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所有中国史学中极为集中、极为宝贵的内容。2021年伊始，检察风云推出新栏目《四史讲堂》。本栏目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优质出版资源，每期一个主题，涉及红色文化和上海城市精神、上海解放、“一带一路”、中国道路、上海自贸区建设、改革兴邦与依法治国等12个主题，分别由12位史学方面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执笔。其内容是集纳各位专家在上海图书馆讲座课程而成的选段。
　　希望读者朋友能“读史阅世”，从而使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
　　2020年距上海开埠已过去177年，距《南京条约》以后五口通商也已有177年。五口通商的“五口”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其中只有上海一个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比其他城市要快，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历史、经济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原因，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上海的自然环境可谓襟江带海、腹地广阔，1843年以后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中其他四个城市，如果要讲腹地广阔，没有哪一个能跟上海比。近代以前，上海不像西方讲的是荒凉的渔村，但也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历史悠久。根据美国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施坚雅的研究结果，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位，前面有北京、苏州、广州等，所以上海在开埠的时候既不是荒凉的渔村，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城市，在全国范围，不能跟北京、广州、武汉比;在长三角这一带，也不能跟杭州、苏州、南京比。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是江苏省苏州府上海县。?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并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之前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中国开放，乾隆年间，英国就曾派使臣到中国来，商量能不能开几个通商口岸。当时英国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大机器生产的大批廉价商品要向外倾销。中国被认为是非常大的市场，因而英国在印度、非洲一带扩张后就要到中国来。乾隆皇帝表示，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做生意，把使臣挡回去了。过了30多年，英国又派使团到上海，也到北方，还是提出来要开埠通商。我们今天看来，通商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内地的地方、城市希望招商引资，但那个时候的观念不一样。1832年英国使团来到上海并提出通商后，上海地方政府断然拒绝。最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才不得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

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个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个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个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苏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块地方;二是法租界;三是华界，包括南市、闸北两块。三个政府，三套法律。电压都不一样，有110伏，也有220伏。电车轨道不一样，从闸北通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换三次车。黄包车执照也不一样，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牌照，一个黄包车夫至少要捐两张牌照才能够跨区域，否则只能在自己区域里营生。法律的差异更是很难想象。在华界里认为是最该杀头的事情，到租界里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权利。比如，在租界里骂清朝政府没關系，因为没有杀人放火，但如果是在华界里骂，就要抓起来杀头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实行，其实没什么关系，比如香港地区的法律跟广东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但因为两个区域有明确界限，因而总体可行。但那时候上海不同区域间是直通的，情况就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举几个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东路，原来是洋泾浜，洋泾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泾浜上因为各种各样的需要造了九座桥（西藏中路和延安中路路口的八仙桥就是其中之一），桥上就是两个租界的人做生意、进行交换的场所。那时很多人不会讲外语，或者讲外语是“硬乔乔”（沪语），就把在洋泾浜上讲的英语叫“洋泾浜英语”，今天我们还是习惯将不太标准的英语叫作“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走私贩毒的绝佳场所。虽然，租界在名义上是反对贩毒、运毒的，但是如果毒贩在桥上交易，巡捕从法租界那边来，法租界那边吹下哨子，毒贩就会从桥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越过桥来执法，所以毒贩跑到桥这边就安全了。
　　反之，如果巡捕从公共租界来，也吹哨子，毒贩便跑到另一边去。桥上于是变成三不管的地方，变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在桥上滋生，这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其复杂的问题。管理薄弱就变成缝隙，“一市三治”就是这样的特殊格局。各个区域的行政系统不一样∶华界用中文，公共租界司法、公文、法庭判案都用英文，法租界判案、公文用法文。司法系统、治安系统不一样∶公共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法租界巡捕多为越南人。此外，教育系统、卫生系统、货币系统都不一样。

四个效应

　　示范效应。上海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第一”：新式旅馆1846年出现在上海，照相馆1852年出现在上海，自行车、公园1868年出现在上海。还可以举出很多“第一”，有线电报、洒水车、垃圾车、电灯、自来水、留声机、画报、气象台、室内游泳池、电影、足球赛等等。在当时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对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像电灯、电话、自来水，不但比内地城市早，而且比其他通商口岸早。
　　缝隙效应。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利用了这个缝隙。中共一大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举行？位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边缘，是城乡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样子。上海法租界刚扩张以后，一大会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远就是农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才在那儿开会。二大会址位于现在静安区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带，那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缝隙，跟陕甘宁边区一个意思。共产党在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个规定，在上海活动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成立后的前 28年中，中央机关有较长一段时间设在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有缝隙可以钻，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孤岛效应。难民涌入租界是由于近代上海有三样东西提供保护∶治外法权、自治、法治。近代中国不断有战争、灾荒，当社会动荡不定时，安全就是最宝贵的资源。每一次战争，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上海就宣布中立，跟战争切断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战争都不在上海发生。近代中国在外地当官的都把资产放在上海，在上海买房子、盖房子、做房地产、投资股票，这是因为孤岛效应。所以上海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住过历史名人的建筑很多，很多历史名人虽然跟上海没有关系，但把钱放在上海，把家安在上海。

　　集散效应。上海人应该说是不排外的。上海给全国贡献了1/6的财政，上海留下来发展的钱仅占1/60，自己没办法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出现三大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上海人被认为比较能干、聪明，但比较小气，这大概是因为上海人是全国各地汇拢来的，这就导致上海人一个时期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亲戚朋友，后来又增加了很多外地的亲戚。外地人来上海都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培罗蒙西装到大白兔奶糖，但上海人可以招待人家的东西很少，自己捉襟见肘，于是半两粮票也出来了，假领头也出来了。同时，那时候上海户口很值钱，要想迁入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上海很了不起、上海人很傲气、上海人很小气，这些对上海人的评价在时代特征下便应运而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逐渐改变。
　　回过头看，上海的活力在于开放，上海的精气神在于一江活水，跟各个地方保持密切联系。上海的门户已经越开越大。上海人对外地人也还是很大气的，无论是外地民工子女进学校，还是各种待遇，上海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又恢复了它自己的传统。
　　编辑：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