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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0岁出头的王卓辉是北京某星级酒店的后厨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生的做成熟的”，“熟的摆成漂亮的”，然后让服务员端出去。看着大厨们下了班就是吃饭喝酒打牌，如此循环往复，王卓辉觉得这种生活没什么意思。
同一年，台湾大学数学系的大三学生陈志翰正在考虑退学，接受唱片公司的工作邀约。而洛兵，这个1988年被北京大学俄语系开除的高才生已经随着指南针乐队一起成了知名词曲作者—但也就是在1994年，乐队主唱罗琦带着失明的左眼单飞了。
在这一年，28岁的李赤已经在中关村干了两年装机卖电脑，收入高得惊人，每月能挣一万七。当时李赤生活不愁，衣食无忧，“但就是心里空虚”，经常在裤兜里直愣愣地插着一沓一万元的钞票，骑着座高把低的大红色高赛自行车在二环路上转悠显摆。
几年后的千禧年，李赤没料到他最初所从事的行业外加互联网的普及席卷了音乐产业—2000年初，苹果公司开始在iTunes Store为用户提供有偿的合法音乐下载服务，其数字音乐销售额占到了全球在线音乐下载市场份额的70%，当年美国唱片销售量下滑7%。从此，摆在全球音乐产业面前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贩卖音乐和服务。
音乐产业从此就没缓过劲来，全球实体唱片销量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而数字音乐销量又不足以弥补这一落差。但这四个本来有机会也有能力过上比现在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在这一领域里沉浮，被别人谈起或忘记。十几年后，音乐产业仍旧走在期待复兴之路上，李赤、王卓辉、陈志翰、洛兵则分别变成了著名的演出现场MAO Live house创始人、福声唱片店老板、“台湾音乐人阿怪”以及“诗人、作家和音乐人洛一半”。
不再空虚
李赤在1994年就想过开一间可以为乐队提供演出场地的酒吧，当时他还没听过Live house这个词—直到2006年，李赤去日本考察后，他才知道“Live house”意味着什么。
早在1992年，一场摇滚演出已经让李赤见识了现场演出的魅力。
那场演出的地点在东直门外幸福村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摇滚Party更为准确。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西姆餐厅、友谊宾馆、外交人员大酒家这些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摇滚乐队和前卫年轻人扎堆的地方。用洛兵在《我的音乐江山》一书中的话说就是“乐队、老外、尖果尖孙的天堂”。
当天登台演出的乐队有穴位、面孔，还有何勇和窦唯。“一进去就觉得，怎么唱摇滚那些人的范儿跟普通人都不一样啊，太酷了！”李赤之前也爱听音乐，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门市部买磁带。“其实中图才是最早的盗版商，他们的磁带都是直接用TDK的磁带串录的，封面用萝卜章印着—施特劳斯。”李赤一路从邓丽君听到了迈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工作之后有钱了，中图也有了正版引进的磁带，“当时我根本也不懂（音乐），挑磁带就是看哪个封面好看，结果瞎蒙买到了一盘警察乐队（Police）的。”20块钱一盘的磁带李赤经常一摞一摞地买，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150元。
李赤以为自己平时戴墨镜听听walkman就挺潮的了，但到了演出现场才发现还有更疯狂的，自己也不免被当时的氛围所震撼和感染。
作为那时少有的跑摇滚乐的女记者，《音乐周报》陈志音是这样描述外交人员大酒家摇滚Party的现场的：台上的窦唯是“儒雅文静、平头眼镜的大男孩，正双手合抱麦克咕哝嗫嚅”，还是乍暖还寒呵气成霜的季节，这里的青年男女，一个个袒胸露背光腿赤足，在震耳欲聋强烈刺激的音乐中，疯狂扭动摇头摆尾。
洛兵的人生中也有这样的时刻，他距离当时李赤所崇拜的偶像们更近一步。同样是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1991年，洛兵作为指南针乐队组建人王晓京钦点的词作者，第一次听到罗琦的歌声时，“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大叫大闹，大肆疯狂”。
台上一群青春年少、雄姿英发的年轻人正在引吭高歌，台下无数看不清的脸庞欢呼四起，无数手臂疯狂挥舞。雾气氤氲、浓烟扑鼻、彩灯狂闪、气壮山河—这是洛兵对初见罗琦演出情景的回忆。看完那次演出之后没过多久，洛兵就和乐队的成员同吃同住在了三元桥的几间平房里。
1992年，李赤也想跟这群搞摇滚的走近点，他采取的方法更为直接。“那一阵我听到石头乐队的歌曲，觉得特别好，就想当他们经纪人，结果人家不干。”李赤觉得自己有钱就能帮上忙，但没人领情。
当时李赤对经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也不大清楚。现在，李赤拥有独立音乐厂牌，担任了多个乐队经纪人，终于能在音乐人攻略上给出关于“经纪人”的定义了：助理、司机、设计师、保姆、教练、老师、朋友、家长、导演、总监、销售、财务、灯光师、调音师、经理、法律顾问、制作人……这些都是经纪人可能扮演或涉及的角色。
李赤是个凭直觉做事的人。“我是有了冲动就去做，想一件事可能需要点时间，但决定做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在遭到石头乐队拒绝后，李赤迅速换了一种方式打入音乐圈—开酒吧请乐队来演出。
“我就是以一个粉丝的身份进入的，那会儿演出一年也没几场，我就想自己也开一个，让他们都来演。”李赤觉得这事不难，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的演出场所很简单，就是找个地方弄一圈沙发卡座，有舞台话筒灯光就行，主要靠场地里卖酒水挣钱。各路乐队也乐意多些演出，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知道，自己也多些锻炼。
1994年，李赤迅速地在吉林找到了一处演出场所想自己干。没想到，和对方刚签完协议还没来得及装修，地方就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干赔了几万块钱”。
