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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6世纪的欧洲是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地理发现的殖民主义时代。航海家和旅行者的地理发现刺激文学家们的异域想象和殖民意识。本文围绕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想象，分析它的异域题材和他者形象，探讨莎剧本身的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 异域题材 地理想象 他者叙事 空间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仅是文学艺术回归尘世的人文主义阶段，而且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世界主义时代。自葡萄牙人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以后，航海家和旅行者在异域他乡的自然世界当中探索未知和征服外族，文学家们则在文艺形式的再现世界当中认识自我和想象他者。文艺复兴既是地理发现和征服他者的殖民时代，也是建构世界观念和重塑自我意识的人文时代。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殖民探险和帝国扩张的起步阶段，但是它在17世纪之前明显落后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截止1603年并没有任何一块实际控制的海外领地。对于文艺复兴的英国作家们来说，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大致局限在西班牙历史学家（意大利人）彼得·马塔力的《新世界的时代》（1511）和托马斯·穆尔的《乌托邦》（1516），但是这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积极介入地理想象和书写他者的殖民事业：想象非洲的罗伯特·格林戏剧《奥兰多·菲索斯》（1590）、亚洲题材的马洛戏剧《帖木耳大帝》、关于摩洛哥的乔治·皮尔戏剧《艾卡扎之战》（1591）以及拉勒菲、埃德温·斯宾塞对发现美洲大陆的赞美诗歌等。在此当中，莎士比亚戏剧虽然也同样创造出奥赛罗、卡利班和夏洛克等各种异族他者形象，但是它却更加关注地理想象的世界观念和自我塑型的人文意识。本文围绕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认知和文化想象，分析《奥赛罗》、《暴风雨》和《仲夏夜之梦》的异域书写和他者形象，以此探讨莎剧的人文主义意识和世界主义观念。
一 想象世界：中心与边缘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激发出欧洲文化对异域东方的无限想象，哥伦布的航海发现则为其呈现地理想象的世界版图。源自16世纪后期的殖民梦想，当时英国支持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探险事业，默许抢劫航海船的海盗活动。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正忙于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学和确立自身的政治身份，与它相对的除了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世界版图的帝国和王国，包括波斯的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汗国和东亚的中国；它们作为一个文化异质的地缘政治隐喻”。对于莎剧来说，世界题材的文学作品不等于编制地图和标注地名的航海日志，地理想象的文学价值在于自我身份的塑型意识。它的地理想象以欧洲为中心，或者说是意大利的罗马和威尼斯，它的世界题材却呈现对异域文化的世界观念和对异族他者的人文意识。
正如马洛在《帖木耳大帝》当中谈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反抗的希腊人、意大利人、西西里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摩尔人、那托利亚、索里安人、埃及黑人、伊利里亚人（巴尔干半岛）、色雷斯人和比提尼亚人；足够吞并毫无武装的锡吉里亚（斯里兰卡），但是却远不足以抵抗帖木耳：他将整个世界的人带到这里，从西西亚到遥远东方（II:1.1.61-71）。他的欧亚意识与蒙古帝国的统治疆域大致吻合，莎剧《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相似地呈现出从印度次大陆到欧洲南部的地域版图。莎剧的地理观念还涉及海上航线和航海图志。《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以威尼斯为中心的航海版图，扩张到北非、印度群岛和南美大陆，“一艘大商船开往的是的黎波里（北非），另一艘前往印度群岛，第三艘去墨西哥，第四艘去英国”（1.3.17-21）。莎剧的欧亚地理以北欧大陆为中心，延伸到印度次大陆和北非大陆；它对航海地理以威尼斯为中心，囊括从地中海出发前往东方印度、非洲大陆、南美大陆和北美新世界的海域版图。
莎剧的空间观念，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不断辐射异域边缘的世界想象。正如吉利斯强调“《安》剧采用古典地理观念导向文艺复兴‘诗性地理’的阅读方式，《威》剧采用文艺复兴地理导向古典‘诗性地理’的阅读效果”，“莎士比亚或许无法写出任何一部戏剧，除非采用一种诗性的地理框架，去理解经典地理和文艺复兴地理”。莎剧的空间观念在于想象地理和再现异域的空间意识。这种充满诗性想象的世界视角并不总是针对异域空间的文化猎奇，它更加重视从异域题材强化英国文化的自我塑型。从《哈姆莱特》的丹麦、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维罗纳、《威尼斯商人》的威尼斯、《奥赛罗》的威尼斯、再到《仲夏夜之梦》的雅典和《暴风雨》的米兰，莎剧大多数发生在欧洲大陆，但是它的东方印度、非洲埃及和南北美洲的“新世界”题材却呈现异域书写和殖民扩张的世界主义意识，想象他者和塑型自我的人文主义观念。
二 再现异族：自我与他者
