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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歌德自传《诗与真》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真正“自传”的先河，但《诗与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它博大精深，充满着歌德最圆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展现着他“一代文豪”的天才，触及了许多现代性命题，可见歌德的非凡卓绝。
关键词：歌德；《诗与真》；媒介；自审；方言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50-02
《诗与真》是歌德（1749-1832）59岁时开始写作的一部自传，在西方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真实是传记当然也包括自传的最高标准，甚至“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1]。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而歌德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把自己的自传称之为“半诗半史”的体裁，首次提出了在自传作品中虚构因素（诗）与真实因素（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歌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掩饰、不否认自传里有虚构、有想象，如果说“真”是自传的目的，那么“诗”就是自传的手段，他是用诗的笔调，运用想象力去实现“真”的目的，这样看来，在歌德这里，“虚构不但不妨碍真实，反而能够帮助作者再现真实，这就是诗与真的辩证关系”[2]。《诗与真》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真正“自传”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就已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诗与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作为歌德晚年写了20多年的作品，《诗与真》并没有拘泥于任何一成不变的模式，它博大精深，充满着歌德最圆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展现着他“一代文豪”的天才，触及了许多现代性命题，给予当下以深刻启示。
一、媒介：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
歌德童年时在他的姨夫那里读到一套当时著名的游记丛书，其中第7部标题《荷马著：特洛伊王国征服论》，附有法国戏剧风味的铜版面。歌德对这部书的感受是：“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以致荷马诗中的英雄很久还只是以这样的姿态浮现于我的脑海中。”[3]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1843）的前言里，费尔巴哈就他所生活的时代——19世纪这样评论道，这个时代“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4]——而且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他预言式的抱怨到20世纪已经变成有普遍共识的判断：“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时，当形象对经济健康、政治稳定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变得不可或缺时，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现代’。”[5]而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最大危险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6]。
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呢？按照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7]也就是说，媒介与人的关系仅仅是相对独立的，实际上媒介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瘫痪了被延伸的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这样，增益就变成了截除，于是，中枢神经系统就阻塞感知，借此回应“截除”造成的压力和迷乱。具体针对图像（包括插图）和语言这两种媒介来说，由于小说中的语言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存有大量空白，所以它要求受众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相反，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在《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中也感同身受地这样写道：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马歇尔·麦克卢汉总结到：“媒介的清晰度高，参与程度就低。媒介的强度低，参与程度就高。”[8]而歌德以自己独特的感受“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先知先觉地预言了麦克卢汉的结论。
二、难得的自我反省意识
歌德在《诗与真》中第一部“呱呱落地”中讲了他童年时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这次经历使他不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经历是这样的：童年时的歌德认为，不管怎样，自己写的诗总比人家的强。然而，不久他就发现，那些写了非常蹩脚的作品的同伴，也都和他一样，自认为自己的比人家的诗要好，这还不算，更使他惊讶的是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少年，这位少年让他的家庭教师代他写作，他不仅认定那是最好的作品，而且竟然还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歌德眼睁睁看清这种谬论的妄想，结果有一天他竟突发奇想：“我是不是也与他们没有两样呢？那种诗是不是确实比我的好呢？我觉得他们都愚不可及，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也同样地愚不可及？这使我不安了很久很久，因为我还不能完全找到判断真实的外在标准。”[9]从歌德写的这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知歌德在童年时期就萌发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歌德对美的追求是无限的，直到“不感”之年，尽管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早已誉满欧洲，但他的更高追求却不在文学，而是绘画。就在意大利逗留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作画即达一千余幅！只是歌德之所以成为歌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自知之明，在意大利饱尝了那些第一流大师的杰作以后，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不能望其项背，才使他的追求目标发生战略性转折：主攻文学。歌德名作《浮士德》中主人公浮士德的一段自白，普遍被认为是歌德自己心象的写照，浮士德心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沉溺于爱欲，执著于凡尘；另一个则竭力挣脱世俗，向崇高的灵空飞升”。歌德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自己能及时地、透辟地分析出两个自我即“灵”与“肉”的矛盾，更在于他始终让崇高的精神追求作为他征途上的旗帜，懂得以理性的要求抵御感性的欲望，这与他的自我反省意识密切相联。
稍微浏览一下西方文化史就会发现：一切真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既不是自恋狂也不是民族自大狂，他们总能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巅峰上，超越民族狭隘意识，在自己的作品中渗入对自我、对本民族的批评与自审。我们知道歌德是第一位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他认为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事实上，歌德自幼便对欧洲传统以外的文体深感兴趣，晚年摆脱繁忙公务后更是不断地博览群书，从阿拉伯、波斯的诗歌到中国、印度的文学和哲学无不悉心阅读，1814年开始写作《西东合集》时，他就自喻为“东方之旅者”，正因为他超越了狭隘自我中心主义，才造就了他的博大深精，歌德的这种不寻常之处，在他的童年的那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中表现出的难得的自我反省意识就初露端倪。 三、方言：灵魂的故乡
