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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著作,也是一部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文献。因其为语录体著作,缺乏具体语境,使很多章句在读解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就其中的“乐则韶舞”一句,从文字、语义和语法修辞等角度进行辨析,指出该句并无用字假借现象,即“舞”毋须通“武”,宜作“乐则《韶》舞”解,则语义、语法上与孔子的“中庸”“德治”等思想和《论语》语言风格更相宜。
关键词:《论语》 舞 武 通假 辨析
《论语•卫灵公》第11章全文为:“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对其中的“乐则韶舞”,历来注家各有所断,彼此龃龉,莫衷一是:一是把“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武》”,如:俞樾《群经平议》、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和台湾程石泉《论语读训》等;一是解作“乐则《韶》舞”,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四书集注》、钱穆《论语新解》、金良年《论语译注》等,不一而足。争论之关键在于“舞”与“武”是否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即“舞”是否为“武”之通假字?至今尚无定论。对于古书通假,清代黄生著《义府》云:“义存于声,声近义通。”朱骏声于其《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明确指出:“不明古音,不足以识假借。”据此,笔者认为考证文献使用通假的方法,并不能孤立地就字论字,还需要将通假用例的多寡、通假与语义语法等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笔者考察多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浅见,认为“乐则韶舞”这一句并无用字假借,应依皇侃等所主张,解作“乐则《韶》舞”。现作剖析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书中“舞”与“武”罕见有用字假借的关系
所谓“用字假借”,是指古人在撰文时,不用本字而用一个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的古书用字现象,也称“古音通假”。它是“本有其字而不用”的临时借用,是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这种用字现象必须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借字”与“本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二是古文献中必须有大量的用例作参证。这两个条件不可或缺。造成古书通假的主要原因,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是:“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又有传抄翻刻者因音近形似而误者。有论者认为,“地域方言之差别,是造成古人写错别字(后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合法化——叫做通假字)的一个原因”。先秦两汉古籍中通假字习见繁出,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多可以拿来借用,而不必拘泥于形体,所以要读通古书,就需要能读破通假。但是,并非音同或音近的字就有通假现象。于省吾先生曾借用法律术语,主张讨论通假问题时要“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所谓“律”,是指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借字和本字的读音要符合古音通转的规律,或者读音相同,或者读音相近;所谓“例”,主要指古文献中要有大量的用例。二者不可或缺,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
“舞”“武”两字自甲骨文即已存在,为古代之常用字,罕有用字假借。“舞”于《尚书》中5见,《诗经》《周礼》《左传》等上古典籍中也常见;“武”于《尚书》更常见,达50见。《诗经》《周易》《左传》等也常有用例。“舞”与“武”上古读音相同(其声母同为唇音明母,韵母同属鱼部),如此看来,这两个字符合古书用字假借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但古书中“舞”“武”通用极罕见,与用字假借的第二基本条件要求甚远。
俞樾《群经平议》训“乐则韶舞”有:“舞当读为武。”刘宝楠《论语正义》加以征引并认同说:“俞说是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云:“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周武王时的音乐。”据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载:“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俞樾之“舞当读为武”和杨伯峻之“‘舞’同‘武’”,正是用王引之所说的“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的解释形式。俞注和杨注均指出了“舞”与“武”两字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具体而言,“舞”为“借字”(或称“通假字”),“武”为“本字”。
“舞”作“武”解,俞樾《群经平议》提及三个用例:
例一是《周官•乡大夫》之“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五曰兴舞。”《论语•八佾篇》“射不主皮”,马融《注》引作“五曰兴武”。《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有:“《周礼•地官•乡大夫》:‘五曰兴舞。’《论语•八佾》《集解》马引舞作武,云‘兴舞同’。”《汉语大字典》中“舞”字释文之⑩有:“古乐曲名。《论语•卫灵公》:‘乐则《韶》《舞》,’俞樾平议:‘舞当读为武,……言乐当取法《韶》《舞》也。’”这两部辞书所引载的内容与俞樾所注,其实属递相袭用,重描写而轻分析。关于古书中有“舞”通“武”之说,历来注家也多囿于马融注和《论语•卫灵公》的用例,且是马融一家之言递相袭用而已,未有他书更多的旁证,与于省吾先生之“例备”(大量用例)要求甚远。今人牛泽群先生于《论语杞记》指出此处的“舞”作“武”解,“决非定论,既非定论则属马氏引误或据己意以改,不可为例。”牛先生所言甚是。
例二是《左传•庄十年》经文“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作“以蔡侯献武归”。《左传》《谷梁传》此处异文,是否为“舞”与“武”有用字假借关系之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谷梁传》抄自《公羊传》,《公羊传》抄自《左传》。《左传》《公羊传》经文均作“献舞”,《春秋》“三传”唯《谷梁传》独异。或为辗转之间的音误错简,乃个别现象,并非社会性约定俗成。俞氏所举《左传•庄十年》之“舞”字,解作“武”者,《古字通假会典》等辞书虽也有载录,但属递相袭用,并无旁证,律备而例乏,故不足为证。
例三是《诗序》:“维清,奏象舞也。”东汉蔡邕《独断》曰:“维清,奏《象》《武》之歌也。”所引《诗序》内容与《独断》之异文,他书罕见称引,也可以依第二例之剖析存疑之,甚至否定之。
“舞”与“武”虽为上古同之常用字且读音相同,但先秦两汉文献中,“舞”通“武”之用例却罕见,如果强解“乐则韶舞”有用字通假现象,在“律例兼备”上,显然失之于用例不足。至于“武”作“舞”解,牛泽群《论语札记》举两例:
(1)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吕氏春秋•大乐》)
(2)《礼记•乐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礼记•乐记》)
其实,牛泽群先生所引之例解说有误,例(1)中的“武”仍作“武”解,它是上古的一种道德观念。东汉高诱对该句注为:“狂悖之人,虽武不足畏。”《左传•僖公三十年》也有“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显然,例(1)之“武”不能作“舞”解。例(2)之“武”,意为“《武》之舞”,郑玄注:“武,谓周舞也。”也非用字假借。例(1)亦见引于《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中,载云:“《吕氏春秋•大乐》‘狂者非不武也。’《君书治要》引武作舞”。该辞书又载:“《战国策•燕策》:‘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作‘秦舞阳’。”如果此例可作通假解,但本字与借字并无借用通转之必然,即如果“武”通“舞”,未必“舞”就可通“武”。在通假上,本字与借字辗转通假的现象也极罕见。
可见,“舞”与“武”通用之例不但极罕见,而且所见之例也尚未定论,强解“舞”与“武”通用,实欠理据。对于古书中的用字,有通假而能读破之,则“怡然理顺”;无假借而强解之,则会“以文害辞”。
《论语》中“舞”有4见,用于专名“舞雩”的有2见:一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一是“樊迟从于舞雩之下,”(《颜渊》)另外两例:一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一是本文所论之“乐则韶舞”。专名“舞雩”之“舞”无须假借,“八佾舞于庭”之“舞”为动词亦无疑。《论语》同一书中,《八佾》篇已有“《韶》《武》”并提之语,何故《卫灵公》篇再并提时却作“韶舞”?故“韶舞”为“《韶》《武》”的可能性甚微。
《论语》中“武”有14见,皆用作专名(其中用于人名称谓的,指称“周武王”有4见,用于“孟武伯”“叔孙武叔”“臧武仲”各2见,用于“宁武子”1见,这11例中的“武”均为谥号。用于人名单字仅见于《微子》篇之“大师挚适齐,……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亦1见。用于地名“武城”的2见),这14例“武”,均未见与“舞”通用之例。
文字是记录语言学的工具,它与语言一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性。古音通假是古书的一种用字现象,通假字的使用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早已是历代之共识。宋陈骙认为“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文则》)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著笔者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既然通假这种用字假借乃古代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舞”“武”两字在古书中的使用也并不少见,乃常用之字,而且“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或“已经圣人之手”的《论语》同一部书中,弄出“乐则韶舞”之“舞”与“武”一个用字通假孤例或错简之例应不大可能,故此可以断《论语》中无“舞”与“武”通用之例。
王力先生评价清代王念孙父子在考证文献通假现象的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之所以值得赞扬,不但是他们大胆提出了‘以古音求古意,不即形体’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如果只凭声音相同或相近,就贸然下判断,或毫无根据,或找一些不相干的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王力先生这段话的要旨和于省吾先生的“律例兼备”的主张,都说明了认定古书通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乐则韶舞”这一句而言,强解“舞”通“武”实在缺乏“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这一“例备”基本条件。因此,该句无用字通假现象,宜解作“乐则《韶》舞”。
