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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联系完愿意收容难民的家庭，律师法蒂娜回到自己领导的临时救济机构。几位同事告诉她，他们都接到陌生来电，要求提供法蒂娜的个人信息。他们认为，法蒂娜被塔利班盯上了。
当地时间8月14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公园、街道、桥洞开始变得拥挤起来。几乎所有公共区域里，都挤满了难民。
8月15日下午3时许，塔利班军事人员进入法蒂娜所在的喀布尔城区西部，她临时找到避难所藏了起来。据法新社消息，喀布尔主城东部同期也出现塔利班人员的身影，但阿富汗政府军并未与之激烈交火。
当天晚些时候，伴随零星的枪声，塔利班大部队停驻在喀布尔郊区设防。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强调，“圣战士”应保护公共设施和政府办公楼、公园、桥梁、道路等设施，因为这都是“国家财产”。
随后，塔利班开始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而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副总统萨利赫则出走他国。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称“阿富汗战事已经结束”，意味着塔利班已经将重点转向筹建新政权等事务。以加尼离开阿富汗逃往国外为分水岭，他所领导的政府事实上已经倒台，阿富汗再一次进入“塔利班时间”。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四个月，马拉卡在一位国会议员的聚会上遇到一位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将领。“我们为什么要和平协议？”他问在场的宾客，“我们（政府军）就有结束冲突的能力！”当时，这位将领的部队正在喀布尔周围追逐小股塔利班武装，战斗互有伤亡，但塔利班似乎一打就跑。
“9·11事件”发生的当年，美军进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三个月内瓦解。此后20年，在美国及国际社会援助下，新阿富汗政府逐渐组建了一支近30万人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塔利班则被美国、北约及阿富汗政府军挤压到偏远的山区与农村。
8月12日，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塔利班与政府军激战之处升起浓烟。图/澎湃影像 
8月15日，塔利班发布消息称，已控制位于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图/澎湃影像
20年后，谁再次打响这场全面战争第一枪，目前难以考证。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萨拉吉称，自2020年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塔利班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从2020年3月到战争爆发的2021年4月已经制造了2万多起袭击。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则宣称，是加尼政府在开斋节期间不遵守休战协议向塔利班宣战，塔利班才不得不发起行动。
接近政府军高层的喀布尔律师马拉卡将这场内战分为三个阶段：
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9月11日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从那时起到6月，塔利班以小股部队游击于此前被美阿联军肃清的村庄，在与政府军的反复拉锯中逐步控制阿富汗绝大多数农村。
6月到7月，塔利班开始对各省会城市形成包围态势，政府军则不再向农村山区出击，集中防守中心城镇。7月，塔利班开始占领城市。
8月7日，西部的扎兰季成为政府军丢失的首座省会城市。8天后，塔利班占领除喀布尔外的全部主要城市，兵临喀布尔城区。
7月，加尼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们仍在喀布尔。“2016年喀布尔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游行和爆炸案后，这些‘裸官’部长都纷纷出国。”喀布尔的一位接近加尼政府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当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这一次，他们不仅没有出走，还在积极为喀布尔重建项目拉业务。这位负责人拜访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时，对方的办公室外排满了约见的外国商人。
在政府展现信心的同时，塔利班主力部队进入战场。2015年和2016年的昆都士战役中，美军空袭造成塔利班武装重大伤亡，使其在之后的五年都没有再尝试夺取城市。这次，塔利班卷土重来。政府军依然有空军优势，但马拉卡认为加尼政府此时犯下战略失误：将空军和特种部队等有战斗力的兵力集中在一座座孤岛般的大城市里，而非交通线和口岸城市。
8月3日晚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先后发生3起爆炸，伴随阵阵枪声，部分建筑变成废墟。图/人民视觉
进攻省会前，塔利班首先占领了十座主要口岸城市，不仅中断了加尼政府年收入超过十亿美元的财源，也切断了阿富汗政府与西北邻邦的能源通道。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加尼政府主动撤出了人口不多的边疆省份。
到7月中旬，喀布尔与所有主要城市间的陆路交通已经被切断，法蒂娜所领导的全国性救助组织已经无法向任何分支机构运送物资。
塔利班并不急于进攻城市，而是在城区周边部署狙击手。阿富汗特种部队指责塔利班将狙击手布置在坎大哈城郊的民宅中，导致政府军无法使用重武器清剿。
而自8月6日攻下首个省会城市之后，塔利班迅速加快了攻城略地的进程，在短短十天时间内攻占了几乎全部34个省会城市。阿富汗国土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放在欧洲已属大国，而且作为山地国家，地形崎岖，在战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因此，塔利班全面进攻后，其势头之猛烈超过了包括塔利班本身在内的所有方面的预测。