莎剧的异域题材不仅在于地理发现的世界视角，而且在于诗性想象的人文意识。它的文化想象和他者形象，在当代语境遭受各种视角的价值评判。后殖民主义主张从殖民对象探讨文化他者的再现经验，新历史主义提倡从欧洲文化关注殖民主体的自我塑型。新历史主义强调莎士比亚犹如经典文化的参照系，作为“他者”的人们借此协调过去历史和当代语境的对话方式。它关注不同文化意识的塑型过程，“理解艺术作品获取和放大这种能量的具体协调途径”。莎剧的异域题材和世界想象，对后殖民主义具有批判欧洲殖民史的价值观念，对新历史主义却在于殖民主体再现异族他者的塑型经验。以《奥赛罗》的亚洲大陆和《暴风雨》的美洲新世界为例，莎戏最为关注的并不是异族野蛮人的刻板形象，而是纠结在自我观念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边缘他者。
在莎剧众多的异族形象，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北非、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摩尔人的黑人形象，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奥赛罗。众多的穆斯林形象和当时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密接交流不无关系，主要源自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治战略。据记载，伊丽莎白一世曾经与摩洛哥的穆拉德三世有过多次接触，商议组成军事联盟共同抵制天主教的西班牙霸权。然而，“这些摩洛哥人混杂着好奇与轻蔑，就像奥赛罗一样，这些摩洛哥人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但是确实抵抗共同敌人的潜在盟友”。莎剧敏锐把握英国在西班牙、土耳其和摩尔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它们呈现在奥赛罗的社会协调和自我塑型过程。作为异族他者的奥赛罗实际上代表着重塑自我的失败案例，其中不乏他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是主要是因为威尼斯的白人社会环境和基督教观念。他的悲剧命运，大致符合当时英国人对土耳其人和摩尔人作为野蛮人的刻板印象，对伊斯兰世界好奇和恐惧的复杂情感。通过奥赛罗的塑型经验，莎剧揭露异族他者在融入和排斥之间的文化政治，质疑黑人和白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对立关系，拷问在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传统边界。 《奥赛罗》呈现欧洲中心对非洲大陆的复杂态度，《暴风雨》则反映其对美洲大陆的殖民扩张。被篡权、流亡百慕达荒岛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象征着欧洲殖民者，荒岛暗指美洲新世界，野蛮人卡列班影射英国弗吉尼亚公司的殖民政策。《暴风雨》展现的是殖民政策的语言方面。作为殖民者的普洛斯帕罗将自己的语言文化强加到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和文化的新世界，以及那些性格缺陷的野蛮人；具有自我意识的卡列班反而宣称：“你教会我语言；我得到的好处就是，我知道如何诅咒你”。前者传授语言出于殖民者对土著人的教化观念，后者诅咒是因为他作为土著人的自我意识和塑型观念。原本作为语言主体的殖民者反而成为自己语言的他者客体，作为殖民对象的异族他者反而成为殖民者语言的自我主体，作为教化工具的语言本身却成为自我意识的启蒙平台。通过这样的辩证思维，莎剧在营造异域题材戏剧冲突的同时，更多的是在质疑殖民者本身的自我意识和塑型过程。
三 叙述历史：文化与再现
如果说《奥赛罗》借助伊斯兰世界的摩尔人形象，呈现出英伦岛国当时与非洲大陆既联合对付天主教西班牙又相互猜忌抵制的暧昧政治关系，那么《暴风雨》则通过欧洲文化对新大陆土著人的殖民诉求和教化意识，描绘出在当时处于航海弱势的英国社会对美洲新世界的航海想象和扩张欲望。两者集中呈现莎剧从欧洲中心辐射世界边缘的地理想象，以及在自我和他者辩证关系的塑型经验。正如萨义德强调，欧洲文化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对东方世界的知识欲望和想象情结，“东方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虚构”或者“想象地理”，“它导向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语言学、政治和历史事实”。然而，萨义德的东方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笼统和抽象，同时缺少必要的历史性意识，或多或少忽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性地理意识和人文主义观念。实际上，就算是在萨义德所重点批判的英国东方学模式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历史事实：英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尚未成为航海强国，直到18世纪才开始拥有海外殖民地并成为欧洲宗主国。按照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观念，文艺复兴英国的异域书写反映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社会语境和身份意识。莎剧本身的异域题材实际上充满中心与边缘的自我意识，更加重视的是当时英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理想象，它的异族形象强调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更加关注的是英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身份政治和塑型意识。