二、从语义上看,“乐则《韶》舞”与孔子之“德治”“中和”等思想更相宜
“德治”思想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德治”,即“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高尚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以及爱民利众等政策而推行的政治。《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从语义上讲,《卫灵公》第11章孔子意指治理国家应该吸取前人的长处,杜绝导致邪恶的苗头。《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乐甚多,举此二者作比,与其说以《武》乐彰显《韶》乐,毋宁说以《韶》乐抑《武》乐。因为《韶》为舜乐,舜是以圣德受禅,故尽善;周武王则以征伐得天下,故未尽善。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也。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述而》篇亦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金良年先生解此章有:“孔子所赞赏的不完全是乐曲的美妙,而在于作乐者的德行。相传《韶》是舜帝的雅乐,因此,孔子实际是在赞誉上古文治的尽善尽美。”皇侃《义疏》云:“《韶》舞,舜乐也。周用六代乐:一曰《云门》,黄帝乐也;二曰《咸池》,尧乐也;三曰《大韶》,舜乐也;四曰《大夏》,夏禹乐也;五曰《大濩》,殷汤乐也;六曰《大武》,周乐也。若余诸侯,则唯用时王之乐。鲁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赐四代礼乐,自虞而下,故云乐《韶》舞也。”朱熹《四书集注》亦作“《韶》舞”,并注云:“取其尽善尽美。”钱穆《论语新解》释“乐则韶舞”云:“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古称韶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而夏殷不与焉。孔子又言,韶尽美又尽善,故主用韶舞。此言乐,舞者乐之成。或说:则字犹取法义,谓乐当取法于韶。然以则为虚辞,文理更圆。”钱穆之注不但与皇侃、朱熹同,而且也作了具体剖析,并提出“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和“故主用韶舞”,理据上与皇注、朱注同源,也是“以经解经”,明白可解。
“中庸”也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于《雍也》篇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礼记•表记》孔子论断前代之政教理想时言:“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又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韩非子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囊》)可见,孔子对舜帝的德治仁政是极为崇尚的。诚如程石泉先生所言:“就个人言,文质彬彬是为君子;就一国政教言,如能使‘虞夏之质直’与‘殷周之文教’得其中和,是乃理想矣。”
《八佾》篇中孔子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其核心是“善”和“美”。“善”,即指《韶》乐内容之“善”;“美”,即指《韶》乐之“美”。“尽善尽美”是指《韶》乐的内容和形式能完美统一,具有“中和”之美,而《武》乐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未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孔子自述“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道”就是其德治思想,“一”就是“仁”。“文质彬彬”是孔子评价君子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其“中和”思想在文艺审美方面的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学习前代的长处,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皆器具之佳善者;《韶》舞,文艺之佳善者,当属“择其善者而从之”之列。郑声、佞人,文艺、人臣之恶劣者,当属“其不善而改之”之列,故孔子主张放之远之。《八佾》篇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提示了“仁”和“礼”两者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和“礼”的有机统一也是“文质彬彬”,是为政上的“中庸”。《武》虽美但不尽善,而《韶》则尽善尽美,同类之中取其佳善者,则乐当取法《韶》。所以,解作“乐则《韶》舞”比“乐则《韶》《武》”更能体现孔子所提倡的“德治”“中庸”等重要思想。
三、从语法修辞上看,“舞”与“武”通用则句式不协
秦汉以前人们认为“乐”(音乐艺术)是歌(歌词)、乐(乐曲)、舞(舞蹈)三者的有机统一,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明了“乐”产生的过程及其包含的三个内容成分:“形于声”的歌词、“变成方、谓之音”的乐曲和“干、戚、羽、旄”的舞蹈三个部分。《礼记•乐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所以,形成于虞舜时代的《韶》应该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统一的音乐艺术。但有论者认为“自夏启起,《韶乐》有歌舞分离的倾向。”并以《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按,《九辩》《九歌》与《九招》都是指《韶》乐。)和屈原《离骚》中的“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为例,指出《韶》可能专指舞蹈,《九歌》多指《韶乐》中的声乐和器乐部分。