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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0后”的我来说，真正了解和认识田汉是从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开始的。这首曲子的曲调不但铿锵有力，歌词更是催人奋进，发人深省，使我对这首歌的词作者始终充满了敬意、好奇，激励我去探寻他的历史﹑他的踪迹，以及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祖辈都是朴实勤劳的农民。从小过着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但在好强的母亲心里却期望这个家中的长子“做个读书种子”。田汉6岁时被送进私塾，第一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他对最后的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尤为喜爱，赞不绝口，铭刻在心。上小学后，田汉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他接触了《西厢记》，心中暗暗惊叹：“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文章！”后来通过戏剧上的演绎以及其他剧目，令他深深地迷恋上了戏剧。13岁的时候，田汉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逐渐浓重，在学校第一次发表了反政府的政治演说，从此改名“田汉”并转学到了长沙师范学校。在这所学风好、思想活跃的学校里，他以能诗善文而闻名。
1916年夏初，田汉在师范毕业了，他思考自己将何以报国，回报母亲及家人对自己的期望、嘱托，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然而，在那个豺狼当道的年代里，如何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呢？正当他困惑﹑感伤和颓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重新有了新的目标——跟随舅父东渡日本继续求学深造。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以西方的科学、教育、民主三把利剑为日本资本主义开路；首先西方化、殖产兴业，试图摆脱落后性和岛国的劣根性；文明开化，努力赶上西方而实现现代化。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日本的国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东京是一个文化开放的城市，它广纳各国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是一个便于读书的地方。在这里田汉读到了国内从未读过的各种书刊（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看到了国内从未看到过的新剧和电影，接触了各种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增强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民主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特别是在1917年3月，他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了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的消息，撰写了《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李大钊的重视，并写信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1919年田汉来日本留学快3年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青年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是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田汉虽身处异国他乡，但是日本各大报刊分布的最新信息令他心潮澎湃；他时刻关心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关注着在这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的主将和先驱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活动像熊熊燃烧的火焰，把他那赤子之心燃烧得火热，亲自撰文呼唤“科学和民主”，还踊跃参加了数百名中国留日学生配合国内爱国反帝风潮而举行的游行活动；驻日使馆前的抗议、斗争场面使他终生难忘。两个月后，田汉主持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会员的谈话会。（《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王光祈在1918年发起并开始筹备的爱国学术团体），他对《少年中国学会》寄予了很大希望，这个刚刚成立的学会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会员最多、思想最活跃的团体，它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己任。他要立志以中国少年去努力改变，去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少年中国，正可谓“少年壮志不言愁”。
这次讲话后的两天，1919年7月1日学会创刊了《少年中国》月刊，月刊编委会成员有黄日葵、康白情、宗白华等。大家纷纷怀着对光明的憧憬和对新中国的追求，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创作欲望，发表了一篇篇针对当时社会时弊的战斗檄文：“以社会的实际调查，謀世界的根本改变。”除此之外，月刊所关心的、所面向的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介绍国内外学术界领域的成果，关注国内外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对比国内外学校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开展；关心妇女、华侨们的动态；及时发表世界各民族人民运动的消息；对新出版物、文章、通信、学会消息等等的杂录，每期都有涉及。
在第一年发行的12期月刊中，田汉就发表了4篇文章，其中《尼采的〈悲剧之发生〉》既是译述尼采的观点，也是“夫子自道”——借此发挥自己的美学思想。另一篇《诗人与劳动问题》，这是一篇7万字的长文，基本上是以青年恋爱婚姻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作。另外两篇为《神秘恋爱与公开恋爱》《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作者视野非常开阔，并将问题潜在指向少年中国学会的“新人”塑造与社会改造话题。
田汉虽然不想当政治家，但出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理想，那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新浪漫主义的乐土”。他浪漫多情，精力旺盛，在将来的梦的吸引和驱动下，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他关注议论较多的是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问题。1915年5月他撰写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着重阐述“民主精神”，结论是：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可以说这篇宣言不愧为“五四”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界分了两派，一种叫新文艺派；一种叫旧文艺派。新旧、中外艺术之争，田汉总是以互相包容、互相借鉴、互相团结的态度，大胆创新、改革，发扬戏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从1920～1927年他就创作出了话剧剧本13篇。其中的《梵蛾璘与蔷薇》这篇为田汉的处女剧作，借以表述了作者在日本的爱情生活。此文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五、六期上，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驹形剧场。《薛亚萝之鬼》也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剧场，并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九期上。《午饭之前》易名为《姊妹》，是田汉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左翼剧联领导的剧团所写的，他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影响遍及全国，带领着中国话剧进入革命戏剧运动的新阶段。
