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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时光，回忆40年摄影生涯里走过的往事和那些几近沧桑的面庞，在我年过七旬的时候，再次翻阅那些年轻时拍摄的珍贵照片，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掀起了层层波澜。
大理，我自小成长到老都没有离开的地方，我深深地热爱和眷恋着这片土地，我为能生长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而感到无限荣耀。
在40年的摄影生涯里，我跑遍了大理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拍摄了3万多张黑白彩色照片，发表刊登在各大报刊，入选各种影展和画册，不少作品在全国还小有影响。
40年来，我用镜头诚挚地记录她的发展变化，骄傲地向世人展现她的美丽丰富的模样。
第一部相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年华，而每个人的青春年华里总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是我年轻时的梦想。
每每看到有人拿着相机拍照的时候，心中就羡慕不已，总是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台相机，好拍下身边精彩的瞬间、凝固美好的一刻。由于那个年代，全家生活仅靠我和妻子微薄的薪水支撑，很难开口向妻子提出这个奢望。
1956年从下关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医院，在院务处从事文书、会计工作，后因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还能歌善舞，于是就转业到俱乐部任文职干部。到俱乐部工作后，看到宣传干事肩挎相机时常给官兵拍照，更加激起了我对摄影的浓厚兴趣，进而再次滋生了想买一台相机的念头。
1966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安置在下关市农村办，次年调入下关市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作。当时条件比较简陋，开展活动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放放电影，出上两期黑板报，在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的时候由宣传队搞上一点演出。
那时下关市工会工人俱乐部前的空地上有四块专栏板报，主要以摘录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表彰好人好事，内容单调。我边工作边寻思，要是有个相机就好，拍些照片办个专栏，宣传的效果不是更好吗？单位用于购买器材的经费有限，不可能拿出钱来专门为我个人买相机。于是，我下决心要自己攒钱自己买，我把想法跟妻子牟淑仙说后，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
照相机如今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就连专业单反相机也已经“走”进了普通人家。当时我40多元的工资。她30多元。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也就70多元，维系一家人的生活都显得十分紧张。为了给我买相机，实现我的梦想，全家人节衣缩食为我的理想做着物质的准备。在那段时日里，我们从来没给个孩子买过玩具，就连家中烧火做饭的蜂窝煤也尽量少买，一到星期天，我就推着手推车到木棕厂和一号信箱，捡锯木屑和刨花来做燃料。买菜捡着便宜的挑，买肉根本舍不得，我们甚至舍不得添置一件像样的家具。全家人挤在一块，衣服破了补，穿破了再补，层层累积，我的一件上班经常穿的衣服上，竟然层层叠叠补了十几个补丁。
1971年，我终于买了一台“海鸥”牌135相机，圆了我多年以来的梦想。那种喜悦心情难以言表，用现在的话说就好比买彩票中了头奖一般高兴万分！
爱上摄影
有了相机，我开始了刻苦学习摄影的历程。我想，既然爱上了摄影，就要吃得苦受得累，于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骑上家中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工厂车间、农村田头，拍摄工人工作的场景。农民劳动的场景，在单车都无法通过的地方，我就用肩膀扛起单车步行，回到家中，便一头钻进暗房冲洗照片，当看到用自己相机拍摄的，还是自己亲自洗出的照片，心里充满了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白天奔波的辛苦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因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胶卷，眼前出现的一个个美景，一个个动人场面，我都反复观察，在反复选好角度之后才摁下“金贵”的快门，力求用最少的胶片拍出最理想的照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彩色胶片还没有普及，我用的都是黑白135、120胶卷，每次胶卷拍完就送到下关照相馆冲洗，当时照相馆冲洗的胶卷，用D-72配方药水，大盆冲洗3至5分钟就冲出一卷。但是冲的胶片粒子粗，放大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下关照相器材商店也有好的D76配方，我也用过，要想得到自己感觉到好的配方显影液，就得自己配制了。由于工人文化宫宣传阵地扩大，图片用得更多，我们报请政府批准购置了一套冲洗放大照片的设备，搞了一个暗房。从此我从外面采风回来，晚上就冲进暗室，有时一搞就是一个通宵。暗房对我来说，是第二次进行创作的地方。我最难忘的是冲第一卷胶卷，那时，冲洗黑白胶卷，都是在全黑的暗房中操作，冲卷用的是显影罐，还要有暗袋。在装片时，由于不熟悉，把片子搞错位重叠，冲完打开一看，一卷胶卷全部报废，我难过万分。后来我用这卷废片进行练习，反复熟悉装片要领，时间一长就熟能生巧，再也没有出现废片了。