回北京后，李赤决定不再回中关村卖电脑。“因为我当时想通了一件事，赚钱赚多少都空虚，我永远也赚不过李嘉诚。要总是比这个，要么累死要么气死。”李赤决定不能只为挣钱而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之后的几年他卖过打口CD，又迷上了画画写诗，最后索性过起了在家创作的“艺术家生涯”。每天就是看书思考哲学问题，和各路画家诗人混迹。在三年间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后买的14辆高赛自行车都被偷了。 “但当我穿着被颜料抹花的破洞牛仔裤，不刮胡子不洗脸，骑着老妈的二六女车出门时，我觉得心里特充实。”那时李赤已经三十多岁了，生活跌宕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而洛兵在1994年写出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等流行金曲的歌词，之后得名“洛一半”。因为在1995、1996年全国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几乎一半的打榜歌词曲作者都是洛兵。
找到方向
2002年，30岁的王卓辉第一次去马连道的北京音像大厦进货，他要把自己刚刚盘下的唱片店填满。位于北京平安里路口东南角的福声唱片店是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足足有40平方米。
作为一个对吃没什么要求的厨子，王卓辉对音乐却有些讲究。在8年的厨师生涯中，每天骑车上下班的路上就是王卓辉的听歌时间。“刚开始是好奇，所以什么都听，无条件地大量吸收。雨果唱片做的民乐也听，国外的摇滚也听，罗大佑、李宗盛也听。”慢慢地听多了，王卓辉发现自己还是更偏好摇滚。
王卓辉现在偶尔也会听听当年收藏的CD，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来是耳朵变得越来越尖，对音乐更挑了；二来是心情心境全变了，也许听一两首就收起来，以后都不会再拿出来了。”
在2002年，王卓辉就已经显得相当“挑剔”，“进货的时候标准就是挑我感兴趣的和包装也好的，这样卖相好”。当时从来没做过买卖的王卓辉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他盘算着，要买够填满这个40平方米唱片店的碟，或许还得打个车拉上几箱。
“结果我拎着一塑料袋就从马连道回来了，真没有我看得上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当时CD的封面和内页印刷粗糙，制作也不及现在精良，进价还在20块钱左右。
但为了把店填满，王卓辉又硬着头皮去马连道找货。他把国内摇滚乐的几十种货都拿了，但这仍旧仅占店里货源的十分之一。王卓辉当时自己也买欧美原盘听着玩，那些由国际一流唱片公司设计制作的CD水平比国内高出一截。所谓原盘和李赤当年倒卖的打口CD相近，都是以塑料废品名义报关进口的光碟，这些盘片主要是国外出版商因为滞销或合同原因需要进行销毁的对象。销毁的方式主要采取切口、钻洞或压路机碾压，盘片表面会有扎眼或豁口留存，但通过一定的修补仍可以播放，这些就是打口CD，几块钱一张，但根据歌手的名望和专辑的稀缺性会有小幅浮动。
由于当时进口音像制品品种少、价格高，一些进口商见打口CD有利可图便打通关系，在销毁的过程中让人手下留情。有的唱片仅是外盒受损，有的连外盒及CD都能保持完好品相，价钱也能卖得更高，这种CD即被称为原盘。在互联网音乐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国内的乐迷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欧美音乐启蒙。但由于这些CD的货源属于灰色地带，很少有音像店敢大张旗鼓地卖。
王卓辉把自己买的一小部分原盘放到店里，同样也只占货源的十分之一，迫不得已还得顺带卖点Discovery探索频道和音乐会的DVD。剩下的就都是流行音乐，诸如张惠妹、王菲、莫文蔚、齐秦、张宇、刘德华等等，因为时常有客人进来找，就也得预备着。
“我开店头一年，每天也就卖十几张盘。”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王卓辉又不碰盗版CD，就只能熬着。当王卓辉经历低潮的时候，洛兵也已经淡出了乐坛，与音乐圈刻意保持着距离，转而进行文学创作。“混圈子太牵扯精力，没有时间好好做自己的事。我写词写歌是为了表达，但当时觉得文学可以是我的另一个出口。”2003年，洛兵出版了一部小说，写完了两部电视剧剧本。
而当时为张惠妹写了《牵手》、《三天三夜》的词曲作者阿怪（陈志翰）却正享受着市场和美女的青睐。从1998年到2003年，阿怪每年都会有约合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他原本是少有女孩正眼看待的宅男，但被介绍是“《牵手》的词曲作者”后，时常有难得一见的美女对他示好。
阿怪自认自己在台湾是“非常与世隔绝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宅，“在第一次拿到版税支票之前，我都不知道阿妹原来有这么红”。阿怪的收入在《牵手》之后直接从非纳税范围，越过起征点到达了15%税率的水平。拿到钱后，他开始为自己向往的科技宅男生活“添砖加瓦”：“当时我买了德国造的焊枪、芯片，还有好多实验室里用的精密仪器，有的后来都没使过。”拥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阿怪一手打造了他台北家中的智能家居系统，音乐对于他而言似乎一直就是个“玩儿”的事。
“现在技术进步，已经不用声音试验了，你想要的音色我都可以写程序来实现。”结合了“码农”和“音乐人”两种身份的阿怪现在北京生活工作，平时除了帮人写歌，也做网站设计策划。
王卓辉小店所在的平安里路口正好位于从新街口到西四一带音像店聚集的中心，2002年的鼎盛时期，这条路上曾经同时出现过40多家音像店。“我一般都是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加15%卖，但其他店也有定价更高的，毕竟大家情况都不一样。”王卓辉开始也去其他音像店看看别人的定价和货品，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比性。
“大家的地段、面积、房租都不一样，要是整天盯着价格谁高谁低就没法干了。”王卓辉开始琢磨自己的方向，当时激烈的竞争已经让一些经销商开始打起了价格战，手段就是卖盗版CD。“1994年滚石开始做魔岩三杰的时候，火到磁带刚从厂子里拉到批发市场，还没卸车呢就全卖光了，那真是几百万盘的真实销量。但到了2000年的时候，盗版已经把市场毁到滚石唱片连歌手的专辑制作费都收不回来了。”
