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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著作，也是一部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文献。因其为语录体著作，缺乏具体语境，使很多章句在读解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就其中的“乐则韶舞”一句，从文字、语义和语法修辞等角度进行辨析，指出该句并无用字假借现象，即“舞”毋须通“武”，宜作“乐则《韶》舞”解，则语义、语法上与孔子的“中庸”“德治”等思想和《论语》语言风格更相宜。
关键词：《论语》 舞 武 通假 辨析
《论语•卫灵公》第11章全文为：“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对其中的“乐则韶舞”，历来注家各有所断，彼此龃龉，莫衷一是：一是把“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武》”，如：俞樾《群经平议》、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和台湾程石泉《论语读训》等；一是解作“乐则《韶》舞”，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四书集注》、钱穆《论语新解》、金良年《论语译注》等，不一而足。争论之关键在于“舞”与“武”是否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即“舞”是否为“武”之通假字？至今尚无定论。对于古书通假，清代黄生著《义府》云：“义存于声，声近义通。”朱骏声于其《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明确指出：“不明古音，不足以识假借。”据此，笔者认为考证文献使用通假的方法，并不能孤立地就字论字，还需要将通假用例的多寡、通假与语义语法等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笔者考察多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浅见，认为“乐则韶舞”这一句并无用字假借，应依皇侃等所主张，解作“乐则《韶》舞”。现作剖析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书中“舞”与“武”罕见有用字假借的关系
所谓“用字假借”，是指古人在撰文时，不用本字而用一个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的古书用字现象，也称“古音通假”。它是“本有其字而不用”的临时借用，是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这种用字现象必须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借字”与“本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二是古文献中必须有大量的用例作参证。这两个条件不可或缺。造成古书通假的主要原因，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是：“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又有传抄翻刻者因音近形似而误者。有论者认为，“地域方言之差别，是造成古人写错别字（后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合法化——叫做通假字）的一个原因”。先秦两汉古籍中通假字习见繁出，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多可以拿来借用，而不必拘泥于形体，所以要读通古书，就需要能读破通假。但是，并非音同或音近的字就有通假现象。于省吾先生曾借用法律术语，主张讨论通假问题时要“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所谓“律”，是指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借字和本字的读音要符合古音通转的规律，或者读音相同，或者读音相近；所谓“例”，主要指古文献中要有大量的用例。二者不可或缺，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
“舞”“武”两字自甲骨文即已存在，为古代之常用字，罕有用字假借。“舞”于《尚书》中5见，《诗经》《周礼》《左传》等上古典籍中也常见；“武”于《尚书》更常见，达50见。《诗经》《周易》《左传》等也常有用例。“舞”与“武”上古读音相同（其声母同为唇音明母，韵母同属鱼部），如此看来，这两个字符合古书用字假借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但古书中“舞”“武”通用极罕见，与用字假借的第二基本条件要求甚远。
俞樾《群经平议》训“乐则韶舞”有：“舞当读为武。”刘宝楠《论语正义》加以征引并认同说：“俞说是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云：“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周武王时的音乐。”据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载：“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俞樾之“舞当读为武”和杨伯峻之“‘舞’同‘武’”，正是用王引之所说的“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的解释形式。俞注和杨注均指出了“舞”与“武”两字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具体而言，“舞”为“借字”（或称“通假字”），“武”为“本字”。
“舞”作“武”解，俞樾《群经平议》提及三个用例：