七十年代我从黑白暗房摄影起步，冲洗黑白胶卷和放大黑白照片。我使用的是国产海鸥135相机、国产海鸥4A120相机，日本理光XP7型相机，尼康F2相机，玛米亚6X7中画幅相机，这都是使用胶片的相机。当年生产的胶片相机外观精美，做工扎实，我保存至今大部分都还可以使用，拿在手里机械感十足。机械快门清脆声，过卷上弦的发条声、光圈调节的齿轮声，依旧悦耳动听。
1979年底，下关驻关部队从自卫反击胜利归来时，下关市组织了社会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建设路迎接人民子弟兵，那天我早上七时起床，拿上相机在建设东路和西路走了一圈，拍摄了不少迎接解放军的生动场面，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的车辆行驶到下关宾馆旁时，数百名小学生拥到车辆旁向英雄的解放军叔叔问好握手，有一位小朋友很小，看不见叔叔们，此时，他的父亲就把他抱起来举向解放军叔叔握手，坐在驾驶室里的解放军看到小孩要与他握手，他也就把身子从驾驶门窗里伸出来跟小孩握手，当时我看到这种场景，很快举起相机捕捉了这一感动人心的瞬间。
当时我用的是海鸥135相机，拍摄的是黑白胶卷，相机的功能全是手动对照，没有测光表，如果是现在用数码相机拍摄，我一定设置在快门优先档上，设置在连拍挡上，至少也要拍它3至5张。这幅照片在后来举行的“国防杯”摄影大赛上，荣获全省艺术摄影二等奖，后又被中国第十四届摄影展入选并获优秀奖。 1980年我的作品《时代——节奏》荣获云南省摄影展览三等奖，奖金100元。100元钱在当时还是值钱的。当我看到获奖证书和邮寄来的款，深感高兴，这是我爱好摄影以来第一次获得的奖项作品，为了报答单位对我的支持关心，我用100元奖金购置了两套瓷器，一套瓷器有五十多样，我向每个职工赠送了两件。
八九十年代下关流行的相机，大多数还是以单反相机为主。对焦、曝光都要手动调节，完全靠自己琢磨掌握经验，拍摄的难度大。我最初拍摄的照片，就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有时会出现对焦不清，有时曝光过少或过多。1985年我被推举选派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函授学习，并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1986年，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来大理采风，我陪他们到江尾、双廊、挖色拍照，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山水秀色、民族风情，便举起相机不停地摁动快门，不断地更换胶卷，着实让我羡慕了一回，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可以一口气拍5个胶卷，而我最多只能拍5张照片，我在物质条件上不能同他们相比，但在精神上不能落伍于他们，从此我更加珍惜手中的相机，更加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
之后，我又有数幅作品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举办的全国摄影展览并获奖，1988年我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我没有其它特长，但我坚信，是缘分让我在大理摄影事业的这片广阔天地里，默默耕耘，跃马前行。
工人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承载了下关人太多的回忆，作为老下关人，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思想不集中，想着文化宫”，说的就是当年文化宫的好玩和热闹，让人人都向往。对大部分下关人来说，工人文化宫是小时候的兴趣爱好班、谈恋爱时约会跳舞的场所，工作后的“充电”宝地，退休后的娱乐场所，节假日里的文艺联欢舞台……
对我来说，工人文化宫的意味更为重要和丰富得多。
1983年9月，下关市和大理县合并成立大理市，下关工人俱乐部也随之更名为大理市工人文化宫。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担任了下关工人文化宫的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和应酬也随之频繁起来，但我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相机。
名称改了，职能没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和深入发展，文化宫宣传活动的内容也丰富了，还新建了三个大橱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求比以前更高。后因工作需要，单位也购置了相机和冲洗胶卷和放照片的暗房设施，我一刻也没有懈怠，没有停止对摄影这个事业的追求。
1987年春节，文化宫有100多棵各种品种的茶花，开得十分鲜艳，为了让职工群众春节期间到工人文化宫休闲观赏茶花，那时玩相机的很少，彩色照相根本没有，为了服务职工，我就在文化宫贴出一张通告：春节期间为职工拍摄迎春茶花全家福照片。没想到一个星期就拍摄了40多个彩色胶卷，我和其他同志苦战五天五夜，用手工制作出1200多幅照片。那时洗的照片色彩不是很好，但是职工领到照片还是很开心。
