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根据霍利斯·钱纳里的国家发展模型可知，我国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低于我国同期工业化水平。然而，较低的城镇化率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市场的发展。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应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农村人口不能顺利完成迁移。本文对国内人口迁移的既有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率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理论综述；劳动力迁移；留城意愿
引言：霍利斯·钱纳里（1988）得出了常态发展下的国家发展模型，其中提到平均城市化水平这一指标。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该发展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标准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并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是，理论和实践证明：城镇化应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而且还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我国城镇化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阻碍，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更加复杂。
从现有的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主要涵盖在两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劳动力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
一、国内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各个影响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拓展。赖小琼，余玉平对托达罗的模型进行了拓展，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其在进行迁移对策时不仅考虑迁移的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而农村低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的一个原因。
“推拉理论”认为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推动”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同时也存在“拉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农民劳动力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完全取决于两地推力和拉力的大小。若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动力大于推动力，则其会选择留在城市之中，相反则会返回农村。李强，郭星华在“推拉理论”中加入了“中国元素”。郭星华认为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感受到的城市某种“推力”，而且还是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式“推拉”理论分析中的核心因素。李强还认为户籍制度不仅对“推拉理论”发生一般性质的影响，而且还会使“推拉理论”失去效力（李强，2003）。
景晓芬，马凤鸣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探讨。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是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对该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学者埃尔德（Elder），他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熊波、石人炳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并尝试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农民工获得的比较收入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能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不具有解释力。
实证方面，相关研究从各个方面分析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龄等对留城意愿都有一定影响。李楠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再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进城年限的增加，进城务工者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亦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使得其在城市的适应性得到提高。但当过了一定的时期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农民工身体素质开始下降，有效劳动时间减少，收入亦发生相应的减少，加之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的思想，外出劳动力则更倾向于返乡。外出打工年限较长的农村劳动力在信息获得、工作经验、社会观念、学习技能、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对城市生活方式也已逐渐适应，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允许，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将会比较强烈。
几乎所有的国内研究都肯定了性别对于农民工迁移意愿产生的影响。李强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而不愿返回农村老家。段志刚认为，男性在社会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工作压力大、焦虑感强，因而男性更愿意选择回乡。
受教育程度也是农民工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于受教育程度以哪种方式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概括为两种关系：正向线性关系和“U”型关系。正向线性关系表现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定居意愿就越强；反之，则更倾向于返乡。续田曾、段志刚根据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迁移决策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受教育程度越高、学历层次越高，留城意愿越强，而个人能力对于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響；“U”型关系则表现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留城意愿逐渐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出现拐点，即又逐步呈上升趋势，类似于一种“U”型走势。
（2）从农民工的家庭因素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家庭因素中，对留城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有需要照顾、赡养的父母和正在受教育孩子。夏怡然基于温州的调查发现已婚农民工在温州定居的概率高于未婚农民工选择在温州定居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已婚农民工定居城市往往伴随着整个家庭的迁移，整个家庭的迁移成本一般高于单身的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当整个家庭在城市定居以后，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将大于单身的生活成本。同样，罗凯在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婚姻状况和配偶是否外出打工对农民工返乡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春兰、丁金宏认为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返乡定居的一大推力。其原因是：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其子女不能进入城市公立学校读书，只能接受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或是在户籍地读书。而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其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这样就使得家长负担加重，而且办学监督评估力度不够、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般没有保证。所以有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会使得农民工返乡而不是留城定居。
（3）从农民工的社会因素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学着对社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与受歧视感、自我身份认同、流出地的贫困程度、对待土地的态度以及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等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蔡禾等在人口特征及常见的影响因素以外加入了农民工主观的心理因素，如对城市的认同、受歧视感、心理压力等，丰富和深化了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认识。他认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越强，在城市中受得歧视越少，则其留城意愿越强；反之，返乡意愿更强。而且农民工的心理压力的大小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为，心理压力的增加不利于做出留城决策。
另外，钱文荣的研究还分析了社会网络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如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情况等。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城市中的网络分布，另一部分是在农村中的网络分布。若农民工拥有更多的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则他在城市中获得好工作的机会，或是在碰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这会增加他在城市中定居留城的几率。同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中接触的城市居民较多会有利于其作出留城决策。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国内国外影响劳动力迁移因素的总结，我们不难得出一些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对于我们加快城市化水平的建设意义重大。由这些结论，我们不难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往往与教育、住房、消费和社会保障等福利相挂钩，农村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户籍，相对应的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条件、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条件相对较差，间接地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速度。所以，为实现农民工从“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实现对所有人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尽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是，短期内一次解决所有人的户籍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大量的资金的充足的时间，所以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对户籍制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把握重点的推动改革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起点也是重点。
（二）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越高。但是，中国目前在农村的教育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提出相应的对策，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可以更好的实现不同地区的教育均等化的目标，另一方面教育的提高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从而更容易实现留城定居。在相关研究中我们得出加强技术和职业学校教育对于农民工流动的效果很明显，能够为农民工外出打工提供更有力的帮助，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方面的投资和鼓励。
（三）促进农民工与市民和睦相处
农民工通常只身一人来到打工的城市中，对于城市的陌生，使得他们经常与老乡或是其他农民工生活和相处。在城市工作过程中，有时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感会让他们加速逃离城市。要想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只有不断地让农民工与市民进行互动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另外，政府也应加大在农民工居住社区的“睦邻友好”的宣传，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建立彼此尊重的环境。最后，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归属感，加速其融入城市中去。（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4）.
[2] 蔡昉，中国人口流动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與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
[4]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7.
