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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是首度向世界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相的《TIME》记者，他说：“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但没人知道他自年轻时便有自杀倾向，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他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
我现在是个癌症患者，对时间的记忆有点错乱。
2003年我是美国《TIME》（《时代周刊》）的记者，当年5月初出版的那期杂志，封面是五星红旗和一张SARS病人的胸透X光片合成的图片，可以看到红旗下浮现出布满阴影的肺部，标题是“SARS NATION”（非典国度）。这个封面报道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觉得，老美在刻意妖魔化中国—我是这组报道的作者之一，一个为外媒工作的中国人。
记得那年2月中旬，春节放假回来，我看到香港的报纸头版报道，广州居民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我在《TIME》负责浏览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报刊，办公室里订阅了差不多一百种，但是内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都还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新闻，只是觉得好玩，就跟我的上司、《TIME》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报告，说广东有点奇怪的情况。我跟这个新到任的社长彼此看不顺眼，他也没理我—比起市民抢购什么东西的新闻，他更关心那些领导人的子女们在做什么生意，成天让我去打探此类消息。
但是《TIME》亚洲版的总部在香港，那边已经在关注日渐流行的奇怪肺炎。香港总部催我们北京这边也去调查一下，主要是寻找病例和询问一些医学专家对这种怪病是否了解。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春节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春运，事实上导致了SARS从广东向全国扩散。北京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成了后来的重灾区。
但是外媒的关注角度不在于疫情本身，他们对政府可能隐瞒信息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大概3月下旬的时候，官方披露北京有三十多人确诊，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轮信息搜集，大家分头去找医院和政府机构可能的知情者，各显神通，几乎已经肯定，官方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感染者数量的。
不过街头还没什么紧张气氛，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谁会把几十个传染病患者当回事呢？北京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我们杂志发表了蒋彦永的那封信之后。蒋彦永是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军医，他知道北京的几所医院里已经收治了相当多的非典病人，但是媒体还在宣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这让他感到愤怒。蒋彦永写了封信描述他看到的一切，这封信发给了CCTV和凤凰卫视，当然没反应，然后他又发给了《华尔街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也没动静，最后蒋彦永才联系了我们。当天我和一个同事就抓紧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挂到了《TIME》的网站上。
那应该是4月初了，蒋彦永的信一出来，全世界都炸锅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但他这封信严格来说还不能直接证明中国政府撒谎，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手证据，找到足够的病例证明政府隐瞒数据。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多次到各大医院去侦查、探访，还采访过大夫，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决定再去四大传染病医院试试。
北京有几个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等等。4月11日我带了一个摄影师，装成进医院看病的样子，去这几个医院的呼吸科打探。309医院有非典病人，但不知道人数。302医院之前有个大夫跟我聊过，证实他们那儿有十个确诊病例。但我这次去被告知，他们的传染病住院病人除了肝炎患者，其他都被转移到佑安医院去了。地坛医院没有呼吸科，我随便抓了个护士跟她说我发烧、咳嗽，她眼神立刻就不对劲了，说你快出去到哪哪哪，然后就一溜烟跑了。