8月12日夜幕降临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坎大哈代表处主任加西亚听到飞机掠过投下炸弹的声音。枪炮声在坎大哈北郊、西郊、南郊同时响起，曳光弹照亮了夜空，枪声和零星的大炮轰鸣盖过了50万居民晚间祷告的呼声。第二天一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城内的所有机构都已经处于塔利班控制区。 “直到12日前，战争还只发生在郊外。”加西亚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整个事件（占领坎大哈大部分城区）只经过了不到24小时。”这是这场战争中典型的塔利班战术：拉锯，围城，袭扰，摧毁心理，速战速决。在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双方拉锯了三个月，其间还接受了地方长老的停战调停，但塔利班最终攻城只花了4个小时。
为挽救丧失战斗力的政府军主力，阿富汗总统加尼8月11日飞往被包围中的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与军阀首领和民兵领袖会面，希望他們积极防御。但三天后，地方首领选择向塔利班投降。
加尼的失败始于农村：几乎没有发生战争，塔利班就控制了占全国领土80%的村庄和山区。2002年，阿富汗各方势力商议制定宪法时，直接排除了塔利班代表，事实上也排除了支持塔利班的大量农村平民。
当时，身为议会代表的法蒂娜父亲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宪政学家斯坦利·卡茨。他对阿富汗的未来发出警告：宪政应当是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其关键是社会共同愿意遵循的价值观。如今回想，法蒂娜认为，阿富汗政府最大的问题正在于此。“当你考虑为什么喀布尔的政令不出城市时，需要考虑的是你的政令反映的是华盛顿的价值观还是阿富汗农村山地的价值观。”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迁就陈旧观念，关键在于在伊斯兰国家，政治治理与宗教义务是相互交织的，伊斯兰教不禁止任何特定的治理形式，但阿富汗的基层宗教人员掌握着宗教话语权，也就掌握着法治规则的话语权。阿富汗政府进行的改革，不应是照搬西方治理体系，而是应当通过神职人员向农民传输对政府的忠诚与对现代化的支持。
加尼政府刚上台不久，米勒于2013年出任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副特别代表。当时国务院的统计数据显示，90%的阿富汗人认为自己政府的腐败特别严重。三年后，米勒收到来自阿富汗同僚的警告：如果不能遏制加尼政府持续的腐败与毒品交易，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会很快失败”。
“加尼政府完全依赖于美国，但我无法让他们做我希望他们做的事。”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她试图用减少经济援助威胁阿富汗政府，但对方有恃无恐：阿富汗政府觉得，一旦美国大规模撤回援助，阿政府就会分崩离析，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位资深外交官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你向一个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而原因不是为了‘当好人’，而是因为你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而他们又明知这一点，这就削弱了你‘以援助换回报’的杠杆。”
从2008年至2020年，美国政府已经发现的阿富汗政府因浪费、欺诈和滥用而损耗的援助资金高达190亿美元。每审查3美元，就有1美元不知去向。此外，到2020年，阿富汗的毒品种植面积已经比2002年时翻了三倍，而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位于塔利班控制区。
在喀布尔，法蒂娜觉得政府高层的腐败“七年来一年比一年严重”。4月以来，她无法相信任何官员有关战争局势的说辞，因为“不知道谁是收了塔利班的钱的”。在马拉卡口中，这场战争“一切都发生在交易中，发生在我们的政府高层中，也发生在省一级领导人和塔利班之间”。
可以确定的是，上世纪90年代战争中最著名的反塔利班军阀希克马蒂亚尔在2020年就与塔利班达成协议。朱兹詹省和坎大哈省省长向塔利班投降，其中坎大哈省省长鲁霍拉·汗扎德是前总统卡尔扎伊的侄子。尼姆鲁兹省议会主席纳赛尔否认投降，但外媒报道该省主要官员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安全退入伊朗境内。总统加尼5月才派往加兹尼省任省长的亲信拉格马尼则弃城逃跑，被加尼下令逮捕。
2001年，与政府军联手的北方军阀杜斯塔姆曾将数百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困在集装箱中闷死。今年8月初，他宣称“如果塔利班到北方，他们就会和闷死的人一样下场。”十天后，塔利班控制北方全境，杜斯塔姆逃亡乌兹别克斯坦。
1995年塔利班兵临另一位北方军阀伊斯梅尔汗的老家拉赫特时，这位塔吉克领袖曾率兵逃往伊朗。这一次，有人说他与塔利班达成了交易，也有人说他是临阵投降。塔利班方面的公开说法是，他们占领拉赫特后，热情招待了伊斯梅尔汗，使他“获得了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并选择加入塔利班。
在喀布尔沦陷前的最后几天，政府军指责北方军阀假装抵抗塔利班，挤占了政府的援助物资和资金，但在实际战斗中不配合政府军，才导致了北方省份丢失。阿富汗议会则发布调查，指责加尼的总参谋长艾哈迈迪扎伊上将忙于和下属将领窝里斗，而不是指挥作战。
在7年的总统任期里，加尼本人也遭受着重重质疑，在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中也有着不好的名声。在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哲学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加尼，回到阿富汗后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但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上，上到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下到警署总长等等职位，加尼一言不合就换人，颇受诟病。只是由于美国的扶持和美军的强力支撑，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加尼执政团队缺乏稳定性所造成的沉疴积弊。
