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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
100年前的今天。一些国家的先进妇女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蔡特金建议，为加强世界劳动妇女的团结和支持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每年的3月8日为國际妇女节。从此“三八”节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的盛典。
轻轻回眸，我们看到的是承载着女性为尊严、平等、自由、幸福而不懈抗争的百年画卷；是我们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和我们自己几代人走过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细数沧桑岁月，一代代妇女的命运有了巨大的变迁，而教育，则为女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中国，教育既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所在。
那么。就让我们回首往昔中国女性的教育历程。也许只是片段，但浓郁鲜活。是告慰也是激励。
1910年～1949年
时代剪影：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女子教育，是在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自强图存的呐喊声中发展的，它折射着社会变革与妇女解放的时代特质，启迪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1919年4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出现，标志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对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以及男女教育平等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何香凝、秋瑾等人为女性争取的，主要是废除女子缠足并争取进学堂的权利。民国初期，实行男女同校，但那时能上学的女性还仅仅是凤毛麟角。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同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在美留学的陈衡哲女士回国任历史学教授。有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然而。到1949年前，只有780多万的女性接受到初等教育，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仅占女性总人数的0.46％，女性文盲率超过90％。
关键词：平权意识女子学校男士同堂
主人公名片：
蔡畅，生于1900年，湖南湘乡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职。1990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在母亲的感召下读书
蔡畅祖父家原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父亲因无所作为不善经营，家道败落。母亲葛健豪思想开放、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在蔡畅幼年时便要她识字。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1914年，蔡母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校。年仅14岁的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老师”的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那时，14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她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
然而，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开始自学文化。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这时，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蔡畅陷入到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很快，她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的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
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蔡畅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与对亲人的深沉爱恋交相辉映，她是党内外知名的红色大姐，她的家庭也是公认的革命家庭，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袖人物。而她自己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巾帼领袖。(晓雪)
主人公名片：
治平，女，83岁，1949年泸县简易师范肄业，小学教师，退休后在成都颐养天年。
读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出生于1927年，今年83岁了，老家在泸县骑龙坳。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7岁了，母亲43岁，家里有3个哥哥，3个姐姐，我排行老七。我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刚去世，债主就到家里来要账。为了还账，家里卖了40担田地，大概有300多大洋。这些债都是为了供三个哥哥读书欠下的。听三哥讲，父亲认为人生要以书为主，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代挖泥巴下苦力。我没有读过私塾，大约10岁上小学，一开始就读5册。当时我们的乡村刚刚开办洋学堂，学生只交书钱本子钱，交的学费很少，好多农民的孩子都上学了。我的运气很好，恰巧碰上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学校分年级分班，男女生可以同校同班同桌上课。有了女教师教书，很多家长就把女孩送到学校里来了。
和过去的鸡婆学堂(私塾)是大不一样了，原来只读四书五经，现在要学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公民课，还有音乐、体育、图画、手工等课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学校里有从泸州来的三个漂亮女老师，她们穿着旗袍的样子很是让我羡慕。我那时就暗下决心，要做她们那样的人，好好读书，今后当个老师，有吃有穿，不焦不愁。
小学毕业后，我就去考泸县桐殷中学。当时，有七八个同学去考试，只有我一个女生，母亲本不同意，但我下定决心要读书，谁也拦不住。录取通，删送来了，要交三担多谷子的大洋，我家交不出来，我没有读成书，但我不想放弃，于是又在学校补习了一年，第二年泸县简易师范招生，我考上了。读书、吃饭都不交钱，不过要交书本费，家里还是没有钱的。这个时候我得到了大清明会的补助，一学期一担谷子，小清明会补助5斗谷子。有了这些资助，我读完了三年师范。
记得在读简易师范第三学期的时候，学校要大家交点菜钱。母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部卖了，蔬菜、海椒、还有麻。还差很多，我只有找三哥借，三嫂说：“七妹，要还我的钱哦，这是我们的伙食钱哈。”那些年我们上学全部是走路，每学期开学到学校的 路程是100多里，天不亮鸡叫头道就吃饭出发，天黑了才能到达。渴了就在田里、水井里捧水喝。每回走路脚上都打满了血泡，要穿烂两双草鞋。
1950年10月，我就在小学开始了我36年的教书生涯，直到1986年退休。退休后，我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如今衣食无忧，子女成才，生活幸福，应该说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治平)
主人公名片：
陈淑芳，吉林省榆树市人，不识字。2008年去世，享年80岁。
