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谈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
　　记者/邓瑾 发自维也纳
　　
　　这个腆着大肚子的小个子站在台上声若洪钟，他滔滔不绝或者说落罗嗦的发言，总是迫使主持人提醒他简短些，再简短些。
　　在记者的前面，两个德国人不断地摇着头，口中说着“Nein, nein”（德语“不”的意思）。
　　小个子终于结束了长篇大论。德国人站起身来向他提问：“我是在IMF工作……”全场哄堂大笑。这位IMF代表的一个提问也长达五六分钟。
　　毫无疑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试图为穷国和穷人伸张正义的人，络腮胡子已经泛白的堂吉诃德，早已成为一些国际经济机构（世界银行、IMF和WTO），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激烈的反对者。在任何场合，只要有机会，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就会猛烈抨击IMF和它代表的当今国际经济秩序。
　　1997年，当官员们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会议上建议，把让国际资金流动自由化作为IMF成员国的义务时，斯蒂格利茨激烈地反对。当IMF建议那些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国家提高利息，以恢复货币平衡时，他也反对。 “我不同意世界银行和IMF的观点，即有一种方式适合所有的国家。”斯蒂格利茨说。这所谓的“一种方式”就是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那些一心渴望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把经济开放和自由化看成是万能药。而斯蒂格利茨则指出，IMF等拥抱这一政策，更多的是因为这样可以让发达国家推行对他们的商业和金融有利的政策。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放开了他们的贸易，解除对他们各自金融市场的管制，急匆匆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经历的却是经济和社会崩溃而不是增长。国外直接投资摧跨了本可以自力更生的国内企业，自由化了的国际金融只是让那些国际投资者在新生的市场来去自由而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
　　斯蒂格利茨说，应该根据每个国家具体的条件而做出政策选择。
　　于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关于国际和公共事务的政策对话组织，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政策分析师聚集在一起，重新审视那些关于发展的普遍观点以及提出不同以往的发展策略。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举动。
　　“我们这位好心肠的但是有一点天真的英雄，开始着手促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屏息等待，这个英雄是否能把世界的穷人从糟糕的经济建议所带来的后果中解救出来。”
　　就像斯蒂格利茨毫不掩饰他对IMF的不满一样，IMF也从不掩饰对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不屑。但斯蒂格利茨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尊重。他在IMF造成经济崩溃的南美很受欢迎，他也是朱基总理的座上嘉宾。
　　“是的，他（朱基）很愿意听取我的意见，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斯蒂格利茨对记者说。
　　2002年12月6日至8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主题为“政治与道德”的国际研讨会，给了“好心肠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当然的发言机会，他慷慨地回答了本刊记者和与会各国学者、官员的提问。
　　
　　必须接受中国对全球经济模式的影响
　　
　　问：中国加入WTO已经一年了，您觉得对其他国家，比如对美国来说，这一年使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是个让美国政府很头疼的问题。在经济和贸易上，过去美国一直以人权或环保等等问题对付中国，但有趣的是，自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了，比如用配额制度。但他们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纺织品进入孟加拉，然后以孟加拉制造的标签销售，所以孟加拉的出口大增。在2004年或2005年，配额制度将取消，这也将成为亚洲各国之间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观察中国8年了，10年前，中国占领了低端市场，现在中国有能力生产高端的纺织品。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对东南亚和美国的纺织制造商带来很大的冲击，我相信其他国家会有更多的行业遇到这个问题。
　　问：这是不是验证了一些国家政府、外国学者和企业对中国的恐惧？
　　斯蒂格利茨：我想这是一个贸易安排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会改变既有的全球比较优势模式。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实际上，全球所有国家，都需要不断地努力接受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接受它对全球经济模式的影响。影响之一就是，它会增强那些非实体贸易经济的作用，特别是服务业的作用。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在19世纪，农业是经济的基础。60%以上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今天，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可能只占3%，它把资源释放到了制造业。在20世纪，制造业出现了巨大增长，这也是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腾飞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同一个世纪前农业时代的终结一样，制造业时代的终结可能正在到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制造业不重要了，它还是很重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人口中只有极小的比例在从事这种重要商品的生产。
　　在今日的美国，大约78%的经济人口从事于服务业。而在那些创新少一些、停滞多一些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一数字大约是65%。日本现在的数字为62.5%，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服务部门最小。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它拥有低工资和高生产率，能够得到资本，又富有企业家精神，将成为制造业中的统治力量。这意味着，其他经济体，包括日本经济在内，必须去适应这一点。现在亚洲正在讨论经济一体化，而一体化能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化。我相信，与更为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不道德的世界经济秩序