正如文艺复兴学者蒙特洛斯指出，对于后殖民理论家来说，“前现代欧洲对于‘新世界’他者群体的建构，以及它对‘野蛮人’或‘印度安人’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西半球原住民的象征性和物质性颠覆，系统性地摧毁他们的肉身和精神，压制他们的文化和消除他们的历史”；然而，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来说，“这种‘典型殖民主义’的‘他者化过程’同样涉及、互动和调节两种独特的伊丽莎白式话语：一是呈现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二是在伊丽莎白女王作为独裁者和作为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统治者的角色使得她的名字呈现出受到认可和施行的男性气概，同时作为女性的角色使得她与那些臣属之间的政治关系经常表现在性和性别的话语当中”。在后殖民视角当中，如果说莎士比亚戏剧的异域题材呈现出东方主义传统的想象地理和知识体系，它的异族形象是对野蛮和沉默他者的身份政治和殖民意识；那么在新历史主义视域当中，异域题材则反映出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地缘政治和扩张欲望，异族形象更多的是关注到文艺复兴男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塑型经验。实际上，以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为欧洲中心，莎剧的地理想象涉及到的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米兰、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英国和法国、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帝国、直至东方印度、北非大陆和美洲新世界，在欧洲中心和世界边缘的辐射关系当中集中体现出的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世界主义观念；它的男性异族形象则包括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摩尔人的奥赛罗、以及美洲土著人的卡列班等，在殖民主体和异族他者的戏剧关系之间更多的是呈现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意识。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2010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格林布拉特与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WYM10080。
参考文献：
[1] Debra Johanyak（ed.）,The English Renaissance,Orientalism,and the Idea of Asia,London:Palgrave,2009.
[2] John Gillies,Shakespea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4.
[3] Virginia Vaughan,Othello:A Contextu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4.
[4] Stephen Greenblatt（ed.）,New World Encounters,Berkeley:California Univ.Press,1993.
作者简介：王进，男，1979—，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 异域题材 地理想象 他者叙事 空间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仅是文学艺术回归尘世的人文主义阶段，而且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世界主义时代。自葡萄牙人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以后，航海家和旅行者在异域他乡的自然世界当中探索未知和征服外族，文学家们则在文艺形式的再现世界当中认识自我和想象他者。文艺复兴既是地理发现和征服他者的殖民时代，也是建构世界观念和重塑自我意识的人文时代。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殖民探险和帝国扩张的起步阶段，但是它在17世纪之前明显落后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截止1603年并没有任何一块实际控制的海外领地。对于文艺复兴的英国作家们来说，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大致局限在西班牙历史学家（意大利人）彼得·马塔力的《新世界的时代》（1511）和托马斯·穆尔的《乌托邦》（1516），但是这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积极介入地理想象和书写他者的殖民事业：想象非洲的罗伯特·格林戏剧《奥兰多·菲索斯》（1590）、亚洲题材的马洛戏剧《帖木耳大帝》、关于摩洛哥的乔治·皮尔戏剧《艾卡扎之战》（1591）以及拉勒菲、埃德温·斯宾塞对发现美洲大陆的赞美诗歌等。在此当中，莎士比亚戏剧虽然也同样创造出奥赛罗、卡利班和夏洛克等各种异族他者形象，但是它却更加关注地理想象的世界观念和自我塑型的人文意识。本文围绕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认知和文化想象，分析《奥赛罗》、《暴风雨》和《仲夏夜之梦》的异域书写和他者形象，以此探讨莎剧的人文主义意识和世界主义观念。
一 想象世界：中心与边缘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激发出欧洲文化对异域东方的无限想象，哥伦布的航海发现则为其呈现地理想象的世界版图。源自16世纪后期的殖民梦想，当时英国支持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探险事业，默许抢劫航海船的海盗活动。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正忙于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学和确立自身的政治身份，与它相对的除了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世界版图的帝国和王国，包括波斯的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汗国和东亚的中国；它们作为一个文化异质的地缘政治隐喻”。对于莎剧来说，世界题材的文学作品不等于编制地图和标注地名的航海日志，地理想象的文学价值在于自我身份的塑型意识。它的地理想象以欧洲为中心，或者说是意大利的罗马和威尼斯，它的世界题材却呈现对异域文化的世界观念和对异族他者的人文意识。