四个月前马拉卡参加的那场聚会上，军方客人走后，留下来的政客和商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大部分省份都会落入塔利班手中”。6月，他们中间的第一批人就集体离开了阿富汗。一些组织聚会的议员以养病为由去了澳大利亚，隔着太平洋发表支持政府军安全部队的声明。而当时那位信心满满的军官，如今也在海外指责加尼“浪费了七年时光，没有充分利用美军在时剿灭塔利班”。
8月14日，得知自己被塔利班盯上，身在喀布尔的法蒂娜想到了五岁时留下的阴影：塔利班刚占领喀布尔，她和邻居家的小伙伴阿米娜在邻家的院子里嬉戏，武装人员闯进来，枪杀了阿米娜。“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我们是哈扎拉人，是塔利班屠杀的对象。”
8月1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图/澎湃影像 
7月14日，塔利班支持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小镇Chaman挥舞旗帜。塔利班发言人称已占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重要过境点。图/人民视觉
那是1996年，距离30岁的奥马尔在坎大哈创建松散的民兵武裝组织才过去两年，“塔利班”是阿拉伯语“一群学生”的意思，这昭示了组织的源头：年轻的毛拉领着一群宗教学校的学生。在苏联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倒台、军阀混战的年代，奥马尔打着“扫除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的旗号得到了占全国人口四成的普什图人普遍支持。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期待和平的人们才看到这个组织的另一面，阿米娜的死只是哈扎拉人等少数族裔受难的开端。两年后，塔利班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屠杀了8000多名少数族裔平民。随后在巴米扬省，受难者的数字上升到两万。
从那时到现在，奥马尔与他的继任者们不断改造塔利班，将松散的民兵团体打造成具备健全领导机构的武装组织。但他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来自宗教学校。以普什图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和基于哈乃斐派的伊斯兰教法被视为塔利班的两个“原则”。西方学者将哈乃斐派教法视为“伊斯兰教法四大派中最不适应现代世界的一个”，因为其对女性和儿童采取比其他教法更严苛的立场。
因为亲身经历的不公遭遇，对于女性的未来，法蒂娜忧心忡忡。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前，法蒂娜不能接受教育，母亲没有资格工作，哈扎拉人自办的学校都被关闭，女教师被枪杀。法蒂娜不曾外出旅游，也交不到朋友，因为女性不被允许离家。对她来说，当时经历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煎熬，因为塔利班武装会把女性绑到巴基斯坦的基地去“学习教法”。
哈乃斐教法并不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在上世纪中叶的“民主时期”，被认为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权利、造就了阿富汗第一批女议员的1964年宪法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一个案件尚没有法律规定，哈乃斐教法应当被视为法律，法院也应“遵循哈乃斐法理的基本原则”审案。
当时，身为哈扎拉人领袖的法蒂娜祖父乐观地认为，随着法律完善，被宪法约束于“法律之下”的哈乃斐教法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塔利班所倡导的观点是，哈乃斐教法仍应当位于一般法律之上，而不是只在法律缺失时发挥作用。
6月3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驻阿美军撤军进行时，大量阿富汗民众申请新护照。图/人民视觉
2021年7月以来，一些塔利班武装在新占领的城镇展现了他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不需要等到新的正式法律颁布，女性就被告知禁止在没有他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家，即使是去医院。坎大哈银行里的女职员被遣散，占赫拉特大学半数人口的女性师生被驱逐出校。塔利班和政府军都没有女兵，但联合国驻阿富汗特派团报告称，今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2%。
塔利班发言人指责这些是假新闻，强调恶性事件并非“真塔利班”所为。确实有一些针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犯罪团体正打着塔利班的旗号敲诈勒索。一位坎大哈的女权活动家对媒体表示，她的同事被这种团体要求支付数千美元以换取家人的性命。
无论传闻真假，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阿富汗各省居民大规模逃亡。阿富汗政府8月14日的统计称，至少有7.7万户难民流离失所。在阿富汗，“一户”往往意味着数十人的大家庭。
组织议员救助难民的法蒂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统计数据只是逃难的冰山一角：政府只能获得喀布尔等极少数主要城市涌入的难民数据，而喀布尔登记的难民主要是露宿街头者，但更多的难民住在首都的亲戚家里。