我最后去了佑安医院。这里有个专门的传染病区：一栋巨大的十字形建筑。我冒充来探视的病人家属，门卫不让进，我就往别处溜达，走到楼底下给病人配餐的地方。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约有150米，脚步声的回响很沉闷，恐怖电影里经常有这种场景。我看到三个工作人员，每人都戴着两层口罩，穿着防护服，推着餐车，正在给病房分发盒饭。这里每间病房的门边都有一个巨大的氧气瓶。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来看病人，她说：“这里的病人都不允许探视。你赶紧走，别跟这儿呆着。”但她证实，佑安医院收治了至少一百多个非典病人。
从送饭护士那里得知这个病区住的全是非典病人之后，我一出来就沿着窗台数病房数量。转到一栋楼后边的时候，发现这里一楼每个窗台上都堆满了装食品的塑料袋。因为处于隔离状态的病人不允许家属探望，医院工作人员会把家属送来的食物放在窗台上，病人开窗户自己拿进去。我看到有一扇窗户半开着，隔着纱窗看到，里边有个穿蓝白条病号服的女孩，大概二十来岁的样子，我就过去跟她说话。
她问我：“你是记者吧？”
“不是。”我真不觉得自己长得很像记者，怎么让她看出来了？
“别装了，你就是记者。”女孩说，“没关系，我正想跟记者说说这里的事呢。”
这女孩居然是301医院的护士，因为得病被隔离到佑安医院来了，她告诉我SARS传入北京的源头：北京第一例确诊的SARS患者是个山西的打工妹，过年从广东回山西，在家里发了病。山西的医院治不好，这人刚巧有个老乡在北京某部队大院工作，是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司机说我带你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病去，就开车拉着这个病人及其家属到北京，送进了301医院。这个病人把司机、自己家人全都传染了，进了医院又把301医院整个呼吸科的大夫和护士都给传染了。
“然后我就到这儿来了。”女孩说。
这符合我们之前的预判：SARS流行早期的感染者，很多是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
女孩告诉我：北京至少有几百个“非典”患者，佑安和地坛两家医院都住满了，甚至有些官员也住在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的病房大多数都是三人一间，有极少数单人间。 为了保险起见，我让摄影师先拍些照片落袋为安。这个期间我跑去确认病房里的病床数量，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病人数字。我数出了超过一百个病人。
虽然我还有更多问题想问这位301医院的护士，但是她没机会再说了，有个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文字记者有时挺烦跟摄影记者同时工作的，他们太招眼了。如果我们自己采访，目标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得到更多东西，他们，尤其是他们的照相机一出现，马上一帮人围上来围观，我们的活儿也就没法干了。
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不过关键的证据已经拿到。我回去就开始写稿，写完以后，《TIME》亚洲版主编告诉我，别回家了，找个饭店把自己隔离了吧。
我很高兴地跑到丽都饭店住下来。整个“非典”时期，《TIME》的记者凡是做了相关的报道，杂志就出钱让你住最好的酒店，说是隔离，也有点像奖励休假。我在酒店里大吃大喝，第一天还去酒店的娱乐设施场所玩，后来一想，万一我真得了病，别跑这儿祸害别人，这叫什么隔离呀？ 后来几天就老老实实在房间里点餐叫外卖。
这期间有一天，社长叫我去开会，居然在凯宾斯基，我去了才知道，这家伙把自己也隔离到饭店里了。在凯宾斯基见到一个女孩，社长给我介绍说她叫Penny（化名），是新来的雇员。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讨厌。对女人我有三大忌讳，第一讨厌上海姑娘，第二讨厌戴眼镜的，第三讨厌穿尖头皮鞋的。Penny把三大忌讳占全了。
我觉得社长是想用这女孩把我挤兑走。因为我在《TIME》干了十年，资历很老，每月薪水两千四百美金，够雇好几个新人，除了所有国内假期，每年还有六周带薪年假。但是《TIME》对其驻外机构的员工人数也是有预算的，通常只有一个分社社长和两三个记者，其他的像翻译、司机和行政助理之类都不算《TIME》的雇员，外交部下面有个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给所有的外交和新闻机构提供这些服务。不把我开掉，社长就没法添新人，但是要解雇我的话就需要支付昂贵的补偿，所以又动不得，我就成了社长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等我提出辞职，我觉得他像小报记者。这就是我跟社长相互讨厌的深层原因。而Penny确实挺能干的，她有做记者的经验，英文也不错，理论上有能力把我挤走。
住酒店的那段时间，实际上我还是在通过打电话继续工作。309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前两天他们把46个病人转移到医院旁边的一个宾馆里隔离起来。世界卫生组织派人来中国调查，看到病房里只有十几个病人。等世卫组织的人走了，46个病人又移回病房里。“那个宾馆正在进行消毒处理，我估计他们不能再营业了。”这位医生说，“反正他们本来也打算重新装修。”而在中日友好医院有56个病人，医院上报了41个。世卫组织的人又来检查时，这些病人中有31个本院的医护人员被装进了救护车，剩下25个留在病房里迎接检查。救护车拉着病人们在三环路上跑了一天，那些医护人员和开车的司机都叫苦不迭，他们是跟一车致命病毒同呼吸共命运，一圈又一圈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
官方随后公布了真实的统计数字，造成了确诊病例一夜之间从几十个变成几百个的惊悚效果，疑似病例还有上千个。老百姓确实陷入恐慌了，可以设想，假如一开始没有隐瞒信息，几百个传染病人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其实不算多，而且很容易控制。问题就在于先隐瞒后公开，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让人们产生怀疑：谁知道你还有没有隐瞒更大的秘密呢？