正如马洛在《帖木耳大帝》当中谈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反抗的希腊人、意大利人、西西里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摩尔人、那托利亚、索里安人、埃及黑人、伊利里亚人（巴尔干半岛）、色雷斯人和比提尼亚人；足够吞并毫无武装的锡吉里亚（斯里兰卡），但是却远不足以抵抗帖木耳：他将整个世界的人带到这里，从西西亚到遥远东方（II:1.1.61-71）。他的欧亚意识与蒙古帝国的统治疆域大致吻合，莎剧《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相似地呈现出从印度次大陆到欧洲南部的地域版图。莎剧的地理观念还涉及海上航线和航海图志。《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以威尼斯为中心的航海版图，扩张到北非、印度群岛和南美大陆，“一艘大商船开往的是的黎波里（北非），另一艘前往印度群岛，第三艘去墨西哥，第四艘去英国”（1.3.17-21）。莎剧的欧亚地理以北欧大陆为中心，延伸到印度次大陆和北非大陆；它对航海地理以威尼斯为中心，囊括从地中海出发前往东方印度、非洲大陆、南美大陆和北美新世界的海域版图。
莎剧的空间观念，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不断辐射异域边缘的世界想象。正如吉利斯强调“《安》剧采用古典地理观念导向文艺复兴‘诗性地理’的阅读方式，《威》剧采用文艺复兴地理导向古典‘诗性地理’的阅读效果”，“莎士比亚或许无法写出任何一部戏剧，除非采用一种诗性的地理框架，去理解经典地理和文艺复兴地理”。莎剧的空间观念在于想象地理和再现异域的空间意识。这种充满诗性想象的世界视角并不总是针对异域空间的文化猎奇，它更加重视从异域题材强化英国文化的自我塑型。从《哈姆莱特》的丹麦、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维罗纳、《威尼斯商人》的威尼斯、《奥赛罗》的威尼斯、再到《仲夏夜之梦》的雅典和《暴风雨》的米兰，莎剧大多数发生在欧洲大陆，但是它的东方印度、非洲埃及和南北美洲的“新世界”题材却呈现异域书写和殖民扩张的世界主义意识，想象他者和塑型自我的人文主义观念。
二 再现异族：自我与他者
莎剧的异域题材不仅在于地理发现的世界视角，而且在于诗性想象的人文意识。它的文化想象和他者形象，在当代语境遭受各种视角的价值评判。后殖民主义主张从殖民对象探讨文化他者的再现经验，新历史主义提倡从欧洲文化关注殖民主体的自我塑型。新历史主义强调莎士比亚犹如经典文化的参照系，作为“他者”的人们借此协调过去历史和当代语境的对话方式。它关注不同文化意识的塑型过程，“理解艺术作品获取和放大这种能量的具体协调途径”。莎剧的异域题材和世界想象，对后殖民主义具有批判欧洲殖民史的价值观念，对新历史主义却在于殖民主体再现异族他者的塑型经验。以《奥赛罗》的亚洲大陆和《暴风雨》的美洲新世界为例，莎戏最为关注的并不是异族野蛮人的刻板形象，而是纠结在自我观念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边缘他者。
在莎剧众多的异族形象，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北非、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摩尔人的黑人形象，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奥赛罗。众多的穆斯林形象和当时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密接交流不无关系，主要源自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治战略。据记载，伊丽莎白一世曾经与摩洛哥的穆拉德三世有过多次接触，商议组成军事联盟共同抵制天主教的西班牙霸权。然而，“这些摩洛哥人混杂着好奇与轻蔑，就像奥赛罗一样，这些摩洛哥人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但是确实抵抗共同敌人的潜在盟友”。莎剧敏锐把握英国在西班牙、土耳其和摩尔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它们呈现在奥赛罗的社会协调和自我塑型过程。作为异族他者的奥赛罗实际上代表着重塑自我的失败案例，其中不乏他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是主要是因为威尼斯的白人社会环境和基督教观念。他的悲剧命运，大致符合当时英国人对土耳其人和摩尔人作为野蛮人的刻板印象，对伊斯兰世界好奇和恐惧的复杂情感。通过奥赛罗的塑型经验，莎剧揭露异族他者在融入和排斥之间的文化政治，质疑黑人和白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对立关系，拷问在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传统边界。 《奥赛罗》呈现欧洲中心对非洲大陆的复杂态度，《暴风雨》则反映其对美洲大陆的殖民扩张。被篡权、流亡百慕达荒岛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象征着欧洲殖民者，荒岛暗指美洲新世界，野蛮人卡列班影射英国弗吉尼亚公司的殖民政策。《暴风雨》展现的是殖民政策的语言方面。作为殖民者的普洛斯帕罗将自己的语言文化强加到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和文化的新世界，以及那些性格缺陷的野蛮人；具有自我意识的卡列班反而宣称：“你教会我语言；我得到的好处就是，我知道如何诅咒你”。前者传授语言出于殖民者对土著人的教化观念，后者诅咒是因为他作为土著人的自我意识和塑型观念。原本作为语言主体的殖民者反而成为自己语言的他者客体，作为殖民对象的异族他者反而成为殖民者语言的自我主体，作为教化工具的语言本身却成为自我意识的启蒙平台。通过这样的辩证思维，莎剧在营造异域题材戏剧冲突的同时，更多的是在质疑殖民者本身的自我意识和塑型过程。