未读书是婆婆一生的痛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随老公去婆婆家。当时，婆婆陈淑芳五十多岁，精明干练，眼睛亮亮的，很是聪明的样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做饭时我要去厨房帮忙，婆婆说：你是读书人，哪里做这些?从此，每逢重大节日，这个家族的女人们在厨房忙碌，我则和男人们一起在客厅里喝茶聊天品评时事。也许因为是这个家族惟一的女硕士，我有了特殊的待遇。
善良的婆婆从小生长在吉林省榆树市一个叫四和的小乡村，没上过学。她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妈是个睁眼瞎，这辈子算是完了。”每次婆婆这样说，我心里就很是酸楚。公公常和婆婆说的一句话是：“你说的那就不对，你又不识字。”语气有些不屑，公公是个崇尚读书的人。每每此时，谈兴正浓的婆婆就住了嘴，缩在角落里，眉眼里全是落寞和自卑。婆婆目不识丁，解放后和公公一起进城，且有了工作，每次领工资的时候都会用一下自己的名章，想来她应该认识自己的名字，但我从来没问过她，因为我们并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之间一直像隔着什么。
1987年4月，我在长春妇产医院临产，婆婆去病房看望我，那天中午，正忍受剧痛的我一眼瞥见门外有个人影欲进又止，我让老公去门口看看：“怎么看见门外那人像妈妈呢?”果然是婆婆。她进来告诉我，她已经楼上楼下找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不识字，也听不明白人家说的床号，于是只有一层层挨个病房看。我无语，又心疼又无奈，心里万般纠结，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儿子出生后，婆婆在家熬了小米粥煮了鸡蛋给我送来，因为不认识公共汽车站牌，又经常搞不清如何坐车，在偌大的城市里绕来绕去，中午的饭我要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婆婆不识字，真是不方便。因为没文化，婆婆有着深深的自卑。那年，老公哥哥的孩子因为不好好写作业被他妈妈批评，母子二人正在气头上，婆婆在旁边忍不住地说：“是得管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嫂子是小学老师，很是凌厉，扫一眼婆婆说：“你有经验哇?”老太太气结，晚上拒绝吃饭。后来和我磨叨几次：我不就是没念过书吗?又不是我的错，楼上你李婶，从来不去公厕，因为她搞不清哪个是女厕所，我总比她强。
婆婆去世前两年，公公热心修家谱，北上南下地寻找族人，每天电话不断，婆婆很是崇拜公公这个和文化有关的壮举，恨不得每天为其摊纸研磨。家谱修好后，公婆都占有大块篇幅，有点近水楼台的味道。春节回家，婆婆拿出家谱，让我念写她的那一段：陈淑芳，原名张陈氏，贤淑善良，勤劳持家，育有三子二女，以培育儿女读书为己任……读到这里，婆婆笑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这么聪明善良的婆婆要是读过书该有多好。
她的5个孩子，有中专生、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是读书人，都有不错的生活。前年婆婆去世了，享年80岁。
写这篇文章是我对婆婆的纪念，与她相处让我了解了旧时代是如何剥夺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的，并且让我对今天的生活充满了感激。(如意)
1949年～1978年
时代剪影：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我国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半边天。1953年，政务院颁布扫盲标准，在这场广泛的扫盲运动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妇女，一些有了知识的女性。从此走向了社会，有了自己发展的空间，享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利。然而，女性受教育的历史，总是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1966年8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大学停止招生。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1977年10月，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从此有了新的开端。
关键词：男女平权扫盲半边天
主人公名片：
刘萍，53岁，务农。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田萍乡腰庄，15岁参加扫盲班，嫁于甘肃省会宁县老君乡谢埂村，现生活于此。
扫盲班里的妈妈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妈妈刘萍15岁。
妈妈上面有两个哥哥，都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基于农村里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妈妈注定与上学无缘，每天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早在解放初，国家就开始全国范围扫盲。1970年前后，扫盲学习热潮再涨，一直持续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扫盲始于大小城市，不久便传至妈妈生活的偏远山村。那个年代，白天大家都要参加劳动，扫盲班的开课时间只能定在晚上，借用村小的教室。
妈妈被分在扫盲班里的第一组，共十个姐妹，大都是要好的朋友邻居，老师她认得，是同村的顺德和元昌，跟她一般大小的年龄，只因他们是男孩，能够享受正常读书的待遇，晚上被调来当扫盲老师。回家后，妈妈得知，她的两个哥哥也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当老师。
扫盲班上课时间：冬天，六点半，夏天。八点。时长一两个小时，妈妈很快学会“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好”几个字。也因最先学会这些字，被评为班上的第一名，她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但是，后来的学习并不怎么顺利，老师“因材施教”，除了毛主席语录外，教的大都是担粪、拉土、种田、碾场等农业术语，以及锄头、犁、簸箕之类的实用工具。耳熟能详的动、名词，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知识的妈妈，用白纸黑字写出来并不轻松。妈妈为巩固知识，凌晨下地前，重重地将头天学的字写在左手手心里，趁着农活间隙。一边参考手心的字，一边用手指在黄土上写写画画……
她对识字的渴求，并没有随着一年后扫盲班的终止而终止。
我出生后，妈妈经常向爸爸请教，我的名字该怎么写，学了又忘，忘了又学，最后终于记牢。我在县城读书时，她又向爸爸请教书信的写法，爸爸一般会耐心地教她，偶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冲妈妈吼“你学东西有什么用，也不指望你给娃娃写信……”
妈妈埋着头，温婉沉默。爸爸的气一下子就消了。
我在外地读书的第一年，爸爸为给我凑学费，去青海的边陲小城打工，有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上的字弯弯扭扭，初见，眼泪便忍不住。颤抖着拆开信，跳出一张用我写过的作业本的背面写的几行字。那是妈妈的笔迹。很简单的几句话，还是每次离家时的唠叨，比如吃饱饭、穿暖和、不要跟同学打架等 等。
此后，妈妈再也没给我写过信，但就那一封，够我用一生来阅读和领悟。妈妈在扫盲班学习时，也未曾预料，她学到的文字，只是在多年以后，给儿子写了一封简单的信。
屋子被白雪包围，妈妈在煦暖的炉火旁讲起往事，不时呵呵笑着，很有成就感。 (宿淇)
主人公名片：
时玉，52岁，成都市某大学老师。从大学开始，持续学习数十年。
无涯学海，苦乐年华
我生于五十年代，1964年上小学。正值学校根据国家改革学制的意见，小学开始试行五年一贯制，于是派了最优秀的老师教我们拼音、识字。没想到1966年秋季开学，五册的语文教材没学几课，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我小学阶段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后虽然断断续续地复课闹革命，但教材、教师都被批为封资修，语文就只学毛主席语录，数学就學珠算了。
1970年停了4年的初中开始招生。4个年级的小学毕业生同时进入了中学，学校以军队的连排编制分班，全校有5个连，20个排。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工学农学军，物理、化学、生物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还到车间当学徒，到农村收麦子，拉练学军的情形也蔚为壮观。初中毕业的时候，年满16岁的同学全部下乡当知青，我刚满15岁，所以留下来上了高中，全校只剩下3个高中班。初中我读了两年，高中的学制是两年半。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也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到了农村。由于乡村缺乏老师，我当过小学代课老师、妇女扫盲班的教师。