等我结束在高级酒店快乐的隔离生活，出来一看世界全变了。4月20号，政府宣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这两个人背负了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2003年我总共写了三四篇关于SARS的报道，4月25号《TIME》的总编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到北京分社，说我们干得太棒了。他认为是我们的报道迫使北京政府公开了疫情真相，并直接导致两位政府高官的下台。
此前我做这份工作已经觉得无聊至极，我采访过的人开始都对外媒寄予厚望，以为问题只要捅到国际上就能解决，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了他们，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证据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电话本，上面几乎什么人都有，但是我如果给曾经采访过的人再打电话，对方一听是我就会骂“滚蛋”。
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
兴奋完了就想，妈的，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倒不怕得病，因为我每天抽烟喝酒，从无头疼脑热。这里有个简单常识：病毒要找宿主也会选个健康点的，哪个家伙身体里边环境好，病毒住着也觉得舒服，像我这种已经把自己的肺弄烂的人，病毒都不爱跟我这儿繁衍生息。我说的危险在于这事算给政府抹了黑，搞的两个大官都下课了，他们不来找我算账？我就告诉老婆，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了，你需要给谁谁和谁谁打电话，也许他们能帮我。我每天把护照和绿卡都揣怀里，随时准备买张机票跑路。
绿卡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是它也给我带来麻烦，就是像我这种有绿卡又不在美国定居的人，为了保住绿卡，每半年就得回一趟美国，俗称“跑卡”。当我感觉到北京的紧张气氛，正好也到了该去美国“跑卡”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就跑了。
5月份我到了美国，去接受总编拍肩膀，听他对我说：“继续努力！”后来，《TIME》在2004年给我颁了一个奖，表彰我为《TIME》的公共服务领域报道做出的贡献，这个奖的影响力比不上普利策奖，但在新闻圈子里大家还都知道。
我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中国民众抗击SARS的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做报道了。美国读者只要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欺骗了民众”就够了，很难再有耐心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就算我写这样的报道也发表不了，就算发表出来读者也理解不了。所以我又变成无所事事的状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Penny坐在我对面的位置，社长把外交人员服务局派给我们的中方秘书给轰走了，让Penny顶了秘书的名额。对此我毫无意见，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朝夕相处总归不坏，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社长唯一的优点是允许我在办公室里抽烟，我就一天到晚抽个不停，用电脑播放乱七八糟的流行歌曲，许巍、小刚、伍佰什么的，还有很多英文歌。每逢社长不在时，办公室势必烟雾缭绕，仙乐飘飘。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歌声从音箱传出来。
“这是什么歌？挺好听的。”Penny问我。
我告诉她是小刚的《黄昏》。跟Penny聊来聊去，我们就好上了，这段恋情陪我过完了2003年的整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喝酒，通宵唱卡拉OK，天亮再去上班。但是社长给我加了薪，然后理直气壮地指使我干更多的活儿，他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导致我每天睡得昏昏沉沉，听见闹钟响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得了绝症。
现在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死亡并不可怕，难题在于选择何种死法。我十七岁开始得抑郁症，很快发展到有自杀倾向。我认真分析过各种自杀手段，觉得首先没一个死得舒服，其次没一个死得好看，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而盼望上天让我得个绝症。2003年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我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接触那么多病人，终究还是没得上。2011年春天，我被确诊为食管癌，让我由衷高兴，觉得这辈子运气实在太好，最后的愿望都被上天满足了。我的人生经历足够丰富，第一个老婆跟我从学生时代在一起，分分合合好多次，终于结婚又离婚。第二个老婆是美国回来的，2000年底我俩领证，2004年8月离婚，同时我也决定不再忍受无聊的记者工作和讨厌的社长，于是递交了辞呈，获得彻底自由。2009年我第三次领了结婚证，这个老婆是在酒吧认识的，如今每天陪着我去肿瘤医院做化疗，用手机拍我手术后肿胀的脖子发到微博上。化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和眉毛，导致老婆拍的照片看上去具有了某种佛性。我告诉她，马雅可夫斯基说：“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我对这个世界不满，又改变不了什么，就这样活到现在，已经看见了人生的终点，好运气都还没用完。
