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上题诗：湖草悠悠湖水清，泊船收缆石桥横。如何野店竹楼外，溪草寒烟分外明。署款：清湘小乘客济。钤印：膏盲子济、瞎尊者。鉴藏印：抱雲楼。谢稚柳题签：石涛上人湖水泊舩图。丁酉（一九五七）二月，谢稚柳。钤印：谢稚印、稚柳。此图几近高远，高远者，视平线几乎高出画外，有鸟瞰之概。图中所绘，一任堤岸平畴，石桥汀洼，野店竹楼。石涛以清润简括之笔略作折带皴的线条勾勒坡石，无有擦痕，稍用乾笔（本图顶部中间见用），不见澹墨积染，苔点不多，且用得谨慎细小，浓墨细笔尖剔出水草，敷色清润明薄，几乎一遍染成，以澹赭染本图下部堤岸，以重赭染上部坡石，以少许花青加染坡石暗部，并罩染丛树枝叶。由此，画面色彩尤显明丽轻快，澄清秀雅，诗韵无穷。石涛的画风格较为多样，所作以大笔淋漓、奔放不羁的居多，亦有少数细笔清朗、含蓄秀逸的所谓“细笔石涛”，而本幅则介乎二者之间，可谓细笔粗笔，敛墨纵情，或沉郁豪放，或轻灵闲静，本图兼具别致也。
　　石涛（一六四二——一七○七）明宗室，靖江王后裔，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其父朱亨嘉为九世靖江王，于南明隆武元年（一六四五）被隆武帝遣兵所擒。宫乱之际，石涛为仆臣负出逃走，后落发为僧，法名初为超济，后改元济（或原济），号石涛，又有别号甚多。稍长，好集古书，兼学书画。曾久游皖、苏等地，并先后长期寓居宣城、南京、扬州。善画山水、兰竹、花果、兼工人物，笔意恣纵，自成一家。又善诗文、书画、篆刻，尤工分隶。每画多所题识，诗、书皆淋漓洒落。与弘仁、髡残、朱耷并称“清初四高僧”，是著名的中国古代书画家之一。
　　由于有关石涛传记的文字，皆没有其生卒年的记载，其作品中亦无有关其生辰纪年的题识可考，所以其生卒年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卒于一七○七年虽无定论但分歧不多，他的生年就不同了，大致说法有三。其一，傅抱石先生著石涛年谱认为他生于明崇祯三年（一六三○），此说并为俞剑华先生在其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采用；其二，认为是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此说被部分研究者所坚持；其三，是徐邦达、汪世清等先生，根据石涛生前知友李驎所著《虬峰文集》中“清湘子六十赋赠”一诗推断石涛生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虬峰文集》中有诗云：“县弧怜我年逢甲，出腋（释迦降生的典故）知君岁在壬。”李驎可确认生于崇祯七年甲戌，而崇祯十五年为壬年，所谓“年逢甲”、“岁在壬”，则皆可吻合。徐邦达先生又引证了上海出版的《石涛画选集》《花卉册》中所题的“画兰”诗句：“十四写兰五十六。”该册画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上推“五十六”，正为崇祯壬年。此说因有文献，实物的双重证据，故而较其上二说可信。石涛生于一六四二年之说若成立，那他与清初其他三画僧绘画创作的思想脉络和感情基础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明亡时他才三岁，如把他也列入弘仁、髡残、朱耷这些前朝遗民之列，讨论其如何忧国忧“明”的民族气节，反抗新朝新政的国殇情怀，岂非笑柄耳。明朝覆亡时，石涛的父亲朱亨嘉对南明政权仍具有野心，因而被擒并幽死，幼小的石涛也在被南明追杀之列。小石涛由仆臣负出后，四处奔逃，并被迫于广西全州（五代时称清湘，明改全州，属桂林府。）湘山寺剃发为僧。（这是其后署款“清湘”的原由，又因湘山寺左丘名济山，再因明末禅宗复为盛行，尤以临济宗门徒最多，石涛即为临济宗门徒，故而“济”字成了他后来常用款之一，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与济公和尚有关。）当然，他托寄空门之后，彻底告别了藩王世子的身份。他的人生基因，他的身份遭遇注定了他的艺术生涯。
　　在清初画坛上，这位旷世奇才，伟大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以其不趋时尚的性格，顽强的自我意识，及“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全（即笔墨由造化中产生，又须还之于造化去）”的画论主张，切实地实践了“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的理论，倾其一生精力，“搜尽奇峰打草稿”，终于达到了“天然”境界。董其昌曾以“自然平淡”为艺术最高境界，而石涛则提出艺术的“上处”是“天然”。“自然平淡”是物我两忘式的禅境，“天然”则是物我合一的即景即情。因此，他避免了文人画天生狭隘的趣味表现，切实地感受到了、表现出了大千世界的盎然生气，既保持了文人画的笔墨精神，又坚持了文人画中岸然自立的气格。物我之辨、雅俗之辨、笔墨精妙与“境之奇”等一系列对偶辩证关系，皆在石涛的绘画艺术中重新得到了统一。从美术史的角度审视石涛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艺术成就上，石涛远远超过了受董其昌理论左右的“四王”。绘画艺术欣赏的妙谛，在于让欣赏者从艺术作品中感受到那些人们原本在生活中、在情感上，已深有所感，切有所受，却又说不出，写不出，唱不出，难以表达的奇思妙想。而石涛之伟大，正在于他的绘画及他的绘画理论，直到今天，依然贴近着我们的生活，贴近着我们的情感，慰藉并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注释：
　　参见徐邦达《僧原济生卒年岁新订其它》、汪世清《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的诗文》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