《诗与真》的第二部“年轻日子里的企望，年老之后的收获”有一段对“南德方言”的论述，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歌德是这样写的：“不论是哪个地方的人，对自己的方言总有一份爱好。毫无疑议，方言正是灵魂的故乡。但是，众所周知，迈森的方言①支配了其他地方，甚至曾一度专横地排斥了别的语言。多年来，我们就苦于这种支配，其后历经抗争，好不容易地使各地方恢复了以前的权利。生气蓬勃的青年必需忍受这种长久地不停歇的监督，非常痛苦。关于这一点，一个人只要能想到如果屈从发音的变化，那么想法、想象力、感情，甚至连同生长的地区而产生的独特性格，也都不得不牺牲掉，便可思过半矣。那些极有教养的男女，向我作此苛刻要求，但这不能使我苟同。”[10]
语言是所有人都有的，同时只有人类才有。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用不着什么时尚潮流，自古以来，喜欢反省、思辨的人鲜有不被丰富而有趣的语言现象所吸引的，中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奥古斯丁对语言做了全方位的思考。他把《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理解为“太初有言”，明确提出了言语创生万有的认识。奥古斯丁还区别了声音与意义，他认为：“声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的差别，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11]按照他的说法，声音因人而异、随时而异，意义却是同一的，声音与意义各自为政，泾渭分明，毫无关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歌德睿智指出了声音与意义的微妙联系——即发音与想法、想象力感情的密切联系，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思想家海德格尔名言：“人们似乎作为语言的创造者和主人在活动，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12]既然语言是人的主人，语言的发音就不可能对人的思想感情毫无作用，而歌德就此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做出了说明。另外，方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以及它与人的思维、创造力及地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否提醒了我们中国当下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护各地区的方言呢？
歌德认为：“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13]而他的自传《诗与真》就是这样一部独创性的作品，智慧的火花散落其中，我们根本想不到会在一部自传中发现那么多的东西，之所以以章节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实际上是在削足适履，因为我们是在艺海拾贝。
参考文献：
〔1〕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2〕杨正润.外国传记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02.
〔3〕〔9〕〔10〕歌德.诗与真[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23， 14，172.
〔4〕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0.
〔5〕苏珊·桑塔格.形象世界.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7〕〔8〕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1，364.
〔11〕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6.
〔12〕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32.
〔13〕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6.
关键词：歌德；《诗与真》；媒介；自审；方言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50-02
《诗与真》是歌德（1749-1832）59岁时开始写作的一部自传，在西方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真实是传记当然也包括自传的最高标准，甚至“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1]。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而歌德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把自己的自传称之为“半诗半史”的体裁，首次提出了在自传作品中虚构因素（诗）与真实因素（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歌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掩饰、不否认自传里有虚构、有想象，如果说“真”是自传的目的，那么“诗”就是自传的手段，他是用诗的笔调，运用想象力去实现“真”的目的，这样看来，在歌德这里，“虚构不但不妨碍真实，反而能够帮助作者再现真实，这就是诗与真的辩证关系”[2]。《诗与真》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真正“自传”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就已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诗与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作为歌德晚年写了20多年的作品，《诗与真》并没有拘泥于任何一成不变的模式，它博大精深，充满着歌德最圆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展现着他“一代文豪”的天才，触及了许多现代性命题，给予当下以深刻启示。
一、媒介：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
歌德童年时在他的姨夫那里读到一套当时著名的游记丛书，其中第7部标题《荷马著：特洛伊王国征服论》，附有法国戏剧风味的铜版面。歌德对这部书的感受是：“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以致荷马诗中的英雄很久还只是以这样的姿态浮现于我的脑海中。”[3]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1843）的前言里，费尔巴哈就他所生活的时代——19世纪这样评论道，这个时代“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4]——而且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他预言式的抱怨到20世纪已经变成有普遍共识的判断：“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时，当形象对经济健康、政治稳定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变得不可或缺时，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现代’。”[5]而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最大危险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6]。