1977年初，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文革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班上的同学有高中生、初中生，还有小学生，分别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等。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和最大的相差了12岁。没想到1977年底。国家就恢复了高考，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了。
我的父母都没有上大学，工作中感到压力很大，一直期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对我在学习上的要求就很严，经常检查作业本，对每一次考试成绩都很重视，学习不好，首先是查找原因，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松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们四姐弟全都上了大学，小妹妹取得了硕士学位。
1979年大学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我一直期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于是不断地申请进修、函授学习。1985年到大学脱产进修了一年经济学。以后又先后参加了律师函授、专升本函授、研究生课程班函授，以不脱产的方式坚持了7年的学历教育。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周末，没有工休假，很多时候下班后，做完家务就要读书、写作业，很辛苦很累。从高中毕业到2000年取得了研究生课程班的结业证书，我的年龄从17岁持续到了43岁，其间在校学习时间为10年。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上的学习都是优等生，不过至今我也没有取得一个什么学位。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变迁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学习之路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不过，漫长的学习生活有苦有乐，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农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如今，我在大学工作，早已是教授，带研究生了。
(时玉)
1978年～2000年
时代剪影：1978年恢复高考以及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走进了大学校园，这种公平竞争，让更多的女性享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此，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走向了领导岗位，并且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实施。1989年希望工程启动，第一个受助人张胜利为一名女孩。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了一项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80年代末，在少数大学开设了部分妇女学选修课。1998年，北京大学首先招收妇女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特别谈到妇女与高等教育问题，提出应加强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和作用。从此女性受教育的历史又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关键词：恢复高考义务教育春蕾计划
主人公名片：
秀，1974年出生于四川某偏僻乡村，小学毕业。结婚六年后离异。现以打工为生。
我。1974年出生于四川某偏僻乡村，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学习，两年前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成都某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和秀的生活已是万水千山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步伐刚刚启动，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可以吃饱饭，过年还有了新衣穿，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也在迅速拉大，“跳农门”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我和秀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我比她大一天。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对我的降生，爸妈有些失望，但还是很快认命了。秀是她父母的第八个孩子，但因为是老幺，父母对她还是万分宠爱的。
那时候，农村里根本不把孩子上学当回事，特别是女孩子。我们自己也对读书认识很肤浅。一次，跟爸爸去送公粮，检查质量的是几个年纪很轻的男女，面对数百米排队送公粮的农民是满脸的不耐烦。在烈日下，我和爸爸蹲在晒坝里晒谷子，又热、又饿，我对爸爸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厉害，人家分辩一句，他们就要降人家粮食的等级?”爸爸说：“因为他们是吃国家粮的。只要努力读书，你也能吃国家粮!”
爸爸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小学毕业后，秀就辍学了，她父母认为，她已经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不算文盲了，同时也认为，女娃娃是赔钱货，花再多钱都是为了别人，就此结束了她的求学生涯。我家没有男孩，爸妈就把四个女儿当儿子养，我继续上初中，高中，其他姐妹，爸妈也是随她们自己愿意上到哪里，就供到哪里。但这样，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变得很艰难，邻居则笑话爸妈傻，要把赔钱货养成金娃娃。
我考入了县城省重点中学时，秀已经谈了一个对象，一起去外面打工。建筑工地杂工、保姆、洗碗工等等，她都干过。到过年的时候，秀带着对象和挣的钱回到家里，很自豪。我却还是一个靠父母拿钱的学子。妈妈安慰我说，不要紧，别看她现在挣钱，二十年后，她还是这个样子，你却会大不一样。
1995年，我大学毕业，秀已经是一个3岁男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因为抢劫被关进了牢房。我继续读研深造，用业余时间打工赚的钱养自己，不再伸手向爸妈要钱。研究生毕业，我在成都一个科研所找到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两年前获得博士学位，被评为副研究员，也是所里最年轻的女研究员，2009年12月我获得公派留学加拿大的机会。这时候，秀的儿子都已经17岁，和她当年早婚的年龄差不多了，她离了婚，一个人在县城租了一间狭窄的平房，做了四份家政钟点工，晚上则拎着一只小凳子和简单的工具，在各大小餐馆给人擦鞋。她说，这样下来一个月可以挣个一千多块钱，供儿子上高中。她的脸上早写满了沧桑，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她在老家相见，她喊我“老师”，我们这 对相差只一天的小伙伴，此时，却若相隔了万水千山。(辛欣)
2000年～2020年