例一是《周官•乡大夫》之“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五曰兴舞。”《论语•八佾篇》“射不主皮”，马融《注》引作“五曰兴武”。《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有：“《周礼•地官•乡大夫》：‘五曰兴舞。’《论语•八佾》《集解》马引舞作武，云‘兴舞同’。”《汉语大字典》中“舞”字释文之⑩有：“古乐曲名。《论语•卫灵公》：‘乐则《韶》《舞》，’俞樾平议：‘舞当读为武，……言乐当取法《韶》《舞》也。’”这两部辞书所引载的内容与俞樾所注，其实属递相袭用，重描写而轻分析。关于古书中有“舞”通“武”之说，历来注家也多囿于马融注和《论语•卫灵公》的用例，且是马融一家之言递相袭用而已，未有他书更多的旁证，与于省吾先生之“例备”（大量用例）要求甚远。今人牛泽群先生于《论语杞记》指出此处的“舞”作“武”解，“决非定论，既非定论则属马氏引误或据己意以改，不可为例。”牛先生所言甚是。
例二是《左传•庄十年》经文“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作“以蔡侯献武归”。《左传》《谷梁传》此处异文，是否为“舞”与“武”有用字假借关系之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谷梁传》抄自《公羊传》，《公羊传》抄自《左传》。《左传》《公羊传》经文均作“献舞”，《春秋》“三传”唯《谷梁传》独异。或为辗转之间的音误错简，乃个别现象，并非社会性约定俗成。俞氏所举《左传•庄十年》之“舞”字，解作“武”者，《古字通假会典》等辞书虽也有载录，但属递相袭用，并无旁证，律备而例乏，故不足为证。
例三是《诗序》：“维清，奏象舞也。”东汉蔡邕《独断》曰：“维清，奏《象》《武》之歌也。”所引《诗序》内容与《独断》之异文，他书罕见称引，也可以依第二例之剖析存疑之，甚至否定之。
“舞”与“武”虽为上古同之常用字且读音相同，但先秦两汉文献中，“舞”通“武”之用例却罕见，如果强解“乐则韶舞”有用字通假现象，在“律例兼备”上，显然失之于用例不足。至于“武”作“舞”解，牛泽群《论语札记》举两例：
（1）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吕氏春秋•大乐》）
（2）《礼记•乐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礼记•乐记》）
其实，牛泽群先生所引之例解说有误，例（1）中的“武”仍作“武”解，它是上古的一种道德观念。东汉高诱对该句注为：“狂悖之人，虽武不足畏。”《左传•僖公三十年》也有“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显然，例（1）之“武”不能作“舞”解。例（2）之“武”，意为“《武》之舞”，郑玄注：“武，谓周舞也。”也非用字假借。例（1）亦见引于《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中，载云：“《吕氏春秋•大乐》‘狂者非不武也。’《君书治要》引武作舞”。该辞书又载：“《战国策•燕策》：‘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作‘秦舞阳’。”如果此例可作通假解，但本字与借字并无借用通转之必然，即如果“武”通“舞”，未必“舞”就可通“武”。在通假上，本字与借字辗转通假的现象也极罕见。
可见，“舞”与“武”通用之例不但极罕见，而且所见之例也尚未定论，强解“舞”与“武”通用，实欠理据。对于古书中的用字，有通假而能读破之，则“怡然理顺”；无假借而强解之，则会“以文害辞”。
《论语》中“舞”有4见，用于专名“舞雩”的有2见：一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一是“樊迟从于舞雩之下，”（《颜渊》）另外两例：一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一是本文所论之“乐则韶舞”。专名“舞雩”之“舞”无须假借，“八佾舞于庭”之“舞”为动词亦无疑。《论语》同一书中，《八佾》篇已有“《韶》《武》”并提之语，何故《卫灵公》篇再并提时却作“韶舞”？故“韶舞”为“《韶》《武》”的可能性甚微。
《论语》中“武”有14见，皆用作专名（其中用于人名称谓的，指称“周武王”有4见，用于“孟武伯”“叔孙武叔”“臧武仲”各2见，用于“宁武子”1见，这11例中的“武”均为谥号。用于人名单字仅见于《微子》篇之“大师挚适齐，……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亦1见。用于地名“武城”的2见），这14例“武”，均未见与“舞”通用之例。
文字是记录语言学的工具，它与语言一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性。古音通假是古书的一种用字现象，通假字的使用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早已是历代之共识。宋陈骙认为“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文则》）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著笔者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既然通假这种用字假借乃古代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舞”“武”两字在古书中的使用也并不少见，乃常用之字，而且“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或“已经圣人之手”的《论语》同一部书中，弄出“乐则韶舞”之“舞”与“武”一个用字通假孤例或错简之例应不大可能，故此可以断《论语》中无“舞”与“武”通用之例。
王力先生评价清代王念孙父子在考证文献通假现象的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之所以值得赞扬，不但是他们大胆提出了‘以古音求古意，不即形体’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如果只凭声音相同或相近，就贸然下判断，或毫无根据，或找一些不相干的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王力先生这段话的要旨和于省吾先生的“律例兼备”的主张，都说明了认定古书通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乐则韶舞”这一句而言，强解“舞”通“武”实在缺乏“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这一“例备”基本条件。因此，该句无用字通假现象，宜解作“乐则《韶》舞”。