所以在阿怪眼里，大陆市场很奇特：“在大陆地区，我其实可以拿到的版税支票是在台湾的10倍，但是我拿不到，因为盗版。”
“也因为这个缘故，你永远看不出来它（大陆市场）是好还是不好。”“没有正向的市场反馈，音乐人对自己的判断也会有偏颇，写好歌和写烂歌的一样收不到钱，大家都以为这是怀才不遇。”
福声唱片开了两年之后，2004年，王卓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方向。“还是得做自己熟悉而且喜欢的—摇滚”。他想了各种手段来促进销售，强化摇滚这一主营业务。 “我当时给音乐杂志发乐评和唱片信息，还在《我爱摇滚乐》上登广告做邮购。”2004年，王卓辉花一万块钱在《我爱摇滚乐》杂志上投了一年的半P文字广告，列明了店内销售唱片的主要风格和乐队，四张包邮。
广告刊出后不久，王卓辉接到了第一张汇款单—它来自新疆，要求购买四张CD总计80元。“当时我真没想到二、三线城市对于摇滚唱片的需求这么大，可能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碟确实不好买吧。所以只要肯想办法，做这行的效益还是有的，至少一年的广告费够赚了。”
人生不会有浪费
2006年，李赤站在日本唱片公司BAD NEWS在东京的办公室门口，看见玻璃门上贴着中日两国的国旗，旁边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这事儿神圣了！”李赤突然觉得自己是代表中国而来的。
当时李赤的身份是北京疾风劲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年收入超过百万元。他在千禧年来临之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特长的行业，能将自己听过的音乐、画过的画、写过的歪诗和看过的杂书融合到一起，这个行业就是广告。
但李赤去日本并非为了谈客户，而是要考察一下日本Live house的运营模式及合作可能。介绍BAD NEWS唱片公司总裁千叶和利给李赤认识的，其实就是他的广告公司日籍合伙人。李赤在多年之后再次听到“摇滚乐”三个字，一开始觉得有些生疏，但心中的小火苗蹭地一下就被点着了。
“当时日方说想合作弄一个Live house，我说那不就是豪运酒吧么？结果人说不是，比那个好。”紧接着在东京的四五天时间里，李赤看了各种各样的Live house，“看一个我傻眼一次，都是外表破破烂烂，破椅子破墙，破地面破门，但演出条件和设备都特好。我跟人家老板聊了聊什么是Live house，顿时我这使命感就来了。”
Live house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日本，起源于欧洲。Live house文化是伴随着独立音乐潮兴起的，欧美60年代末诞生的rock pub是Live house的前身。真正的Live house是具备专业演出场地与高质量音响设备的室内演出场馆，以各种独立的音乐演出为主题。
在欧美和日本，Live house已经风行了几十年。日本的Live house大概有近千家，单是东京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日本不光是独立音乐的发展位居亚洲首位，在大众流行音乐领域也紧跟欧美。
“其实音乐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息息相关。”阿怪曾经就这个问题和台湾的人类学家庄祖宜讨论过，“都说日韩的流行音乐抄欧美，然后港台再抄日韩。但为什么冲绳会成为日本流行音乐的重镇？那就是个离岛呀—你能想象北京的音乐圈是由一帮海南岛人控制的吗？”
但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冲绳有美军俱乐部，长年以来美国士兵的消费能力都远高于当地人；而要娱乐美国人，就必须要贴近美国流行文化。釜山成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前沿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它的周边有美军在韩国最重要的后勤基地，所以流行音乐也相对发达”。
“我在东京坐地铁，临近下午4、5点的时候，每站都有背着吉他上车的年轻人，赶着去Live house调音准备演出。这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的文化风气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李赤看了很受震动，“日方代表问我如果在北京做一个Live house会挣钱么，我说肯定赔；又问我那你干么，我说干。”
事实证明，2007年初在鼓楼东大街开业的MAO Live house还是赚钱的，虽然李赤150万元的先期投资到现在还并未完全收回，但他一年也有几十万元的营收—这个经营状况在北京十几家Live house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除了专业过硬的音响设备和演出条件，李赤还将广告人的思路用在了MAO的概念包装上。“以前摇滚乐队做演出，都觉得摇滚的听众就那么多，所以就印点传单免费发发就完了。但是我找了很多时尚媒体来宣传报道。”其实李赤真正请过的媒体就两家，一家是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专门报道城市流行文化趋势和演出活动信息，一家是1626—当时刚刚兴起的一本潮流杂志，但读者群都是时髦的年轻人。之后，大批媒体就蜂拥而至要求采访拍照，从而带动了一批时髦青年走进Live house。
另外在乐队演出的分成比例上，MAO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方法。由于每晚的演出多由3个以上的乐队完成，所以为了收入分配合理，检票员会在观众入场时统计是为看哪个乐队而来，然后根据观众的喜爱程度按比例分成。“现在国内的乐队也乐于接受这种方式，这样更公平也更透明。”在李赤眼里，Live house是练兵场也是学堂，它会教授给年轻乐队一些演出经验和生存方法，“我们真正目的是帮助乐队闯出来，从一张照片、一条文案和一个小网站宣传上开始教他们。”MAO要求乐队通常在演出前一个月提交宣传资料和视听小样，以方便配合演出宣传。
“逃跑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的“好学生”—这个以独立流行为主，加入了新浪潮和后朋克风格的乐队，在2008年迷笛音乐节上以一首《08年我们结婚》一战成名。身为“逃跑计划”的乐队经纪人，李赤在2011年底策划其首张专辑时还特地跑到福声唱片问了王卓辉的意见。
