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四运动的先锋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幼小的高君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高君宇毅然决然和父兄一起剪掉象征忠于清王朝的辫子，以示同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
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和阅读进步书刊。他对倒行逆施、帝制自为的袁世凯表示出极大不满，并将《袁氏窃国记》等书邮寄回家乡，抨击袁世凯投靠日本、背叛民国的罪行。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主持教务。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教授讲学，宣传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思潮犹如狂风骤雨，强烈冲击着封建社会的残垣断壁。高君宇自觉地投身于这一运动，逐渐成为一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广泛传播，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在李大钊指引下，高君宇从1918年初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同学探讨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和中国革命的出路等问题。从此，高君宇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参加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和新闻研究会。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留日学生在李达、黄日葵等人的领导下在东京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的野蛮镇压，被迫回国。高君宇和许德珩、邓中夏等同学在北京热烈欢迎他们。5月21日，高君宇等爱国青年发起向反动当局的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它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五四运动时期，高君宇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愤慨。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奔走呐喊，团结各校同学，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3日晚，他和同学们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案并起草宣言。他在会上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坚决支持李大钊提出的“直接行动”主张。
高君宇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曹汝霖宅院赵家楼时，高君宇奋不顾身地和其他同学翻墙而入，打开大门，又冲入内室，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给崇日媚外的汉奸以沉重打击。事后，反动政府大肆抓捕学生，恐怖气氛弥漫京城。高君宇毅然接受北大学生的重托，担任北大学生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继续领导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阴谋失败后，于1920年初又无理要求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高君宇、其他进步人士和学生一道严正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为争国权，为了人道”的口号。在全国人民激烈的反对浪潮中，北洋政府被迫作罢，使日本的阴谋破产了。这是五四运动威力的延续。
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锤炼的高君宇意识到必须深入工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样才能改造中国。1919年10月，他参加了邓中夏等人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后任文牍干事。最初，他在北京郊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后来，到长辛店一带活动，用浅显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鼓动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
当时，反动统治阶级视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实行严密封锁。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1920年3月，高君宇、邓中夏等进步青年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1月公开招收会员。研究会从校内扩大到校外，由学生发展到工人，增至二三百人，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山西太原的进步青年王振翼（王仲一）和贺昌等人也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員。
1920年11月，高君宇参加由李大钊发起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根据党小组的指示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他除了组织北京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外，还帮助邓中夏出版《劳动者》，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急剧兴起，遭到反动势力的诋毁。高君宇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战斗。
首先是同国家主义派斗争。1920年10月，高君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全国性的进步组织，成员异常复杂，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人崇拜国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因此，成员对学会是否要确定共同信仰和要不要从事政治活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高君宇等人“感觉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于是，他和邓中夏于1921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的学会年会上明确提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的主张，受到许多会员的称赞和支持。他们同右翼分子（国家主义派）李璜、左舜生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之后，高君宇又在1922年7月召开的杭州年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经过他们努力，学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们与无耻政客江亢虎也展开了斗争。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创始人。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反苏反共活动。高君宇以“江越”为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进行揭露和批判。
高君宇还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文人一度加入小组。他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求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李大钊和高君宇等人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坚持将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临时纲领，并将黄凌霜清除出小组，纯洁了组织。
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斗争，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参加。会后，他在苏联实地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高君宇和部分代表于4月回到国内，后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和其他代表传达了莫斯科会议精神。中共二大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为在全国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批判各种错误主张，中共二大后不久，党中央机关报《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编辑兼记者，协助主编蔡和森写了许多时评。
高君宇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春，他回太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无政府主义者颇能迷惑一部分青年。高君宇召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等进步青年座谈，揭露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 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同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发展青年团员，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4年春末，高君宇奉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之命，趁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专程回太原进行建党工作，并筹划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冒着被阎锡山当局抓捕的危险和国民党右派苗培成等人的破坏，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党组织。