二、从语义上看，“乐则《韶》舞”与孔子之“德治”“中和”等思想更相宜
“德治”思想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德治”，即“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高尚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以及爱民利众等政策而推行的政治。《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从语义上讲，《卫灵公》第11章孔子意指治理国家应该吸取前人的长处，杜绝导致邪恶的苗头。《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乐甚多，举此二者作比，与其说以《武》乐彰显《韶》乐，毋宁说以《韶》乐抑《武》乐。因为《韶》为舜乐，舜是以圣德受禅，故尽善；周武王则以征伐得天下，故未尽善。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也。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述而》篇亦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金良年先生解此章有：“孔子所赞赏的不完全是乐曲的美妙，而在于作乐者的德行。相传《韶》是舜帝的雅乐，因此，孔子实际是在赞誉上古文治的尽善尽美。”皇侃《义疏》云：“《韶》舞，舜乐也。周用六代乐：一曰《云门》，黄帝乐也；二曰《咸池》，尧乐也；三曰《大韶》，舜乐也；四曰《大夏》，夏禹乐也；五曰《大濩》，殷汤乐也；六曰《大武》，周乐也。若余诸侯，则唯用时王之乐。鲁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赐四代礼乐，自虞而下，故云乐《韶》舞也。”朱熹《四书集注》亦作“《韶》舞”，并注云：“取其尽善尽美。”钱穆《论语新解》释“乐则韶舞”云：“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古称韶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而夏殷不与焉。孔子又言，韶尽美又尽善，故主用韶舞。此言乐，舞者乐之成。或说：则字犹取法义，谓乐当取法于韶。然以则为虚辞，文理更圆。”钱穆之注不但与皇侃、朱熹同，而且也作了具体剖析，并提出“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和“故主用韶舞”，理据上与皇注、朱注同源，也是“以经解经”，明白可解。
“中庸”也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于《雍也》篇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礼记•表记》孔子论断前代之政教理想时言：“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又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韩非子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囊》）可见，孔子对舜帝的德治仁政是极为崇尚的。诚如程石泉先生所言：“就个人言，文质彬彬是为君子；就一国政教言，如能使‘虞夏之质直’与‘殷周之文教’得其中和，是乃理想矣。”
《八佾》篇中孔子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其核心是“善”和“美”。“善”，即指《韶》乐内容之“善”；“美”，即指《韶》乐之“美”。“尽善尽美”是指《韶》乐的内容和形式能完美统一，具有“中和”之美，而《武》乐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未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孔子自述“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道”就是其德治思想，“一”就是“仁”。“文质彬彬”是孔子评价君子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其“中和”思想在文艺审美方面的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学习前代的长处，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皆器具之佳善者；《韶》舞，文艺之佳善者，当属“择其善者而从之”之列。郑声、佞人，文艺、人臣之恶劣者，当属“其不善而改之”之列，故孔子主张放之远之。《八佾》篇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提示了“仁”和“礼”两者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和“礼”的有机统一也是“文质彬彬”，是为政上的“中庸”。《武》虽美但不尽善，而《韶》则尽善尽美，同类之中取其佳善者，则乐当取法《韶》。所以，解作“乐则《韶》舞”比“乐则《韶》《武》”更能体现孔子所提倡的“德治”“中庸”等重要思想。
三、从语法修辞上看，“舞”与“武”通用则句式不协