我现在是个癌症患者，对时间的记忆有点错乱。
2003年我是美国《TIME》（《时代周刊》）的记者，当年5月初出版的那期杂志，封面是五星红旗和一张SARS病人的胸透X光片合成的图片，可以看到红旗下浮现出布满阴影的肺部，标题是“SARS NATION”（非典国度）。这个封面报道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觉得，老美在刻意妖魔化中国—我是这组报道的作者之一，一个为外媒工作的中国人。
记得那年2月中旬，春节放假回来，我看到香港的报纸头版报道，广州居民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我在《TIME》负责浏览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报刊，办公室里订阅了差不多一百种，但是内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都还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新闻，只是觉得好玩，就跟我的上司、《TIME》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报告，说广东有点奇怪的情况。我跟这个新到任的社长彼此看不顺眼，他也没理我—比起市民抢购什么东西的新闻，他更关心那些领导人的子女们在做什么生意，成天让我去打探此类消息。
但是《TIME》亚洲版的总部在香港，那边已经在关注日渐流行的奇怪肺炎。香港总部催我们北京这边也去调查一下，主要是寻找病例和询问一些医学专家对这种怪病是否了解。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春节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春运，事实上导致了SARS从广东向全国扩散。北京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成了后来的重灾区。
但是外媒的关注角度不在于疫情本身，他们对政府可能隐瞒信息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大概3月下旬的时候，官方披露北京有三十多人确诊，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轮信息搜集，大家分头去找医院和政府机构可能的知情者，各显神通，几乎已经肯定，官方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感染者数量的。
不过街头还没什么紧张气氛，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谁会把几十个传染病患者当回事呢？北京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我们杂志发表了蒋彦永的那封信之后。蒋彦永是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军医，他知道北京的几所医院里已经收治了相当多的非典病人，但是媒体还在宣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这让他感到愤怒。蒋彦永写了封信描述他看到的一切，这封信发给了CCTV和凤凰卫视，当然没反应，然后他又发给了《华尔街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也没动静，最后蒋彦永才联系了我们。当天我和一个同事就抓紧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挂到了《TIME》的网站上。
那应该是4月初了，蒋彦永的信一出来，全世界都炸锅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但他这封信严格来说还不能直接证明中国政府撒谎，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手证据，找到足够的病例证明政府隐瞒数据。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多次到各大医院去侦查、探访，还采访过大夫，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决定再去四大传染病医院试试。
北京有几个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等等。4月11日我带了一个摄影师，装成进医院看病的样子，去这几个医院的呼吸科打探。309医院有非典病人，但不知道人数。302医院之前有个大夫跟我聊过，证实他们那儿有十个确诊病例。但我这次去被告知，他们的传染病住院病人除了肝炎患者，其他都被转移到佑安医院去了。地坛医院没有呼吸科，我随便抓了个护士跟她说我发烧、咳嗽，她眼神立刻就不对劲了，说你快出去到哪哪哪，然后就一溜烟跑了。
我最后去了佑安医院。这里有个专门的传染病区：一栋巨大的十字形建筑。我冒充来探视的病人家属，门卫不让进，我就往别处溜达，走到楼底下给病人配餐的地方。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约有150米，脚步声的回响很沉闷，恐怖电影里经常有这种场景。我看到三个工作人员，每人都戴着两层口罩，穿着防护服，推着餐车，正在给病房分发盒饭。这里每间病房的门边都有一个巨大的氧气瓶。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来看病人，她说：“这里的病人都不允许探视。你赶紧走，别跟这儿呆着。”但她证实，佑安医院收治了至少一百多个非典病人。