建党初期统战理论的开拓者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君宇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领会尤深。他依据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就民主革命的任务等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高君宇指出，中国已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制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这就指明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大声疾呼，全国被压迫人民“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他所指的“全国被压迫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高君宇用马列主义阶级观，对中国革命力量所作的科学分析。
谈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时，高君宇指出：“幼弱的资产阶级，他是随资本主义侵入而诞生，但他都被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两个阶级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产生了共同的呼声，这是两个阶级合作的前提，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
他进一步指出，两个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既不是资产阶级支配无产阶级，也不是平起平坐，而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是较多数，所以在革命中要站在主要地位。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绝不能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支配而无原则地和资产阶级“滚和”起来革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革命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高君宇预见到，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必然要抗拒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有产者专政”，它对无产阶级的“歧视”，会随着时间推移、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与日俱增。因此，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实质上，高君宇已提出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有些人疑虑民主革命成功后，会出现资产阶级专政。高君宇對此作了科学探讨，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会积累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使资产阶级不敢轻举妄动，革命的车轮必然要沿着社会主义的轨迹向前发展。
1923年“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对革命丧失信心，主张将革命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高君宇严肃指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党的队伍，才能领导革命。他庄严宣告，“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争取最迫切需要的自由。这是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有力批判。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下，对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全党的认识更加深入，思想逐步统一。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形成。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推动和指导下，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君宇随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加入国民党，并出席会议。2月底，高君宇跟随李大钊返抵北京，任《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同时，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在李大钊领导下对直系军阀展开斗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七”大罢工时，高君宇领导了北京地区的斗争，其间，被直系军阀下令通缉。再次回到北京后，立即引起军阀的严密注视。1924年5月下旬，反动军警突然包围高君宇的住所，他机智地将文件销毁后，化装成伙夫从容出走。北洋政府立即下令对李大钊、高君宇等“严逮直拿”。高君宇回到太原后，又遭阎锡山当局通缉。他被迫远赴上海转往广州，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0月，亲英派陈炯明率“商团军”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毅然明令讨伐。高君宇率“工团军”投入战斗。他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负伤之后仍坚持奋战，直至胜利。 平定“商团军”叛乱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反动政府。冯玉祥和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到京共商国是。11月初，在我黨和广大民众支持下，孙中山带病北上。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夫妇离开广州，抵达上海，然后他先行回京。广州紧张的战斗生活，使高君宇的身体更加孱弱，再加上旅途劳顿，他的病情愈加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1925年1月，高君宇不顾病弱的身体，提前出院，前往上海出席中共四大。会后回到北京。其时，段祺瑞忽以“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以图巩固其反动统治。我党和孙中山坚决予以抵制，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高君宇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咯血不止，但出于对段祺瑞不耻行径的义愤，他竭力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完成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他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被选为促成会代表。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带病参加。3月6日，由于急性阑尾炎发作，经抢救无效，高君宇与世长辞，终年29岁。
高君宇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陶然亭湖畔。大理石墓碑上刻有墓志铭，概述了他的生平，在碑的左侧镌刻有他生前的一首自题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高君宇对革命事业的崇高追求和献身精神。
高君宇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和所有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一样，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
（责编 王燕萍）
石评梅为高君宇墓手书的碑文
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950年12月，增补吴有训为副院长。这4位副院长在旧中国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95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科学院四位副院长向党表决心》的联名公开信。信中写道：“全心全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诺言，都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除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外，其余3位均是自然科学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他们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一心向党，为全国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李四光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的高官。1913年，因对当局失望，他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后任会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北大地质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此后，他们以桂林良丰为基地，考察了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地质地貌。1944年，日军进逼贵州，李四光举家迁到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想聘请他去讲课并主持中央大学地质系，由于他切身体会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亲眼看到爱国青年遭受野蛮粗暴的对待和镇压，他断然拒绝。李四光的外孙女回忆他在重庆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宴请时说：“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反之，李四光却利用在重庆的时间，两度与周恩来接触和谈话。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在他身上，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47年初，在上海治病的李四光，回顾了他和国民党政府打了将近20年交道的经历，深感失望。他决定派学生孙殿卿设法找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转达他欲去西北或解放区工作的意愿。董必武的答复是现在条件不具备，不能去，并嘱咐他暂避战乱，后会有期。