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哈扎拉族的难民最多，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更多选择穿越边境去本民族国家，而普什图逃难者则较少。一些少数族裔难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不敢走公路，也不敢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传闻塔利班会杀死帮助居民逃离的人。他们通常的行程是先躲入山区，然后寻找机会徒步翻山到首都。
但进入8月中旬，塔利班兵临城下后，喀布尔也不再是难民眼里的避风港。进入塔利班“名单”不只是法蒂娜这样的女律师，超过200名女性法官同样担心遭到报复。法蒂娜知道喀布尔有很多塔利班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但她的恐惧难以打消：“想想8月3日发生在国防部长家的爆炸案，塔利班是如何来到这里并组织恐怖袭击的？”每次去公共场合，法蒂娜都会戴着口罩、头巾和墨镜，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直到工作场所才会脱下。
“问题在于，塔利班就是阿富汗人。”法蒂娜完全分辨不出来身边谁是塔利班成员，这增加了她的忧惧。8月15日晚，法蒂娜看到了塔利班贴出的“安民告示”。上面强调，不会报复任何人，但所有人必须留在本地，不要试图离开。
每当有人问米勒“塔利班领导人是什么样的”，她也会说：“那就是阿富汗人。”2013年到2017年，米勒代表美国政府与塔利班高级官员进行过多轮会面。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些人与其他国家的政客没什么不同，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并知道如何以外交方式行事。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治理国家？塔利班运动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力量，这是一个武装团体，他们的部队指挥官对政权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介入真正的地方治理。”米勒说，“我不认为我们能从那些塔利班谈判代表身上判断塔利班的治国思路。”
8月初，在塔利班武装开始包围省会时，奥马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雅库布发布讲话，告诫一线的武装部队不要进入政府方人士留下的住宅，不要关闭市场，不要攻击银行。但此后，塔利班士兵在政府官员、省长、杜斯塔姆等军阀家中拍照取乐的视频不断流传。 以色列政治学家大卫·布凯的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当“圣战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其文化会将之视为“文明的胜利”，从而促使一线官兵转化为充满战斗力的“传教志愿者”，向被征服者传播带有排他色彩的思想。
米勒认为，目前塔利班内部还没有内讧的迹象，但下一步则取决于上层领导机构与基层指挥官在对哈乃斐教法的看法上能否达成一致。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前两天，美国特使哈利勒扎德来到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警告塔利班“在战场上追求胜利毫无意义”，因为全球都不会承认他们对喀布尔的军事接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也都呼吁塔利班“不要军事接管”。目前来看，塔利班领导层尊重了这一点。
但周边国家对塔利班还有进一步要求。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开启以来，塔利班代表已多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希望恢复其自称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但是，2020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调安理会不会支持恢复这个塔利班20年前使用的国名。
“这显示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各国能容忍的限度是一个联合政府，而不是恢复哈乃斐教法国。”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华盛顿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目前依然是问号”。
对此，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表示，他们不会重犯“20年前的错误”，会在下一阶段致力于维护伊斯兰教赋予妇女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继承权和择婿权。塔利班发言人还提出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表示塔利班是“阿富汗民众的公仆”，民众完全不需要担心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塔利班也宣称要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安全，并且将对曾经为美国等外国军队工作的阿富汗人既往不咎等。
分析认为，塔利班领导层寻求通过在治理方式上妥协来换取周边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当前阿富汗每年接受超过8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占该国公共支出总额的约80%。在日内瓦举行的2020年阿富汗会议上，有66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承诺到2024年前为阿富汗提供每年至少33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政府已经宣布，发展援助的全部或一半会视和平进程的进展而定。一向支持加尼政府的印度也在考虑是否继续总额达30亿美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务院前阿富汗副代表辛格等印度裔专家指出，与遥远的欧洲国家不同，作为阿富汗邻国的印度如果不向新政府提供援助，很可能意味着新德里准备扶持自己在阿富汗的代理人，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捍卫国家利益。
