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我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在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之后，国防科工委系统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钱学森看报纸，那些天都在说他的好话，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秘书，有没有听到不同意见，秘书如实相告，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当时，钱学森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他请秘书转告有关部门，把种种宣传都停下来。
　　戴汝为记得，当时他接到钱学森秘书的通知，把他在《神州学人》杂志上即将发表的关于钱学森的文章撤下来。戴汝为觉得，那篇文章已经排上《神州学人》版面，临时撤稿不大好。钱学森秘书给戴汝为写了一张条子，转告钱学森的意见，意思是类似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戴汝为一看钱学森这样说，再三向《神州学人》编辑部说明情况，撤回了那篇文章。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3次激动，也有过3次喜悦。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5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
　　第二次是在1970年4月24日，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只用了5年时间，就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
　　第三次是在2003年10月15日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2003年10月16日，92岁的钱学森，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工整地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当杨利伟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一起去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杨利伟，亲切地对他说：“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你们。”
　　杨利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
　　（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叶永烈讲述钱学森故事》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