1948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的纠缠，李四光携夫人离沪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毕，李四光夫妇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去看望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儿李林。1949年4月，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郭沫若发来的信，希望他尽早回国。
李四光终于盼到“后会有期”的时刻。然而，回国之路却不容易。当他准备启程时，被伦敦的朋友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李四光对“后会有期”的热切企盼。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在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船，几经辗转，直到1950年5月6日才到达北京。
回国不久，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热情地表示欢迎李四光加入，但他都婉言谢绝。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树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强烈信念。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抓紧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和其他著作。他不但自己学习，还给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寄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在附信中反复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
李四光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同时，还注重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1952年，他写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文章。
1957年，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质疑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李四光写了一篇题为《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科学界情况的对比，说明党给科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又分析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具体作用，继而进一步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党的领导工作需要完善的地方。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不久，李四光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58年10月18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申请。会上，他两次发言，着重汇报了自己从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他谈道：“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也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向往庐山召见的时候，由于那种刻骨的刺激，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60年6月，他在讨论自己党员转正的支部会上，激动地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无论是寻找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还是寻找大油田，李四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底，中国探明的铀矿基本上可以滿足国家的需要。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达到自给。1964年，毛泽东与李四光3次谈话，每次都赞扬李四光的工作。女儿李林回忆：“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1965年2月19日，76岁的李四光被确诊患有左骼骨总动脉瘤。在听了会诊医生的意见后，他说：“即使手术成功了，我可以多活几年？但如果成了残废，不能为人民工作，成了人民的累赘，那我宁可少活几年，趁现在还能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医院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最后决定尊重李四光的意见，采取保守疗法。国务院同时决定，任何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并经周恩来同意，李四光均可不参加。
1966年后，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李四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探索中。同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当天下午便组织地质考察人员前往震区。那段时间，国务院召开几次专门会议，周恩来允许他不必出席，但每次他都参加，并为后来的震情发展作出一些准确预判。4月，他又拖着病体对震区实地考察调研。1967年冬天，他冒着呼啸的北风和阵阵黄沙，到野外进行地震预报测试试验。在1968年初国务院关于地震预警的会议上，他作出不发预警的判断，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还重视地热资源的开发。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特意找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科学历史、现状和发展方面的问题，最后说想要看李四光研究范围内的科技资料。李四光精心选择资料，还加以编辑和点评。次年3月，他将资料汇编成7册，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970年10月，他听说天津开发地下热水综合利用取得喜人成绩时，不顾劝阻，拖着虚弱的身体专程赶往天津考察。回京后他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李四光离开人世。这个月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后又忙“四五”规划汇报和渤海油田进展工作，直至4月24日住进北京医院。就在这个月，他还挤时间撰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
竺可桢是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最美奋斗者”之一，对其评语是“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36年初，浙江大学校长出缺。蒋介石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同乡，于是任命他为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浙大13年，虽然将浙大建设成当时国内第一流大学，但他逐渐认识到，在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统治下，他的科教救国的抱负是无法施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防止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或被暗杀，竺可桢秘密避走上海。孰料却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当即拒绝并反劝蒋经国要识大势。上海解放第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在青年时代就胸怀科教救国的抱负，几十年来虽历经奋斗，但步履艰难，更多的是失望。上海解放后，他连续多次聆听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很快了解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所寄予的厚望。在他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竺可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中央领导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坚定了他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的决心。到1956年初，研究机构从中科院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到44个。经过自然科学评奖，中科院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1957年6月18日，中科院正式批准成立竺可桢提议的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任命他兼任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1957年9月23日，针对极少数人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言论，竺可桢发表《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一文，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1962年，竺可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后，他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1963年8月，撰写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直关注科学的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读到此文时，倍加赞赏。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这次谈话使竺可桢深受鼓舞，毛泽东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促成他决心在此后几年潜心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