除了自己拍摄外，我们还注重培养新生力量。通过举办摄影培训班和摄影简报等形式，扩大摄影队伍。经常深入生活、深入一线拍摄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举办各种展览、发动摄影爱好者拿起手中的相机，积极拍摄身边的好人好事。利用工人文化宫“摄影园地”专栏和摄影专刊，刊登他们的作品，丰富宣传内容，使摄影园地和摄影专刊办得红红火火。橱窗专栏先后刊登摄影照片270多期，受到社会的好评，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到全国总工会参展。大理市工人文化宫也因此被全国总工会授予“职工学校和乐园”的光荣称号，我个人也被全国总工会评为职工文化先进工作者。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6年选举我担任大理州摄影家协会主席，在州影协任职9年。
临近退休的那几年里，为了把协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我想尽办法。向有关领导、企业和个人争取活动经费，先后争取经费10多万元。有了经费就组织会员外出采风，举办各种展览，还选择会员的优秀作品，编辑《大理影像》专刊，为大理影坛增添了一个让广大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同时也为大理对外宣传增添了一个靓丽的窗口。
退而不休
人生总是要老，再有雄心壮志，也逃不过告老退休，我当然也不例外。
1998年我退休，按照常理辛苦一辈子，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不需再四处奔波，应该过点轻松自在的生活。但我考虑的是过去搞摄影，没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的爱好，现条件都具备了，对一生钟爱的事业不能半途而废。退休不能退志，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要把这项事业做精做深，过去叫摄影，现在叫创作，要把摄影水平从过去的低层次提升到更高层次。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摄影门外汉，逐渐成长为本地众人熟知的摄影人，除了我对这一行业的喜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大理的山，大理的水，大理的人。她们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灵感，我吸吮着苍山洱海甘泉，我还要为家乡拍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回赠家乡对我的哺育之恩。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创作历程，寻觅在苍山洱海之间，融入到普通百姓之中，只要发现美景和有意义的人、事，我都会不停地摁动快门，记录在相机里，可以说这段期间是天时、地利、人和，摄影技术已经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海印小普陀，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摄影人最爱去的场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小普陀都会呈现不同的景色。我这一生中，到过次数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小普陀。2002年的秋季的一天，我在那里守候等待美景的出现，夕阳西下之时，夕阳照耀天际，天空中出现成片成片的彩霞，犹如大鹏展翅，气势磅礴，与苍山洱海同辉，构成极其美丽壮观的画卷，我立刻摁动快门。后来，这幅《普陀夕辉》作品在参加建设部举办的全国风景名胜摄影大赛中获得金奖。
198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全国举办民族婚礼摄影大赛，我深知，越是能代表民风民俗的东西，越会有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机遇。我通过了解得知，周城白族村一户人家要办婚礼，我便提前赶往周城，了解白族婚礼习俗和流程，找准拍摄角度，连续三天进行跟踪拍摄，然后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8幅作品参赛，取名《白族婚礼》，荣获大赛铜奖。 2004年10月，大理被评为最佳魅力城市。大理市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我制作80幅大理风光图片，我用3天的时间，精心挑选多年珍藏的作品，用优质的木框装裱分袋，通过航空托运到北京。80幅图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来宾和记者们抢尽，市领导直呼做少了。
2006年3月，一个台湾摄影部门组织了一个摄影团来大理，我受邀接待这个团，给他们介绍大理苍山洱海的美景，给他们介绍大理白族的民风民俗，让他们欣赏我的作品，次日又陪他们到挖色、双廊、江尾拍摄，向台湾同胞展示了我们大陆摄影人的水准和精神面貌，受到摄影团成员的称赞。