2011年，福声唱片已经随着王卓辉的“想清楚”，转型成为定位清晰、以摇滚CD为主营项目的音像店，店内流行唱片的比例下降到了一半。在同行打价格战的时候，王卓辉通过邮购发掘了二、三线市场，这部分市场已经被福声的网购渠道取代。
“现在要再写唱片邮购目录真得好几页了。再说邮购这事也就是那会儿能干，随着互联网起来，现在已经不行了。”目前福声唱片的网络销售占到全年总销售的三分之一。而随着唱片业的萎缩、音像店的迅速消失，王卓辉的生意反倒好做了，因为残酷的价格战让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了。而且多年在细分领域的销售经验，让王卓辉对国内各种摇滚乐队的销售数据了然于胸。2013年，他还在微博上分享了店内的销售排行—第一名是窦唯。 2011年底，李赤跑去跟王卓辉打听哪些乐队卖得好，得知万能青年旅店乐队销售不错，一年多卖了几千张。当时“万青”已经是国内独立摇滚界的新星，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组队，2006年凭借网络独立发布的单曲《不万能的喜剧》出头。
王卓辉出于保守原则奉劝李赤少印点，最好先印个2000张，不成再发一版。李赤迟疑了一会儿，广告人的灵感突然来了—做1万张！
“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数字，一个非主流的独立乐队敢做这么多，而且还都要卖出去。”但李赤认为这正是广告的创意和噱头所在，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也立下毒誓—卖不出去一万张，乐队解散！
“逃跑计划一年走了50多个城市做宣传，现场签售，非常辛苦。但现在唱片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估计也就剩几百张了。”李赤相信事在人为，Live house作为音乐产业的孵化器，为新人提供机会，而个体也更要努力才行。
坚持到底
“我开店三年没挣钱，2005年之后情况好转，现在也就是混个温饱，十年干点别的生意可能比现在挣得多。”王卓辉简短地回顾了下过去，“但我开店的目的多半是为了玩，现在彻底就玩了。”嘴上这么说，但2011年他在798艺术区内又开了一家福声唱片。
798的福声唱片是20平方米的店面，门口有两棵大杨树，因为没有伙计看店，王卓辉自己不在就闭门谢客。“这是我的一块自留地。”
2012年，掐指算来798的福声唱片只开张了200多天，因为王老板刮风下雨的时候不来，有事不来，没心情也不来，“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喝喝茶听听音乐，有朋友来会个客聊聊天。”
“现在大家听音乐的习惯都变了，原先是一系列的动作—从打开放磁带或放CD的仓门，关闭仓门到按下播放键，都是有仪式感的。”在王卓辉看来，喜欢音乐的人现在也分两种：一部分是爱听，可能从网络上下载了，好听的留着不好听的就删了；还有一部分是要收盘的，即使在网上下载了，也要再买一张留着。
王卓辉明显能感受到，以前常来的老顾客现在来的次数少了，买的少了；也有部分人是抱着“支持音乐人，支持福声”的态度来店里消费，甚至在觉得没得可买时，也还是挑一张凑个数。毕竟很多顾客和他多年相处下来也都成了朋友。
20世纪90年代大名鼎鼎的“洛一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他们只知道在“我是歌手”里黄绮珊黄妈唱的《回来》很带劲，却少有人知晓那是罗琦的原唱和洛兵的词曲。
“黄妈唱完《回来》，她的商演价格立马涨了50%，还发微信跟我道谢。”洛兵早就在微博上表态，谢谢她“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礼物”。除去大拇指，洛兵的左手四指上都有厚厚的淡黄色的茧子，指甲剪得光秃秃的，一看就是每天还坚持长时间弹吉他的主儿。
从2010年开始，洛兵就带着自己的乐队在全国各种音乐节演出，唱新歌，唱老歌，翻唱，在台上表达自己，在音乐里寻找出口。“我是靠做影视音乐和编剧来生存，唱歌就当成玩儿。”但46岁的洛兵在台上“玩儿”时从来不惜力，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我星盘里有四个处女座，绝对的完美主义至上。”洛兵正在制作自己的个人专辑，因为总是在精益求精，所以迟迟不能完工，“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做音乐最重要的是才华，但现在觉得是坚持。”
阿怪2009年来到北京发展，发现原来很多台湾音乐圈的熟人早已北上了。“他们来了都不告诉我一声！当时大陆有很多‘自慰型’歌手，愿意出几百万元做一张唱片，钱很好赚！”
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了，阿怪现在的歌曲制作费是一首六七万元人民币。“就是把歌写好，盯着他们进棚录音，缩混做好。”对阿怪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也不知道这些唱片公司是哪儿冒出来的，但只要给钱就好。”
阿怪说自己做音乐的基本态度是非常世俗的：“其实就是娱乐，大家一起high，狗血洒下去就好了。”
娱乐久了也会有一点怀疑和厌倦，所以阿怪在2004年他30岁时自费做了一张原创专辑《尘与土》。阿怪笑称这张专辑是“三十功名尘与土”，里面有他想做但之前顾忌市场而不敢做的音乐，把他科技宅男的恶趣味发挥了一把，模仿北京方言和落子戏，歌词突破大尺度。“我们就是戏子嘛！这行哪儿有那么伟大。”
最近阿怪想做的事是尝试自己写个填词软件出来，看看运算出来的结果和人工填词有哪些雷同和不同，他甚至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个输入法的词库，可以随时开工设计。“如果有一件事，你实在想做，但是又没人买单，就自己把它做了吧。”他觉得凡事有趣最重要，“没有必要难为自己”。
有一位中国银行的业务员在去年几次找到李赤，希望能在MAO附近辟出一块6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放几台ATM机。“他开的价都够我付一年房租的了。但我没答应。”李赤自己也知道，如果把MAO改成一家饭馆或是纯酒吧营收至少会是现在的三倍，但是他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干这事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1994年的时候就想明白了。”李赤特别佩服马云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成功不是你做的，是你耗出来的，把对手都耗死，你就成功了。