时代剪影：世纪之初，国家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明确提出了2000年至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1999-2007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到的1999-2007年全国高考状元中，女状元略多于男状元，女状元约占51.45％，男状元约占48.55％，男女状元仍处于平分天下的局面。但女状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已经从1999年的33.82％上升至2007年的62.79％，上升近一倍。1999年出台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同年9月1日先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开展试点，200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义务教育法》重新修订，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规范了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2008年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并对确需寄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渴望读书的贫困女孩的及时雨。目前，女童入学率与男童基本持平，初中、高中、大学在校女生的比例分别达到47.4％、45.8％、45.7％，在校硕士生、博士生的女生比例为44.2％和31.4％。
关键词：女状元助学贷款教育公平
主人公名片：
叶欣，1982年生，2000年四川省理科女状元。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与遗传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世纪之初，我成了理科状元
2000年高考结束后我一下就成了名人，以总分687的高分被清华大学生物系录取。媒体长枪短炮对着我，还有企业出钱让我做形象代言人。我没有想到考个理科状元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骨子里我一直是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人，喜欢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行动。我讨厌背书，但一面对数字、公式，我的某根神经就非常兴奋，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女生学不好理科，高一我在理科实验班，全班60多号人就只有12个女生，但我就不信这个邪，高二分文理班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
对于高考我整个状态是非常坦然放松的。印象中，高三那年我一直是第一名。不管大小考试我只把自己置身在高考的场景里，一拿到试卷，立马就会打起精神来。出于女孩子天生的细致，做完以后我习惯反复检查，加之我心理素质一贯很好，所以逢考必赢。
高考前学校要推荐保送名额，凭实力那一届的名单里肯定有我。可是有天班主任进来突然当着全班宣布：“叶欣放弃保送。”天哪，这可是事先没告诉过我的。我可以么?会失误么?这些问题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因为我看到老师的眼神里是满满的信任和鼓励。我对自己说：叶欣，你行的。与其安全地躲过高考，不如靠实力拼一把。最后，我做到了，甚至超过了所有男同学。
在清华的四年，我并没有在高考状元的光环里眩晕，在这里呆久了，连考试作弊，挂科的状元也见了不止一个。当初我报考生物系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凭着我的一股子坚持劲，进入了清华最苦的系之一，我们系33个人里女生也占了三分之一多。我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向前，不敢浪费一点时间，更不能懈怠，别人在吃零食、玩、谈恋爱、逛街的时候，我一般都在看书或者躲在实验室里。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我的选择也是对的。正因为喜欢，才可以支撑自己坚持下去，把梦想变为现实。
有一个中学校友，他当年想考北大生物系，上了北大的线，却上不了生物系，于是他去了川大，最后他成功了。他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他教会我如何对待名声和奖励，如何取舍。从小到大我总能得到最好的东西：父母的爱与呵护、顶尖的学校、公平的竞争、走出国门的机会…-一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真的很幸运。
等拿到博士学位，我计划去NIT(麻省理工学院)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就像我欣赏的华人女科学家庄小威一样，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女孩子不照样把理科学得很溜么?
(李倩)
主人公名片：
都玲，25岁，出生于四川廣元市青川县凉水镇。2002年考入西南财大金融专业，现就职于乌鲁术齐某商业银行。
助学贷款，圆了我的大学梦
村庄是一个敞盖的锥形笼子，走得最远的地方莫过高高的“笼沿”，从别村借一两本书，看完再还回去。那是七八岁时的我，常常坐在家门前长满青草的田埂上，渴望早点长大，跳出这个笼子。
没过几年，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去五里外的乡镇读初中，黎明黄昏，穿梭于学校与家之间的山间小道，单程需1个半小时。父亲读过几天书，母亲文盲，两人固执地认为课本和作业之外的书都是“毒草”，一旦发现，必定斩草除根。因此，每天在山路上“跑读”的三个小时，成为我看杂书的绝佳时间。
有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放学，山路上积雪皑皑，双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穿戴厚厚的棉衣和手套，边走边读《牛虻》，因为太投入误了时间，母亲匆匆赶来接我，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判断力，知道我看的是杂书，粗暴地夺去，像吆赶一头小牛犊赶着我回家。
高中是在县城读的，每年两千元的费用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父亲跟着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去了新疆打工。读书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赋予我的使命。我算是村里的幸运儿，不像村子里的很多女孩，初中读完后，要么嫁人，要么外出打工。
2002年，我考上西南财经大学。国家已在两年前启动助学贷款工程，偏远艰苦地区的应届大学生都能申请，毕业后五六年内还清即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起先不相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还是去了县教育局申请，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贷款很快就批了下来。
大二，我在校外超市兼职做夜班营业员，从此，不再让家里寄生活费。2006年，我大学毕业，远赴乌鲁木齐工作。我用整整两年时间融入这座城市，曾一度自卑的我，和一个上海来的男孩恋爱了，他带我第一次走进咖啡馆，耐心地教我怎么加糖，搅拌，饮用时切忌用小勺……他的手很温暖，让我想起年少时在山路上读过的书，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漫山遍野。
狗尾巴草到咖啡的距离，如此漫长、辛苦而幸福。(十月)
写在后面——
做这期策划，我们自己也似乎有了沧桑感，这种对中国女性百年教育史的梳理和回顾，让我们百感交集。是啊，我们的今天，有着前辈女性的觉醒和奋争，有着一代代母亲对后代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的无私奉献，有着党和国家的厚爱和支持。纵观百年历史，当中国妇女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时，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就是教育对女性发展、女性社会价值实现的独特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得益于受教育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女性，拥有了更多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无疑充满感恩之情。
然而，我国女性教育形势依然严峻，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据中国妇女统计资料分析，全国15岁以上文盲1.5亿人中，妇女文盲占75％；农村孩子中，九年义务教育中辍学的绝大部分是女孩。100名妇女劳动者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仅7人，促进妇女教育的发展十分迫切。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期待明天，期待知识和教育为女性插上腾飞的翅膀吧。