　　
　　问：现在我们谈道德问题，和以往有怎样的不同？
　　斯蒂格利茨：在早先的时候，我们要求家庭成员、社区成员承担道德义务，但到19世纪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这个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富人对穷人，富裕的地区对贫穷的地区。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改变了我们感觉或应该感觉到的道德感的界限，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社区的创立。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形成道德，是因为需要道德使社区的人能在一起生活，没有这种道德约束的话，社区不能运行。现在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社区里，因此，我们需要重塑道德感，需要考虑全球范围内的道德问题和困境。当然，道德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点：不伤害别人的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帮助处于更不利位置的人；还有，我们需要评价各种政策对不同人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找一种尽可能让所有人都更好的政策，不能把某些人的更加富裕建立在某些人的更加贫困之上，这也是我为什么激烈反对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观点，他们试图销售特定政策，好像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然而事实上，某些人受益，而另外的人受害。
　　问：比如说？
　　斯蒂格利茨：例子一是促成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我认为在很多方面的国际安排，就像乌拉圭回合，可以看成是高度的不道德。乌拉圭回合和其他回合最不同的特点是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化，南方降低关税，取消补贴，而北方保留关税和补贴，尤其对在南方享有竞争优势的物品比如农产品上，这个结果是严重的。拿美国的玉米来说吧，按世界的价格是35亿美元，但补贴超过100%，超过40亿美元。补贴的后果是美国的农民更富有，而没得到补贴的非洲的农民更贫困。有几个非洲国家的GDP因此而减少了1—2个百分点，比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的总和还要多。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在生产者和使用者利益间的平衡而设计的，但在WTO协议中，不存在这样的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出现在第194回合，我那时是白宫经济顾问团的成员，我们和技术领域的人都反对乌拉圭回合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因为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一签，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将由于买不起药而必死无疑，由于医药公司实行了产权保护。当那协议签订的时候，从来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推动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本应该知道，资本市场自由化是把一个国家置身于高风险之中，资本市场自由化是这些国家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它不能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它是对一些人有好处，是对华尔街有好处，钱进来的时候挣钱，钱走的时候也挣钱，因为需要重组，他们总是能做交易，他们总有很多机会挣钱。我们怎么看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我们是否要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还是不用？国际经济秩序在很多方面没有反映这些。
　　问：说到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公平，您怎么评价2001年年底开始的多哈回合？
　　斯蒂格利茨：多哈回合积极的一个方面是承认了前几回合贸易谈判的不公平性。比如承认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是不公平的协议。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这明确地提醒人们，多哈回合的目的是改变南北间的不均衡状态。
　　多哈承诺要为此做些什么，但不确定因素是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否会遵守诺言。2002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关于金融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包括欧盟和美国等捐助国答应在2006年之前再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动。但真正的问题还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小气的国家。就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而言，美国的援助远比日本和欧洲的少。
　　问：可是依赖援助是不行的，世界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世界上每天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人已经涨到12亿人了，您认为导致这种差距加大的原因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加剧穷困的因素之一，是穷困地区缺乏进入更发达市场的机会。像美国这样更发达的国家唱着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和自由市场的高调，但在那些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商品上，比如农产品和纺织品，发达国家仍然紧缩国门，并提供巨额的补贴。
　　这点，美国政府在2001年的一个行动中得到更好的展示。美国政府大大提高了对农产品的补贴，并推出了对钢铁的新关税。美国政府声称它需要这样做，而且这和WTO中关于自我保护的条款精神相一致。但是如果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即使在衰退时期失业率也很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很好，仍然需要保护可能失去工作的工人的话，那么当然每个国家也需要寻求自我保护。因为那些国家的失业率更高，他们创造新工作的机会很小，而且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