“等什么时候耗得给我店门口挂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您想参观一下北京的唱片店，进福声得买门票，那这事就成了。”王卓辉笑着说。
同一年，台湾大学数学系的大三学生陈志翰正在考虑退学，接受唱片公司的工作邀约。而洛兵，这个1988年被北京大学俄语系开除的高才生已经随着指南针乐队一起成了知名词曲作者—但也就是在1994年，乐队主唱罗琦带着失明的左眼单飞了。
在这一年，28岁的李赤已经在中关村干了两年装机卖电脑，收入高得惊人，每月能挣一万七。当时李赤生活不愁，衣食无忧，“但就是心里空虚”，经常在裤兜里直愣愣地插着一沓一万元的钞票，骑着座高把低的大红色高赛自行车在二环路上转悠显摆。
几年后的千禧年，李赤没料到他最初所从事的行业外加互联网的普及席卷了音乐产业—2000年初，苹果公司开始在iTunes Store为用户提供有偿的合法音乐下载服务，其数字音乐销售额占到了全球在线音乐下载市场份额的70%，当年美国唱片销售量下滑7%。从此，摆在全球音乐产业面前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贩卖音乐和服务。
音乐产业从此就没缓过劲来，全球实体唱片销量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而数字音乐销量又不足以弥补这一落差。但这四个本来有机会也有能力过上比现在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在这一领域里沉浮，被别人谈起或忘记。十几年后，音乐产业仍旧走在期待复兴之路上，李赤、王卓辉、陈志翰、洛兵则分别变成了著名的演出现场MAO Live house创始人、福声唱片店老板、“台湾音乐人阿怪”以及“诗人、作家和音乐人洛一半”。
不再空虚
李赤在1994年就想过开一间可以为乐队提供演出场地的酒吧，当时他还没听过Live house这个词—直到2006年，李赤去日本考察后，他才知道“Live house”意味着什么。
早在1992年，一场摇滚演出已经让李赤见识了现场演出的魅力。
那场演出的地点在东直门外幸福村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摇滚Party更为准确。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西姆餐厅、友谊宾馆、外交人员大酒家这些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摇滚乐队和前卫年轻人扎堆的地方。用洛兵在《我的音乐江山》一书中的话说就是“乐队、老外、尖果尖孙的天堂”。
当天登台演出的乐队有穴位、面孔，还有何勇和窦唯。“一进去就觉得，怎么唱摇滚那些人的范儿跟普通人都不一样啊，太酷了！”李赤之前也爱听音乐，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门市部买磁带。“其实中图才是最早的盗版商，他们的磁带都是直接用TDK的磁带串录的，封面用萝卜章印着—施特劳斯。”李赤一路从邓丽君听到了迈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工作之后有钱了，中图也有了正版引进的磁带，“当时我根本也不懂（音乐），挑磁带就是看哪个封面好看，结果瞎蒙买到了一盘警察乐队（Police）的。”20块钱一盘的磁带李赤经常一摞一摞地买，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150元。
李赤以为自己平时戴墨镜听听walkman就挺潮的了，但到了演出现场才发现还有更疯狂的，自己也不免被当时的氛围所震撼和感染。
作为那时少有的跑摇滚乐的女记者，《音乐周报》陈志音是这样描述外交人员大酒家摇滚Party的现场的：台上的窦唯是“儒雅文静、平头眼镜的大男孩，正双手合抱麦克咕哝嗫嚅”，还是乍暖还寒呵气成霜的季节，这里的青年男女，一个个袒胸露背光腿赤足，在震耳欲聋强烈刺激的音乐中，疯狂扭动摇头摆尾。
洛兵的人生中也有这样的时刻，他距离当时李赤所崇拜的偶像们更近一步。同样是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1991年，洛兵作为指南针乐队组建人王晓京钦点的词作者，第一次听到罗琦的歌声时，“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大叫大闹，大肆疯狂”。
台上一群青春年少、雄姿英发的年轻人正在引吭高歌，台下无数看不清的脸庞欢呼四起，无数手臂疯狂挥舞。雾气氤氲、浓烟扑鼻、彩灯狂闪、气壮山河—这是洛兵对初见罗琦演出情景的回忆。看完那次演出之后没过多久，洛兵就和乐队的成员同吃同住在了三元桥的几间平房里。
1992年，李赤也想跟这群搞摇滚的走近点，他采取的方法更为直接。“那一阵我听到石头乐队的歌曲，觉得特别好，就想当他们经纪人，结果人家不干。”李赤觉得自己有钱就能帮上忙，但没人领情。
当时李赤对经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也不大清楚。现在，李赤拥有独立音乐厂牌，担任了多个乐队经纪人，终于能在音乐人攻略上给出关于“经纪人”的定义了：助理、司机、设计师、保姆、教练、老师、朋友、家长、导演、总监、销售、财务、灯光师、调音师、经理、法律顾问、制作人……这些都是经纪人可能扮演或涉及的角色。
李赤是个凭直觉做事的人。“我是有了冲动就去做，想一件事可能需要点时间，但决定做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在遭到石头乐队拒绝后，李赤迅速换了一种方式打入音乐圈—开酒吧请乐队来演出。
“我就是以一个粉丝的身份进入的，那会儿演出一年也没几场，我就想自己也开一个，让他们都来演。”李赤觉得这事不难，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的演出场所很简单，就是找个地方弄一圈沙发卡座，有舞台话筒灯光就行，主要靠场地里卖酒水挣钱。各路乐队也乐意多些演出，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知道，自己也多些锻炼。
1994年，李赤迅速地在吉林找到了一处演出场所想自己干。没想到，和对方刚签完协议还没来得及装修，地方就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干赔了几万块钱”。