100年前的今天。一些国家的先进妇女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蔡特金建议，为加强世界劳动妇女的团结和支持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每年的3月8日为國际妇女节。从此“三八”节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的盛典。
轻轻回眸，我们看到的是承载着女性为尊严、平等、自由、幸福而不懈抗争的百年画卷；是我们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和我们自己几代人走过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细数沧桑岁月，一代代妇女的命运有了巨大的变迁，而教育，则为女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中国，教育既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所在。
那么。就让我们回首往昔中国女性的教育历程。也许只是片段，但浓郁鲜活。是告慰也是激励。
1910年～1949年
时代剪影：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女子教育，是在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自强图存的呐喊声中发展的，它折射着社会变革与妇女解放的时代特质，启迪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1919年4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出现，标志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对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以及男女教育平等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何香凝、秋瑾等人为女性争取的，主要是废除女子缠足并争取进学堂的权利。民国初期，实行男女同校，但那时能上学的女性还仅仅是凤毛麟角。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同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在美留学的陈衡哲女士回国任历史学教授。有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然而。到1949年前，只有780多万的女性接受到初等教育，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仅占女性总人数的0.46％，女性文盲率超过90％。
关键词：平权意识女子学校男士同堂
主人公名片：
蔡畅，生于1900年，湖南湘乡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职。1990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在母亲的感召下读书
蔡畅祖父家原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父亲因无所作为不善经营，家道败落。母亲葛健豪思想开放、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在蔡畅幼年时便要她识字。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1914年，蔡母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校。年仅14岁的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老师”的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那时，14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她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
然而，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开始自学文化。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这时，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蔡畅陷入到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很快，她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的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
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蔡畅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与对亲人的深沉爱恋交相辉映，她是党内外知名的红色大姐，她的家庭也是公认的革命家庭，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袖人物。而她自己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巾帼领袖。(晓雪)
主人公名片：
治平，女，83岁，1949年泸县简易师范肄业，小学教师，退休后在成都颐养天年。
读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出生于1927年，今年83岁了，老家在泸县骑龙坳。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7岁了，母亲43岁，家里有3个哥哥，3个姐姐，我排行老七。我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刚去世，债主就到家里来要账。为了还账，家里卖了40担田地，大概有300多大洋。这些债都是为了供三个哥哥读书欠下的。听三哥讲，父亲认为人生要以书为主，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代挖泥巴下苦力。我没有读过私塾，大约10岁上小学，一开始就读5册。当时我们的乡村刚刚开办洋学堂，学生只交书钱本子钱，交的学费很少，好多农民的孩子都上学了。我的运气很好，恰巧碰上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学校分年级分班，男女生可以同校同班同桌上课。有了女教师教书，很多家长就把女孩送到学校里来了。
和过去的鸡婆学堂(私塾)是大不一样了，原来只读四书五经，现在要学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公民课，还有音乐、体育、图画、手工等课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学校里有从泸州来的三个漂亮女老师，她们穿着旗袍的样子很是让我羡慕。我那时就暗下决心，要做她们那样的人，好好读书，今后当个老师，有吃有穿，不焦不愁。
小学毕业后，我就去考泸县桐殷中学。当时，有七八个同学去考试，只有我一个女生，母亲本不同意，但我下定决心要读书，谁也拦不住。录取通，删送来了，要交三担多谷子的大洋，我家交不出来，我没有读成书，但我不想放弃，于是又在学校补习了一年，第二年泸县简易师范招生，我考上了。读书、吃饭都不交钱，不过要交书本费，家里还是没有钱的。这个时候我得到了大清明会的补助，一学期一担谷子，小清明会补助5斗谷子。有了这些资助，我读完了三年师范。
记得在读简易师范第三学期的时候，学校要大家交点菜钱。母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部卖了，蔬菜、海椒、还有麻。还差很多，我只有找三哥借，三嫂说：“七妹，要还我的钱哦，这是我们的伙食钱哈。”那些年我们上学全部是走路，每学期开学到学校的 路程是100多里，天不亮鸡叫头道就吃饭出发，天黑了才能到达。渴了就在田里、水井里捧水喝。每回走路脚上都打满了血泡，要穿烂两双草鞋。
1950年10月，我就在小学开始了我36年的教书生涯，直到1986年退休。退休后，我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如今衣食无忧，子女成才，生活幸福，应该说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治平)
主人公名片：
陈淑芳，吉林省榆树市人，不识字。2008年去世，享年80岁。
未读书是婆婆一生的痛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随老公去婆婆家。当时，婆婆陈淑芳五十多岁，精明干练，眼睛亮亮的，很是聪明的样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做饭时我要去厨房帮忙，婆婆说：你是读书人，哪里做这些?从此，每逢重大节日，这个家族的女人们在厨房忙碌，我则和男人们一起在客厅里喝茶聊天品评时事。也许因为是这个家族惟一的女硕士，我有了特殊的待遇。