该论者进而还以《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的“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招》,以祀四望。”和“《九德》之歌,《九招》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也”为证,明确说明自西周以降,《韶》多指乐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有“使工为之歌《周南》……见舞《韶筲》者,……”,已“歌”与“舞”相分。所以,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巨著《史通》中认为:“然《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凡六笙之名,当时皆无辞,……”。指出《韶》乐有舞无辞,已是舞乐。又因为“乐”是总名,因此,春秋中后期之际的孔子称曰“乐则《韶》舞。”(即“音乐就采用《韶》舞”)从指称上应是符合时宜的。
上古汉语中,“舞”用作名词属常见用法,而且也存在“名词+舞”的语言结构形式。如:《左传•庄公十年》有:“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定公十年》:“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公羊传•宣公十年》:“《万》者何也?干舞也。龠者何,龠舞也。”《周礼•地官•司徒》:“……教柭舞;……教羽舞。”和“以乐舞教国子。”《诗经•邶风•简兮》有:“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墨子•非乐上》有:“《万》舞翼翼。”等。既然与《论语》同时代的上古多种文献中有“名词+舞”这样的语言结构形式,那么,“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舞”也是相宜的。
郑远汉先生指出:“语言形式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均衡美,即异中求同;一是变化美,即同中求变。”《论语•卫灵公》第11章解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则句式整齐有致,流畅自然又层次分明,正体现了语言形式美之均衡美。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提出“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的观点。“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式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音句与音句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就形成一个义句。”语言节律的匀称正是在音句的排列经营中实现的,“汉语的表达以音句的简短匀整为先,本质上是以语法脉络的清晰自然而然为务。”如果“舞”与“武”通用,则该章划分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三个义句。这样,第二个义句中的音句就构不成“则《韶》舞”“放郑声”和“远佞人”这样富有音乐性和顺序性的组合,因为“《韶》《舞》”与“郑声”“佞人”在结构上前者是并列式,后两者则是偏正式,明显不协。宋人陈骙说:“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通。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文则》)孔子强调“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又明确提出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和“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的修辞主张。在《论语》中,具有语言均衡美的句子俯拾即是。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可见,语言美也是《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乐则韶舞”作“乐则《韶》舞”解,符合《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舞”与“武” 毋须通用,“乐则韶舞”宜作“乐则《韶》舞”解。
蒋绍愚先生在谈到怎样才能正确地“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的问题时说:“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本字和借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才能产生通假。……二是即使两个字的古音相同或相近,也不一定就能通假。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这第二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因为假借字总的来说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语言象。……所以,如果说某字通某字,一般总能有旁证。如果举不出任何例子,那就可能只是主观猜测,或者是穿凿附会。”主张“乐则韶舞”之“舞”与“武”通用是否也是“主观猜测”,或者“穿凿附会”。裘锡圭先生指出“清儒讲通假,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风气一开,跟着就出现了流弊。有人既不充分注意古书使用通假字的实际情况,也不用心研究古书内容,以轻率的态度大讲通假。他们往往把古书里本来不是通假字的字说成是通假字。就是碰到真正的通假字,他们找出的本字也几乎是错的。”在“乐则韶舞”是否有用字通假的问题上,当以王力、于省吾先生之“律例兼备”的主张并结合文本相关的语义语法等方法来考察,所得结论才比较可信。上面所述内容,浅陋、瑕疵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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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若秋,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论语》 舞 武 通假 辨析
