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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梁实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不管是其文学创作还是翻译都庶几“中庸之道”。本文通过梁翻译莎士比亚的目的来讨论其中庸思想，特别是因时而“中”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中庸 时中 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6-02
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p104）中庸的“中”是指适当，恰当之意，而“庸”是用，中庸意指体与用的结合。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和谐，至善状态。中庸又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1]（p49）时中作为中庸的内在精神之一，是中庸精神的“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应用。时中，作为中庸的哲学的精髓，它与折中、调和主义有明显区别。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一指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指因时而动，指的是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而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儒家的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
深受儒家熏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梁实秋在翻译中时怎样体现中庸观点的呢？
一、辩证理性地对待赞助者的观点
梁实秋的译莎活动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适。作为赞助者，其对梁实秋的影响不容低估。译者对于赞助者的主观认同也是客观事实。勒菲佛儿认为，文学系统的两个控制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系统外的赞助商，前者制约作品的诗学形式，后者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2]（p14-15）而胡适正好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赞助商，他不仅在诗学上影响梁实秋，而且影响其意识形态。
梁实秋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在对原作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庸之道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注意采取补偿的方法与译语进行调和。
在诗学方面，胡适对梁的译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文体采用，加注的重要性，保留标点等翻译方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适在担任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一职时曾邀请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和陈西滢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全集，他曾经对梁说：“最重要的用何种文体翻译莎士比亚，我主张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博译散文体。试验之后决定全用散文或两种文体。”[3]（p148）梁实秋的采用白话散文译莎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并且梁本身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显现外来文学的陌生性，用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借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表现力。但是他对胡适的主张也采取了一种辩证观点，在白话文化与文言问题上，胡梁之间不见得完全情志相投。胡适主张用白话，视文言为死文字，梁实秋先生认为文言没有死，语体文是继承文言文而来，主张文白夹杂。
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创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白话文体陌生化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使中国产生了一次文言到白话，由汉语的地道到带有欧化成分表达的演变。“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转出的开拓者，是文化结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陌生化首先通过文体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革命和文学创作，陌生化和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4]（p94）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思想陌生化的统一，有利于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丰富。而梁实秋认为文言文体有其独特价值，在谈论文学创作时他说：“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八不’，其中有不用典，只说对了一半，写文章若大掉书袋，固难写出流畅自然句子，读来晦涩，令人生厌：但若能适当用典，白话文恰切使用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经济表达，而且使文句的内涵更丰富。我还以为要写出好的白话文，要熟读古文……今后散文发展，不能失掉传统，应努力将新旧脉流融合在一起。”[5]（P250）虽然谈论文学创作，但与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中，梁大都善于通过文言文达到古今融合、文白交融的境界，其译文显示出健雅、挺拔的典丽之美。
在译莎加注上，梁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但对胡适建议也是有选择的。
加注是异化策略的补充手段。在朱生豪《错误的喜剧》中只有一个注释，而梁实秋《错中错》中则用了四十几个注释。大量加注是梁的翻译特色，这不是梁实秋的初衷，而是在胡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我就补加了。”不过梁实秋对加注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译本加注并非难事，莎剧原文的版本都是有注解的，注得很详尽，像‘新集注本’尤其丰富。有许多注解都是有关涉及到原文之考证，不一定有助于读者对于原文之了解。所以我加注是有选择的，并不以多取胜。”[6]（p84）梁实秋的注解对于那些想了解西方文化却又没有工具书的读者来说极有帮助。包罗万象的注释宛若一部研究莎士比亚的小型百科全书。这种翻译方法与他文学创作中的引经据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受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影响，显示出“理雅之趣”。
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翻译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条件下，翻译往往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译者处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译语文化语境入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或服从权力话语而被主流诗学接受，或者抵制权力话语而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译者的文化立场对于翻译也起决定性作用。翻译可以是保守的，也能是革命性的。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上，这正是政治文学领域重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掀起了一股翻译高潮。而当时“五四”新文学受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标举人道主义和平民文学的旗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作品的选择都带有情感的泛滥的倾向，忽视了中国文学传统蕴含的理性内涵。梁实秋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学传播西方文化，颠覆旧体制的意义，但对于“五四”之后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没有节制的自我表现以及流于印象主义的与颓废主义的作品进行严肃的批评。梁实秋吸收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比如强调文学的理性节制、重视文学的健康和适度、提倡宽容和忍的精神等等。“以理制欲”也是莎士比亚作品主题之一，反映莎士比亚追求美好人格，重视内心崇高的法则与自身修养的境界，他与儒家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中贵在用“权”，即视具体情形随时权衡利弊。梁实秋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寻求定位。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协和者”，梁选择正是对传统内涵进行协调，并且对当时主要的叙述话语进行了挑战，是一种善“权”表现，他改变了在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译者总是聚焦于某一类外国作品的现象，这种因时而变，恰当损益，正确认识“和”的内涵，否定单一的趋同的理念。正是“中庸”原则在翻译观上的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大规模译介多以革命性和现代性为主流，当时中国文坛为此发生过关于译介选材的一场论争，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也卷入其中，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古典作品。当时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被视为正统和主流，其他文学作品被当作了支流甚至逆流。梁实秋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以文艺而论，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也不可能的。”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内地也应该呈现多特质特征，而对于世界文学的经典的译介则有助于形成文学与思想的多元化局面。
可见，“中庸”并不否认矛盾和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求的一种动态平衡，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时中”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内含着观察判断，分析思考的认知过程和理性内容。因时而中，因事而中，才能达到“善”与“美”。“时中”要求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梁实秋的翻译选择过程，正是用“中”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子思源著，王国轩译著.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魏家海.五四翻译文学主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梁实秋，五四与文艺.见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6]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邱彦明女士问.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艺回忆录.上沙：岳麓书社，1989年.