从送饭护士那里得知这个病区住的全是非典病人之后，我一出来就沿着窗台数病房数量。转到一栋楼后边的时候，发现这里一楼每个窗台上都堆满了装食品的塑料袋。因为处于隔离状态的病人不允许家属探望，医院工作人员会把家属送来的食物放在窗台上，病人开窗户自己拿进去。我看到有一扇窗户半开着，隔着纱窗看到，里边有个穿蓝白条病号服的女孩，大概二十来岁的样子，我就过去跟她说话。
她问我：“你是记者吧？”
“不是。”我真不觉得自己长得很像记者，怎么让她看出来了？
“别装了，你就是记者。”女孩说，“没关系，我正想跟记者说说这里的事呢。”
这女孩居然是301医院的护士，因为得病被隔离到佑安医院来了，她告诉我SARS传入北京的源头：北京第一例确诊的SARS患者是个山西的打工妹，过年从广东回山西，在家里发了病。山西的医院治不好，这人刚巧有个老乡在北京某部队大院工作，是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司机说我带你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病去，就开车拉着这个病人及其家属到北京，送进了301医院。这个病人把司机、自己家人全都传染了，进了医院又把301医院整个呼吸科的大夫和护士都给传染了。
“然后我就到这儿来了。”女孩说。
这符合我们之前的预判：SARS流行早期的感染者，很多是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
女孩告诉我：北京至少有几百个“非典”患者，佑安和地坛两家医院都住满了，甚至有些官员也住在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的病房大多数都是三人一间，有极少数单人间。 为了保险起见，我让摄影师先拍些照片落袋为安。这个期间我跑去确认病房里的病床数量，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病人数字。我数出了超过一百个病人。
虽然我还有更多问题想问这位301医院的护士，但是她没机会再说了，有个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文字记者有时挺烦跟摄影记者同时工作的，他们太招眼了。如果我们自己采访，目标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得到更多东西，他们，尤其是他们的照相机一出现，马上一帮人围上来围观，我们的活儿也就没法干了。
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不过关键的证据已经拿到。我回去就开始写稿，写完以后，《TIME》亚洲版主编告诉我，别回家了，找个饭店把自己隔离了吧。
我很高兴地跑到丽都饭店住下来。整个“非典”时期，《TIME》的记者凡是做了相关的报道，杂志就出钱让你住最好的酒店，说是隔离，也有点像奖励休假。我在酒店里大吃大喝，第一天还去酒店的娱乐设施场所玩，后来一想，万一我真得了病，别跑这儿祸害别人，这叫什么隔离呀？ 后来几天就老老实实在房间里点餐叫外卖。
这期间有一天，社长叫我去开会，居然在凯宾斯基，我去了才知道，这家伙把自己也隔离到饭店里了。在凯宾斯基见到一个女孩，社长给我介绍说她叫Penny（化名），是新来的雇员。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讨厌。对女人我有三大忌讳，第一讨厌上海姑娘，第二讨厌戴眼镜的，第三讨厌穿尖头皮鞋的。Penny把三大忌讳占全了。
我觉得社长是想用这女孩把我挤兑走。因为我在《TIME》干了十年，资历很老，每月薪水两千四百美金，够雇好几个新人，除了所有国内假期，每年还有六周带薪年假。但是《TIME》对其驻外机构的员工人数也是有预算的，通常只有一个分社社长和两三个记者，其他的像翻译、司机和行政助理之类都不算《TIME》的雇员，外交部下面有个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给所有的外交和新闻机构提供这些服务。不把我开掉，社长就没法添新人，但是要解雇我的话就需要支付昂贵的补偿，所以又动不得，我就成了社长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等我提出辞职，我觉得他像小报记者。这就是我跟社长相互讨厌的深层原因。而Penny确实挺能干的，她有做记者的经验，英文也不错，理论上有能力把我挤走。
住酒店的那段时间，实际上我还是在通过打电话继续工作。309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前两天他们把46个病人转移到医院旁边的一个宾馆里隔离起来。世界卫生组织派人来中国调查，看到病房里只有十几个病人。等世卫组织的人走了，46个病人又移回病房里。“那个宾馆正在进行消毒处理，我估计他们不能再营业了。”这位医生说，“反正他们本来也打算重新装修。”而在中日友好医院有56个病人，医院上报了41个。世卫组织的人又来检查时，这些病人中有31个本院的医护人员被装进了救护车，剩下25个留在病房里迎接检查。救护车拉着病人们在三环路上跑了一天，那些医护人员和开车的司机都叫苦不迭，他们是跟一车致命病毒同呼吸共命运，一圈又一圈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
官方随后公布了真实的统计数字，造成了确诊病例一夜之间从几十个变成几百个的惊悚效果，疑似病例还有上千个。老百姓确实陷入恐慌了，可以设想，假如一开始没有隐瞒信息，几百个传染病人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其实不算多，而且很容易控制。问题就在于先隐瞒后公开，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让人们产生怀疑：谁知道你还有没有隐瞒更大的秘密呢？
等我结束在高级酒店快乐的隔离生活，出来一看世界全变了。4月20号，政府宣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这两个人背负了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2003年我总共写了三四篇关于SARS的报道，4月25号《TIME》的总编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到北京分社，说我们干得太棒了。他认为是我们的报道迫使北京政府公开了疫情真相，并直接导致两位政府高官的下台。