回北京后，李赤决定不再回中关村卖电脑。“因为我当时想通了一件事，赚钱赚多少都空虚，我永远也赚不过李嘉诚。要总是比这个，要么累死要么气死。”李赤决定不能只为挣钱而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之后的几年他卖过打口CD，又迷上了画画写诗，最后索性过起了在家创作的“艺术家生涯”。每天就是看书思考哲学问题，和各路画家诗人混迹。在三年间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后买的14辆高赛自行车都被偷了。 “但当我穿着被颜料抹花的破洞牛仔裤，不刮胡子不洗脸，骑着老妈的二六女车出门时，我觉得心里特充实。”那时李赤已经三十多岁了，生活跌宕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而洛兵在1994年写出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等流行金曲的歌词，之后得名“洛一半”。因为在1995、1996年全国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几乎一半的打榜歌词曲作者都是洛兵。
找到方向
2002年，30岁的王卓辉第一次去马连道的北京音像大厦进货，他要把自己刚刚盘下的唱片店填满。位于北京平安里路口东南角的福声唱片店是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足足有40平方米。
作为一个对吃没什么要求的厨子，王卓辉对音乐却有些讲究。在8年的厨师生涯中，每天骑车上下班的路上就是王卓辉的听歌时间。“刚开始是好奇，所以什么都听，无条件地大量吸收。雨果唱片做的民乐也听，国外的摇滚也听，罗大佑、李宗盛也听。”慢慢地听多了，王卓辉发现自己还是更偏好摇滚。
王卓辉现在偶尔也会听听当年收藏的CD，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来是耳朵变得越来越尖，对音乐更挑了；二来是心情心境全变了，也许听一两首就收起来，以后都不会再拿出来了。”
在2002年，王卓辉就已经显得相当“挑剔”，“进货的时候标准就是挑我感兴趣的和包装也好的，这样卖相好”。当时从来没做过买卖的王卓辉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他盘算着，要买够填满这个40平方米唱片店的碟，或许还得打个车拉上几箱。
“结果我拎着一塑料袋就从马连道回来了，真没有我看得上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当时CD的封面和内页印刷粗糙，制作也不及现在精良，进价还在20块钱左右。
但为了把店填满，王卓辉又硬着头皮去马连道找货。他把国内摇滚乐的几十种货都拿了，但这仍旧仅占店里货源的十分之一。王卓辉当时自己也买欧美原盘听着玩，那些由国际一流唱片公司设计制作的CD水平比国内高出一截。所谓原盘和李赤当年倒卖的打口CD相近，都是以塑料废品名义报关进口的光碟，这些盘片主要是国外出版商因为滞销或合同原因需要进行销毁的对象。销毁的方式主要采取切口、钻洞或压路机碾压，盘片表面会有扎眼或豁口留存，但通过一定的修补仍可以播放，这些就是打口CD，几块钱一张，但根据歌手的名望和专辑的稀缺性会有小幅浮动。
由于当时进口音像制品品种少、价格高，一些进口商见打口CD有利可图便打通关系，在销毁的过程中让人手下留情。有的唱片仅是外盒受损，有的连外盒及CD都能保持完好品相，价钱也能卖得更高，这种CD即被称为原盘。在互联网音乐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国内的乐迷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欧美音乐启蒙。但由于这些CD的货源属于灰色地带，很少有音像店敢大张旗鼓地卖。
王卓辉把自己买的一小部分原盘放到店里，同样也只占货源的十分之一，迫不得已还得顺带卖点Discovery探索频道和音乐会的DVD。剩下的就都是流行音乐，诸如张惠妹、王菲、莫文蔚、齐秦、张宇、刘德华等等，因为时常有客人进来找，就也得预备着。
“我开店头一年，每天也就卖十几张盘。”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王卓辉又不碰盗版CD，就只能熬着。当王卓辉经历低潮的时候，洛兵也已经淡出了乐坛，与音乐圈刻意保持着距离，转而进行文学创作。“混圈子太牵扯精力，没有时间好好做自己的事。我写词写歌是为了表达，但当时觉得文学可以是我的另一个出口。”2003年，洛兵出版了一部小说，写完了两部电视剧剧本。
而当时为张惠妹写了《牵手》、《三天三夜》的词曲作者阿怪（陈志翰）却正享受着市场和美女的青睐。从1998年到2003年，阿怪每年都会有约合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他原本是少有女孩正眼看待的宅男，但被介绍是“《牵手》的词曲作者”后，时常有难得一见的美女对他示好。
阿怪自认自己在台湾是“非常与世隔绝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宅，“在第一次拿到版税支票之前，我都不知道阿妹原来有这么红”。阿怪的收入在《牵手》之后直接从非纳税范围，越过起征点到达了15%税率的水平。拿到钱后，他开始为自己向往的科技宅男生活“添砖加瓦”：“当时我买了德国造的焊枪、芯片，还有好多实验室里用的精密仪器，有的后来都没使过。”拥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阿怪一手打造了他台北家中的智能家居系统，音乐对于他而言似乎一直就是个“玩儿”的事。
“现在技术进步，已经不用声音试验了，你想要的音色我都可以写程序来实现。”结合了“码农”和“音乐人”两种身份的阿怪现在北京生活工作，平时除了帮人写歌，也做网站设计策划。
王卓辉小店所在的平安里路口正好位于从新街口到西四一带音像店聚集的中心，2002年的鼎盛时期，这条路上曾经同时出现过40多家音像店。“我一般都是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加15%卖，但其他店也有定价更高的，毕竟大家情况都不一样。”王卓辉开始也去其他音像店看看别人的定价和货品，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比性。
“大家的地段、面积、房租都不一样，要是整天盯着价格谁高谁低就没法干了。”王卓辉开始琢磨自己的方向，当时激烈的竞争已经让一些经销商开始打起了价格战，手段就是卖盗版CD。“1994年滚石开始做魔岩三杰的时候，火到磁带刚从厂子里拉到批发市场，还没卸车呢就全卖光了，那真是几百万盘的真实销量。但到了2000年的时候，盗版已经把市场毁到滚石唱片连歌手的专辑制作费都收不回来了。”
所以在阿怪眼里，大陆市场很奇特：“在大陆地区，我其实可以拿到的版税支票是在台湾的10倍，但是我拿不到，因为盗版。”
“也因为这个缘故，你永远看不出来它（大陆市场）是好还是不好。”“没有正向的市场反馈，音乐人对自己的判断也会有偏颇，写好歌和写烂歌的一样收不到钱，大家都以为这是怀才不遇。”