米勒认为，下一步的剧情走向很可能是：塔利班展开一系列“阿富汗式的交易”，拉拢各方政治力量和军阀形成一个自己主导的包容性政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法蒂娜、马拉卡为化名）
8月16日，在喀布尔机场，一些试图离开的阿富汗民众爬上飞机。图/新华 
8月16日，喀布尔机场内，民众追逐攀爬一架美军运输机。 
8月16日，喀布尔机场，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 
8月12日，由于塔利班的进攻，众多北部省份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涌入首都喀布尔，逃离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图/人民视觉 
數据来源：FDD’s Long War Journal、BBC 制图/程婷
当地时间8月14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公园、街道、桥洞开始变得拥挤起来。几乎所有公共区域里，都挤满了难民。
8月15日下午3时许，塔利班军事人员进入法蒂娜所在的喀布尔城区西部，她临时找到避难所藏了起来。据法新社消息，喀布尔主城东部同期也出现塔利班人员的身影，但阿富汗政府军并未与之激烈交火。
当天晚些时候，伴随零星的枪声，塔利班大部队停驻在喀布尔郊区设防。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强调，“圣战士”应保护公共设施和政府办公楼、公园、桥梁、道路等设施，因为这都是“国家财产”。
随后，塔利班开始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而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副总统萨利赫则出走他国。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称“阿富汗战事已经结束”，意味着塔利班已经将重点转向筹建新政权等事务。以加尼离开阿富汗逃往国外为分水岭，他所领导的政府事实上已经倒台，阿富汗再一次进入“塔利班时间”。
围城之后速战速决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四个月，马拉卡在一位国会议员的聚会上遇到一位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将领。“我们为什么要和平协议？”他问在场的宾客，“我们（政府军）就有结束冲突的能力！”当时，这位将领的部队正在喀布尔周围追逐小股塔利班武装，战斗互有伤亡，但塔利班似乎一打就跑。
“9·11事件”发生的当年，美军进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三个月内瓦解。此后20年，在美国及国际社会援助下，新阿富汗政府逐渐组建了一支近30万人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塔利班则被美国、北约及阿富汗政府军挤压到偏远的山区与农村。
20年后，谁再次打响这场全面战争第一枪，目前难以考证。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萨拉吉称，自2020年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塔利班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从2020年3月到战争爆发的2021年4月已经制造了2万多起袭击。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则宣称，是加尼政府在开斋节期间不遵守休战协议向塔利班宣战，塔利班才不得不发起行动。
接近政府军高层的喀布尔律师马拉卡将这场内战分为三个阶段：
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9月11日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从那时起到6月，塔利班以小股部队游击于此前被美阿联军肃清的村庄，在与政府军的反复拉锯中逐步控制阿富汗绝大多数农村。
6月到7月，塔利班开始对各省会城市形成包围态势，政府军则不再向农村山区出击，集中防守中心城镇。7月，塔利班开始占领城市。
8月7日，西部的扎兰季成为政府军丢失的首座省会城市。8天后，塔利班占领除喀布尔外的全部主要城市，兵临喀布尔城区。
7月，加尼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们仍在喀布尔。“2016年喀布尔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游行和爆炸案后，这些‘裸官’部长都纷纷出国。”喀布尔的一位接近加尼政府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当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这一次，他们不仅没有出走，还在积极为喀布尔重建项目拉业务。这位负责人拜访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时，对方的办公室外排满了约见的外国商人。
在政府展现信心的同时，塔利班主力部队进入战场。2015年和2016年的昆都士战役中，美军空袭造成塔利班武装重大伤亡，使其在之后的五年都没有再尝试夺取城市。这次，塔利班卷土重来。政府军依然有空军优势，但马拉卡认为加尼政府此时犯下战略失误：将空军和特种部队等有战斗力的兵力集中在一座座孤岛般的大城市里，而非交通线和口岸城市。
进攻省会前，塔利班首先占领了十座主要口岸城市，不仅中断了加尼政府年收入超过十亿美元的财源，也切断了阿富汗政府与西北邻邦的能源通道。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加尼政府主动撤出了人口不多的边疆省份。
到7月中旬，喀布尔与所有主要城市间的陆路交通已经被切断，法蒂娜所领导的全国性救助组织已经无法向任何分支机构运送物资。
塔利班并不急于进攻城市，而是在城区周边部署狙击手。阿富汗特种部队指责塔利班将狙击手布置在坎大哈城郊的民宅中，导致政府军无法使用重武器清剿。
而自8月6日攻下首个省会城市之后，塔利班迅速加快了攻城略地的进程，在短短十天时间内攻占了几乎全部34个省会城市。阿富汗国土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放在欧洲已属大国，而且作为山地国家，地形崎岖，在战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因此，塔利班全面进攻后，其势头之猛烈超过了包括塔利班本身在内的所有方面的预测。