秦汉以前人们认为“乐”（音乐艺术）是歌（歌词）、乐（乐曲）、舞（舞蹈）三者的有机统一，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明了“乐”产生的过程及其包含的三个内容成分：“形于声”的歌词、“变成方、谓之音”的乐曲和“干、戚、羽、旄”的舞蹈三个部分。《礼记•乐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所以，形成于虞舜时代的《韶》应该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统一的音乐艺术。但有论者认为“自夏启起，《韶乐》有歌舞分离的倾向。”并以《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按，《九辩》《九歌》与《九招》都是指《韶》乐。）和屈原《离骚》中的“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为例，指出《韶》可能专指舞蹈，《九歌》多指《韶乐》中的声乐和器乐部分。该论者进而还以《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的“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招》，以祀四望。”和“《九德》之歌，《九招》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也”为证，明确说明自西周以降，《韶》多指乐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有“使工为之歌《周南》……见舞《韶筲》者，……”，已“歌”与“舞”相分。所以，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巨著《史通》中认为：“然《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凡六笙之名，当时皆无辞，……”。指出《韶》乐有舞无辞，已是舞乐。又因为“乐”是总名，因此，春秋中后期之际的孔子称曰“乐则《韶》舞。”（即“音乐就采用《韶》舞”）从指称上应是符合时宜的。
上古汉语中，“舞”用作名词属常见用法，而且也存在“名词+舞”的语言结构形式。如：《左传•庄公十年》有：“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定公十年》：“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公羊传•宣公十年》：“《万》者何也？干舞也。龠者何，龠舞也。”《周礼•地官•司徒》：“……教柭舞；……教羽舞。”和“以乐舞教国子。”《诗经•邶风•简兮》有：“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墨子•非乐上》有：“《万》舞翼翼。”等。既然与《论语》同时代的上古多种文献中有“名词+舞”这样的语言结构形式，那么，“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舞”也是相宜的。
郑远汉先生指出：“语言形式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均衡美，即异中求同；一是变化美，即同中求变。”《论语•卫灵公》第11章解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则句式整齐有致，流畅自然又层次分明，正体现了语言形式美之均衡美。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提出“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的观点。“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式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音句与音句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就形成一个义句。”语言节律的匀称正是在音句的排列经营中实现的，“汉语的表达以音句的简短匀整为先，本质上是以语法脉络的清晰自然而然为务。”如果“舞”与“武”通用，则该章划分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三个义句。这样，第二个义句中的音句就构不成“则《韶》舞”“放郑声”和“远佞人”这样富有音乐性和顺序性的组合，因为“《韶》《舞》”与“郑声”“佞人”在结构上前者是并列式，后两者则是偏正式，明显不协。宋人陈骙说：“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通。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文则》）孔子强调“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又明确提出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和“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的修辞主张。在《论语》中，具有语言均衡美的句子俯拾即是。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可见，语言美也是《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乐则韶舞”作“乐则《韶》舞”解，符合《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舞”与“武” 毋须通用，“乐则韶舞”宜作“乐则《韶》舞”解。
蒋绍愚先生在谈到怎样才能正确地“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的问题时说：“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本字和借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才能产生通假。……二是即使两个字的古音相同或相近，也不一定就能通假。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这第二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因为假借字总的来说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语言象。……所以，如果说某字通某字，一般总能有旁证。如果举不出任何例子，那就可能只是主观猜测，或者是穿凿附会。”主张“乐则韶舞”之“舞”与“武”通用是否也是“主观猜测”，或者“穿凿附会”。裘锡圭先生指出“清儒讲通假，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风气一开，跟着就出现了流弊。有人既不充分注意古书使用通假字的实际情况，也不用心研究古书内容，以轻率的态度大讲通假。他们往往把古书里本来不是通假字的字说成是通假字。就是碰到真正的通假字，他们找出的本字也几乎是错的。”在“乐则韶舞”是否有用字通假的问题上，当以王力、于省吾先生之“律例兼备”的主张并结合文本相关的语义语法等方法来考察，所得结论才比较可信。上面所述内容，浅陋、瑕疵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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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裘锡圭．文字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谢若秋，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论语》 舞 武 通假 辨析