[关键词]中庸 时中 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6-02
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p104）中庸的“中”是指适当，恰当之意，而“庸”是用，中庸意指体与用的结合。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和谐，至善状态。中庸又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1]（p49）时中作为中庸的内在精神之一，是中庸精神的“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应用。时中，作为中庸的哲学的精髓，它与折中、调和主义有明显区别。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一指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指因时而动，指的是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而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儒家的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
深受儒家熏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梁实秋在翻译中时怎样体现中庸观点的呢？
一、辩证理性地对待赞助者的观点
梁实秋的译莎活动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适。作为赞助者，其对梁实秋的影响不容低估。译者对于赞助者的主观认同也是客观事实。勒菲佛儿认为，文学系统的两个控制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系统外的赞助商，前者制约作品的诗学形式，后者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2]（p14-15）而胡适正好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赞助商，他不仅在诗学上影响梁实秋，而且影响其意识形态。
梁实秋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在对原作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庸之道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注意采取补偿的方法与译语进行调和。
在诗学方面，胡适对梁的译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文体采用，加注的重要性，保留标点等翻译方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适在担任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一职时曾邀请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和陈西滢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全集，他曾经对梁说：“最重要的用何种文体翻译莎士比亚，我主张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博译散文体。试验之后决定全用散文或两种文体。”[3]（p148）梁实秋的采用白话散文译莎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并且梁本身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显现外来文学的陌生性，用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借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表现力。但是他对胡适的主张也采取了一种辩证观点，在白话文化与文言问题上，胡梁之间不见得完全情志相投。胡适主张用白话，视文言为死文字，梁实秋先生认为文言没有死，语体文是继承文言文而来，主张文白夹杂。
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创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白话文体陌生化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使中国产生了一次文言到白话，由汉语的地道到带有欧化成分表达的演变。“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转出的开拓者，是文化结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陌生化首先通过文体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革命和文学创作，陌生化和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4]（p94）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思想陌生化的统一，有利于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丰富。而梁实秋认为文言文体有其独特价值，在谈论文学创作时他说：“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八不’，其中有不用典，只说对了一半，写文章若大掉书袋，固难写出流畅自然句子，读来晦涩，令人生厌：但若能适当用典，白话文恰切使用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经济表达，而且使文句的内涵更丰富。我还以为要写出好的白话文，要熟读古文……今后散文发展，不能失掉传统，应努力将新旧脉流融合在一起。”[5]（P250）虽然谈论文学创作，但与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中，梁大都善于通过文言文达到古今融合、文白交融的境界，其译文显示出健雅、挺拔的典丽之美。
在译莎加注上，梁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但对胡适建议也是有选择的。
加注是异化策略的补充手段。在朱生豪《错误的喜剧》中只有一个注释，而梁实秋《错中错》中则用了四十几个注释。大量加注是梁的翻译特色，这不是梁实秋的初衷，而是在胡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我就补加了。”不过梁实秋对加注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译本加注并非难事，莎剧原文的版本都是有注解的，注得很详尽，像‘新集注本’尤其丰富。有许多注解都是有关涉及到原文之考证，不一定有助于读者对于原文之了解。所以我加注是有选择的，并不以多取胜。”[6]（p84）梁实秋的注解对于那些想了解西方文化却又没有工具书的读者来说极有帮助。包罗万象的注释宛若一部研究莎士比亚的小型百科全书。这种翻译方法与他文学创作中的引经据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受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影响，显示出“理雅之趣”。
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翻译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条件下，翻译往往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译者处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译语文化语境入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或服从权力话语而被主流诗学接受，或者抵制权力话语而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译者的文化立场对于翻译也起决定性作用。翻译可以是保守的，也能是革命性的。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上，这正是政治文学领域重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掀起了一股翻译高潮。而当时“五四”新文学受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标举人道主义和平民文学的旗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作品的选择都带有情感的泛滥的倾向，忽视了中国文学传统蕴含的理性内涵。梁实秋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学传播西方文化，颠覆旧体制的意义，但对于“五四”之后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没有节制的自我表现以及流于印象主义的与颓废主义的作品进行严肃的批评。梁实秋吸收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比如强调文学的理性节制、重视文学的健康和适度、提倡宽容和忍的精神等等。“以理制欲”也是莎士比亚作品主题之一，反映莎士比亚追求美好人格，重视内心崇高的法则与自身修养的境界，他与儒家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中贵在用“权”，即视具体情形随时权衡利弊。梁实秋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寻求定位。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协和者”，梁选择正是对传统内涵进行协调，并且对当时主要的叙述话语进行了挑战，是一种善“权”表现，他改变了在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译者总是聚焦于某一类外国作品的现象，这种因时而变，恰当损益，正确认识“和”的内涵，否定单一的趋同的理念。正是“中庸”原则在翻译观上的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大规模译介多以革命性和现代性为主流，当时中国文坛为此发生过关于译介选材的一场论争，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也卷入其中，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古典作品。当时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被视为正统和主流，其他文学作品被当作了支流甚至逆流。梁实秋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以文艺而论，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也不可能的。”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内地也应该呈现多特质特征，而对于世界文学的经典的译介则有助于形成文学与思想的多元化局面。
可见，“中庸”并不否认矛盾和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求的一种动态平衡，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时中”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内含着观察判断，分析思考的认知过程和理性内容。因时而中，因事而中，才能达到“善”与“美”。“时中”要求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梁实秋的翻译选择过程，正是用“中”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子思源著，王国轩译著.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魏家海.五四翻译文学主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梁实秋，五四与文艺.见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6]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答邱彦明女士问.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艺回忆录.上沙：岳麓书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