福声唱片开了两年之后，2004年，王卓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方向。“还是得做自己熟悉而且喜欢的—摇滚”。他想了各种手段来促进销售，强化摇滚这一主营业务。 “我当时给音乐杂志发乐评和唱片信息，还在《我爱摇滚乐》上登广告做邮购。”2004年，王卓辉花一万块钱在《我爱摇滚乐》杂志上投了一年的半P文字广告，列明了店内销售唱片的主要风格和乐队，四张包邮。
广告刊出后不久，王卓辉接到了第一张汇款单—它来自新疆，要求购买四张CD总计80元。“当时我真没想到二、三线城市对于摇滚唱片的需求这么大，可能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碟确实不好买吧。所以只要肯想办法，做这行的效益还是有的，至少一年的广告费够赚了。”
人生不会有浪费
2006年，李赤站在日本唱片公司BAD NEWS在东京的办公室门口，看见玻璃门上贴着中日两国的国旗，旁边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这事儿神圣了！”李赤突然觉得自己是代表中国而来的。
当时李赤的身份是北京疾风劲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年收入超过百万元。他在千禧年来临之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特长的行业，能将自己听过的音乐、画过的画、写过的歪诗和看过的杂书融合到一起，这个行业就是广告。
但李赤去日本并非为了谈客户，而是要考察一下日本Live house的运营模式及合作可能。介绍BAD NEWS唱片公司总裁千叶和利给李赤认识的，其实就是他的广告公司日籍合伙人。李赤在多年之后再次听到“摇滚乐”三个字，一开始觉得有些生疏，但心中的小火苗蹭地一下就被点着了。
“当时日方说想合作弄一个Live house，我说那不就是豪运酒吧么？结果人说不是，比那个好。”紧接着在东京的四五天时间里，李赤看了各种各样的Live house，“看一个我傻眼一次，都是外表破破烂烂，破椅子破墙，破地面破门，但演出条件和设备都特好。我跟人家老板聊了聊什么是Live house，顿时我这使命感就来了。”
Live house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日本，起源于欧洲。Live house文化是伴随着独立音乐潮兴起的，欧美60年代末诞生的rock pub是Live house的前身。真正的Live house是具备专业演出场地与高质量音响设备的室内演出场馆，以各种独立的音乐演出为主题。
在欧美和日本，Live house已经风行了几十年。日本的Live house大概有近千家，单是东京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日本不光是独立音乐的发展位居亚洲首位，在大众流行音乐领域也紧跟欧美。
“其实音乐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息息相关。”阿怪曾经就这个问题和台湾的人类学家庄祖宜讨论过，“都说日韩的流行音乐抄欧美，然后港台再抄日韩。但为什么冲绳会成为日本流行音乐的重镇？那就是个离岛呀—你能想象北京的音乐圈是由一帮海南岛人控制的吗？”
但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冲绳有美军俱乐部，长年以来美国士兵的消费能力都远高于当地人；而要娱乐美国人，就必须要贴近美国流行文化。釜山成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前沿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它的周边有美军在韩国最重要的后勤基地，所以流行音乐也相对发达”。
“我在东京坐地铁，临近下午4、5点的时候，每站都有背着吉他上车的年轻人，赶着去Live house调音准备演出。这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的文化风气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李赤看了很受震动，“日方代表问我如果在北京做一个Live house会挣钱么，我说肯定赔；又问我那你干么，我说干。”
事实证明，2007年初在鼓楼东大街开业的MAO Live house还是赚钱的，虽然李赤150万元的先期投资到现在还并未完全收回，但他一年也有几十万元的营收—这个经营状况在北京十几家Live house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除了专业过硬的音响设备和演出条件，李赤还将广告人的思路用在了MAO的概念包装上。“以前摇滚乐队做演出，都觉得摇滚的听众就那么多，所以就印点传单免费发发就完了。但是我找了很多时尚媒体来宣传报道。”其实李赤真正请过的媒体就两家，一家是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专门报道城市流行文化趋势和演出活动信息，一家是1626—当时刚刚兴起的一本潮流杂志，但读者群都是时髦的年轻人。之后，大批媒体就蜂拥而至要求采访拍照，从而带动了一批时髦青年走进Live house。
另外在乐队演出的分成比例上，MAO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方法。由于每晚的演出多由3个以上的乐队完成，所以为了收入分配合理，检票员会在观众入场时统计是为看哪个乐队而来，然后根据观众的喜爱程度按比例分成。“现在国内的乐队也乐于接受这种方式，这样更公平也更透明。”在李赤眼里，Live house是练兵场也是学堂，它会教授给年轻乐队一些演出经验和生存方法，“我们真正目的是帮助乐队闯出来，从一张照片、一条文案和一个小网站宣传上开始教他们。”MAO要求乐队通常在演出前一个月提交宣传资料和视听小样，以方便配合演出宣传。
“逃跑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的“好学生”—这个以独立流行为主，加入了新浪潮和后朋克风格的乐队，在2008年迷笛音乐节上以一首《08年我们结婚》一战成名。身为“逃跑计划”的乐队经纪人，李赤在2011年底策划其首张专辑时还特地跑到福声唱片问了王卓辉的意见。
2011年，福声唱片已经随着王卓辉的“想清楚”，转型成为定位清晰、以摇滚CD为主营项目的音像店，店内流行唱片的比例下降到了一半。在同行打价格战的时候，王卓辉通过邮购发掘了二、三线市场，这部分市场已经被福声的网购渠道取代。