　　问：IMF和世界银行理想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的使命很清楚——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我认为世界银行很清楚该怎么做。他们已经在进行重大的改革。
　　IMF最开始的使命是为经济低迷的国家提供支持，在衰退来临之际推行扩张性政策，促进全球稳定。它完全没有履行它的使命。IMF把重点放在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上，这一政策让这些国家对短期的投机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投资者敞开了大门。
　　日本已经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理论，特别是IMF鼓吹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不是日本或亚洲好的模式。中国和东南亚的实践证明，IMF强行推行的政策和导致东亚成功的政策基础截然不同。日本在提供另一种思路的市场经济方面，可以扮演非常有建设性的角色。
　　问：您谈到了贸易体系的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另一个支柱金融体系呢？现在全球金融体系是从未有过的不稳定。
　　斯蒂格利茨：在过去的25年里，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危机变得更经常、也更深。理论告诉我们，富国应该向穷国输出资本，但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实际上是穷国在向富国输出资本。那些需要投资、需要增长的穷国最需要借钱，但事实正相反，环顾世界，哪个国家在用透支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美国，它的贸易赤字将近4500亿美金。我们的全球储备体系允许美国年复一年地透支性消费。美国的收入全球最高，而人们却说“比这消费得更多些吧”。如果有人从火星上观察这个金融体系，就会发现，这个金融体系非常非常独特。
　　美国如何走出衰退？
　　问：我们谈谈最近的热点问题，您认为美国财长奥尼尔的辞职意味着什么？
　　斯蒂格利茨：辞职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不管用，财长就要担负主要责任，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经济的问题以及美国经济管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奥尼尔的错，而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经济管理出了问题。政府承诺的减税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所能承受的，这导致了10年赤字，从3兆的赢余到2兆的赤字，这是政府的政策，不是奥尼尔的政策。减税政策是为富有的个人设计的而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这也就说明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那么乏善可陈。
　　另一个担忧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公司丑闻，比如安然、安达信和银行丑闻时的充耳不闻也不是奥尼尔的过错。政府之前承认这里有问题但反应迟钝，而且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任命的调查委员会主席Webster后来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了。现在的低利息并没有恢复投资，但是却导致了房地产的兴旺和泡沫，这把美国的经济置于更危险的地步。过去两年，非常糟糕的宏观经济管理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会因为奥尼尔的离开而得到解决。
　　问：美国人现在对安然事件反思得怎么样了？
　　斯蒂格利茨：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许多人谈论亚洲企业应该使用美国式的会计制度。现在，在出现了安然和安达信丑闻之后，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了。但我认为，有一点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那就是这些丑闻后面深藏着的虚伪。
　　问：您怎么看待现在美国持续的衰退？
　　斯蒂格利茨：是经济的潜力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如果差距大，不管你说它是不是衰退，都表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认为这个差距很可能会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美国经济好的一点是生产力提高得很快，即使是现在的衰退也是这样，如果经济增长为0.5%，从技术上讲，并不是衰退，但差距更大，就业的压力更大。我估计，美国经济的这个差距90年代初是2.5%，现在则有3.5%-4%。
　　问：很多学者认为，美国执意要对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让美国走出衰退，您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很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对经济有帮助，那是因为二战期间我们是在大萧条中，只有进行战争，北美才能走出经济低迷。但是战争对经济并不好，这场战争对经济更不好。有两个理由。首先战争可能增加产量，但是产量增加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生活就更好。我们为什么要生产商品？并不是因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穿更好的衣服、过更好的生活。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增加国防的弹药枪支并不能在任何一个方面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这又是一个计算问题，现在这些都包括在GDP 中，但从福利计算、从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上来说，其实是不应该被包括在内的。
　　第二点，战争会带来更高的GDP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经济已经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宏观经济问题也有微观经济问题，美国经济的复苏什么时候来临，会是多强的复苏，美国的创记录的贸易逆差等等。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首先影响到油价的不确定，一桶油的油价可以涨得很高，也可能跌得很低。这场战争可能使我们很快走出衰退，也可能衰退更加严重。这种不确定性对美国的经济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是衰退，所以问题是是否会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