三 叙述历史：文化与再现
如果说《奥赛罗》借助伊斯兰世界的摩尔人形象，呈现出英伦岛国当时与非洲大陆既联合对付天主教西班牙又相互猜忌抵制的暧昧政治关系，那么《暴风雨》则通过欧洲文化对新大陆土著人的殖民诉求和教化意识，描绘出在当时处于航海弱势的英国社会对美洲新世界的航海想象和扩张欲望。两者集中呈现莎剧从欧洲中心辐射世界边缘的地理想象，以及在自我和他者辩证关系的塑型经验。正如萨义德强调，欧洲文化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对东方世界的知识欲望和想象情结，“东方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虚构”或者“想象地理”，“它导向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语言学、政治和历史事实”。然而，萨义德的东方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笼统和抽象，同时缺少必要的历史性意识，或多或少忽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性地理意识和人文主义观念。实际上，就算是在萨义德所重点批判的英国东方学模式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历史事实：英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尚未成为航海强国，直到18世纪才开始拥有海外殖民地并成为欧洲宗主国。按照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观念，文艺复兴英国的异域书写反映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社会语境和身份意识。莎剧本身的异域题材实际上充满中心与边缘的自我意识，更加重视的是当时英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理想象，它的异族形象强调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更加关注的是英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身份政治和塑型意识。
正如文艺复兴学者蒙特洛斯指出，对于后殖民理论家来说，“前现代欧洲对于‘新世界’他者群体的建构，以及它对‘野蛮人’或‘印度安人’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西半球原住民的象征性和物质性颠覆，系统性地摧毁他们的肉身和精神，压制他们的文化和消除他们的历史”；然而，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来说，“这种‘典型殖民主义’的‘他者化过程’同样涉及、互动和调节两种独特的伊丽莎白式话语：一是呈现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二是在伊丽莎白女王作为独裁者和作为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统治者的角色使得她的名字呈现出受到认可和施行的男性气概，同时作为女性的角色使得她与那些臣属之间的政治关系经常表现在性和性别的话语当中”。在后殖民视角当中，如果说莎士比亚戏剧的异域题材呈现出东方主义传统的想象地理和知识体系，它的异族形象是对野蛮和沉默他者的身份政治和殖民意识；那么在新历史主义视域当中，异域题材则反映出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地缘政治和扩张欲望，异族形象更多的是关注到文艺复兴男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塑型经验。实际上，以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为欧洲中心，莎剧的地理想象涉及到的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米兰、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英国和法国、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帝国、直至东方印度、北非大陆和美洲新世界，在欧洲中心和世界边缘的辐射关系当中集中体现出的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世界主义观念；它的男性异族形象则包括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摩尔人的奥赛罗、以及美洲土著人的卡列班等，在殖民主体和异族他者的戏剧关系之间更多的是呈现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意识。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2010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格林布拉特与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WYM10080。
参考文献：
[1] Debra Johanyak（ed.）,The English Renaissance,Orientalism,and the Idea of Asia,London:Palgrave,2009.
[2] John Gillies,Shakespea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4.
[3] Virginia Vaughan,Othello:A Contextu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4.
[4] Stephen Greenblatt（ed.）,New World Encounters,Berkeley:California Univ.Press,1993.
作者简介：王进，男，1979—，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