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将新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送交《考古学报》编辑部。随后数月里，他在校对此稿过程中又对此文进行了反复斟酌、修改。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还有英、德、法、日、阿拉伯等外文版本。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性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著名科学杂志——英国《自然》专文评述：“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为能够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多年后仍认为“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竺可桢从1936年到1974年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在他去世后被解封，展现了他38年的心路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是他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他把毛泽东参加的活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毫无遗漏地写到日记中。1958年10月27日，他在中关村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他不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过程，而且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这是他日记中唯一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竺可桢对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还广泛宣传，动员周围人乐观地看待将来。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1972年4 月，他在给旧交、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这就是他晚年的人生观，也是他能继续保持旺盛的科学研究的意志、在非常岁月中艰难地继续前进的动力。
病重期间，他一再叮嘱家人：“将存在银行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共计一万一千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他也没有提到他一生所留下300多篇著作和近 900 万字的日记，然而越来越多人从这些著作和日记中受到启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位卓越科学家的平凡和伟大。
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吴有训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的栋梁之材都做过他的学生。他于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35年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
1945年10月，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担任过该校校长）。上任后，他广受教职工和学生的欢迎，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他坚决抵制，先后10多次请辞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美国进行考察。
国民党当局对此已有察觉，派人到美国寻找他，蒋介石给他发电报：“有训：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1948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吴有训决定启程回国，但回到南京即被特务盯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吴有训迁居上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曾与吴有训长期共事，此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梅贻琦忙于实施蒋介石“抢救”学人的计划，亲自从北京乘机到上海劝说吴有训赴台。吴有训不但拒绝，还劝告他最好远离蒋介石。梅贻琦表达了身不由己的苦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吴有训、竺可桢等上海知识分子出席陈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摧残科学事业的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直接表达了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态度。9月下旬，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吴有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单独接见一位自然科学家。12月26日，吴有训被正式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有训深知通过学习适应新社会的重要性。与他交往密切的同事胡永畅在《吴有训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一文中写道：“解放之初，我体会到吴有训教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求和对党的事业的热诚。”秘书霍佩祥回忆：“吴副院长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他把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他的座右铭。他牢记毛主席讲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话来教诲别人，鞭策自己，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吴有训有扶掖后学的科学远见，具备了作为科技队伍组织者的素质。他本人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吴有训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他组织学部制定中科院数理化等学科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他参与“两弹一星”科研队伍人选的推荐工作;他还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及时作出调整人员的指示，确保了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项目最后的成功。
吴有训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不久，即率团出访东欧。他个人在世界上的学术影响，加上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令外方耳目一新。1960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应邀赴英国参加纪念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活动。纪念大会规定各国科学院来宾必须穿院士服方能参会。吴有训告诉英方，中国代表团的5位成员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是他们所说的院士，所穿服装是“随着现代文明诞生的通用礼服中山装”。一个小时后，英方打来电话同意中方院士穿中山装，而且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英方按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排位，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前排就座。会上，有些年轻科学家不认识这位中国老人，便四处打听。当得知他便是因证实“康普顿效应”闻名全球科学界的吴有训博士时，纷纷过来向他致敬，而吴有训则利用这一机会介绍新中国的成就。
1960年8月，吴有训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组织上斟酌后认为，他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他不但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对他分管的干部，除了业务指导，总不忘政治上的嘱托。1961年，物理学家张文裕被派往苏联搞联合科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吴有训一再叮咛张文裕要多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向党组织请示匯报。1962年，吴有训奉周恩来之命，前往苏联谈判科技交往问题，4个月没取得进展。他和前来看望他的张文裕一起感叹：外援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只有靠毛主席一直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奏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有训坚信党的领导一定能战胜困难。他不断排除干扰为中科院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其中1973年7月28日约见中科院副秘书长的谈话记录《有关科研工作的七点意见》，不久就由办公室转发，收录在《回忆吴有训》一书中，至今仍可感觉得到他的科学远见。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病逝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在12月7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责编 贾丹）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幼小的高君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高君宇毅然决然和父兄一起剪掉象征忠于清王朝的辫子，以示同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