[5] 石智雷，城乡预期、长期保障和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公共管理学报，2013.
[6] 刘磊，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7] 杨文选、张晓艳，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
关键词：理论综述；劳动力迁移；留城意愿
引言：霍利斯·钱纳里（1988）得出了常态发展下的国家发展模型，其中提到平均城市化水平这一指标。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该发展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标准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并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是，理论和实践证明：城镇化应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而且还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我国城镇化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阻碍，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更加复杂。
从现有的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主要涵盖在两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劳动力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
一、国内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各个影响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拓展。赖小琼，余玉平对托达罗的模型进行了拓展，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其在进行迁移对策时不仅考虑迁移的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而农村低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的一个原因。
“推拉理论”认为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推动”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同时也存在“拉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农民劳动力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完全取决于两地推力和拉力的大小。若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动力大于推动力，则其会选择留在城市之中，相反则会返回农村。李强，郭星华在“推拉理论”中加入了“中国元素”。郭星华认为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感受到的城市某种“推力”，而且还是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式“推拉”理论分析中的核心因素。李强还认为户籍制度不仅对“推拉理论”发生一般性质的影响，而且还会使“推拉理论”失去效力（李强，2003）。
景晓芬，马凤鸣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探讨。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是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对该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学者埃尔德（Elder），他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熊波、石人炳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并尝试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农民工获得的比较收入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能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不具有解释力。
实证方面，相关研究从各个方面分析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龄等对留城意愿都有一定影响。李楠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再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进城年限的增加，进城务工者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亦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使得其在城市的适应性得到提高。但当过了一定的时期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农民工身体素质开始下降，有效劳动时间减少，收入亦发生相应的减少，加之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的思想，外出劳动力则更倾向于返乡。外出打工年限较长的农村劳动力在信息获得、工作经验、社会观念、学习技能、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对城市生活方式也已逐渐适应，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允许，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将会比较强烈。
几乎所有的国内研究都肯定了性别对于农民工迁移意愿产生的影响。李强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而不愿返回农村老家。段志刚认为，男性在社会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工作压力大、焦虑感强，因而男性更愿意选择回乡。
受教育程度也是农民工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于受教育程度以哪种方式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概括为两种关系：正向线性关系和“U”型关系。正向线性关系表现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定居意愿就越强；反之，则更倾向于返乡。续田曾、段志刚根据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迁移决策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受教育程度越高、学历层次越高，留城意愿越强，而个人能力对于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響；“U”型关系则表现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留城意愿逐渐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出现拐点，即又逐步呈上升趋势，类似于一种“U”型走势。
（2）从农民工的家庭因素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家庭因素中，对留城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有需要照顾、赡养的父母和正在受教育孩子。夏怡然基于温州的调查发现已婚农民工在温州定居的概率高于未婚农民工选择在温州定居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已婚农民工定居城市往往伴随着整个家庭的迁移，整个家庭的迁移成本一般高于单身的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当整个家庭在城市定居以后，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将大于单身的生活成本。同样，罗凯在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婚姻状况和配偶是否外出打工对农民工返乡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春兰、丁金宏认为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返乡定居的一大推力。其原因是：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其子女不能进入城市公立学校读书，只能接受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或是在户籍地读书。而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其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这样就使得家长负担加重，而且办学监督评估力度不够、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般没有保证。所以有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会使得农民工返乡而不是留城定居。
（3）从农民工的社会因素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学着对社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与受歧视感、自我身份认同、流出地的贫困程度、对待土地的态度以及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等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蔡禾等在人口特征及常见的影响因素以外加入了农民工主观的心理因素，如对城市的认同、受歧视感、心理压力等，丰富和深化了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认识。他认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越强，在城市中受得歧视越少，则其留城意愿越强；反之，返乡意愿更强。而且农民工的心理压力的大小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为，心理压力的增加不利于做出留城决策。
另外，钱文荣的研究还分析了社会网络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如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情况等。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城市中的网络分布，另一部分是在农村中的网络分布。若农民工拥有更多的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则他在城市中获得好工作的机会，或是在碰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这会增加他在城市中定居留城的几率。同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中接触的城市居民较多会有利于其作出留城决策。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国内国外影响劳动力迁移因素的总结，我们不难得出一些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对于我们加快城市化水平的建设意义重大。由这些结论，我们不难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往往与教育、住房、消费和社会保障等福利相挂钩，农村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户籍，相对应的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条件、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条件相对较差，间接地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速度。所以，为实现农民工从“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实现对所有人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尽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是，短期内一次解决所有人的户籍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大量的资金的充足的时间，所以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对户籍制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把握重点的推动改革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起点也是重点。
（二）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越高。但是，中国目前在农村的教育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提出相应的对策，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可以更好的实现不同地区的教育均等化的目标，另一方面教育的提高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从而更容易实现留城定居。在相关研究中我们得出加强技术和职业学校教育对于农民工流动的效果很明显，能够为农民工外出打工提供更有力的帮助，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方面的投资和鼓励。
（三）促进农民工与市民和睦相处
农民工通常只身一人来到打工的城市中，对于城市的陌生，使得他们经常与老乡或是其他农民工生活和相处。在城市工作过程中，有时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感会让他们加速逃离城市。要想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只有不断地让农民工与市民进行互动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另外，政府也应加大在农民工居住社区的“睦邻友好”的宣传，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建立彼此尊重的环境。最后，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归属感，加速其融入城市中去。（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4）.
[2] 蔡昉，中国人口流动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與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
[4]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7.
[5] 石智雷，城乡预期、长期保障和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公共管理学报，2013.
[6] 刘磊，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7] 杨文选、张晓艳，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