购龙眼一斤，辛苦一夜剥其肉塞进枣中，第二天揣在怀里步行数里送给姚莹，曰：“三场辛苦，弟每持此食之，可资补助。”在家人的激励下，姚莹于24岁那年就中了进士，自此家声重振，扬名四方。
姚莹24岁成了进士，而24岁的吴汝纶才出应县试。次年，吴汝纶娶同乡官桥汪家女子为妻。办喜事那天，他遵从乡俗，撰写花轿上联：“十三经，二十四史，十载寒窗，未脱得那领蓝衫，愧把白身偕绿鬓。”蓝衫，指秀才穿的衣服；白身，指无功名的人；绿鬓，借指新娘子。这个上联表达了吴汝纶功名未就而完婚既喜又愧的复杂心情。照例下联要由女方来续，结果汪家无人能对出下联，吴汝纶便拿出自己预拟的下联交给汪家，联曰：“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黄榜点朱衣。”这个极有气魄的下联表达了吴汝纶对科举入仕的必胜信心。果不其然，这天的秋闱，吴汝纶就中了举人，次年春闱联捷，中了进士。
在科举制度实施后，桐城一地共产生10万余进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产生进士数量的多少，代表了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据统计，明清时期，桐城共有举人近800人，进士244人。桐城以一县之地，在明清进士与人才榜上，即使与北京、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
如今，科举制度已经离我们远去，桐城人也不再将“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入仕” 的传统依然可以见到。居住在桐城的人都知道当地有这样一种小吃：朝牌。发酵好的面饼一面撒上几粒芝麻，另一面贴在炉壁上，在木碳火烘烤下，几分钟就可出炉。因为是长方形，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给了它一个让人神往的名字：“朝牌”或“朝笏儿”。“说白了就是一种烧饼，两头宽中间窄，酷似以前大臣们上朝时怀里抱着的朝笏。”当地人这样介绍，“清朝的时候，我们这当官的多，上朝的时候记词儿用的”。
令人传诵的为官之道
明清时期桐城为官者多，但无论官居何位，他们都坚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口碑甚好。
明朝嘉靖年间，赵釴任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他发现当地民风淳朴，但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百姓甚至不懂得引水灌溉，许多肥沃土地废弃抛荒。赵釴至此，“教民引水为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赵釴赢得贵州百姓的爱戴。明万历期间，孙继陛在江苏海门任职，适逢大旱，他因势利导，疏通沟渠，修建石闸，引水灌溉，根据需要关闭自如；还使泛海商船，都从海门闸进出。第二年又遇到洪水灾害，泰州、通州、海门及如皋等地的洪水都从此闸排出，田庐无损，百姓称此闸为“孙公闸”。清光绪年间，江召棠在江西上高等地任知县长达17年，每到一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新学，教化民众，留下了诸如“江公桑”、“江公堤”、“江公藏书楼”等永远让百姓铭记的“政绩工程”。百姓称他为“江青天”，为他建立生祠，替他祈福祷告。这在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成风的清末官场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像他们这样不顾个人荣辱，真心为百姓办事的好官，在桐城的为官者中不胜枚举。
桐城人为官十分看重名节，甚至视之如生命，“忠节”、“忠贞”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独揽朝纲，许多人巴结都唯恐不及，而桐城人张淳，虽是张居正提拔的礼部郎中，但宁可辞官归里，也不接受张居正的请托，违心做事。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胡作非为，许多桐城官员与之党羽展开激烈斗争，成为一代忠贞之士。先是巡抚方大任弹劾魏忠贤，反遭其报复、栽赃，流放外地。其次是左光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上书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可斩”之罪，也反遭迫害，摧残致死。再有方孔炤在朝堂之上，公开反对熹宗赐封魏忠贤的侄子为肃宁伯，认为这不合国法祖制，后方孔炤被削去官职。此后，凡是对朝政不满、设法搭救谏言大臣的桐城官员，都被魏忠贤上书弹劾，理由是其为同乡好友，交谊深厚，属于同党。 桐城明清时读书之风犹盛，许多人依靠读书，通过科举，走上为官之路，所以他们深知兴学育人的重要性。那些到外省做官的桐城人，官到哪里，也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桐城古训带到哪里。每到一地任职，总是察民风，观民俗，建文庙，兴学校，培养人才。