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至现在已整整40年时间，对走过的这40年怎样划分阶段？这恐怕是个见仁见智式的问题，一百个人有可能给出一百零一个答案，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个最笼统最粗略最少争议的划分方法，即将改革开放分为早、中、晚三期为好，我们姑且将1978年至1988年暂定为早期，1989年到现在为改革中期，至于晚期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结束，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改革的早期正好十年时间，那是个什么样的十年呢？我们这些过来人曾目睹并参与了这十年的改革实践与思考，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些新鲜事儿，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一代，这十年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可以写成故事讲给九零后零零后的小朋友听。
改革早期的十年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时候，无论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们都热衷于改革研究，许多人年纪不大就因为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或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革建议或是文章登载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得到总书记批示而一夜爆红。我于1982年9月入学天津财经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我是从小地方来，且为工人家庭出身，属孤陋寡闻见识低微类人士，到天津财院不久后就听说南开大学有个“四君子”即在改革思想方面最活跃的四个人：李罗力、金岩石、杜厦、常修泽。有一次金岩石还到天津财院来作学术报告， 场面很轰动。当时天津办了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专门刊登改革文章，影响力和当年体改所的杂志《中国：发展与改革》比肩相若。从我当年的社会接触层面说， 南开大学四君子就算是一线人士了，所以要想了解改革发展的最前沿问题只能从报纸期刊杂志上获取信息。这一点也是所有首都北京以外大城市的研究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
198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门下，来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同其他所有大城市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巨大差异。那时候，北大、人大等许多大学每周都有若干场报告会或辩论会，北京市差不多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会议且内容大多与改革有关，当时的北京已有了“改革四君子”之说， 指的好像是王岐山、朱嘉明、翁永曦、黄江南。1985年12月，首都重点高校博士生曾经在国防大学召开了一次发展改革研讨会， 会期三天，这些博士生按兴趣专长分组搞挂牌讨论，我被分到了宏观经济组，分组后又大会合并讨论，大家讨论什么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在讨论财政改革和宏观调控改革时，国研中心的丁宁宁和财政部许毅老师的一名博士生因为一个问题观点分歧，两人公开提出要到场外武力解决，一个说“我是下乡知青出身我怕你？！”另一个说，“NND，我1968年就下乡了，更不怕你”，搞得大家哄堂大笑。
1985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人数很少，印象中只有40人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博士生是曹远征（八三级），我的导师黄达和曹远征的导师吴大鲲本来是同一年获得博导资格， 但黄老师有两年没招生据说是在等七七级、七八级学生读硕士毕业，所以，在我们之前还有八四级比我们早半年入学。我们这几十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比读书比写作，大家劲头都很足，很多人都很有想法，当然这里所说的想法不是理论见解，而是想在将来进入某个智囊部门为领导服务。我个人也有这类的打算，所以， 我们都高度关注改革进程，密切注意改革相关理论进展。在1978 年至1988年的十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大事有这样几件：（1）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著《短缺经济学》；（2）“巴山轮会议”；（3）1988年夏天中央北戴河会议放风“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风潮；（4）1988年在丰台宾馆召开的纪念改革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有两个平行的起点：一是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二是由中文版《短缺经济学》的出版所引发的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说到《短缺经济学》， 我想起了自己最丢脸的一件事儿。1973年，我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兵役的第一年，刚当新兵没几个月就被借调到大队政委办公室帮助写材料，有一回政委召集了一次基层政委指导员参加的学马列讲革命大好形势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夸夸其谈的发言总而言之是照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那一套理论讲形势有困难但还是大好之类的陈词滥调，讲话中， 潜水中队的薛指导员突然打断我插问了一句“你说说大家现在兜里都没多少钱，有了钱到商店又买不到东西是咋回事儿吧？”我当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薛指导员1973年提出的问题一直像一块压在我头顶的乌云一样，我无时不刻地在想，从1978年到1982 年的本科四年到1982至1985年的硕士三年，直到我读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之后才豁然开朗。科尔奈的贡献如译者戴国强所说“重要的不仅是他对‘短缺’现象的描述，而在于他找到了造成宏观经济现象中‘短缺’的微观基础——‘预算软约束’， 并以此完美地解释了各种宏观经济现象及其演变。”