建市三十周年到来之际，在市总工会、市文产办的支持，我在人民公园举办“见证大理三十年”摄影展，展出1983年到2013年三十年间拍摄的黑白彩色作品一百多幅，按改革辉煌、生态环保、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民族风情、旅游休闲、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记忆大理老照片9个方面进行展出，黑白与彩色对照，老照片与新面貌相比，较为直观地反映大理市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下关城，三十年前的老照片城区规模小，楼房低矮，街道狭窄，城区干道主要有建设路、人民街，西洱河上只有黑龙桥、新桥，三十年后的新照片，下关城城区面积扩大三倍还多，街道宽敞，车水马龙，到处高楼林立，城区干道主要增加了苍山路、景观大道等，西洱河上除了原先的两座桥外，又新架起泰安桥、兴盛桥。群众观展后不仅勾起了他们对过去的回忆，也激发起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我是一个爱照相的人，拍照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我觉得，每一张相片都是一个时期的代表，而且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相片也一路伴我成长，是我工作、学习和成长路上的最好见证。
快乐摄影
感恩，这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良知，对于我来说，我要感谢我的老伴牟淑仙对我摄影事业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她，我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自从开始摄影后，家务事全部落到老伴的身上，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烧火做饭，还要照料三个子女，晚上常常是忙到深夜才休息，她生老大和老二时，我由于忙工作，忙摄影，都没时间去医院陪护，至今想起，仍很内疚。每到星期天，我骑上自行车外出采风去了，家里一堆事情全靠她去做，没有一个休息天，还要为自己男人的安全牵肠挂肚。我有时跑得远，回来晚了，看到我进家门了，老伴一颗悬着心的才落下。她以一个善良妇女最坚韧的毅力，默默地支撑着生活带给她的负载，孝敬公婆，抚育儿女，无怨无悔，始终如一。
2001年，老伴从云南省下关军供站副站长的岗位上退休，从此有了更多的时间为我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外出了，她提前给我准备好摄影包、水杯以及可能要吃的药，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吃的要讲卫生。哪些不能吃哪些要少吃。我拍摄回来后，她帮我整理照片，收集资料，刻录光盘，俨然是我的助理。时间一长，她和孩子竟然在无声无息之中爱上了摄影。
2005年她的作品《鱼鹰乐》曾入选中国文化七彩云南，并于2006年9月至11月在美国、法国、巴西进行巡展。2013年她的作品《公馆别墅与苍洱同辉》荣获一等奖。儿子施云东在我的教诲和熏陶下，十多年来他也和我一样，在摄影艺术天地里，辛勤耕耘，用心创作，捕捉了一些反映红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画卷，2006年他出版发行了“大山的诗”摄影作品集。
回顾与相机相伴的40年，有辛酸，有喜悦，有失败，有成功，感慨万千。但我深知，一个人的理想，要根植于家乡的这方沃土，才会像大青树根深叶茂：一个人的前途要与家乡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会像雨后的彩虹释放出奇光异彩。
有了她们的相伴，我倍感温馨，倍感快乐。
2006年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先后购置了佳能10D、D700、D800E，这些相机有多种曝光模式，多种测光，多种对焦等，使用存储卡，不再用胶卷，它可以即拍即看，图像介质，反复利用，画面演示，及时欣赏，后期加工，锦上添花。虽然高档的相机有很多功能。但摄影依然需要持之以恒的经验积累。
退休后，我在进行个人创作的同时还成立了“退休干部AA制摄影组”，经常义务组织他们外出采风，交流心得。我的主导思想是：摄影快乐，快乐摄影。2012年5月，大理州老干部大学的领导找到我，老年大学要办个摄影培训班，让我去授课，这对老年摄影爱好者来说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在教学中，我从如何用好自己的数码相机最基础的知识入手，把我多年摄影实践积累的经验向学员进行耐心细致的传授，组织学员到湿地公园、大理古城、巍山等地采风，组织学员参加蝴蝶会、红山庙会、三月街民族节活动，对学员拍摄的照片逐一进行点评，使学员的摄影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摄影交流和活动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欢乐。晚年能为大家做点事，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人生最后的价值，而感到欣慰。就这样，几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这个70出头的老头，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
人生七十古来稀，爱上摄影我心无悔，而且感到无比欢快和欣慰，时时怀念那段几十年迷失在光影世界里的岁月。
作为一名摄影人，用镜头全面展现大理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理、关注大理、支持大理，到大理养生度假、投资创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责任。
编辑手记：
记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回首往日，年复一年，不觉时光如云烟般流逝，恍惚中，下关今非昨，繁华似锦。