善良的婆婆从小生长在吉林省榆树市一个叫四和的小乡村，没上过学。她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妈是个睁眼瞎，这辈子算是完了。”每次婆婆这样说，我心里就很是酸楚。公公常和婆婆说的一句话是：“你说的那就不对，你又不识字。”语气有些不屑，公公是个崇尚读书的人。每每此时，谈兴正浓的婆婆就住了嘴，缩在角落里，眉眼里全是落寞和自卑。婆婆目不识丁，解放后和公公一起进城，且有了工作，每次领工资的时候都会用一下自己的名章，想来她应该认识自己的名字，但我从来没问过她，因为我们并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之间一直像隔着什么。
1987年4月，我在长春妇产医院临产，婆婆去病房看望我，那天中午，正忍受剧痛的我一眼瞥见门外有个人影欲进又止，我让老公去门口看看：“怎么看见门外那人像妈妈呢?”果然是婆婆。她进来告诉我，她已经楼上楼下找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不识字，也听不明白人家说的床号，于是只有一层层挨个病房看。我无语，又心疼又无奈，心里万般纠结，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儿子出生后，婆婆在家熬了小米粥煮了鸡蛋给我送来，因为不认识公共汽车站牌，又经常搞不清如何坐车，在偌大的城市里绕来绕去，中午的饭我要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婆婆不识字，真是不方便。因为没文化，婆婆有着深深的自卑。那年，老公哥哥的孩子因为不好好写作业被他妈妈批评，母子二人正在气头上，婆婆在旁边忍不住地说：“是得管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嫂子是小学老师，很是凌厉，扫一眼婆婆说：“你有经验哇?”老太太气结，晚上拒绝吃饭。后来和我磨叨几次：我不就是没念过书吗?又不是我的错，楼上你李婶，从来不去公厕，因为她搞不清哪个是女厕所，我总比她强。
婆婆去世前两年，公公热心修家谱，北上南下地寻找族人，每天电话不断，婆婆很是崇拜公公这个和文化有关的壮举，恨不得每天为其摊纸研磨。家谱修好后，公婆都占有大块篇幅，有点近水楼台的味道。春节回家，婆婆拿出家谱，让我念写她的那一段：陈淑芳，原名张陈氏，贤淑善良，勤劳持家，育有三子二女，以培育儿女读书为己任……读到这里，婆婆笑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这么聪明善良的婆婆要是读过书该有多好。
她的5个孩子，有中专生、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是读书人，都有不错的生活。前年婆婆去世了，享年80岁。
写这篇文章是我对婆婆的纪念，与她相处让我了解了旧时代是如何剥夺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的，并且让我对今天的生活充满了感激。(如意)
1949年～1978年
时代剪影：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我国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半边天。1953年，政务院颁布扫盲标准，在这场广泛的扫盲运动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妇女，一些有了知识的女性。从此走向了社会，有了自己发展的空间，享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利。然而，女性受教育的历史，总是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1966年8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大学停止招生。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1977年10月，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从此有了新的开端。
关键词：男女平权扫盲半边天
主人公名片：
刘萍，53岁，务农。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田萍乡腰庄，15岁参加扫盲班，嫁于甘肃省会宁县老君乡谢埂村，现生活于此。
扫盲班里的妈妈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妈妈刘萍15岁。
妈妈上面有两个哥哥，都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基于农村里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妈妈注定与上学无缘，每天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早在解放初，国家就开始全国范围扫盲。1970年前后，扫盲学习热潮再涨，一直持续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扫盲始于大小城市，不久便传至妈妈生活的偏远山村。那个年代，白天大家都要参加劳动，扫盲班的开课时间只能定在晚上，借用村小的教室。
妈妈被分在扫盲班里的第一组，共十个姐妹，大都是要好的朋友邻居，老师她认得，是同村的顺德和元昌，跟她一般大小的年龄，只因他们是男孩，能够享受正常读书的待遇，晚上被调来当扫盲老师。回家后，妈妈得知，她的两个哥哥也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当老师。
扫盲班上课时间：冬天，六点半，夏天。八点。时长一两个小时，妈妈很快学会“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好”几个字。也因最先学会这些字，被评为班上的第一名，她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但是，后来的学习并不怎么顺利，老师“因材施教”，除了毛主席语录外，教的大都是担粪、拉土、种田、碾场等农业术语，以及锄头、犁、簸箕之类的实用工具。耳熟能详的动、名词，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知识的妈妈，用白纸黑字写出来并不轻松。妈妈为巩固知识，凌晨下地前，重重地将头天学的字写在左手手心里，趁着农活间隙。一边参考手心的字，一边用手指在黄土上写写画画……
她对识字的渴求，并没有随着一年后扫盲班的终止而终止。
我出生后，妈妈经常向爸爸请教，我的名字该怎么写，学了又忘，忘了又学，最后终于记牢。我在县城读书时，她又向爸爸请教书信的写法，爸爸一般会耐心地教她，偶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冲妈妈吼“你学东西有什么用，也不指望你给娃娃写信……”
妈妈埋着头，温婉沉默。爸爸的气一下子就消了。
我在外地读书的第一年，爸爸为给我凑学费，去青海的边陲小城打工，有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上的字弯弯扭扭，初见，眼泪便忍不住。颤抖着拆开信，跳出一张用我写过的作业本的背面写的几行字。那是妈妈的笔迹。很简单的几句话，还是每次离家时的唠叨，比如吃饱饭、穿暖和、不要跟同学打架等 等。
此后，妈妈再也没给我写过信，但就那一封，够我用一生来阅读和领悟。妈妈在扫盲班学习时，也未曾预料，她学到的文字，只是在多年以后，给儿子写了一封简单的信。
屋子被白雪包围，妈妈在煦暖的炉火旁讲起往事，不时呵呵笑着，很有成就感。 (宿淇)
主人公名片：
时玉，52岁，成都市某大学老师。从大学开始，持续学习数十年。
无涯学海，苦乐年华
我生于五十年代，1964年上小学。正值学校根据国家改革学制的意见，小学开始试行五年一贯制，于是派了最优秀的老师教我们拼音、识字。没想到1966年秋季开学，五册的语文教材没学几课，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我小学阶段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后虽然断断续续地复课闹革命，但教材、教师都被批为封资修，语文就只学毛主席语录，数学就學珠算了。
1970年停了4年的初中开始招生。4个年级的小学毕业生同时进入了中学，学校以军队的连排编制分班，全校有5个连，20个排。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工学农学军，物理、化学、生物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还到车间当学徒，到农村收麦子，拉练学军的情形也蔚为壮观。初中毕业的时候，年满16岁的同学全部下乡当知青，我刚满15岁，所以留下来上了高中，全校只剩下3个高中班。初中我读了两年，高中的学制是两年半。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也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到了农村。由于乡村缺乏老师，我当过小学代课老师、妇女扫盲班的教师。