《论语•卫灵公》第11章全文为：“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对其中的“乐则韶舞”，历来注家各有所断，彼此龃龉，莫衷一是：一是把“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武》”，如：俞樾《群经平议》、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和台湾程石泉《论语读训》等；一是解作“乐则《韶》舞”，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四书集注》、钱穆《论语新解》、金良年《论语译注》等，不一而足。争论之关键在于“舞”与“武”是否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即“舞”是否为“武”之通假字？至今尚无定论。对于古书通假，清代黄生著《义府》云：“义存于声，声近义通。”朱骏声于其《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明确指出：“不明古音，不足以识假借。”据此，笔者认为考证文献使用通假的方法，并不能孤立地就字论字，还需要将通假用例的多寡、通假与语义语法等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笔者考察多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浅见，认为“乐则韶舞”这一句并无用字假借，应依皇侃等所主张，解作“乐则《韶》舞”。现作剖析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书中“舞”与“武”罕见有用字假借的关系
所谓“用字假借”，是指古人在撰文时，不用本字而用一个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的古书用字现象，也称“古音通假”。它是“本有其字而不用”的临时借用，是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这种用字现象必须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借字”与“本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二是古文献中必须有大量的用例作参证。这两个条件不可或缺。造成古书通假的主要原因，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是：“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又有传抄翻刻者因音近形似而误者。有论者认为，“地域方言之差别，是造成古人写错别字（后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合法化——叫做通假字）的一个原因”。先秦两汉古籍中通假字习见繁出，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多可以拿来借用，而不必拘泥于形体，所以要读通古书，就需要能读破通假。但是，并非音同或音近的字就有通假现象。于省吾先生曾借用法律术语，主张讨论通假问题时要“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所谓“律”，是指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借字和本字的读音要符合古音通转的规律，或者读音相同，或者读音相近；所谓“例”，主要指古文献中要有大量的用例。二者不可或缺，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
“舞”“武”两字自甲骨文即已存在，为古代之常用字，罕有用字假借。“舞”于《尚书》中5见，《诗经》《周礼》《左传》等上古典籍中也常见；“武”于《尚书》更常见，达50见。《诗经》《周易》《左传》等也常有用例。“舞”与“武”上古读音相同（其声母同为唇音明母，韵母同属鱼部），如此看来，这两个字符合古书用字假借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但古书中“舞”“武”通用极罕见，与用字假借的第二基本条件要求甚远。
俞樾《群经平议》训“乐则韶舞”有：“舞当读为武。”刘宝楠《论语正义》加以征引并认同说：“俞说是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云：“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周武王时的音乐。”据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载：“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俞樾之“舞当读为武”和杨伯峻之“‘舞’同‘武’”，正是用王引之所说的“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的解释形式。俞注和杨注均指出了“舞”与“武”两字有用字假借的关系。具体而言，“舞”为“借字”（或称“通假字”），“武”为“本字”。
“舞”作“武”解，俞樾《群经平议》提及三个用例：