8月12日夜幕降临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坎大哈代表处主任加西亚听到飞机掠过投下炸弹的声音。枪炮声在坎大哈北郊、西郊、南郊同时响起，曳光弹照亮了夜空，枪声和零星的大炮轰鸣盖过了50万居民晚间祷告的呼声。第二天一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城内的所有机构都已经处于塔利班控制区。 “直到12日前，战争还只发生在郊外。”加西亚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整个事件（占领坎大哈大部分城区）只经过了不到24小时。”这是这场战争中典型的塔利班战术：拉锯，围城，袭扰，摧毁心理，速战速决。在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双方拉锯了三个月，其间还接受了地方长老的停战调停，但塔利班最终攻城只花了4个小时。
为挽救丧失战斗力的政府军主力，阿富汗总统加尼8月11日飞往被包围中的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与军阀首领和民兵领袖会面，希望他們积极防御。但三天后，地方首领选择向塔利班投降。
腐败“一年比一年严重”
加尼的失败始于农村：几乎没有发生战争，塔利班就控制了占全国领土80%的村庄和山区。2002年，阿富汗各方势力商议制定宪法时，直接排除了塔利班代表，事实上也排除了支持塔利班的大量农村平民。
当时，身为议会代表的法蒂娜父亲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宪政学家斯坦利·卡茨。他对阿富汗的未来发出警告：宪政应当是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其关键是社会共同愿意遵循的价值观。如今回想，法蒂娜认为，阿富汗政府最大的问题正在于此。“当你考虑为什么喀布尔的政令不出城市时，需要考虑的是你的政令反映的是华盛顿的价值观还是阿富汗农村山地的价值观。”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迁就陈旧观念，关键在于在伊斯兰国家，政治治理与宗教义务是相互交织的，伊斯兰教不禁止任何特定的治理形式，但阿富汗的基层宗教人员掌握着宗教话语权，也就掌握着法治规则的话语权。阿富汗政府进行的改革，不应是照搬西方治理体系，而是应当通过神职人员向农民传输对政府的忠诚与对现代化的支持。
加尼政府刚上台不久，米勒于2013年出任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副特别代表。当时国务院的统计数据显示，90%的阿富汗人认为自己政府的腐败特别严重。三年后，米勒收到来自阿富汗同僚的警告：如果不能遏制加尼政府持续的腐败与毒品交易，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会很快失败”。
“加尼政府完全依赖于美国，但我无法让他们做我希望他们做的事。”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她试图用减少经济援助威胁阿富汗政府，但对方有恃无恐：阿富汗政府觉得，一旦美国大规模撤回援助，阿政府就会分崩离析，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位资深外交官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你向一个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而原因不是为了‘当好人’，而是因为你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而他们又明知这一点，这就削弱了你‘以援助换回报’的杠杆。”
从2008年至2020年，美国政府已经发现的阿富汗政府因浪费、欺诈和滥用而损耗的援助资金高达190亿美元。每审查3美元，就有1美元不知去向。此外，到2020年，阿富汗的毒品种植面积已经比2002年时翻了三倍，而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位于塔利班控制区。
在喀布尔，法蒂娜觉得政府高层的腐败“七年来一年比一年严重”。4月以来，她无法相信任何官员有关战争局势的说辞，因为“不知道谁是收了塔利班的钱的”。在马拉卡口中，这场战争“一切都发生在交易中，发生在我们的政府高层中，也发生在省一级领导人和塔利班之间”。
可以确定的是，上世纪90年代战争中最著名的反塔利班军阀希克马蒂亚尔在2020年就与塔利班达成协议。朱兹詹省和坎大哈省省长向塔利班投降，其中坎大哈省省长鲁霍拉·汗扎德是前总统卡尔扎伊的侄子。尼姆鲁兹省议会主席纳赛尔否认投降，但外媒报道该省主要官员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安全退入伊朗境内。总统加尼5月才派往加兹尼省任省长的亲信拉格马尼则弃城逃跑，被加尼下令逮捕。
2001年，与政府军联手的北方军阀杜斯塔姆曾将数百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困在集装箱中闷死。今年8月初，他宣称“如果塔利班到北方，他们就会和闷死的人一样下场。”十天后，塔利班控制北方全境，杜斯塔姆逃亡乌兹别克斯坦。
1995年塔利班兵临另一位北方军阀伊斯梅尔汗的老家拉赫特时，这位塔吉克领袖曾率兵逃往伊朗。这一次，有人说他与塔利班达成了交易，也有人说他是临阵投降。塔利班方面的公开说法是，他们占领拉赫特后，热情招待了伊斯梅尔汗，使他“获得了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并选择加入塔利班。
在喀布尔沦陷前的最后几天，政府军指责北方军阀假装抵抗塔利班，挤占了政府的援助物资和资金，但在实际战斗中不配合政府军，才导致了北方省份丢失。阿富汗议会则发布调查，指责加尼的总参谋长艾哈迈迪扎伊上将忙于和下属将领窝里斗，而不是指挥作战。
在7年的总统任期里，加尼本人也遭受着重重质疑，在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中也有着不好的名声。在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哲学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加尼，回到阿富汗后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但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上，上到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下到警署总长等等职位，加尼一言不合就换人，颇受诟病。只是由于美国的扶持和美军的强力支撑，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加尼执政团队缺乏稳定性所造成的沉疴积弊。