1977年初，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文革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班上的同学有高中生、初中生，还有小学生，分别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等。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和最大的相差了12岁。没想到1977年底。国家就恢复了高考，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了。
我的父母都没有上大学，工作中感到压力很大，一直期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对我在学习上的要求就很严，经常检查作业本，对每一次考试成绩都很重视，学习不好，首先是查找原因，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松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们四姐弟全都上了大学，小妹妹取得了硕士学位。
1979年大学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我一直期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于是不断地申请进修、函授学习。1985年到大学脱产进修了一年经济学。以后又先后参加了律师函授、专升本函授、研究生课程班函授，以不脱产的方式坚持了7年的学历教育。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周末，没有工休假，很多时候下班后，做完家务就要读书、写作业，很辛苦很累。从高中毕业到2000年取得了研究生课程班的结业证书，我的年龄从17岁持续到了43岁，其间在校学习时间为10年。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上的学习都是优等生，不过至今我也没有取得一个什么学位。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变迁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学习之路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不过，漫长的学习生活有苦有乐，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农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如今，我在大学工作，早已是教授，带研究生了。
(时玉)
1978年～2000年
时代剪影：1978年恢复高考以及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走进了大学校园，这种公平竞争，让更多的女性享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此，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走向了领导岗位，并且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实施。1989年希望工程启动，第一个受助人张胜利为一名女孩。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了一项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80年代末，在少数大学开设了部分妇女学选修课。1998年，北京大学首先招收妇女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特别谈到妇女与高等教育问题，提出应加强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和作用。从此女性受教育的历史又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关键词：恢复高考义务教育春蕾计划
主人公名片：
秀，1974年出生于四川某偏僻乡村，小学毕业。结婚六年后离异。现以打工为生。
我。1974年出生于四川某偏僻乡村，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学习，两年前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成都某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和秀的生活已是万水千山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步伐刚刚启动，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可以吃饱饭，过年还有了新衣穿，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也在迅速拉大，“跳农门”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我和秀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我比她大一天。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对我的降生，爸妈有些失望，但还是很快认命了。秀是她父母的第八个孩子，但因为是老幺，父母对她还是万分宠爱的。
那时候，农村里根本不把孩子上学当回事，特别是女孩子。我们自己也对读书认识很肤浅。一次，跟爸爸去送公粮，检查质量的是几个年纪很轻的男女，面对数百米排队送公粮的农民是满脸的不耐烦。在烈日下，我和爸爸蹲在晒坝里晒谷子，又热、又饿，我对爸爸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厉害，人家分辩一句，他们就要降人家粮食的等级?”爸爸说：“因为他们是吃国家粮的。只要努力读书，你也能吃国家粮!”
爸爸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小学毕业后，秀就辍学了，她父母认为，她已经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不算文盲了，同时也认为，女娃娃是赔钱货，花再多钱都是为了别人，就此结束了她的求学生涯。我家没有男孩，爸妈就把四个女儿当儿子养，我继续上初中，高中，其他姐妹，爸妈也是随她们自己愿意上到哪里，就供到哪里。但这样，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变得很艰难，邻居则笑话爸妈傻，要把赔钱货养成金娃娃。
我考入了县城省重点中学时，秀已经谈了一个对象，一起去外面打工。建筑工地杂工、保姆、洗碗工等等，她都干过。到过年的时候，秀带着对象和挣的钱回到家里，很自豪。我却还是一个靠父母拿钱的学子。妈妈安慰我说，不要紧，别看她现在挣钱，二十年后，她还是这个样子，你却会大不一样。
1995年，我大学毕业，秀已经是一个3岁男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因为抢劫被关进了牢房。我继续读研深造，用业余时间打工赚的钱养自己，不再伸手向爸妈要钱。研究生毕业，我在成都一个科研所找到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两年前获得博士学位，被评为副研究员，也是所里最年轻的女研究员，2009年12月我获得公派留学加拿大的机会。这时候，秀的儿子都已经17岁，和她当年早婚的年龄差不多了，她离了婚，一个人在县城租了一间狭窄的平房，做了四份家政钟点工，晚上则拎着一只小凳子和简单的工具，在各大小餐馆给人擦鞋。她说，这样下来一个月可以挣个一千多块钱，供儿子上高中。她的脸上早写满了沧桑，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她在老家相见，她喊我“老师”，我们这 对相差只一天的小伙伴，此时，却若相隔了万水千山。(辛欣)
2000年～2020年
