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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教育的一种境界和存在的形式,艺术不是教育之花,而是教育之本。
——《教育的情趣和艺术》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文艺评论家认为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但即便是优秀的艺术也很难达到真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教育亦是如此。它本应是一门艺术,却常被实践成一门技术。
迫使教育工作者陷入这种窘境的,正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进步与道德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日趋严重。这样的现实在教育上的直接表现就是:其功利性日益凸显。虽然从古代“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教育“产业化”,教育从未与功利脱离干系,但目前这种功利色彩之浓厚却着实让人唏嘘。比如,对教师工作绩效的评价,对学生升学条件的认定,对某一学校办学成效的评判,成绩往往成了决定性甚至唯一因素。“文道统一”变为“成绩唯一”,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数字教育”。 当“教是为了不教”变成了“教是为了考”,还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教育当作是一门艺术?还有谁能在决定个人利益的考试成绩面前还记得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个体进行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生长?
帮助个体进行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生长,这是教育的目的,自然应该是对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定义和道德要求。但现实是,考试成绩依旧被排名,名次依旧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而绩效依旧是评价一位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依据。问题是现在的单一性考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大量的实践证明,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生走向成才的重要保证。时间,只要拼试题,就能对得上考试的节奏,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既然取得成绩这么简单,又有“百利”,作为教师的个体,又何乐而不为?大量的实践证明,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才学生走向成才的重要保证。但我们往往在大量的试题中忘记了这一点。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不仅如此,功利还导致教育不平等,道德教育弱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成绩往往被狭义地与分数划等号,而分数之外的因素,如道德水准、修养境界、平等思想、爱国情操等则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这诚然与后者较难用具体参数作出评价有关系,但不可否认,分数被作为决定性评价标准的主要原因仍是考试制度。虽然高一级学校在录取过程中也会有德育等方面的考量,但多是形式主义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在评价过程中,它甚至比不上分数间的点滴差别来得直观和作用巨大。也就是说,在教师的绩效评价和学生的优劣评判中,分数的作用被人为地放大,而道德等方面的作用被人为地缩小。这便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对分数是“情有独钟”“我的眼里只有你”,而道德修养等“与我如浮云”。因为作为教育者,所教学生的均分高就是绩效好,而被教育者,谁考试成绩好谁就是优秀者,谁还会在意除分数之外的因素呢?道德教育被弱化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只要提高了分数,“一切都会有的”,重视德育、美育等教育的教师和忽视除分数外的教育的教师间,其竞争怎么可能平等?而如果学生仅仅获得了较高的分数,其道德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考试成绩与道德水准的二律背反现象,这对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未来难道不是可怕的事?
问题的确很严重。但如因此就怪罪教师个体,或把责任统统推给教育行政机构,都似不妥。“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只有清醒地认识到造成这问题产生的原因,将自上而下的“功利”最小化,教育才会从技术性渐变为艺术性。因此,只有评价机制得以彻底改革,那些沾染在所谓“量化考核”外衣上的功利尘埃得以洗去,弥漫在整个社会上空的“急功近利”之霾得以消散,教育的春天才可能真正到来。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知,可谓任重而道远。
——《教育的情趣和艺术》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文艺评论家认为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但即便是优秀的艺术也很难达到真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教育亦是如此。它本应是一门艺术,却常被实践成一门技术。
迫使教育工作者陷入这种窘境的,正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进步与道德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日趋严重。这样的现实在教育上的直接表现就是:其功利性日益凸显。虽然从古代“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教育“产业化”,教育从未与功利脱离干系,但目前这种功利色彩之浓厚却着实让人唏嘘。比如,对教师工作绩效的评价,对学生升学条件的认定,对某一学校办学成效的评判,成绩往往成了决定性甚至唯一因素。“文道统一”变为“成绩唯一”,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数字教育”。 当“教是为了不教”变成了“教是为了考”,还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教育当作是一门艺术?还有谁能在决定个人利益的考试成绩面前还记得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个体进行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生长?
帮助个体进行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生长,这是教育的目的,自然应该是对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定义和道德要求。但现实是,考试成绩依旧被排名,名次依旧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而绩效依旧是评价一位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依据。问题是现在的单一性考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大量的实践证明,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生走向成才的重要保证。时间,只要拼试题,就能对得上考试的节奏,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既然取得成绩这么简单,又有“百利”,作为教师的个体,又何乐而不为?大量的实践证明,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才学生走向成才的重要保证。但我们往往在大量的试题中忘记了这一点。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不仅如此,功利还导致教育不平等,道德教育弱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成绩往往被狭义地与分数划等号,而分数之外的因素,如道德水准、修养境界、平等思想、爱国情操等则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这诚然与后者较难用具体参数作出评价有关系,但不可否认,分数被作为决定性评价标准的主要原因仍是考试制度。虽然高一级学校在录取过程中也会有德育等方面的考量,但多是形式主义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在评价过程中,它甚至比不上分数间的点滴差别来得直观和作用巨大。也就是说,在教师的绩效评价和学生的优劣评判中,分数的作用被人为地放大,而道德等方面的作用被人为地缩小。这便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对分数是“情有独钟”“我的眼里只有你”,而道德修养等“与我如浮云”。因为作为教育者,所教学生的均分高就是绩效好,而被教育者,谁考试成绩好谁就是优秀者,谁还会在意除分数之外的因素呢?道德教育被弱化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只要提高了分数,“一切都会有的”,重视德育、美育等教育的教师和忽视除分数外的教育的教师间,其竞争怎么可能平等?而如果学生仅仅获得了较高的分数,其道德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考试成绩与道德水准的二律背反现象,这对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未来难道不是可怕的事?
问题的确很严重。但如因此就怪罪教师个体,或把责任统统推给教育行政机构,都似不妥。“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只有清醒地认识到造成这问题产生的原因,将自上而下的“功利”最小化,教育才会从技术性渐变为艺术性。因此,只有评价机制得以彻底改革,那些沾染在所谓“量化考核”外衣上的功利尘埃得以洗去,弥漫在整个社会上空的“急功近利”之霾得以消散,教育的春天才可能真正到来。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知,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