萧世贤到浙江任嘉兴府知府，大兴学校，培养诸生，一府之内，文风蔚然，朝廷考核，治行位列第一，迁升湖广副使。汪淳在江西玉山任知县，修建端明书院，集合诸生，亲自授课。姚文烈在汉阳为官，打击豪强，平反冤狱，扶危济困，为百姓创造安适的生活环境。他在办理官府公务之余，就到书院去讲经论史，课艺授文，还常常告诫诸生：“读书，当出为名宦，处为真儒。”还有像张廷璐、张廷瑑这样的地方教育最高长官，更是以兴教为第一要务。张廷璐在正文体、选拔人才等方面，卓有成效。时人赞誉他在学政任上培养的人才，“足备国家数十年桢干之用”。他任职期满离开江苏时，百姓“皆环泣走送，千里不绝”。张廷瑑在学政任上，亲力亲为，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以至张廷璐兄弟逝世后多年，乾隆皇帝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张廷瑑兄弟皆旧贤臣者，今尽也！安可得也？”从许多资料看来，明清时期，江南学风大盛，这和桐城人在此地为官，全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外，桐城人在一地为官，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也尽力革除。明朝隆庆年间，张淳到浙江永康任知县，其时，永康土地贫瘠，百姓穷困潦倒，生下女孩，大多弃而不养。张淳了解情况后，不断训诫弃养女婴者。他说，豺狼虎豹都知道爱子，弃女行为，“狠于豺狼也”，严禁抛弃女婴。同时，针对那些确实无力养活幼童的家庭，张淳捐出自己的俸禄，予以接济。永康还有女婢终身不嫁之俗，张淳便召集乡绅商议，凡是检举有婢女不嫁的，给予奖励，同时还要追究女婢主人的责任。此后，“婢尽有夫”。一时间，永康之地，被救活的女孩或婢女所生的女孩，都取名叫“张生”。清顺治年间，吴道观在河南商水县任知县，同样纠正了当地溺女之风，后来，民有生女者，名为“桶女”。
流传至今的家教传统
在桐城，无人不知张英、张廷玉父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桐城出的最大的官，先后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人称父子宰相，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良好的家训家风，不仅流传于张氏家族，而且享誉桐城，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关于六尺巷的故事。
据姚永朴《旧闻随笔》、《桐城县志略》载：老宰相张文端公（张英）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当时宰相张英在京做官），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六尺巷的故事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毛泽东在1958年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至今，六尺巷都是外地游客必来之地，拍照时伸开双臂，不及便说：“还真宽，我胳膊伸开还不够六尺，大度！”这种宽厚谦让的教化风俗，不仅仅属于张氏家族，更属于桐城百姓，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真实写照。
张廷玉虽身居极品，但时时心怀百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他42岁得长子张若霭，自幼聪颖，6岁授句读，8岁学作诗，咏鸟声曰：“一枕梦初觉，满园花正开”，传诵一时；书画也绝有风神。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到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便欣然将其提至一甲三名（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公正得当。等到拆卷一看，方知是张廷玉之子。雍正大喜，立即告知张廷玉：“尔子张若霭取中探花矣。”不料，张廷玉大为惊惧，恳辞数四，又面见皇上，叩首，泣下，奏曰：“臣家世受皇恩，无所不极其至。臣子若又占科名最高之选，臣实梦寐难安，愿让与天下寒士。”雍正帝动容嘉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其实，张氏能成为有名的科举望族，固然与张氏子弟的勤勉和聪慧有关，亦与以科举为贵的家教风气密不可分。为督促子侄辈在幼年时专攻举业，张英在居京为官时，虽然政务繁忙，也要求他们“自来岁正月为始，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可间断，不可草草塞责。写好后悉数寄至京师，由他亲自阅看，定其优劣。他还规定少作诗，禁填词，以免分散精力。可见，为保证下一代的科举成功率，张英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不遗余力。