《论语•卫灵公》第11章全文为:“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对其中的“乐则韶舞”,历来注家各有所断,彼此龃龉,莫衷一是:一是把“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武》”,如:俞樾《群经平议》、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和台湾程石泉《论语读训》等;一是解作“乐则《韶》舞”,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四书集注》、钱穆《论语新解》、金良年《论语译注》等,不一而足。争论之关键在于“舞”与“武”是否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即“舞”是否为“武”之通假字?至今尚无定论。对于古书通假,清代黄生著《义府》云:“义存于声,声近义通。”朱骏声于其《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明确指出:“不明古音,不足以识假借。”据此,笔者认为考证文献使用通假的方法,并不能孤立地就字论字,还需要将通假用例的多寡、通假与语义语法等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笔者考察多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浅见,认为“乐则韶舞”这一句并无用字假借,应依皇侃等所主张,解作“乐则《韶》舞”。现作剖析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书中“舞”与“武”罕见有用字假借的关系
所谓“用字假借”,是指古人在撰文时,不用本字而用一个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的古书用字现象,也称“古音通假”。它是“本有其字而不用”的临时借用,是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这种用字现象必须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借字”与“本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二是古文献中必须有大量的用例作参证。这两个条件不可或缺。造成古书通假的主要原因,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是:“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又有传抄翻刻者因音近形似而误者。有论者认为,“地域方言之差别,是造成古人写错别字(后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合法化——叫做通假字)的一个原因”。先秦两汉古籍中通假字习见繁出,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多可以拿来借用,而不必拘泥于形体,所以要读通古书,就需要能读破通假。但是,并非音同或音近的字就有通假现象。于省吾先生曾借用法律术语,主张讨论通假问题时要“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所谓“律”,是指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借字和本字的读音要符合古音通转的规律,或者读音相同,或者读音相近;所谓“例”,主要指古文献中要有大量的用例。二者不可或缺,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
“舞”“武”两字自甲骨文即已存在,为古代之常用字,罕有用字假借。“舞”于《尚书》中5见,《诗经》《周礼》《左传》等上古典籍中也常见;“武”于《尚书》更常见,达50见。《诗经》《周易》《左传》等也常有用例。“舞”与“武”上古读音相同(其声母同为唇音明母,韵母同属鱼部),如此看来,这两个字符合古书用字假借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但古书中“舞”“武”通用极罕见,与用字假借的第二基本条件要求甚远。
俞樾《群经平议》训“乐则韶舞”有:“舞当读为武。”刘宝楠《论语正义》加以征引并认同说:“俞说是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云:“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周武王时的音乐。”据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载:“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俞樾之“舞当读为武”和杨伯峻之“‘舞’同‘武’”,正是用王引之所说的“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的解释形式。俞注和杨注均指出了“舞”与“武”两字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具体而言,“舞”为“借字”(或称“通假字”),“武”为“本字”。
“舞”作“武”解,俞樾《群经平议》提及三个用例:
例一是《周官•乡大夫》之“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五曰兴舞。”《论语•八佾篇》“射不主皮”,马融《注》引作“五曰兴武”。《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有:“《周礼•地官•乡大夫》:‘五曰兴舞。’《论语•八佾》《集解》马引舞作武,云‘兴舞同’。”《汉语大字典》中“舞”字释文之⑩有:“古乐曲名。《论语•卫灵公》:‘乐则《韶》《舞》,’俞樾平议:‘舞当读为武,……言乐当取法《韶》《舞》也。’”这两部辞书所引载的内容与俞樾所注,其实属递相袭用,重描写而轻分析。关于古书中有“舞”通“武”之说,历来注家也多囿于马融注和《论语•卫灵公》的用例,且是马融一家之言递相袭用而已,未有他书更多的旁证,与于省吾先生之“例备”(大量用例)要求甚远。今人牛泽群先生于《论语杞记》指出此处的“舞”作“武”解,“决非定论,既非定论则属马氏引误或据己意以改,不可为例。”牛先生所言甚是。