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和阅读进步书刊。他对倒行逆施、帝制自为的袁世凯表示出极大不满，并将《袁氏窃国记》等书邮寄回家乡，抨击袁世凯投靠日本、背叛民国的罪行。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主持教务。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教授讲学，宣传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思潮犹如狂风骤雨，强烈冲击着封建社会的残垣断壁。高君宇自觉地投身于这一运动，逐渐成为一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广泛传播，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在李大钊指引下，高君宇从1918年初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同学探讨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和中国革命的出路等问题。从此，高君宇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参加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和新闻研究会。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留日学生在李达、黄日葵等人的领导下在东京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的野蛮镇压，被迫回国。高君宇和许德珩、邓中夏等同学在北京热烈欢迎他们。5月21日，高君宇等爱国青年发起向反动当局的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它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五四运动时期，高君宇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愤慨。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奔走呐喊，团结各校同学，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3日晚，他和同学们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案并起草宣言。他在会上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坚决支持李大钊提出的“直接行动”主张。
高君宇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曹汝霖宅院赵家楼时，高君宇奋不顾身地和其他同学翻墙而入，打开大门，又冲入内室，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给崇日媚外的汉奸以沉重打击。事后，反动政府大肆抓捕学生，恐怖气氛弥漫京城。高君宇毅然接受北大学生的重托，担任北大学生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继续领导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阴谋失败后，于1920年初又无理要求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高君宇、其他进步人士和学生一道严正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为争国权，为了人道”的口号。在全国人民激烈的反对浪潮中，北洋政府被迫作罢，使日本的阴谋破产了。这是五四运动威力的延续。
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锤炼的高君宇意识到必须深入工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样才能改造中国。1919年10月，他参加了邓中夏等人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后任文牍干事。最初，他在北京郊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后来，到长辛店一带活动，用浅显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鼓动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
当时，反动统治阶级视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实行严密封锁。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1920年3月，高君宇、邓中夏等进步青年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1月公开招收会员。研究会从校内扩大到校外，由学生发展到工人，增至二三百人，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山西太原的进步青年王振翼（王仲一）和贺昌等人也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員。
1920年11月，高君宇参加由李大钊发起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根据党小组的指示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他除了组织北京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外，还帮助邓中夏出版《劳动者》，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急剧兴起，遭到反动势力的诋毁。高君宇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战斗。
首先是同国家主义派斗争。1920年10月，高君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全国性的进步组织，成员异常复杂，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人崇拜国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因此，成员对学会是否要确定共同信仰和要不要从事政治活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高君宇等人“感觉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于是，他和邓中夏于1921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的学会年会上明确提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的主张，受到许多会员的称赞和支持。他们同右翼分子（国家主义派）李璜、左舜生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之后，高君宇又在1922年7月召开的杭州年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经过他们努力，学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们与无耻政客江亢虎也展开了斗争。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创始人。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反苏反共活动。高君宇以“江越”为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进行揭露和批判。
高君宇还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文人一度加入小组。他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求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李大钊和高君宇等人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坚持将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临时纲领，并将黄凌霜清除出小组，纯洁了组织。
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斗争，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参加。会后，他在苏联实地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高君宇和部分代表于4月回到国内，后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和其他代表传达了莫斯科会议精神。中共二大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为在全国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批判各种错误主张，中共二大后不久，党中央机关报《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编辑兼记者，协助主编蔡和森写了许多时评。
高君宇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春，他回太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无政府主义者颇能迷惑一部分青年。高君宇召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等进步青年座谈，揭露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 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同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发展青年团员，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4年春末，高君宇奉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之命，趁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专程回太原进行建党工作，并筹划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冒着被阎锡山当局抓捕的危险和国民党右派苗培成等人的破坏，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党组织。