例一是《周官•乡大夫》之“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五曰兴舞。”《论语•八佾篇》“射不主皮”，马融《注》引作“五曰兴武”。《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有：“《周礼•地官•乡大夫》：‘五曰兴舞。’《论语•八佾》《集解》马引舞作武，云‘兴舞同’。”《汉语大字典》中“舞”字释文之⑩有：“古乐曲名。《论语•卫灵公》：‘乐则《韶》《舞》，’俞樾平议：‘舞当读为武，……言乐当取法《韶》《舞》也。’”这两部辞书所引载的内容与俞樾所注，其实属递相袭用，重描写而轻分析。关于古书中有“舞”通“武”之说，历来注家也多囿于马融注和《论语•卫灵公》的用例，且是马融一家之言递相袭用而已，未有他书更多的旁证，与于省吾先生之“例备”（大量用例）要求甚远。今人牛泽群先生于《论语杞记》指出此处的“舞”作“武”解，“决非定论，既非定论则属马氏引误或据己意以改，不可为例。”牛先生所言甚是。
例二是《左传•庄十年》经文“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作“以蔡侯献武归”。《左传》《谷梁传》此处异文，是否为“舞”与“武”有用字假借关系之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谷梁传》抄自《公羊传》，《公羊传》抄自《左传》。《左传》《公羊传》经文均作“献舞”，《春秋》“三传”唯《谷梁传》独异。或为辗转之间的音误错简，乃个别现象，并非社会性约定俗成。俞氏所举《左传•庄十年》之“舞”字，解作“武”者，《古字通假会典》等辞书虽也有载录，但属递相袭用，并无旁证，律备而例乏，故不足为证。
例三是《诗序》：“维清，奏象舞也。”东汉蔡邕《独断》曰：“维清，奏《象》《武》之歌也。”所引《诗序》内容与《独断》之异文，他书罕见称引，也可以依第二例之剖析存疑之，甚至否定之。
“舞”与“武”虽为上古同之常用字且读音相同，但先秦两汉文献中，“舞”通“武”之用例却罕见，如果强解“乐则韶舞”有用字通假现象，在“律例兼备”上，显然失之于用例不足。至于“武”作“舞”解，牛泽群《论语札记》举两例：
（1）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吕氏春秋•大乐》）
（2）《礼记•乐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礼记•乐记》）
其实，牛泽群先生所引之例解说有误，例（1）中的“武”仍作“武”解，它是上古的一种道德观念。东汉高诱对该句注为：“狂悖之人，虽武不足畏。”《左传•僖公三十年》也有“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显然，例（1）之“武”不能作“舞”解。例（2）之“武”，意为“《武》之舞”，郑玄注：“武，谓周舞也。”也非用字假借。例（1）亦见引于《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之“武字声系”中，载云：“《吕氏春秋•大乐》‘狂者非不武也。’《君书治要》引武作舞”。该辞书又载：“《战国策•燕策》：‘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作‘秦舞阳’。”如果此例可作通假解，但本字与借字并无借用通转之必然，即如果“武”通“舞”，未必“舞”就可通“武”。在通假上，本字与借字辗转通假的现象也极罕见。
可见，“舞”与“武”通用之例不但极罕见，而且所见之例也尚未定论，强解“舞”与“武”通用，实欠理据。对于古书中的用字，有通假而能读破之，则“怡然理顺”；无假借而强解之，则会“以文害辞”。
《论语》中“舞”有4见，用于专名“舞雩”的有2见：一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一是“樊迟从于舞雩之下，”（《颜渊》）另外两例：一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一是本文所论之“乐则韶舞”。专名“舞雩”之“舞”无须假借，“八佾舞于庭”之“舞”为动词亦无疑。《论语》同一书中，《八佾》篇已有“《韶》《武》”并提之语，何故《卫灵公》篇再并提时却作“韶舞”？故“韶舞”为“《韶》《武》”的可能性甚微。
《论语》中“武”有14见，皆用作专名（其中用于人名称谓的，指称“周武王”有4见，用于“孟武伯”“叔孙武叔”“臧武仲”各2见，用于“宁武子”1见，这11例中的“武”均为谥号。用于人名单字仅见于《微子》篇之“大师挚适齐，……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亦1见。用于地名“武城”的2见），这14例“武”，均未见与“舞”通用之例。
文字是记录语言学的工具，它与语言一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性。古音通假是古书的一种用字现象，通假字的使用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早已是历代之共识。宋陈骙认为“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文则》）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著笔者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既然通假这种用字假借乃古代社会性约定俗成的用字现象，“舞”“武”两字在古书中的使用也并不少见，乃常用之字，而且“经过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或“已经圣人之手”的《论语》同一部书中，弄出“乐则韶舞”之“舞”与“武”一个用字通假孤例或错简之例应不大可能，故此可以断《论语》中无“舞”与“武”通用之例。
王力先生评价清代王念孙父子在考证文献通假现象的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之所以值得赞扬，不但是他们大胆提出了‘以古音求古意，不即形体’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如果只凭声音相同或相近，就贸然下判断，或毫无根据，或找一些不相干的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王力先生这段话的要旨和于省吾先生的“律例兼备”的主张，都说明了认定古书通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乐则韶舞”这一句而言，强解“舞”通“武”实在缺乏“大量的材料或强有力的证据”这一“例备”基本条件。因此，该句无用字通假现象，宜解作“乐则《韶》舞”。
二、从语义上看，“乐则《韶》舞”与孔子之“德治”“中和”等思想更相宜