此前我做这份工作已经觉得无聊至极，我采访过的人开始都对外媒寄予厚望，以为问题只要捅到国际上就能解决，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了他们，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证据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电话本，上面几乎什么人都有，但是我如果给曾经采访过的人再打电话，对方一听是我就会骂“滚蛋”。
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
兴奋完了就想，妈的，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倒不怕得病，因为我每天抽烟喝酒，从无头疼脑热。这里有个简单常识：病毒要找宿主也会选个健康点的，哪个家伙身体里边环境好，病毒住着也觉得舒服，像我这种已经把自己的肺弄烂的人，病毒都不爱跟我这儿繁衍生息。我说的危险在于这事算给政府抹了黑，搞的两个大官都下课了，他们不来找我算账？我就告诉老婆，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了，你需要给谁谁和谁谁打电话，也许他们能帮我。我每天把护照和绿卡都揣怀里，随时准备买张机票跑路。
绿卡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是它也给我带来麻烦，就是像我这种有绿卡又不在美国定居的人，为了保住绿卡，每半年就得回一趟美国，俗称“跑卡”。当我感觉到北京的紧张气氛，正好也到了该去美国“跑卡”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就跑了。
5月份我到了美国，去接受总编拍肩膀，听他对我说：“继续努力！”后来，《TIME》在2004年给我颁了一个奖，表彰我为《TIME》的公共服务领域报道做出的贡献，这个奖的影响力比不上普利策奖，但在新闻圈子里大家还都知道。
我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中国民众抗击SARS的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做报道了。美国读者只要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欺骗了民众”就够了，很难再有耐心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就算我写这样的报道也发表不了，就算发表出来读者也理解不了。所以我又变成无所事事的状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Penny坐在我对面的位置，社长把外交人员服务局派给我们的中方秘书给轰走了，让Penny顶了秘书的名额。对此我毫无意见，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朝夕相处总归不坏，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社长唯一的优点是允许我在办公室里抽烟，我就一天到晚抽个不停，用电脑播放乱七八糟的流行歌曲，许巍、小刚、伍佰什么的，还有很多英文歌。每逢社长不在时，办公室势必烟雾缭绕，仙乐飘飘。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歌声从音箱传出来。
“这是什么歌？挺好听的。”Penny问我。
我告诉她是小刚的《黄昏》。跟Penny聊来聊去，我们就好上了，这段恋情陪我过完了2003年的整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喝酒，通宵唱卡拉OK，天亮再去上班。但是社长给我加了薪，然后理直气壮地指使我干更多的活儿，他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导致我每天睡得昏昏沉沉，听见闹钟响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得了绝症。
现在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死亡并不可怕，难题在于选择何种死法。我十七岁开始得抑郁症，很快发展到有自杀倾向。我认真分析过各种自杀手段，觉得首先没一个死得舒服，其次没一个死得好看，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而盼望上天让我得个绝症。2003年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我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接触那么多病人，终究还是没得上。2011年春天，我被确诊为食管癌，让我由衷高兴，觉得这辈子运气实在太好，最后的愿望都被上天满足了。我的人生经历足够丰富，第一个老婆跟我从学生时代在一起，分分合合好多次，终于结婚又离婚。第二个老婆是美国回来的，2000年底我俩领证，2004年8月离婚，同时我也决定不再忍受无聊的记者工作和讨厌的社长，于是递交了辞呈，获得彻底自由。2009年我第三次领了结婚证，这个老婆是在酒吧认识的，如今每天陪着我去肿瘤医院做化疗，用手机拍我手术后肿胀的脖子发到微博上。化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和眉毛，导致老婆拍的照片看上去具有了某种佛性。我告诉她，马雅可夫斯基说：“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我对这个世界不满，又改变不了什么，就这样活到现在，已经看见了人生的终点，好运气都还没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