时代剪影：世纪之初，国家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明确提出了2000年至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1999-2007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到的1999-2007年全国高考状元中，女状元略多于男状元，女状元约占51.45％，男状元约占48.55％，男女状元仍处于平分天下的局面。但女状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已经从1999年的33.82％上升至2007年的62.79％，上升近一倍。1999年出台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同年9月1日先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开展试点，200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义务教育法》重新修订，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规范了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2008年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并对确需寄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渴望读书的贫困女孩的及时雨。目前，女童入学率与男童基本持平，初中、高中、大学在校女生的比例分别达到47.4％、45.8％、45.7％，在校硕士生、博士生的女生比例为44.2％和31.4％。
关键词：女状元助学贷款教育公平
主人公名片：
叶欣，1982年生，2000年四川省理科女状元。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与遗传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世纪之初，我成了理科状元
2000年高考结束后我一下就成了名人，以总分687的高分被清华大学生物系录取。媒体长枪短炮对着我，还有企业出钱让我做形象代言人。我没有想到考个理科状元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骨子里我一直是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人，喜欢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行动。我讨厌背书，但一面对数字、公式，我的某根神经就非常兴奋，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女生学不好理科，高一我在理科实验班，全班60多号人就只有12个女生，但我就不信这个邪，高二分文理班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
对于高考我整个状态是非常坦然放松的。印象中，高三那年我一直是第一名。不管大小考试我只把自己置身在高考的场景里，一拿到试卷，立马就会打起精神来。出于女孩子天生的细致，做完以后我习惯反复检查，加之我心理素质一贯很好，所以逢考必赢。
高考前学校要推荐保送名额，凭实力那一届的名单里肯定有我。可是有天班主任进来突然当着全班宣布：“叶欣放弃保送。”天哪，这可是事先没告诉过我的。我可以么?会失误么?这些问题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因为我看到老师的眼神里是满满的信任和鼓励。我对自己说：叶欣，你行的。与其安全地躲过高考，不如靠实力拼一把。最后，我做到了，甚至超过了所有男同学。
在清华的四年，我并没有在高考状元的光环里眩晕，在这里呆久了，连考试作弊，挂科的状元也见了不止一个。当初我报考生物系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凭着我的一股子坚持劲，进入了清华最苦的系之一，我们系33个人里女生也占了三分之一多。我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向前，不敢浪费一点时间，更不能懈怠，别人在吃零食、玩、谈恋爱、逛街的时候，我一般都在看书或者躲在实验室里。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我的选择也是对的。正因为喜欢，才可以支撑自己坚持下去，把梦想变为现实。
有一个中学校友，他当年想考北大生物系，上了北大的线，却上不了生物系，于是他去了川大，最后他成功了。他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他教会我如何对待名声和奖励，如何取舍。从小到大我总能得到最好的东西：父母的爱与呵护、顶尖的学校、公平的竞争、走出国门的机会…-一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真的很幸运。
等拿到博士学位，我计划去NIT(麻省理工学院)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就像我欣赏的华人女科学家庄小威一样，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女孩子不照样把理科学得很溜么?
(李倩)
主人公名片：
都玲，25岁，出生于四川廣元市青川县凉水镇。2002年考入西南财大金融专业，现就职于乌鲁术齐某商业银行。
助学贷款，圆了我的大学梦
村庄是一个敞盖的锥形笼子，走得最远的地方莫过高高的“笼沿”，从别村借一两本书，看完再还回去。那是七八岁时的我，常常坐在家门前长满青草的田埂上，渴望早点长大，跳出这个笼子。
没过几年，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去五里外的乡镇读初中，黎明黄昏，穿梭于学校与家之间的山间小道，单程需1个半小时。父亲读过几天书，母亲文盲，两人固执地认为课本和作业之外的书都是“毒草”，一旦发现，必定斩草除根。因此，每天在山路上“跑读”的三个小时，成为我看杂书的绝佳时间。
有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放学，山路上积雪皑皑，双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穿戴厚厚的棉衣和手套，边走边读《牛虻》，因为太投入误了时间，母亲匆匆赶来接我，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判断力，知道我看的是杂书，粗暴地夺去，像吆赶一头小牛犊赶着我回家。
高中是在县城读的，每年两千元的费用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父亲跟着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去了新疆打工。读书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赋予我的使命。我算是村里的幸运儿，不像村子里的很多女孩，初中读完后，要么嫁人，要么外出打工。
2002年，我考上西南财经大学。国家已在两年前启动助学贷款工程，偏远艰苦地区的应届大学生都能申请，毕业后五六年内还清即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起先不相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还是去了县教育局申请，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贷款很快就批了下来。
大二，我在校外超市兼职做夜班营业员，从此，不再让家里寄生活费。2006年，我大学毕业，远赴乌鲁木齐工作。我用整整两年时间融入这座城市，曾一度自卑的我，和一个上海来的男孩恋爱了，他带我第一次走进咖啡馆，耐心地教我怎么加糖，搅拌，饮用时切忌用小勺……他的手很温暖，让我想起年少时在山路上读过的书，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漫山遍野。
狗尾巴草到咖啡的距离，如此漫长、辛苦而幸福。(十月)
写在后面——
做这期策划，我们自己也似乎有了沧桑感，这种对中国女性百年教育史的梳理和回顾，让我们百感交集。是啊，我们的今天，有着前辈女性的觉醒和奋争，有着一代代母亲对后代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的无私奉献，有着党和国家的厚爱和支持。纵观百年历史，当中国妇女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时，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就是教育对女性发展、女性社会价值实现的独特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得益于受教育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女性，拥有了更多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无疑充满感恩之情。
然而，我国女性教育形势依然严峻，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据中国妇女统计资料分析，全国15岁以上文盲1.5亿人中，妇女文盲占75％；农村孩子中，九年义务教育中辍学的绝大部分是女孩。100名妇女劳动者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仅7人，促进妇女教育的发展十分迫切。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期待明天，期待知识和教育为女性插上腾飞的翅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