例二是《左传•庄十年》经文“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作“以蔡侯献武归”。《左传》《谷梁传》此处异文,是否为“舞”与“武”有用字假借关系之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谷梁传》抄自《公羊传》,《公羊传》抄自《左传》。《左传》《公羊传》经文均作“献舞”,《春秋》“三传”唯《谷梁传》独异。或为辗转之间的音误错简,乃个别现象,并非社会性约定俗成。俞氏所举《左传•庄十年》之“舞”字,解作“武”者,《古字通假会典》等辞书虽也有载录,但属递相袭用,并无旁证,律备而例乏,故不足为证。
例三是《诗序》:“维清,奏象舞也。”东汉蔡邕《独断》曰:“维清,奏《象》《武》之歌也。”所引《诗序》内容与《独断》之异文,他书罕见称引,也可以依第二例之剖析存疑之,甚至否定之。
“舞”与“武”虽为上古同之常用字且读音相同,但先秦两汉文献中,“舞”通“武”之用例却罕见,如果强解“乐则韶舞”有用字通假现象,在“律例兼备”上,显然失之于用例不足。至于“武”作“舞”解,牛泽群《论语札记》举两例:
(1)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吕氏春秋•大乐》)
(2)《礼记•乐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礼记•乐记》)
其实,牛泽群先生所引之例解说有误,例(1)中的“武”仍作“武”解,它是上古的一种道德观念。东汉高诱对该句注为:“狂悖之人,虽武不足畏。”《左传•僖公三十年》也有“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显然,例(1)之“武”不能作“舞”解。例(2)之“武”,意为“《武》之舞”,郑玄注:“武,谓周舞也。”也非用字假借。例(1)亦见引于《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中,载云:“《吕氏春秋•大乐》‘狂者非不武也。’《君书治要》引武作舞”。该辞书又载:“《战国策•燕策》:‘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作‘秦舞阳’。”如果此例可作通假解,但本字与借字并无借用通转之必然,即如果“武”通“舞”,未必“舞”就可通“武”。在通假上,本字与借字辗转通假的现象也极罕见。
可见,“舞”与“武”通用之例不但极罕见,而且所见之例也尚未定论,强解“舞”与“武”通用,实欠理据。对于古书中的用字,有通假而能读破之,则“怡然理顺”;无假借而强解之,则会“以文害辞”。
《论语》中“舞”有4见,用于专名“舞雩”的有2见:一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一是“樊迟从于舞雩之下,”(《颜渊》)另外两例:一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一是本文所论之“乐则韶舞”。专名“舞雩”之“舞”无须假借,“八佾舞于庭”之“舞”为动词亦无疑。《论语》同一书中,《八佾》篇已有“《韶》《武》”并提之语,何故《卫灵公》篇再并提时却作“韶舞”?故“韶舞”为“《韶》《武》”的可能性甚微。
《论语》中“武”有14见,皆用作专名(其中用于人名称谓的,指称“周武王”有4见,用于“孟武伯”“叔孙武叔”“臧武仲”各2见,用于“宁武子”1见,这11例中的“武”均为谥号。用于人名单字仅见于《微子》篇之“大师挚适齐,……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亦1见。用于地名“武城”的2见),这14例“武”,均未见与“舞”通用之例。
文字是记录语言学的工具,它与语言一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性。古音通假是古书的一种用字现象,通假字的使用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早已是历代之共识。宋陈骙认为“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文则》)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著笔者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既然通假这种用字假借乃古代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舞”“武”两字在古书中的使用也并不少见,乃常用之字,而且“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或“已经圣人之手”的《论语》同一部书中,弄出“乐则韶舞”之“舞”与“武”一个用字通假孤例或错简之例应不大可能,故此可以断《论语》中无“舞”与“武”通用之例。
王力先生评价清代王念孙父子在考证文献通假现象的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之所以值得赞扬,不但是他们大胆提出了‘以古音求古意,不即形体’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如果只凭声音相同或相近,就贸然下判断,或毫无根据,或找一些不相干的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王力先生这段话的要旨和于省吾先生的“律例兼备”的主张,都说明了认定古书通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乐则韶舞”这一句而言,强解“舞”通“武”实在缺乏“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这一“例备”基本条件。因此,该句无用字通假现象,宜解作“乐则《韶》舞”。
二、从语义上看,“乐则《韶》舞”与孔子之“德治”“中和”等思想更相宜