建党初期统战理论的开拓者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君宇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领会尤深。他依据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就民主革命的任务等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高君宇指出，中国已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制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这就指明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大声疾呼，全国被压迫人民“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他所指的“全国被压迫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高君宇用马列主义阶级观，对中国革命力量所作的科学分析。
谈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时，高君宇指出：“幼弱的资产阶级，他是随资本主义侵入而诞生，但他都被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两个阶级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产生了共同的呼声，这是两个阶级合作的前提，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
他进一步指出，两个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既不是资产阶级支配无产阶级，也不是平起平坐，而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是较多数，所以在革命中要站在主要地位。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绝不能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支配而无原则地和资产阶级“滚和”起来革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革命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高君宇预见到，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必然要抗拒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有产者专政”，它对无产阶级的“歧视”，会随着时间推移、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与日俱增。因此，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实质上，高君宇已提出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有些人疑虑民主革命成功后，会出现资产阶级专政。高君宇對此作了科学探讨，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会积累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使资产阶级不敢轻举妄动，革命的车轮必然要沿着社会主义的轨迹向前发展。
1923年“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对革命丧失信心，主张将革命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高君宇严肃指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党的队伍，才能领导革命。他庄严宣告，“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争取最迫切需要的自由。这是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有力批判。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下，对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全党的认识更加深入，思想逐步统一。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形成。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推动和指导下，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君宇随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加入国民党，并出席会议。2月底，高君宇跟随李大钊返抵北京，任《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同时，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在李大钊领导下对直系军阀展开斗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七”大罢工时，高君宇领导了北京地区的斗争，其间，被直系军阀下令通缉。再次回到北京后，立即引起军阀的严密注视。1924年5月下旬，反动军警突然包围高君宇的住所，他机智地将文件销毁后，化装成伙夫从容出走。北洋政府立即下令对李大钊、高君宇等“严逮直拿”。高君宇回到太原后，又遭阎锡山当局通缉。他被迫远赴上海转往广州，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0月，亲英派陈炯明率“商团军”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毅然明令讨伐。高君宇率“工团军”投入战斗。他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负伤之后仍坚持奋战，直至胜利。 平定“商团军”叛乱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反动政府。冯玉祥和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到京共商国是。11月初，在我黨和广大民众支持下，孙中山带病北上。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夫妇离开广州，抵达上海，然后他先行回京。广州紧张的战斗生活，使高君宇的身体更加孱弱，再加上旅途劳顿，他的病情愈加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1925年1月，高君宇不顾病弱的身体，提前出院，前往上海出席中共四大。会后回到北京。其时，段祺瑞忽以“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以图巩固其反动统治。我党和孙中山坚决予以抵制，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高君宇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咯血不止，但出于对段祺瑞不耻行径的义愤，他竭力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完成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他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被选为促成会代表。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带病参加。3月6日，由于急性阑尾炎发作，经抢救无效，高君宇与世长辞，终年29岁。
高君宇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陶然亭湖畔。大理石墓碑上刻有墓志铭，概述了他的生平，在碑的左侧镌刻有他生前的一首自题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高君宇对革命事业的崇高追求和献身精神。
高君宇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和所有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一样，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
（责编 王燕萍）
石评梅为高君宇墓手书的碑文
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950年12月，增补吴有训为副院长。这4位副院长在旧中国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95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科学院四位副院长向党表决心》的联名公开信。信中写道：“全心全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诺言，都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除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外，其余3位均是自然科学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他们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一心向党，为全国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李四光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的高官。1913年，因对当局失望，他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后任会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北大地质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此后，他们以桂林良丰为基地，考察了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地质地貌。1944年，日军进逼贵州，李四光举家迁到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想聘请他去讲课并主持中央大学地质系，由于他切身体会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亲眼看到爱国青年遭受野蛮粗暴的对待和镇压，他断然拒绝。李四光的外孙女回忆他在重庆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宴请时说：“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反之，李四光却利用在重庆的时间，两度与周恩来接触和谈话。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在他身上，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47年初，在上海治病的李四光，回顾了他和国民党政府打了将近20年交道的经历，深感失望。他决定派学生孙殿卿设法找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转达他欲去西北或解放区工作的意愿。董必武的答复是现在条件不具备，不能去，并嘱咐他暂避战乱，后会有期。