“德治”思想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德治”，即“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高尚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以及爱民利众等政策而推行的政治。《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从语义上讲，《卫灵公》第11章孔子意指治理国家应该吸取前人的长处，杜绝导致邪恶的苗头。《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乐甚多，举此二者作比，与其说以《武》乐彰显《韶》乐，毋宁说以《韶》乐抑《武》乐。因为《韶》为舜乐，舜是以圣德受禅，故尽善；周武王则以征伐得天下，故未尽善。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也。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述而》篇亦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金良年先生解此章有：“孔子所赞赏的不完全是乐曲的美妙，而在于作乐者的德行。相传《韶》是舜帝的雅乐，因此，孔子实际是在赞誉上古文治的尽善尽美。”皇侃《义疏》云：“《韶》舞，舜乐也。周用六代乐：一曰《云门》，黄帝乐也；二曰《咸池》，尧乐也；三曰《大韶》，舜乐也；四曰《大夏》，夏禹乐也；五曰《大濩》，殷汤乐也；六曰《大武》，周乐也。若余诸侯，则唯用时王之乐。鲁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赐四代礼乐，自虞而下，故云乐《韶》舞也。”朱熹《四书集注》亦作“《韶》舞”，并注云：“取其尽善尽美。”钱穆《论语新解》释“乐则韶舞”云：“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古称韶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而夏殷不与焉。孔子又言，韶尽美又尽善，故主用韶舞。此言乐，舞者乐之成。或说：则字犹取法义，谓乐当取法于韶。然以则为虚辞，文理更圆。”钱穆之注不但与皇侃、朱熹同，而且也作了具体剖析，并提出“孔子论乐独称韶舞”和“故主用韶舞”，理据上与皇注、朱注同源，也是“以经解经”，明白可解。
“中庸”也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于《雍也》篇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礼记•表记》孔子论断前代之政教理想时言：“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又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韩非子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囊》）可见，孔子对舜帝的德治仁政是极为崇尚的。诚如程石泉先生所言：“就个人言，文质彬彬是为君子；就一国政教言，如能使‘虞夏之质直’与‘殷周之文教’得其中和，是乃理想矣。”
《八佾》篇中孔子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其核心是“善”和“美”。“善”，即指《韶》乐内容之“善”；“美”，即指《韶》乐之“美”。“尽善尽美”是指《韶》乐的内容和形式能完美统一，具有“中和”之美，而《武》乐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未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论语》中直接提到“德治”思想近40处。孔子自述“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道”就是其德治思想，“一”就是“仁”。“文质彬彬”是孔子评价君子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其“中和”思想在文艺审美方面的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学习前代的长处，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皆器具之佳善者；《韶》舞，文艺之佳善者，当属“择其善者而从之”之列。郑声、佞人，文艺、人臣之恶劣者，当属“其不善而改之”之列，故孔子主张放之远之。《八佾》篇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提示了“仁”和“礼”两者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和“礼”的有机统一也是“文质彬彬”，是为政上的“中庸”。《武》虽美但不尽善，而《韶》则尽善尽美，同类之中取其佳善者，则乐当取法《韶》。所以，解作“乐则《韶》舞”比“乐则《韶》《武》”更能体现孔子所提倡的“德治”“中庸”等重要思想。
三、从语法修辞上看，“舞”与“武”通用则句式不协
秦汉以前人们认为“乐”（音乐艺术）是歌（歌词）、乐（乐曲）、舞（舞蹈）三者的有机统一，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明了“乐”产生的过程及其包含的三个内容成分：“形于声”的歌词、“变成方、谓之音”的乐曲和“干、戚、羽、旄”的舞蹈三个部分。《礼记•乐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所以，形成于虞舜时代的《韶》应该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统一的音乐艺术。但有论者认为“自夏启起，《韶乐》有歌舞分离的倾向。”并以《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按，《九辩》《九歌》与《九招》都是指《韶》乐。）和屈原《离骚》中的“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为例，指出《韶》可能专指舞蹈，《九歌》多指《韶乐》中的声乐和器乐部分。该论者进而还以《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的“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招》，以祀四望。”