“德治”思想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德治”,即“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高尚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以及爱民利众等政策而推行的政治。《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从语义上讲,《卫灵公》第11章孔子意指治理国家应该吸取前人的长处,杜绝导致邪恶的苗头。《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乐甚多,举此二者作比,与其说以《武》乐彰显《韶》乐,毋宁说以《韶》乐抑《武》乐。因为《韶》为舜乐,舜是以圣德受禅,故尽善;周武王则以征伐得天下,故未尽善。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也。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述而》篇亦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金良年先生解此章有:“孔子所赞赏的不完全是乐曲的美妙,而在于作乐者的德行。相传《韶》是舜帝的雅乐,因此,孔子实际是在赞誉上古文治的尽善尽美。”皇侃《义疏》云:“《韶》舞,舜乐也。周用六代乐:一曰《云门》,黄帝乐也;二曰《咸池》,尧乐也;三曰《大韶》,舜乐也;四曰《大夏》,夏禹乐也;五曰《大濩》,殷汤乐也;六曰《大武》,周乐也。若余诸侯,则唯用时王之乐。鲁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赐四代礼乐,自虞而下,故云乐《韶》舞也。”朱熹《四书集注》亦作“《韶》舞”,并注云:“取其尽善尽美。”钱穆《论语新解》释“乐则韶舞”云:“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古称韶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而夏殷不与焉。孔子又言,韶尽美又尽善,故主用韶舞。此言乐,舞者乐之成。或说:则字犹取法义,谓乐当取法于韶。然以则为虚辞,文理更圆。”钱穆之注不但与皇侃、朱熹同,而且也作了具体剖析,并提出“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和“故主用韶舞”,理据上与皇注、朱注同源,也是“以经解经”,明白可解。
“中庸”也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于《雍也》篇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礼记•表记》孔子论断前代之政教理想时言:“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又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韩非子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囊》)可见,孔子对舜帝的德治仁政是极为崇尚的。诚如程石泉先生所言:“就个人言,文质彬彬是为君子;就一国政教言,如能使‘虞夏之质直’与‘殷周之文教’得其中和,是乃理想矣。”
《八佾》篇中孔子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其核心是“善”和“美”。“善”,即指《韶》乐内容之“善”;“美”,即指《韶》乐之“美”。“尽善尽美”是指《韶》乐的内容和形式能完美统一,具有“中和”之美,而《武》乐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未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孔子自述“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道”就是其德治思想,“一”就是“仁”。“文质彬彬”是孔子评价君子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其“中和”思想在文艺审美方面的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学习前代的长处,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皆器具之佳善者;《韶》舞,文艺之佳善者,当属“择其善者而从之”之列。郑声、佞人,文艺、人臣之恶劣者,当属“其不善而改之”之列,故孔子主张放之远之。《八佾》篇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提示了“仁”和“礼”两者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和“礼”的有机统一也是“文质彬彬”,是为政上的“中庸”。《武》虽美但不尽善,而《韶》则尽善尽美,同类之中取其佳善者,则乐当取法《韶》。所以,解作“乐则《韶》舞”比“乐则《韶》《武》”更能体现孔子所提倡的“德治”“中庸”等重要思想。
三、从语法修辞上看,“舞”与“武”通用则句式不协
秦汉以前人们认为“乐”(音乐艺术)是歌(歌词)、乐(乐曲)、舞(舞蹈)三者的有机统一,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明了“乐”产生的过程及其包含的三个内容成分:“形于声”的歌词、“变成方、谓之音”的乐曲和“干、戚、羽、旄”的舞蹈三个部分。《礼记•乐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所以,形成于虞舜时代的《韶》应该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统一的音乐艺术。但有论者认为“自夏启起,《韶乐》有歌舞分离的倾向。”并以《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按,《九辩》《九歌》与《九招》都是指《韶》乐。)和屈原《离骚》中的“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为例,指出《韶》可能专指舞蹈,《九歌》多指《韶乐》中的声乐和器乐部分。该论者进而还以《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的“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招》,以祀四望。”和“《九德》之歌,《九招》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也”为证,明确说明自西周以降,《韶》多指乐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有“使工为之歌《周南》……见舞《韶筲》者,……”,已“歌”与“舞”相分。所以,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巨著《史通》中认为:“然《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凡六笙之名,当时皆无辞,……”。指出《韶》乐有舞无辞,已是舞乐。又因为“乐”是总名,因此,春秋中后期之际的孔子称曰“乐则《韶》舞。”(即“音乐就采用《韶》舞”)从指称上应是符合时宜的。