不仅如此，张英主张持家要以“俭”为宝，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12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六旬之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锦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
张英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风，宅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和良好的家风有关。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古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2013年清明节期间，桐城清河张氏家族举行公祭联谊活动，张氏各族后人从全国各地赶到桐城，接受祖训，交流感情，组织者张泽国说：“对于先人，我们怀着虔诚的敬畏之心去祭拜，重要的不是来宣扬我们先人官至多高，而是要让现在的人知道并践行我们的家训，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称，过去的张家地位显赫，为国效力不遗余力，如今的张氏后人多为普通人，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普通的岗位上恪守职责、尽心尽力，依然值得尊敬和褒扬。
浓郁的科举氛围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他们读书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很难摆脱科举功名的诱惑，读书入仕，成为很多不满足于以耕作为业的家庭的首要选择。
在尊师重教风气浓郁的桐城，科举氛围也同样浓郁。这从明清时代桐城的乡俗可以看出：凡中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或是得到诰封和授予官职，在接到报帖或起行时，亲友乡里都要馈赠礼品金钱以相祝贺，人称“锦上添花”；受贺之家也要大摆宴席作为酬谢。另据清乾隆秀才姚兴泉回忆，那时桐城闹洞房喝酒的酒令叫“百子令”，用骰子六枚，掷盆中，得到红色的即计数行令，令名如一五为朝天子，二八为花轿女子，三十为状元郎子，四六为麒麟子，七九为登科子，多与科举有关。
乾隆年间桐城秀才姚兴泉在其《龙眠杂记》中留下了桐城学子应试前后的真实记录。“桐城好，小考府中跑。半车行李推将去，百里程途走着瞧，腿上有飞毛。”这一小令描述了桐城学子赴安庆参加童试即小考的情形，试期多在四月。参加考试时要自带笔墨、餐具、卧具，行李须装载半车。因为应试者都是经过县试录取的童生，心情自然不错，年龄还不甚大，体力充沛，加上桐城至安庆的陆上路程不过百里，所以半车行李推将起来，仍是健步如飞。科举功名对每位童生的诱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桐城著名文学家姚莹，幼时家中灾难不断，困境中姚莹开始发奋苦读，决心以科举入仕实现兴家与经世之志。21岁在从祖姚鼐资助下，以府试第一名补府学附生；23岁从安庆经长江水路赴金陵参加乡试，在安庆与兄姚朔相见，兄客居旅寓，将衣服典当，购龙眼一斤，辛苦一夜剥其肉塞进枣中，第二天揣在怀里步行数里送给姚莹，曰：“三场辛苦，弟每持此食之，可资补助。”在家人的激励下，姚莹于24岁那年就中了进士，自此家声重振，扬名四方。
姚莹24岁成了进士，而24岁的吴汝纶才出应县试。次年，吴汝纶娶同乡官桥汪家女子为妻。办喜事那天，他遵从乡俗，撰写花轿上联：“十三经，二十四史，十载寒窗，未脱得那领蓝衫，愧把白身偕绿鬓。”蓝衫，指秀才穿的衣服；白身，指无功名的人；绿鬓，借指新娘子。这个上联表达了吴汝纶功名未就而完婚既喜又愧的复杂心情。照例下联要由女方来续，结果汪家无人能对出下联，吴汝纶便拿出自己预拟的下联交给汪家，联曰：“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黄榜点朱衣。”这个极有气魄的下联表达了吴汝纶对科举入仕的必胜信心。果不其然，这天的秋闱，吴汝纶就中了举人，次年春闱联捷，中了进士。
在科举制度实施后，桐城一地共产生10万余进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产生进士数量的多少，代表了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据统计，明清时期，桐城共有举人近800人，进士244人。桐城以一县之地，在明清进士与人才榜上，即使与北京、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
