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7月，汪精卫在庐山主持召开清党反共会议。汪精卫、张发奎等感到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决定召贺、叶上庐山，企图借机解除他们的兵权。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及时觉察汪精卫等人的阴谋，经过与叶挺等人紧急磋商，议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迅速率部开赴南昌。7月25日至26日，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先后乘火车向南昌进发。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赶到南昌。当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成立。根据起义准备情况，前委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受共产国际指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7月30日赶到南昌，他对争取张发奎存有幻想，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起义。周恩来等多数同志则认为形势已刻不容缓，我党应取得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争论，前委会议作出最后决定：起义不能拖延，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举行。后由于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叛变，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为凌晨2点举行。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赖永峰 刘兴）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继续不断地推向新的阶段。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已在积极同张学良、杨虎城接触，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例如，1935年10月，张学良所率东北军中的高福源团在执行“剿匪”任务中，被红军俘虏，而红军却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帮助被俘官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高福源大受感召，随后在促使张学良与中共接触、东北军与红军联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杨虎城及其所率的十七路军，则自大革命时期起就与中共有联系。其实，在他的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他的妻子谢葆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1935年，中共在“八一宣言”发表后，派人专门向杨虎城陈述了宣言精神，并表达了中共希望与十七路军沟通关系的意向。同年冬天，中共中央又派专员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去见杨虎城，以期打通关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由于中共对张、杨两支部队成功的统战工作，再加上陕西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已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并非经过一次谈判就尘埃落定，其间仍是波折横生，但中共通过细致的工作，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联合抗日，让中华民族走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为中国的新生赢得希望。（李晗雪）

北平和平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25日，傅作义听到新华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列在第31位。傅作义大惊失色，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愿战到最后做俘虏。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傅作义终于同意就和平解放北平达成初步协议。
　　为防止傅作义集团以拖待变，毛泽东指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求部队积极做好攻城准备。此次攻城，必須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著名文化古迹。
　　1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与傅作义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宋欣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由来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提出“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他致词后，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之后的讨论中，张治中提出：“‘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提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在提交审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文件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 　　这个简称引发了争论。美洲侨领司徒美堂说：“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我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不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自此，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协文史馆）

“大包干”奏响改革先声

　　农村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极大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社员严立华摇摇欲坠的茅屋中，18个衣衫褴褛、逃过荒要过饭的农民，郑重地按下生死契约的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就这样，18户农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本能而勇敢地尝试着新的生产模式，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开始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安徽、四川、贵州、河南、山东等地各种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继而发展到全国。农业丰收捷报频传，安徽更是在大旱中创造奇迹，粮食获得巨大丰收。（张晓晅）

划出一块地搞经济特区

　　创办经濟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改革开放的窗口。
　　1979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家乡，没想到这次回到阔别27年的故乡，他看见的竟是满目疮痍。“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
　　吴南生与回乡探访的海外华侨进行了交谈，新加坡侨商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
　　2月21日深夜，吴南生一边发高烧，一边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扭转汕头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3月3日，他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说：“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田亮）

为什么是十八洞村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014年1月，花垣县委抽调了以龙秀林为队长的5名党员干部组成“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探索精准扶贫新模式。“有村民看到工作队进村了，直接问‘带了多少钱来’。”龙秀林说，十八洞村要脱贫，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等靠要”思想，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如何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精准扶贫”是指针。“在一个村子里，谁才是贫困人口？没有标准和具体规定，我们自己想办法来评。”为了在全村225户中精准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扶贫工作队制定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贫困户识别工作做法》，让群众自己评议需要政府扶持的贫困对象。同时，为防止出现优亲厚友等现象，对识别工作实行全程民主评议与监督，明确了“贫困户识别九不评”的标准。
　　十八洞村把“精准扶贫”重点放在了发展扶贫产业上，当地干部群众按照“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的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当家产业，形成了乡村游、黄桃、猕猴桃、苗绣、劳务输出、山泉水等产业体系。
　　八年战贫，八年奋斗。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十八洞村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刘麟 谢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