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称“性喜写字，而怕作书。亲知书问，动盈箧笥，而终岁不答，对之太息而已”。这是他与赵晦之尺牍中的一段话（《苏轼文集》卷五十七，孔凡扎点校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按孔凡礼《苏轼年谱》，这件尺牍写于元丰三年（一0八0），即蘇轼逃过“乌台诗案”之劫贬谪黄州的第一年。当时苏轼四十五岁，“诗案”余悸犹在，不敢轻易作书示人，以杜口舌之祸。
　　也有例外。来到黄州第二年，苏轼应友人傅尧俞（钦之）之请，抄寄《前赤壁赋》（墨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卷后题跋云：“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苏轼曾反躬自省：“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人心叵测，官场险恶如战场，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