（《比较》2018第一辑P263）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也有人试图分析过当时的体制弊端，但在严苛的意识形态管制氛围下，他们只能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稍有直率表达的例如孙冶方只说了价值规律重要就遭受大批判之苦和7年牢狱之灾。而科尔奈则在1950年代起就开始系统思考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批判问题。他完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市场协调和行政协调问题，提出了“预算软预束”和“父爱主义” 这种对传统计划体制具有冲击力的批判性概念，切合实际，令人信服，理论的系统性深刻性已远超出兰格、布鲁斯和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走多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计划体制弊端认识的深刻程度。现在，我们忧心忡忡的地方债务水平过高问题，地方政府在举债问题上的经常性冲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科尔奈说过的“预算软约束”。
1985年9月2日至9日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正式名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是一次对中国宏观经济学和改革研究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里程碑式会议。在此前七年时间里，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向东欧学习，听一些人讲东欧故事，故事的主基调是在一锅计划经济的菜汤里加一点点市场机制的调料，而1984 年第四季度中国出现了投资猛增、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势头难以遏制等宏觀状况，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出面邀请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如詹姆斯·托宾、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诺什·科尔奈等为中国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献计献策，中国方面参会者主要有体改委和社科院的专家，其中还有两位挤进来的年轻人，35岁的楼继伟和29岁的郭树清，郭当年还是社科院在读的博士生。 巴山轮会议结束后，中国社科院出版的《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为此印行了一本会议专辑，我当年在人大刚刚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货币政策与经济成长》，见到这本“巴山轮会议”专辑后爱不释手，反复看过几遍，受益良多。我认为，“巴山轮会议”不仅将中国改革学习的目光从东欧转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更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传统的经济思考习惯甚至颠覆了我们过去多年的语言表达系统，让我从新的视角来分析体制变革时期的发展和宏观调控问题。
中国改革的头十年，商品经济更多地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其前提就是价格管制从松动到放开，因此，通货膨胀威胁也成了老百姓关心决策层关切和经济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1986 年时就发表了若干文章，核心观点是通胀不可避免及中国通胀是“混合型”等等，1987年春在黄山开会时，吴晓灵大姐好心告诫我“松奇，你的通胀观点表达一定要谨慎，小心工人和农民会打你呀”。1988年夏季，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传来改革要“价格闯关”的信息，全國立马炸了锅，各地出现商品抢购风潮，抢米抢盐抢电器，我当时很穷也倾囊以出花两千多元抢购了一台广东产的电冰箱，算是亲身参加了通胀恐惧社会实验。顺便说一句，在1980年代中期，在讨论改革入手点问题时，在吴敬琏老师和厉以宁老师之间曾经出现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争论，吴敬琏主张中国改革既然是市场化取向就应该先从价格放开入手，而厉以宁则认为，在企业这一经济微观基础尚未得到根本改造、国企尚占主导地位时，放开价格容易出现市场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因此，吴厉之争被媒体记者们概括为“吴市场”和“厉股份”之争。1988年夏季价格闯关试图失败后，理论界也没有人出面说吴敬琏老师的价格优先说不合时宜，人们开始关注微观层面的改革。当时城市改革中工业企业出现了承包制，我印象最深的是国研中心年龄比黄达老师还大的杨培新研究员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好像是《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他似乎认为承包制是工业改革的终极道路。那个年代，人们由于视野限制，出资人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建设等概念知之者不多。
大约在1987年决策层动员了一次全国性的改革献计献策活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致是让八个单位设计改革“三五八规划”，即改革的短中长期规划，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当时被选中的智囊单位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划组组长为吴树青副校长具体负责人是胡乃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的课题组组长为宫著铭，宫时任央行党委委员计划司司长。央行宫著铭主导的方案在1988年丰台宾馆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会议上抛出，据说， 宫著铭在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会后用餐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只能用窃窃私语的方式进行评论。之后，一位央行同为课题组成员的朋友将大宫的改革方案稿送给我看，当年的我全部印象就是震惊，五年以后的记忆更是心惊。因为大宫的方案早于叶利钦采纳的休克疗法方案，而内容上则高度近似。现在关于1988年丰台宾馆会议的网上信息几乎没有。宫著铭主导的央行课题组所做的“三五八”改革规划更是从不见提及。但这件事是我回忆改革早期情况时一块无法忽略忘怀的心理巨石。因为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已经付出了代价，同样采用休克疗法据说效果尚佳的波兰已出现根本制度转向，采用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中国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证明了一切。