和“《九德》之歌，《九招》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也”为证，明确说明自西周以降，《韶》多指乐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有“使工为之歌《周南》……见舞《韶筲》者，……”，已“歌”与“舞”相分。所以，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巨著《史通》中认为：“然《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凡六笙之名，当时皆无辞，……”。指出《韶》乐有舞无辞，已是舞乐。又因为“乐”是总名，因此，春秋中后期之际的孔子称曰“乐则《韶》舞。”（即“音乐就采用《韶》舞”）从指称上应是符合时宜的。
上古汉语中，“舞”用作名词属常见用法，而且也存在“名词+舞”的语言结构形式。如：《左传•庄公十年》有：“以蔡侯献舞归。”《谷梁传•定公十年》：“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公羊传•宣公十年》：“《万》者何也？干舞也。龠者何，龠舞也。”《周礼•地官•司徒》：“……教柭舞；……教羽舞。”和“以乐舞教国子。”《诗经•邶风•简兮》有：“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墨子•非乐上》有：“《万》舞翼翼。”等。既然与《论语》同时代的上古多种文献中有“名词+舞”这样的语言结构形式，那么，“乐则韶舞”解作“乐则《韶》舞”也是相宜的。
郑远汉先生指出：“语言形式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均衡美，即异中求同；一是变化美，即同中求变。”《论语•卫灵公》第11章解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则句式整齐有致，流畅自然又层次分明，正体现了语言形式美之均衡美。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提出“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的观点。“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式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音句与音句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就形成一个义句。”语言节律的匀称正是在音句的排列经营中实现的，“汉语的表达以音句的简短匀整为先，本质上是以语法脉络的清晰自然而然为务。”如果“舞”与“武”通用，则该章划分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三个义句。这样，第二个义句中的音句就构不成“则《韶》舞”“放郑声”和“远佞人”这样富有音乐性和顺序性的组合，因为“《韶》《舞》”与“郑声”“佞人”在结构上前者是并列式，后两者则是偏正式，明显不协。宋人陈骙说：“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通。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文则》）孔子强调“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又明确提出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和“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的修辞主张。在《论语》中，具有语言均衡美的句子俯拾即是。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可见，语言美也是《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乐则韶舞”作“乐则《韶》舞”解，符合《论语》的语言风格特点，“舞”与“武” 毋须通用，“乐则韶舞”宜作“乐则《韶》舞”解。
蒋绍愚先生在谈到怎样才能正确地“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的问题时说：“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本字和借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才能产生通假。……二是即使两个字的古音相同或相近，也不一定就能通假。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这第二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因为假借字总的来说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语言象。……所以，如果说某字通某字，一般总能有旁证。如果举不出任何例子，那就可能只是主观猜测，或者是穿凿附会。”主张“乐则韶舞”之“舞”与“武”通用是否也是“主观猜测”，或者“穿凿附会”。裘锡圭先生指出“清儒讲通假，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风气一开，跟着就出现了流弊。有人既不充分注意古书使用通假字的实际情况，也不用心研究古书内容，以轻率的态度大讲通假。他们往往把古书里本来不是通假字的字说成是通假字。就是碰到真正的通假字，他们找出的本字也几乎是错的。”在“乐则韶舞”是否有用字通假的问题上，当以王力、于省吾先生之“律例兼备”的主张并结合文本相关的语义语法等方法来考察，所得结论才比较可信。上面所述内容，浅陋、瑕疵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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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若秋，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