四个月前马拉卡参加的那场聚会上，军方客人走后，留下来的政客和商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大部分省份都会落入塔利班手中”。6月，他们中间的第一批人就集体离开了阿富汗。一些组织聚会的议员以养病为由去了澳大利亚，隔着太平洋发表支持政府军安全部队的声明。而当时那位信心满满的军官，如今也在海外指责加尼“浪费了七年时光，没有充分利用美军在时剿灭塔利班”。
不会重犯“20年前的错误”？
8月14日，得知自己被塔利班盯上，身在喀布尔的法蒂娜想到了五岁时留下的阴影：塔利班刚占领喀布尔，她和邻居家的小伙伴阿米娜在邻家的院子里嬉戏，武装人员闯进来，枪杀了阿米娜。“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我们是哈扎拉人，是塔利班屠杀的对象。”
那是1996年，距离30岁的奥马尔在坎大哈创建松散的民兵武裝组织才过去两年，“塔利班”是阿拉伯语“一群学生”的意思，这昭示了组织的源头：年轻的毛拉领着一群宗教学校的学生。在苏联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倒台、军阀混战的年代，奥马尔打着“扫除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的旗号得到了占全国人口四成的普什图人普遍支持。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期待和平的人们才看到这个组织的另一面，阿米娜的死只是哈扎拉人等少数族裔受难的开端。两年后，塔利班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屠杀了8000多名少数族裔平民。随后在巴米扬省，受难者的数字上升到两万。
从那时到现在，奥马尔与他的继任者们不断改造塔利班，将松散的民兵团体打造成具备健全领导机构的武装组织。但他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来自宗教学校。以普什图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和基于哈乃斐派的伊斯兰教法被视为塔利班的两个“原则”。西方学者将哈乃斐派教法视为“伊斯兰教法四大派中最不适应现代世界的一个”，因为其对女性和儿童采取比其他教法更严苛的立场。
因为亲身经历的不公遭遇，对于女性的未来，法蒂娜忧心忡忡。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前，法蒂娜不能接受教育，母亲没有资格工作，哈扎拉人自办的学校都被关闭，女教师被枪杀。法蒂娜不曾外出旅游，也交不到朋友，因为女性不被允许离家。对她来说，当时经历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煎熬，因为塔利班武装会把女性绑到巴基斯坦的基地去“学习教法”。
哈乃斐教法并不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在上世纪中叶的“民主时期”，被认为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权利、造就了阿富汗第一批女议员的1964年宪法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一个案件尚没有法律规定，哈乃斐教法应当被视为法律，法院也应“遵循哈乃斐法理的基本原则”审案。
当时，身为哈扎拉人领袖的法蒂娜祖父乐观地认为，随着法律完善，被宪法约束于“法律之下”的哈乃斐教法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塔利班所倡导的观点是，哈乃斐教法仍应当位于一般法律之上，而不是只在法律缺失时发挥作用。
2021年7月以来，一些塔利班武装在新占领的城镇展现了他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不需要等到新的正式法律颁布，女性就被告知禁止在没有他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家，即使是去医院。坎大哈银行里的女职员被遣散，占赫拉特大学半数人口的女性师生被驱逐出校。塔利班和政府军都没有女兵，但联合国驻阿富汗特派团报告称，今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2%。
塔利班发言人指责这些是假新闻，强调恶性事件并非“真塔利班”所为。确实有一些针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犯罪团体正打着塔利班的旗号敲诈勒索。一位坎大哈的女权活动家对媒体表示，她的同事被这种团体要求支付数千美元以换取家人的性命。
无论传闻真假，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阿富汗各省居民大规模逃亡。阿富汗政府8月14日的统计称，至少有7.7万户难民流离失所。在阿富汗，“一户”往往意味着数十人的大家庭。
组织议员救助难民的法蒂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统计数据只是逃难的冰山一角：政府只能获得喀布尔等极少数主要城市涌入的难民数据，而喀布尔登记的难民主要是露宿街头者，但更多的难民住在首都的亲戚家里。
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哈扎拉族的难民最多，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更多选择穿越边境去本民族国家，而普什图逃难者则较少。一些少数族裔难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不敢走公路，也不敢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传闻塔利班会杀死帮助居民逃离的人。他们通常的行程是先躲入山区，然后寻找机会徒步翻山到首都。