改革的早期正好十年时间，那是个什么样的十年呢？我们这些过来人曾目睹并参与了这十年的改革实践与思考，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些新鲜事儿，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一代，这十年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可以写成故事讲给九零后零零后的小朋友听。
改革早期的十年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时候，无论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们都热衷于改革研究，许多人年纪不大就因为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或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革建议或是文章登载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得到总书记批示而一夜爆红。我于1982年9月入学天津财经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我是从小地方来，且为工人家庭出身，属孤陋寡闻见识低微类人士，到天津财院不久后就听说南开大学有个“四君子”即在改革思想方面最活跃的四个人：李罗力、金岩石、杜厦、常修泽。有一次金岩石还到天津财院来作学术报告， 场面很轰动。当时天津办了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专门刊登改革文章，影响力和当年体改所的杂志《中国：发展与改革》比肩相若。从我当年的社会接触层面说， 南开大学四君子就算是一线人士了，所以要想了解改革发展的最前沿问题只能从报纸期刊杂志上获取信息。这一点也是所有首都北京以外大城市的研究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
198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门下，来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同其他所有大城市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巨大差异。那时候，北大、人大等许多大学每周都有若干场报告会或辩论会，北京市差不多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会议且内容大多与改革有关，当时的北京已有了“改革四君子”之说， 指的好像是王岐山、朱嘉明、翁永曦、黄江南。1985年12月，首都重点高校博士生曾经在国防大学召开了一次发展改革研讨会， 会期三天，这些博士生按兴趣专长分组搞挂牌讨论，我被分到了宏观经济组，分组后又大会合并讨论，大家讨论什么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在讨论财政改革和宏观调控改革时，国研中心的丁宁宁和财政部许毅老师的一名博士生因为一个问题观点分歧，两人公开提出要到场外武力解决，一个说“我是下乡知青出身我怕你？！”另一个说，“NND，我1968年就下乡了，更不怕你”，搞得大家哄堂大笑。
1985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人数很少，印象中只有40人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博士生是曹远征（八三级），我的导师黄达和曹远征的导师吴大鲲本来是同一年获得博导资格， 但黄老师有两年没招生据说是在等七七级、七八级学生读硕士毕业，所以，在我们之前还有八四级比我们早半年入学。我们这几十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比读书比写作，大家劲头都很足，很多人都很有想法，当然这里所说的想法不是理论见解，而是想在将来进入某个智囊部门为领导服务。我个人也有这类的打算，所以， 我们都高度关注改革进程，密切注意改革相关理论进展。在1978 年至1988年的十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大事有这样几件：（1）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著《短缺经济学》；（2）“巴山轮会议”；（3）1988年夏天中央北戴河会议放风“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风潮；（4）1988年在丰台宾馆召开的纪念改革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有两个平行的起点：一是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二是由中文版《短缺经济学》的出版所引发的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说到《短缺经济学》， 我想起了自己最丢脸的一件事儿。1973年，我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兵役的第一年，刚当新兵没几个月就被借调到大队政委办公室帮助写材料，有一回政委召集了一次基层政委指导员参加的学马列讲革命大好形势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夸夸其谈的发言总而言之是照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那一套理论讲形势有困难但还是大好之类的陈词滥调，讲话中， 潜水中队的薛指导员突然打断我插问了一句“你说说大家现在兜里都没多少钱，有了钱到商店又买不到东西是咋回事儿吧？”我当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薛指导员1973年提出的问题一直像一块压在我头顶的乌云一样，我无时不刻地在想，从1978年到1982 年的本科四年到1982至1985年的硕士三年，直到我读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之后才豁然开朗。科尔奈的贡献如译者戴国强所说“重要的不仅是他对‘短缺’现象的描述，而在于他找到了造成宏观经济现象中‘短缺’的微观基础——‘预算软约束’， 并以此完美地解释了各种宏观经济现象及其演变。”（《比较》2018第一辑P263）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也有人试图分析过当时的体制弊端，但在严苛的意识形态管制氛围下，他们只能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稍有直率表达的例如孙冶方只说了价值规律重要就遭受大批判之苦和7年牢狱之灾。而科尔奈则在1950年代起就开始系统思考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批判问题。他完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市场协调和行政协调问题，提出了“预算软预束”和“父爱主义” 这种对传统计划体制具有冲击力的批判性概念，切合实际，令人信服，理论的系统性深刻性已远超出兰格、布鲁斯和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走多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计划体制弊端认识的深刻程度。现在，我们忧心忡忡的地方债务水平过高问题，地方政府在举债问题上的经常性冲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科尔奈说过的“预算软约束”。