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呢？按照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7]也就是说，媒介与人的关系仅仅是相对独立的，实际上媒介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瘫痪了被延伸的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这样，增益就变成了截除，于是，中枢神经系统就阻塞感知，借此回应“截除”造成的压力和迷乱。具体针对图像（包括插图）和语言这两种媒介来说，由于小说中的语言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存有大量空白，所以它要求受众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相反，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在《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中也感同身受地这样写道：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马歇尔·麦克卢汉总结到：“媒介的清晰度高，参与程度就低。媒介的强度低，参与程度就高。”[8]而歌德以自己独特的感受“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先知先觉地预言了麦克卢汉的结论。
二、难得的自我反省意识
歌德在《诗与真》中第一部“呱呱落地”中讲了他童年时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这次经历使他不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经历是这样的：童年时的歌德认为，不管怎样，自己写的诗总比人家的强。然而，不久他就发现，那些写了非常蹩脚的作品的同伴，也都和他一样，自认为自己的比人家的诗要好，这还不算，更使他惊讶的是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少年，这位少年让他的家庭教师代他写作，他不仅认定那是最好的作品，而且竟然还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歌德眼睁睁看清这种谬论的妄想，结果有一天他竟突发奇想：“我是不是也与他们没有两样呢？那种诗是不是确实比我的好呢？我觉得他们都愚不可及，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也同样地愚不可及？这使我不安了很久很久，因为我还不能完全找到判断真实的外在标准。”[9]从歌德写的这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知歌德在童年时期就萌发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歌德对美的追求是无限的，直到“不感”之年，尽管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早已誉满欧洲，但他的更高追求却不在文学，而是绘画。就在意大利逗留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作画即达一千余幅！只是歌德之所以成为歌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自知之明，在意大利饱尝了那些第一流大师的杰作以后，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不能望其项背，才使他的追求目标发生战略性转折：主攻文学。歌德名作《浮士德》中主人公浮士德的一段自白，普遍被认为是歌德自己心象的写照，浮士德心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沉溺于爱欲，执著于凡尘；另一个则竭力挣脱世俗，向崇高的灵空飞升”。歌德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自己能及时地、透辟地分析出两个自我即“灵”与“肉”的矛盾，更在于他始终让崇高的精神追求作为他征途上的旗帜，懂得以理性的要求抵御感性的欲望，这与他的自我反省意识密切相联。
稍微浏览一下西方文化史就会发现：一切真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既不是自恋狂也不是民族自大狂，他们总能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巅峰上，超越民族狭隘意识，在自己的作品中渗入对自我、对本民族的批评与自审。我们知道歌德是第一位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他认为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事实上，歌德自幼便对欧洲传统以外的文体深感兴趣，晚年摆脱繁忙公务后更是不断地博览群书，从阿拉伯、波斯的诗歌到中国、印度的文学和哲学无不悉心阅读，1814年开始写作《西东合集》时，他就自喻为“东方之旅者”，正因为他超越了狭隘自我中心主义，才造就了他的博大深精，歌德的这种不寻常之处，在他的童年的那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中表现出的难得的自我反省意识就初露端倪。 三、方言：灵魂的故乡
《诗与真》的第二部“年轻日子里的企望，年老之后的收获”有一段对“南德方言”的论述，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歌德是这样写的：“不论是哪个地方的人，对自己的方言总有一份爱好。毫无疑议，方言正是灵魂的故乡。但是，众所周知，迈森的方言①支配了其他地方，甚至曾一度专横地排斥了别的语言。多年来，我们就苦于这种支配，其后历经抗争，好不容易地使各地方恢复了以前的权利。生气蓬勃的青年必需忍受这种长久地不停歇的监督，非常痛苦。关于这一点，一个人只要能想到如果屈从发音的变化，那么想法、想象力、感情，甚至连同生长的地区而产生的独特性格，也都不得不牺牲掉，便可思过半矣。那些极有教养的男女，向我作此苛刻要求，但这不能使我苟同。”[10]
语言是所有人都有的，同时只有人类才有。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用不着什么时尚潮流，自古以来，喜欢反省、思辨的人鲜有不被丰富而有趣的语言现象所吸引的，中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奥古斯丁对语言做了全方位的思考。他把《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理解为“太初有言”，明确提出了言语创生万有的认识。奥古斯丁还区别了声音与意义，他认为：“声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的差别，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11]按照他的说法，声音因人而异、随时而异，意义却是同一的，声音与意义各自为政，泾渭分明，毫无关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歌德睿智指出了声音与意义的微妙联系——即发音与想法、想象力感情的密切联系，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思想家海德格尔名言：“人们似乎作为语言的创造者和主人在活动，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12]既然语言是人的主人，语言的发音就不可能对人的思想感情毫无作用，而歌德就此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做出了说明。另外，方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以及它与人的思维、创造力及地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否提醒了我们中国当下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护各地区的方言呢？
歌德认为：“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13]而他的自传《诗与真》就是这样一部独创性的作品，智慧的火花散落其中，我们根本想不到会在一部自传中发现那么多的东西，之所以以章节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实际上是在削足适履，因为我们是在艺海拾贝。
参考文献：
〔1〕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2〕杨正润.外国传记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02.
〔3〕〔9〕〔10〕歌德.诗与真[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23， 14，172.
〔4〕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0.
〔5〕苏珊·桑塔格.形象世界.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7〕〔8〕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1，364.
〔11〕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6.
〔12〕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32.
〔13〕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