但进入8月中旬，塔利班兵临城下后，喀布尔也不再是难民眼里的避风港。进入塔利班“名单”不只是法蒂娜这样的女律师，超过200名女性法官同样担心遭到报复。法蒂娜知道喀布尔有很多塔利班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但她的恐惧难以打消：“想想8月3日发生在国防部长家的爆炸案，塔利班是如何来到这里并组织恐怖袭击的？”每次去公共场合，法蒂娜都会戴着口罩、头巾和墨镜，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直到工作场所才会脱下。
“问题在于，塔利班就是阿富汗人。”法蒂娜完全分辨不出来身边谁是塔利班成员，这增加了她的忧惧。8月15日晚，法蒂娜看到了塔利班贴出的“安民告示”。上面强调，不会报复任何人，但所有人必须留在本地，不要试图离开。
每当有人问米勒“塔利班领导人是什么样的”，她也会说：“那就是阿富汗人。”2013年到2017年，米勒代表美国政府与塔利班高级官员进行过多轮会面。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些人与其他国家的政客没什么不同，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并知道如何以外交方式行事。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治理国家？塔利班运动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力量，这是一个武装团体，他们的部队指挥官对政权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介入真正的地方治理。”米勒说，“我不认为我们能从那些塔利班谈判代表身上判断塔利班的治国思路。”
8月初，在塔利班武装开始包围省会时，奥马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雅库布发布讲话，告诫一线的武装部队不要进入政府方人士留下的住宅，不要关闭市场，不要攻击银行。但此后，塔利班士兵在政府官员、省长、杜斯塔姆等军阀家中拍照取乐的视频不断流传。 以色列政治学家大卫·布凯的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当“圣战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其文化会将之视为“文明的胜利”，从而促使一线官兵转化为充满战斗力的“传教志愿者”，向被征服者传播带有排他色彩的思想。
米勒认为，目前塔利班内部还没有内讧的迹象，但下一步则取决于上层领导机构与基层指挥官在对哈乃斐教法的看法上能否达成一致。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前两天，美国特使哈利勒扎德来到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警告塔利班“在战场上追求胜利毫无意义”，因为全球都不会承认他们对喀布尔的军事接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也都呼吁塔利班“不要军事接管”。目前来看，塔利班领导层尊重了这一点。
但周边国家对塔利班还有进一步要求。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开启以来，塔利班代表已多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希望恢复其自称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但是，2020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调安理会不会支持恢复这个塔利班20年前使用的国名。
“这显示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各国能容忍的限度是一个联合政府，而不是恢复哈乃斐教法国。”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华盛顿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目前依然是问号”。
对此，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表示，他们不会重犯“20年前的错误”，会在下一阶段致力于维护伊斯兰教赋予妇女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继承权和择婿权。塔利班发言人还提出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表示塔利班是“阿富汗民众的公仆”，民众完全不需要担心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塔利班也宣称要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安全，并且将对曾经为美国等外国军队工作的阿富汗人既往不咎等。
分析认为，塔利班领导层寻求通过在治理方式上妥协来换取周边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当前阿富汗每年接受超过8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占该国公共支出总额的约80%。在日内瓦举行的2020年阿富汗会议上，有66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承诺到2024年前为阿富汗提供每年至少33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政府已经宣布，发展援助的全部或一半会视和平进程的进展而定。一向支持加尼政府的印度也在考虑是否继续总额达30亿美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务院前阿富汗副代表辛格等印度裔专家指出，与遥远的欧洲国家不同，作为阿富汗邻国的印度如果不向新政府提供援助，很可能意味着新德里准备扶持自己在阿富汗的代理人，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捍卫国家利益。
米勒认为，下一步的剧情走向很可能是：塔利班展开一系列“阿富汗式的交易”，拉拢各方政治力量和军阀形成一个自己主导的包容性政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法蒂娜、马拉卡为化名）
塔利班军事进展示意图
數据来源：FDD’s Long War Journal、BBC 制图/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