我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我国的戏剧、戏曲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戏曲作为旧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大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新剧，田汉既是新剧的积极倡导者，又能与旧剧为友，他与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欧阳玉倩、洪深结为至交，同为戏曲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造诣和爱好。田汉始终担负着旧剧改革的先锋，所以，他的心态是开放的，成效是巨大的。
田汉一生共创作了28部戏曲作品。他14岁时创作的戏曲作品《教子》（后被改编为《三娘教子》），是一个陈之军人的寡妻教训他的儿子继承父志为国家民族尽力的故事，内容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展现了他年少有为、才气横溢的一面。纵观他为中国传统戏曲探索新路的历程，记录了他贯穿始终的戏曲改革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戏曲改革先驱。
我国电影界著名的创作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还处在发展时期。1922年田汉回国后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1926年首次拍摄了电影《到民间去》，这是部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这种新兴创作的艺术，让田汉有了“银色的梦”。这部片子经历了经济上的困难、艺术上的左右为难、时局变化，时拍时停，最终不得上映，但梦想仍在继续。带着这一无奈的结局和苦闷，田汉没有退却和失望，1927年接着构思了《湖边春梦》，导演是卜万苍，他仅凭着田汉的构思，便在短时间内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出来了。影片的上映实现了田汉“银色的梦”，这让他充满了巨大能量。同年，又拍摄了《断笛余音》，可惜，这部电影同样遭受了《到民间去》的下场——经济危机拍不下去了，但不同的是由此引发了另一出戏的诞生。田汉对这部戏的人物和内容稍作了一点改动，由原班人马在苏州变成舞台剧《苏州夜话》，它成为田汉早期的戏剧代表作之一。
在痛苦的筑梦过程中，不断发生和改变着他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他一生都对这一艺术领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共创作了30余个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前，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武器和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它是我党重要的意识形态舆论阵地，是歌颂党、歌颂劳动人民大众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可以说，田汉为此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祖辈都是朴实勤劳的农民。从小过着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但在好强的母亲心里却期望这个家中的长子“做个读书种子”。田汉6岁时被送进私塾，第一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他对最后的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尤为喜爱，赞不绝口，铭刻在心。上小学后，田汉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他接触了《西厢记》，心中暗暗惊叹：“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文章！”后来通过戏剧上的演绎以及其他剧目，令他深深地迷恋上了戏剧。13岁的时候，田汉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逐渐浓重，在学校第一次发表了反政府的政治演说，从此改名“田汉”并转学到了长沙师范学校。在这所学风好、思想活跃的学校里，他以能诗善文而闻名。
1916年夏初，田汉在师范毕业了，他思考自己将何以报国，回报母亲及家人对自己的期望、嘱托，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然而，在那个豺狼当道的年代里，如何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呢？正当他困惑﹑感伤和颓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重新有了新的目标——跟随舅父东渡日本继续求学深造。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以西方的科学、教育、民主三把利剑为日本资本主义开路；首先西方化、殖产兴业，试图摆脱落后性和岛国的劣根性；文明开化，努力赶上西方而实现现代化。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日本的国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东京是一个文化开放的城市，它广纳各国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是一个便于读书的地方。在这里田汉读到了国内从未读过的各种书刊（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看到了国内从未看到过的新剧和电影，接触了各种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增强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民主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特别是在1917年3月，他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了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的消息，撰写了《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李大钊的重视，并写信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1919年田汉来日本留学快3年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青年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是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田汉虽身处异国他乡，但是日本各大报刊分布的最新信息令他心潮澎湃；他时刻关心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关注着在这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的主将和先驱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活动像熊熊燃烧的火焰，把他那赤子之心燃烧得火热，亲自撰文呼唤“科学和民主”，还踊跃参加了数百名中国留日学生配合国内爱国反帝风潮而举行的游行活动；驻日使馆前的抗议、斗争场面使他终生难忘。