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一次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将此列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建设”大题目下,可见减负问题已提到关系民生问题的高度。只是这次与以往常用的提法不同,没有在“课业负担”前出现“过重”二字。这种提法的细微变化可以引起我们对“减负”瓶颈的再思考。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此发表 过讲话,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曾先后发出过三十几个减负文件,但始终收效甚微。现在正在进 行的课程改革虽然树立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也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却很少有地区反映通过课改学生的课业负担确实得到了减 轻。在已经进行高中课改的地方,多数学校甚至感到学生负担更重了。以至于有些同志认为,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减负是一个无解的教育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用简单的办法一次性解决。长期以来,大家比较关注的影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水平,一个是选拔和考试制度。所以,产生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减负的瓶颈在教师,一种是减负的瓶颈在高考。课程改革推进以来,这种呼声更高。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前者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由于理念片面和教不得法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后者是因评价与选拔制度相连而促使学生负担加重。因此,加强统筹,在改善社会教育生态的同时,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端正教育思想,提高教师水平,推进招生考试改革,确实应当成为解决减负问题 的重要思路。
　　过去提“过重”的课业负担是指在正常的负担之外,由学校、教师或者其他途径,外加上去的种种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这种外加的 负担当然应当减轻。但是,十七大报告的提法给我们的启示是,现在已经形成规范的中小学课业负担本身是否需要减轻？这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减负关注点,即:我们的课业负担的源头——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教材是否—需要首先放在“减轻”之列？课程改革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减负是课改 的目标,并以此为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时至今日,贯彻十七大精神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以,应当再次认真审视现行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教材。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近讨论的有些地区效仿国外某些国家的规定限制学生书包重量的话题,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现行规定的教学内容的“重量”,是否首先应当进一步受到限制？去年６月在北京举行了中日两国小学数学 的研讨活动,双方进行了课堂教学观摩,后来有人对两国小学数学教学进行了比较,应当说各有所长。但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教学内容远远多于日本,要求也高于日本,所以他们的课堂教学过程比我们来得宽松。北京一位 知名小学的校长认为,现行教学内容偏多、偏难,教与学都很吃力,教材的跳跃性产生的空白,使得无论是由教师教,还是由学生学来填补,负担都很重。北京市教委的负责同志则告诉我,高中一年级新课改全年使用的教材竟有62本之多。
　　新加坡的教育部长尚达曼,去年底在谈到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时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教得越少,学得越多”。其实,这种学习的辩证法在我国推进减负工作中,早就倡导过。但 比较多的是告诉教师应当懂得“教得越少,学得越多”的道理,而对我们整个课程体系建设的指导作用并不明显。“减负”是一个多口瓶,制约它通畅的瓶颈不是一个。当我们在关注“教师”“高考”瓶颈的时候,相关部门也应当带头关注一下课程设置、课程标准与教材这一更为重要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