如今，科举制度已经离我们远去，桐城人也不再将“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入仕” 的传统依然可以见到。居住在桐城的人都知道当地有这样一种小吃：朝牌。发酵好的面饼一面撒上几粒芝麻，另一面贴在炉壁上，在木碳火烘烤下，几分钟就可出炉。因为是长方形，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给了它一个让人神往的名字：“朝牌”或“朝笏儿”。“说白了就是一种烧饼，两头宽中间窄，酷似以前大臣们上朝时怀里抱着的朝笏。”当地人这样介绍，“清朝的时候，我们这当官的多，上朝的时候记词儿用的”。
令人传诵的为官之道
明清时期桐城为官者多，但无论官居何位，他们都坚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口碑甚好。
明朝嘉靖年间，赵釴任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他发现当地民风淳朴，但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百姓甚至不懂得引水灌溉，许多肥沃土地废弃抛荒。赵釴至此，“教民引水为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赵釴赢得贵州百姓的爱戴。明万历期间，孙继陛在江苏海门任职，适逢大旱，他因势利导，疏通沟渠，修建石闸，引水灌溉，根据需要关闭自如；还使泛海商船，都从海门闸进出。第二年又遇到洪水灾害，泰州、通州、海门及如皋等地的洪水都从此闸排出，田庐无损，百姓称此闸为“孙公闸”。清光绪年间，江召棠在江西上高等地任知县长达17年，每到一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新学，教化民众，留下了诸如“江公桑”、“江公堤”、“江公藏书楼”等永远让百姓铭记的“政绩工程”。百姓称他为“江青天”，为他建立生祠，替他祈福祷告。这在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成风的清末官场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像他们这样不顾个人荣辱，真心为百姓办事的好官，在桐城的为官者中不胜枚举。
桐城人为官十分看重名节，甚至视之如生命，“忠节”、“忠贞”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独揽朝纲，许多人巴结都唯恐不及，而桐城人张淳，虽是张居正提拔的礼部郎中，但宁可辞官归里，也不接受张居正的请托，违心做事。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胡作非为，许多桐城官员与之党羽展开激烈斗争，成为一代忠贞之士。先是巡抚方大任弹劾魏忠贤，反遭其报复、栽赃，流放外地。其次是左光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上书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可斩”之罪，也反遭迫害，摧残致死。再有方孔炤在朝堂之上，公开反对熹宗赐封魏忠贤的侄子为肃宁伯，认为这不合国法祖制，后方孔炤被削去官职。此后，凡是对朝政不满、设法搭救谏言大臣的桐城官员，都被魏忠贤上书弹劾，理由是其为同乡好友，交谊深厚，属于同党。 桐城明清时读书之风犹盛，许多人依靠读书，通过科举，走上为官之路，所以他们深知兴学育人的重要性。那些到外省做官的桐城人，官到哪里，也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桐城古训带到哪里。每到一地任职，总是察民风，观民俗，建文庙，兴学校，培养人才。萧世贤到浙江任嘉兴府知府，大兴学校，培养诸生，一府之内，文风蔚然，朝廷考核，治行位列第一，迁升湖广副使。汪淳在江西玉山任知县，修建端明书院，集合诸生，亲自授课。姚文烈在汉阳为官，打击豪强，平反冤狱，扶危济困，为百姓创造安适的生活环境。他在办理官府公务之余，就到书院去讲经论史，课艺授文，还常常告诫诸生：“读书，当出为名宦，处为真儒。”还有像张廷璐、张廷瑑这样的地方教育最高长官，更是以兴教为第一要务。张廷璐在正文体、选拔人才等方面，卓有成效。时人赞誉他在学政任上培养的人才，“足备国家数十年桢干之用”。他任职期满离开江苏时，百姓“皆环泣走送，千里不绝”。张廷瑑在学政任上，亲力亲为，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以至张廷璐兄弟逝世后多年，乾隆皇帝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张廷瑑兄弟皆旧贤臣者，今尽也！安可得也？”从许多资料看来，明清时期，江南学风大盛，这和桐城人在此地为官，全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外，桐城人在一地为官，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也尽力革除。明朝隆庆年间，张淳到浙江永康任知县，其时，永康土地贫瘠，百姓穷困潦倒，生下女孩，大多弃而不养。张淳了解情况后，不断训诫弃养女婴者。他说，豺狼虎豹都知道爱子，弃女行为，“狠于豺狼也”，严禁抛弃女婴。同时，针对那些确实无力养活幼童的家庭，张淳捐出自己的俸禄，予以接济。永康还有女婢终身不嫁之俗，张淳便召集乡绅商议，凡是检举有婢女不嫁的，给予奖励，同时还要追究女婢主人的责任。此后，“婢尽有夫”。一时间，永康之地，被救活的女孩或婢女所生的女孩，都取名叫“张生”。清顺治年间，吴道观在河南商水县任知县，同样纠正了当地溺女之风，后来，民有生女者，名为“桶女”。