“现在要再写唱片邮购目录真得好几页了。再说邮购这事也就是那会儿能干，随着互联网起来，现在已经不行了。”目前福声唱片的网络销售占到全年总销售的三分之一。而随着唱片业的萎缩、音像店的迅速消失，王卓辉的生意反倒好做了，因为残酷的价格战让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了。而且多年在细分领域的销售经验，让王卓辉对国内各种摇滚乐队的销售数据了然于胸。2013年，他还在微博上分享了店内的销售排行—第一名是窦唯。 2011年底，李赤跑去跟王卓辉打听哪些乐队卖得好，得知万能青年旅店乐队销售不错，一年多卖了几千张。当时“万青”已经是国内独立摇滚界的新星，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组队，2006年凭借网络独立发布的单曲《不万能的喜剧》出头。
王卓辉出于保守原则奉劝李赤少印点，最好先印个2000张，不成再发一版。李赤迟疑了一会儿，广告人的灵感突然来了—做1万张！
“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数字，一个非主流的独立乐队敢做这么多，而且还都要卖出去。”但李赤认为这正是广告的创意和噱头所在，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也立下毒誓—卖不出去一万张，乐队解散！
“逃跑计划一年走了50多个城市做宣传，现场签售，非常辛苦。但现在唱片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估计也就剩几百张了。”李赤相信事在人为，Live house作为音乐产业的孵化器，为新人提供机会，而个体也更要努力才行。
坚持到底
“我开店三年没挣钱，2005年之后情况好转，现在也就是混个温饱，十年干点别的生意可能比现在挣得多。”王卓辉简短地回顾了下过去，“但我开店的目的多半是为了玩，现在彻底就玩了。”嘴上这么说，但2011年他在798艺术区内又开了一家福声唱片。
798的福声唱片是20平方米的店面，门口有两棵大杨树，因为没有伙计看店，王卓辉自己不在就闭门谢客。“这是我的一块自留地。”
2012年，掐指算来798的福声唱片只开张了200多天，因为王老板刮风下雨的时候不来，有事不来，没心情也不来，“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喝喝茶听听音乐，有朋友来会个客聊聊天。”
“现在大家听音乐的习惯都变了，原先是一系列的动作—从打开放磁带或放CD的仓门，关闭仓门到按下播放键，都是有仪式感的。”在王卓辉看来，喜欢音乐的人现在也分两种：一部分是爱听，可能从网络上下载了，好听的留着不好听的就删了；还有一部分是要收盘的，即使在网上下载了，也要再买一张留着。
王卓辉明显能感受到，以前常来的老顾客现在来的次数少了，买的少了；也有部分人是抱着“支持音乐人，支持福声”的态度来店里消费，甚至在觉得没得可买时，也还是挑一张凑个数。毕竟很多顾客和他多年相处下来也都成了朋友。
20世纪90年代大名鼎鼎的“洛一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他们只知道在“我是歌手”里黄绮珊黄妈唱的《回来》很带劲，却少有人知晓那是罗琦的原唱和洛兵的词曲。
“黄妈唱完《回来》，她的商演价格立马涨了50%，还发微信跟我道谢。”洛兵早就在微博上表态，谢谢她“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礼物”。除去大拇指，洛兵的左手四指上都有厚厚的淡黄色的茧子，指甲剪得光秃秃的，一看就是每天还坚持长时间弹吉他的主儿。
从2010年开始，洛兵就带着自己的乐队在全国各种音乐节演出，唱新歌，唱老歌，翻唱，在台上表达自己，在音乐里寻找出口。“我是靠做影视音乐和编剧来生存，唱歌就当成玩儿。”但46岁的洛兵在台上“玩儿”时从来不惜力，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我星盘里有四个处女座，绝对的完美主义至上。”洛兵正在制作自己的个人专辑，因为总是在精益求精，所以迟迟不能完工，“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做音乐最重要的是才华，但现在觉得是坚持。”
阿怪2009年来到北京发展，发现原来很多台湾音乐圈的熟人早已北上了。“他们来了都不告诉我一声！当时大陆有很多‘自慰型’歌手，愿意出几百万元做一张唱片，钱很好赚！”
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了，阿怪现在的歌曲制作费是一首六七万元人民币。“就是把歌写好，盯着他们进棚录音，缩混做好。”对阿怪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也不知道这些唱片公司是哪儿冒出来的，但只要给钱就好。”
阿怪说自己做音乐的基本态度是非常世俗的：“其实就是娱乐，大家一起high，狗血洒下去就好了。”
娱乐久了也会有一点怀疑和厌倦，所以阿怪在2004年他30岁时自费做了一张原创专辑《尘与土》。阿怪笑称这张专辑是“三十功名尘与土”，里面有他想做但之前顾忌市场而不敢做的音乐，把他科技宅男的恶趣味发挥了一把，模仿北京方言和落子戏，歌词突破大尺度。“我们就是戏子嘛！这行哪儿有那么伟大。”
最近阿怪想做的事是尝试自己写个填词软件出来，看看运算出来的结果和人工填词有哪些雷同和不同，他甚至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个输入法的词库，可以随时开工设计。“如果有一件事，你实在想做，但是又没人买单，就自己把它做了吧。”他觉得凡事有趣最重要，“没有必要难为自己”。
有一位中国银行的业务员在去年几次找到李赤，希望能在MAO附近辟出一块6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放几台ATM机。“他开的价都够我付一年房租的了。但我没答应。”李赤自己也知道，如果把MAO改成一家饭馆或是纯酒吧营收至少会是现在的三倍，但是他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干这事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1994年的时候就想明白了。”李赤特别佩服马云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成功不是你做的，是你耗出来的，把对手都耗死，你就成功了。
“等什么时候耗得给我店门口挂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您想参观一下北京的唱片店，进福声得买门票，那这事就成了。”王卓辉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