两个月后，田汉主持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会员的谈话会。（《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王光祈在1918年发起并开始筹备的爱国学术团体），他对《少年中国学会》寄予了很大希望，这个刚刚成立的学会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会员最多、思想最活跃的团体，它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己任。他要立志以中国少年去努力改变，去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少年中国，正可谓“少年壮志不言愁”。
这次讲话后的两天，1919年7月1日学会创刊了《少年中国》月刊，月刊编委会成员有黄日葵、康白情、宗白华等。大家纷纷怀着对光明的憧憬和对新中国的追求，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创作欲望，发表了一篇篇针对当时社会时弊的战斗檄文：“以社会的实际调查，謀世界的根本改变。”除此之外，月刊所关心的、所面向的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介绍国内外学术界领域的成果，关注国内外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对比国内外学校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开展；关心妇女、华侨们的动态；及时发表世界各民族人民运动的消息；对新出版物、文章、通信、学会消息等等的杂录，每期都有涉及。
在第一年发行的12期月刊中，田汉就发表了4篇文章，其中《尼采的〈悲剧之发生〉》既是译述尼采的观点，也是“夫子自道”——借此发挥自己的美学思想。另一篇《诗人与劳动问题》，这是一篇7万字的长文，基本上是以青年恋爱婚姻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作。另外两篇为《神秘恋爱与公开恋爱》《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作者视野非常开阔，并将问题潜在指向少年中国学会的“新人”塑造与社会改造话题。
田汉虽然不想当政治家，但出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理想，那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新浪漫主义的乐土”。他浪漫多情，精力旺盛，在将来的梦的吸引和驱动下，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他关注议论较多的是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问题。1915年5月他撰写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着重阐述“民主精神”，结论是：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可以说这篇宣言不愧为“五四”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界分了两派，一种叫新文艺派；一种叫旧文艺派。新旧、中外艺术之争，田汉总是以互相包容、互相借鉴、互相团结的态度，大胆创新、改革，发扬戏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从1920～1927年他就创作出了话剧剧本13篇。其中的《梵蛾璘与蔷薇》这篇为田汉的处女剧作，借以表述了作者在日本的爱情生活。此文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五、六期上，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驹形剧场。《薛亚萝之鬼》也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剧场，并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九期上。《午饭之前》易名为《姊妹》，是田汉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左翼剧联领导的剧团所写的，他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影响遍及全国，带领着中国话剧进入革命戏剧运动的新阶段。
我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我国的戏剧、戏曲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戏曲作为旧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大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新剧，田汉既是新剧的积极倡导者，又能与旧剧为友，他与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欧阳玉倩、洪深结为至交，同为戏曲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造诣和爱好。田汉始终担负着旧剧改革的先锋，所以，他的心态是开放的，成效是巨大的。
田汉一生共创作了28部戏曲作品。他14岁时创作的戏曲作品《教子》（后被改编为《三娘教子》），是一个陈之军人的寡妻教训他的儿子继承父志为国家民族尽力的故事，内容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展现了他年少有为、才气横溢的一面。纵观他为中国传统戏曲探索新路的历程，记录了他贯穿始终的戏曲改革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戏曲改革先驱。
我国电影界著名的创作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还处在发展时期。1922年田汉回国后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1926年首次拍摄了电影《到民间去》，这是部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这种新兴创作的艺术，让田汉有了“银色的梦”。这部片子经历了经济上的困难、艺术上的左右为难、时局变化，时拍时停，最终不得上映，但梦想仍在继续。带着这一无奈的结局和苦闷，田汉没有退却和失望，1927年接着构思了《湖边春梦》，导演是卜万苍，他仅凭着田汉的构思，便在短时间内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出来了。影片的上映实现了田汉“银色的梦”，这让他充满了巨大能量。同年，又拍摄了《断笛余音》，可惜，这部电影同样遭受了《到民间去》的下场——经济危机拍不下去了，但不同的是由此引发了另一出戏的诞生。田汉对这部戏的人物和内容稍作了一点改动，由原班人马在苏州变成舞台剧《苏州夜话》，它成为田汉早期的戏剧代表作之一。
在痛苦的筑梦过程中，不断发生和改变着他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他一生都对这一艺术领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共创作了30余个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前，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武器和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它是我党重要的意识形态舆论阵地，是歌颂党、歌颂劳动人民大众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可以说，田汉为此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