流传至今的家教传统
在桐城，无人不知张英、张廷玉父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桐城出的最大的官，先后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人称父子宰相，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良好的家训家风，不仅流传于张氏家族，而且享誉桐城，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关于六尺巷的故事。
据姚永朴《旧闻随笔》、《桐城县志略》载：老宰相张文端公（张英）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当时宰相张英在京做官），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六尺巷的故事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毛泽东在1958年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至今，六尺巷都是外地游客必来之地，拍照时伸开双臂，不及便说：“还真宽，我胳膊伸开还不够六尺，大度！”这种宽厚谦让的教化风俗，不仅仅属于张氏家族，更属于桐城百姓，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真实写照。
张廷玉虽身居极品，但时时心怀百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他42岁得长子张若霭，自幼聪颖，6岁授句读，8岁学作诗，咏鸟声曰：“一枕梦初觉，满园花正开”，传诵一时；书画也绝有风神。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到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便欣然将其提至一甲三名（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公正得当。等到拆卷一看，方知是张廷玉之子。雍正大喜，立即告知张廷玉：“尔子张若霭取中探花矣。”不料，张廷玉大为惊惧，恳辞数四，又面见皇上，叩首，泣下，奏曰：“臣家世受皇恩，无所不极其至。臣子若又占科名最高之选，臣实梦寐难安，愿让与天下寒士。”雍正帝动容嘉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其实，张氏能成为有名的科举望族，固然与张氏子弟的勤勉和聪慧有关，亦与以科举为贵的家教风气密不可分。为督促子侄辈在幼年时专攻举业，张英在居京为官时，虽然政务繁忙，也要求他们“自来岁正月为始，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可间断，不可草草塞责。写好后悉数寄至京师，由他亲自阅看，定其优劣。他还规定少作诗，禁填词，以免分散精力。可见，为保证下一代的科举成功率，张英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不遗余力。
不仅如此，张英主张持家要以“俭”为宝，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12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六旬之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锦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
张英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风，宅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和良好的家风有关。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古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2013年清明节期间，桐城清河张氏家族举行公祭联谊活动，张氏各族后人从全国各地赶到桐城，接受祖训，交流感情，组织者张泽国说：“对于先人，我们怀着虔诚的敬畏之心去祭拜，重要的不是来宣扬我们先人官至多高，而是要让现在的人知道并践行我们的家训，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称，过去的张家地位显赫，为国效力不遗余力，如今的张氏后人多为普通人，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普通的岗位上恪守职责、尽心尽力，依然值得尊敬和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