1985年9月2日至9日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正式名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是一次对中国宏观经济学和改革研究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里程碑式会议。在此前七年时间里，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向东欧学习，听一些人讲东欧故事，故事的主基调是在一锅计划经济的菜汤里加一点点市场机制的调料，而1984 年第四季度中国出现了投资猛增、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势头难以遏制等宏觀状况，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出面邀请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如詹姆斯·托宾、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诺什·科尔奈等为中国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献计献策，中国方面参会者主要有体改委和社科院的专家，其中还有两位挤进来的年轻人，35岁的楼继伟和29岁的郭树清，郭当年还是社科院在读的博士生。 巴山轮会议结束后，中国社科院出版的《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为此印行了一本会议专辑，我当年在人大刚刚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货币政策与经济成长》，见到这本“巴山轮会议”专辑后爱不释手，反复看过几遍，受益良多。我认为，“巴山轮会议”不仅将中国改革学习的目光从东欧转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更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传统的经济思考习惯甚至颠覆了我们过去多年的语言表达系统，让我从新的视角来分析体制变革时期的发展和宏观调控问题。
中国改革的头十年，商品经济更多地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其前提就是价格管制从松动到放开，因此，通货膨胀威胁也成了老百姓关心决策层关切和经济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1986 年时就发表了若干文章，核心观点是通胀不可避免及中国通胀是“混合型”等等，1987年春在黄山开会时，吴晓灵大姐好心告诫我“松奇，你的通胀观点表达一定要谨慎，小心工人和农民会打你呀”。1988年夏季，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传来改革要“价格闯关”的信息，全國立马炸了锅，各地出现商品抢购风潮，抢米抢盐抢电器，我当时很穷也倾囊以出花两千多元抢购了一台广东产的电冰箱，算是亲身参加了通胀恐惧社会实验。顺便说一句，在1980年代中期，在讨论改革入手点问题时，在吴敬琏老师和厉以宁老师之间曾经出现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争论，吴敬琏主张中国改革既然是市场化取向就应该先从价格放开入手，而厉以宁则认为，在企业这一经济微观基础尚未得到根本改造、国企尚占主导地位时，放开价格容易出现市场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因此，吴厉之争被媒体记者们概括为“吴市场”和“厉股份”之争。1988年夏季价格闯关试图失败后，理论界也没有人出面说吴敬琏老师的价格优先说不合时宜，人们开始关注微观层面的改革。当时城市改革中工业企业出现了承包制，我印象最深的是国研中心年龄比黄达老师还大的杨培新研究员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好像是《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他似乎认为承包制是工业改革的终极道路。那个年代，人们由于视野限制，出资人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建设等概念知之者不多。
大约在1987年决策层动员了一次全国性的改革献计献策活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致是让八个单位设计改革“三五八规划”，即改革的短中长期规划，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当时被选中的智囊单位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划组组长为吴树青副校长具体负责人是胡乃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的课题组组长为宫著铭，宫时任央行党委委员计划司司长。央行宫著铭主导的方案在1988年丰台宾馆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会议上抛出，据说， 宫著铭在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会后用餐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只能用窃窃私语的方式进行评论。之后，一位央行同为课题组成员的朋友将大宫的改革方案稿送给我看，当年的我全部印象就是震惊，五年以后的记忆更是心惊。因为大宫的方案早于叶利钦采纳的休克疗法方案，而内容上则高度近似。现在关于1988年丰台宾馆会议的网上信息几乎没有。宫著铭主导的央行课题组所做的“三五八”改革规划更是从不见提及。但这件事是我回忆改革早期情况时一块无法忽略忘怀的心理巨石。因为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已经付出了代价，同样采用休克疗法据说效果尚佳的波兰已出现根本制度转向，采用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中国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证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