1948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的纠缠，李四光携夫人离沪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毕，李四光夫妇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去看望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儿李林。1949年4月，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郭沫若发来的信，希望他尽早回国。
李四光终于盼到“后会有期”的时刻。然而，回国之路却不容易。当他准备启程时，被伦敦的朋友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李四光对“后会有期”的热切企盼。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在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船，几经辗转，直到1950年5月6日才到达北京。
回国不久，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热情地表示欢迎李四光加入，但他都婉言谢绝。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树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强烈信念。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抓紧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和其他著作。他不但自己学习，还给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寄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在附信中反复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
李四光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同时，还注重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1952年，他写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文章。
1957年，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质疑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李四光写了一篇题为《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科学界情况的对比，说明党给科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又分析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具体作用，继而进一步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党的领导工作需要完善的地方。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不久，李四光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58年10月18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申请。会上，他两次发言，着重汇报了自己从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他谈道：“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也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向往庐山召见的时候，由于那种刻骨的刺激，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60年6月，他在讨论自己党员转正的支部会上，激动地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无论是寻找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还是寻找大油田，李四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底，中国探明的铀矿基本上可以滿足国家的需要。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达到自给。1964年，毛泽东与李四光3次谈话，每次都赞扬李四光的工作。女儿李林回忆：“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1965年2月19日，76岁的李四光被确诊患有左骼骨总动脉瘤。在听了会诊医生的意见后，他说：“即使手术成功了，我可以多活几年？但如果成了残废，不能为人民工作，成了人民的累赘，那我宁可少活几年，趁现在还能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医院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最后决定尊重李四光的意见，采取保守疗法。国务院同时决定，任何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并经周恩来同意，李四光均可不参加。
1966年后，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李四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探索中。同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当天下午便组织地质考察人员前往震区。那段时间，国务院召开几次专门会议，周恩来允许他不必出席，但每次他都参加，并为后来的震情发展作出一些准确预判。4月，他又拖着病体对震区实地考察调研。1967年冬天，他冒着呼啸的北风和阵阵黄沙，到野外进行地震预报测试试验。在1968年初国务院关于地震预警的会议上，他作出不发预警的判断，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还重视地热资源的开发。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特意找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科学历史、现状和发展方面的问题，最后说想要看李四光研究范围内的科技资料。李四光精心选择资料，还加以编辑和点评。次年3月，他将资料汇编成7册，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970年10月，他听说天津开发地下热水综合利用取得喜人成绩时，不顾劝阻，拖着虚弱的身体专程赶往天津考察。回京后他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李四光离开人世。这个月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后又忙“四五”规划汇报和渤海油田进展工作，直至4月24日住进北京医院。就在这个月，他还挤时间撰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
竺可桢是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最美奋斗者”之一，对其评语是“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36年初，浙江大学校长出缺。蒋介石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同乡，于是任命他为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浙大13年，虽然将浙大建设成当时国内第一流大学，但他逐渐认识到，在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统治下，他的科教救国的抱负是无法施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防止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或被暗杀，竺可桢秘密避走上海。孰料却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当即拒绝并反劝蒋经国要识大势。上海解放第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在青年时代就胸怀科教救国的抱负，几十年来虽历经奋斗，但步履艰难，更多的是失望。上海解放后，他连续多次聆听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很快了解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所寄予的厚望。在他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竺可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中央领导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坚定了他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的决心。到1956年初，研究机构从中科院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到44个。经过自然科学评奖，中科院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1957年6月18日，中科院正式批准成立竺可桢提议的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任命他兼任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1957年9月23日，针对极少数人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言论，竺可桢发表《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一文，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1962年，竺可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后，他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1963年8月，撰写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直关注科学的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读到此文时，倍加赞赏。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这次谈话使竺可桢深受鼓舞，毛泽东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促成他决心在此后几年潜心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
