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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12月26日起，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的时候，已经有150万中国留学生奔向海外。这个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中国留学者的总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30多年间走出如此众多的留学生，以至汇聚成改变着历史进程的汹涌留学潮。
追溯源头，是邓小平让这次留学大潮开启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蹉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教育和科技，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術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
1978年5月30日，在看了“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送来的《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后，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点30分开始，持续到5点30分，总共谈了两小时，内容涉及清华大学的基本建设、设备建设、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谈着谈着，邓小平话头一转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谈话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
卡特曾回忆：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
邓小平这时对方毅他们说：“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邓小平接着说：“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 （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注：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按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等支出。）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就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支出是应该花的。
教育部紧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积极。
同时，刘西尧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了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
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 （后来改称“访问学者”）三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 —70%，进修生占15% — 20%，研究生占15% — 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提出：“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 （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 （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八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谈判、考察，留学生走出国门
其间，方毅在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会谈时，美方提出，美国欢迎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进行具体接洽。对这个建议，中国教育部早有此意。 由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于10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主要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斯坦福大学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美丽的校园让代表团为之陶醉。代表团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学校钟楼奏响了中国乐曲 《东方红》。
10月11日，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但打通留学之路的最初谈判一开始不太顺利，是因为隔绝已久的双方都过于谨慎。中国方面提出，中国留学生赴美主要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美方认为这是指派人来学习导弹、卫星技术，他们有很大顾虑，因此提出希望主要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先获得学位。但中国方面强调，首先派出的会是年龄大一些的“进修生”。
关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美国方面提出，一开始就来500人太多了，这样一来难以做到“对等”，因为美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只能是几十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中方强调学习理工科，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说有一些尖端学科目前不能开放。而且，他们担心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能力不足，最初到来的留学生在语言交流上还有困难，因此建议中方可以考虑先派遣学习语言的学生。这恰恰是中方不愿意接受的。
会谈虽然有分歧，但是美國愿意打开大门接收中国留学生毕竟是基本点，因此总体上气氛友好而热烈。
11月20日，谈判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内已有指示，对达成的协议先不作签署，而是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 最后，双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明确了美方在1978—1979年度，将接受来自中国的500—700名留学人员。
两个多月后的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
代表团一行回到北京时，全国留学生统考成绩汇总已经整理成表格，可以录取了。从1978年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主要根据统考成绩、业务考评和考生登记情况，从考试基本合格者中首先选出700人至800人赴美国留学名单，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的50人，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这批留学人员准备出发之时，团队名单上增加了两人，即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恭庆和姜伯驹副教授。这样，同机前往美国的为52人。
这份名单，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张晓玛荐自《中华读书报》）
追溯源头，是邓小平让这次留学大潮开启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蹉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教育和科技，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術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
1978年5月30日，在看了“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送来的《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后，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点30分开始，持续到5点30分，总共谈了两小时，内容涉及清华大学的基本建设、设备建设、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谈着谈着，邓小平话头一转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谈话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
卡特曾回忆：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
邓小平这时对方毅他们说：“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邓小平接着说：“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 （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注：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按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等支出。）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就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支出是应该花的。
教育部紧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积极。
同时，刘西尧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了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
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 （后来改称“访问学者”）三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 —70%，进修生占15% — 20%，研究生占15% — 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提出：“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 （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 （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八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谈判、考察，留学生走出国门
其间，方毅在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会谈时，美方提出，美国欢迎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进行具体接洽。对这个建议，中国教育部早有此意。 由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于10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主要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斯坦福大学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美丽的校园让代表团为之陶醉。代表团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学校钟楼奏响了中国乐曲 《东方红》。
10月11日，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但打通留学之路的最初谈判一开始不太顺利，是因为隔绝已久的双方都过于谨慎。中国方面提出，中国留学生赴美主要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美方认为这是指派人来学习导弹、卫星技术，他们有很大顾虑，因此提出希望主要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先获得学位。但中国方面强调，首先派出的会是年龄大一些的“进修生”。
关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美国方面提出，一开始就来500人太多了，这样一来难以做到“对等”，因为美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只能是几十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中方强调学习理工科，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说有一些尖端学科目前不能开放。而且，他们担心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能力不足，最初到来的留学生在语言交流上还有困难，因此建议中方可以考虑先派遣学习语言的学生。这恰恰是中方不愿意接受的。
会谈虽然有分歧，但是美國愿意打开大门接收中国留学生毕竟是基本点，因此总体上气氛友好而热烈。
11月20日，谈判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内已有指示，对达成的协议先不作签署，而是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 最后，双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明确了美方在1978—1979年度，将接受来自中国的500—700名留学人员。
两个多月后的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
代表团一行回到北京时，全国留学生统考成绩汇总已经整理成表格，可以录取了。从1978年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主要根据统考成绩、业务考评和考生登记情况，从考试基本合格者中首先选出700人至800人赴美国留学名单，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的50人，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这批留学人员准备出发之时，团队名单上增加了两人，即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恭庆和姜伯驹副教授。这样，同机前往美国的为52人。
这份名单，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张晓玛荐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