上古汉语中,“舞”用作名词属常见用法,而且也存在“名词+舞”的语言结构形式。如:《左传•庄公十年》有:“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定公十年》:“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公羊传•宣公十年》:“《万》者何也?干舞也。龠者何,龠舞也。”《周礼•地官•司徒》:“……教柭舞;……教羽舞。”和“以乐舞教国子。”《诗经•邶风•简兮》有:“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墨子•非乐上》有:“《万》舞翼翼。”等。既然与《论语》同时代的上古多种文献中有“名词+舞”这样的语言结构形式,那么,“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舞”也是相宜的。
郑远汉先生指出:“语言形式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均衡美,即异中求同;一是变化美,即同中求变。”《论语•卫灵公》第11章解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则句式整齐有致,流畅自然又层次分明,正体现了语言形式美之均衡美。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提出“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的观点。“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式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音句与音句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就形成一个义句。”语言节律的匀称正是在音句的排列经营中实现的,“汉语的表达以音句的简短匀整为先,本质上是以语法脉络的清晰自然而然为务。”如果“舞”与“武”通用,则该章划分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三个义句。这样,第二个义句中的音句就构不成“则《韶》舞”“放郑声”和“远佞人”这样富有音乐性和顺序性的组合,因为“《韶》《舞》”与“郑声”“佞人”在结构上前者是并列式,后两者则是偏正式,明显不协。宋人陈骙说:“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通。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文则》)孔子强调“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又明确提出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和“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的修辞主张。在《论语》中,具有语言均衡美的句子俯拾即是。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可见,语言美也是《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乐则韶舞”作“乐则《韶》舞”解,符合《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舞”与“武” 毋须通用,“乐则韶舞”宜作“乐则《韶》舞”解。
蒋绍愚先生在谈到怎样才能正确地“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的问题时说:“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本字和借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才能产生通假。……二是即使两个字的古音相同或相近,也不一定就能通假。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这第二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因为假借字总的来说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语言象。……所以,如果说某字通某字,一般总能有旁证。如果举不出任何例子,那就可能只是主观猜测,或者是穿凿附会。”主张“乐则韶舞”之“舞”与“武”通用是否也是“主观猜测”,或者“穿凿附会”。裘锡圭先生指出“清儒讲通假,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风气一开,跟着就出现了流弊。有人既不充分注意古书使用通假字的实际情况,也不用心研究古书内容,以轻率的态度大讲通假。他们往往把古书里本来不是通假字的字说成是通假字。就是碰到真正的通假字,他们找出的本字也几乎是错的。”在“乐则韶舞”是否有用字通假的问题上,当以王力、于省吾先生之“律例兼备”的主张并结合文本相关的语义语法等方法来考察,所得结论才比较可信。上面所述内容,浅陋、瑕疵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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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若秋,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