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将新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送交《考古学报》编辑部。随后数月里，他在校对此稿过程中又对此文进行了反复斟酌、修改。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还有英、德、法、日、阿拉伯等外文版本。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性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著名科学杂志——英国《自然》专文评述：“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为能够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多年后仍认为“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竺可桢从1936年到1974年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在他去世后被解封，展现了他38年的心路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是他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他把毛泽东参加的活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毫无遗漏地写到日记中。1958年10月27日，他在中关村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他不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过程，而且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这是他日记中唯一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竺可桢对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还广泛宣传，动员周围人乐观地看待将来。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1972年4 月，他在给旧交、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这就是他晚年的人生观，也是他能继续保持旺盛的科学研究的意志、在非常岁月中艰难地继续前进的动力。
病重期间，他一再叮嘱家人：“将存在银行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共计一万一千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他也没有提到他一生所留下300多篇著作和近 900 万字的日记，然而越来越多人从这些著作和日记中受到启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位卓越科学家的平凡和伟大。
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吴有训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的栋梁之材都做过他的学生。他于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35年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科学院授予院士的中国人。
1945年10月，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担任过该校校长）。上任后，他广受教职工和学生的欢迎，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他坚决抵制，先后10多次请辞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美国进行考察。
国民党当局对此已有察觉，派人到美国寻找他，蒋介石给他发电报：“有训：望顾念大局，接电速归国返校。”1948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吴有训决定启程回国，但回到南京即被特务盯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吴有训迁居上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曾与吴有训长期共事，此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梅贻琦忙于实施蒋介石“抢救”学人的计划，亲自从北京乘机到上海劝说吴有训赴台。吴有训不但拒绝，还劝告他最好远离蒋介石。梅贻琦表达了身不由己的苦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吴有训、竺可桢等上海知识分子出席陈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摧残科学事业的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直接表达了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态度。9月下旬，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吴有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单独接见一位自然科学家。12月26日，吴有训被正式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有训深知通过学习适应新社会的重要性。与他交往密切的同事胡永畅在《吴有训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一文中写道：“解放之初，我体会到吴有训教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求和对党的事业的热诚。”秘书霍佩祥回忆：“吴副院长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他把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他的座右铭。他牢记毛主席讲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话来教诲别人，鞭策自己，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吴有训有扶掖后学的科学远见，具备了作为科技队伍组织者的素质。他本人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吴有训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他组织学部制定中科院数理化等学科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他参与“两弹一星”科研队伍人选的推荐工作;他还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及时作出调整人员的指示，确保了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项目最后的成功。
吴有训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不久，即率团出访东欧。他个人在世界上的学术影响，加上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令外方耳目一新。1960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应邀赴英国参加纪念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活动。纪念大会规定各国科学院来宾必须穿院士服方能参会。吴有训告诉英方，中国代表团的5位成员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是他们所说的院士，所穿服装是“随着现代文明诞生的通用礼服中山装”。一个小时后，英方打来电话同意中方院士穿中山装，而且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英方按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排位，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前排就座。会上，有些年轻科学家不认识这位中国老人，便四处打听。当得知他便是因证实“康普顿效应”闻名全球科学界的吴有训博士时，纷纷过来向他致敬，而吴有训则利用这一机会介绍新中国的成就。
1960年8月，吴有训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组织上斟酌后认为，他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他不但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对他分管的干部，除了业务指导，总不忘政治上的嘱托。1961年，物理学家张文裕被派往苏联搞联合科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吴有训一再叮咛张文裕要多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向党组织请示匯报。1962年，吴有训奉周恩来之命，前往苏联谈判科技交往问题，4个月没取得进展。他和前来看望他的张文裕一起感叹：外援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只有靠毛主席一直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奏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有训坚信党的领导一定能战胜困难。他不断排除干扰为中科院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其中1973年7月28日约见中科院副秘书长的谈话记录《有关科研工作的七点意见》，不久就由办公室转发，收录在《回忆吴有训》一书中，至今仍可感觉得到他的科学远见。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病逝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在12月7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责编 贾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