彭怀仁和施作模老师都是年过七旬的人了，他们俩一位爱好写作，一位追求摄影。时间，尽管庞大到可以概括一切，但你不难看到两位艺术家从头到尾都对这片土地如此钟情与专一。
大理，我自小成长到老都没有离开的地方，我深深地热爱和眷恋着这片土地，我为能生长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而感到无限荣耀。
在40年的摄影生涯里，我跑遍了大理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拍摄了3万多张黑白彩色照片，发表刊登在各大报刊，入选各种影展和画册，不少作品在全国还小有影响。
40年来，我用镜头诚挚地记录她的发展变化，骄傲地向世人展现她的美丽丰富的模样。
第一部相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年华，而每个人的青春年华里总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是我年轻时的梦想。
每每看到有人拿着相机拍照的时候，心中就羡慕不已，总是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台相机，好拍下身边精彩的瞬间、凝固美好的一刻。由于那个年代，全家生活仅靠我和妻子微薄的薪水支撑，很难开口向妻子提出这个奢望。
1956年从下关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医院，在院务处从事文书、会计工作，后因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还能歌善舞，于是就转业到俱乐部任文职干部。到俱乐部工作后，看到宣传干事肩挎相机时常给官兵拍照，更加激起了我对摄影的浓厚兴趣，进而再次滋生了想买一台相机的念头。
1966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安置在下关市农村办，次年调入下关市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作。当时条件比较简陋，开展活动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放放电影，出上两期黑板报，在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的时候由宣传队搞上一点演出。
那时下关市工会工人俱乐部前的空地上有四块专栏板报，主要以摘录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表彰好人好事，内容单调。我边工作边寻思，要是有个相机就好，拍些照片办个专栏，宣传的效果不是更好吗？单位用于购买器材的经费有限，不可能拿出钱来专门为我个人买相机。于是，我下决心要自己攒钱自己买，我把想法跟妻子牟淑仙说后，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
照相机如今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就连专业单反相机也已经“走”进了普通人家。当时我40多元的工资。她30多元。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也就70多元，维系一家人的生活都显得十分紧张。为了给我买相机，实现我的梦想，全家人节衣缩食为我的理想做着物质的准备。在那段时日里，我们从来没给个孩子买过玩具，就连家中烧火做饭的蜂窝煤也尽量少买，一到星期天，我就推着手推车到木棕厂和一号信箱，捡锯木屑和刨花来做燃料。买菜捡着便宜的挑，买肉根本舍不得，我们甚至舍不得添置一件像样的家具。全家人挤在一块，衣服破了补，穿破了再补，层层累积，我的一件上班经常穿的衣服上，竟然层层叠叠补了十几个补丁。
1971年，我终于买了一台“海鸥”牌135相机，圆了我多年以来的梦想。那种喜悦心情难以言表，用现在的话说就好比买彩票中了头奖一般高兴万分！
爱上摄影
有了相机，我开始了刻苦学习摄影的历程。我想，既然爱上了摄影，就要吃得苦受得累，于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骑上家中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工厂车间、农村田头，拍摄工人工作的场景。农民劳动的场景，在单车都无法通过的地方，我就用肩膀扛起单车步行，回到家中，便一头钻进暗房冲洗照片，当看到用自己相机拍摄的，还是自己亲自洗出的照片，心里充满了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白天奔波的辛苦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因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胶卷，眼前出现的一个个美景，一个个动人场面，我都反复观察，在反复选好角度之后才摁下“金贵”的快门，力求用最少的胶片拍出最理想的照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彩色胶片还没有普及，我用的都是黑白135、120胶卷，每次胶卷拍完就送到下关照相馆冲洗，当时照相馆冲洗的胶卷，用D-72配方药水，大盆冲洗3至5分钟就冲出一卷。但是冲的胶片粒子粗，放大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下关照相器材商店也有好的D76配方，我也用过，要想得到自己感觉到好的配方显影液，就得自己配制了。由于工人文化宫宣传阵地扩大，图片用得更多，我们报请政府批准购置了一套冲洗放大照片的设备，搞了一个暗房。从此我从外面采风回来，晚上就冲进暗室，有时一搞就是一个通宵。暗房对我来说，是第二次进行创作的地方。我最难忘的是冲第一卷胶卷，那时，冲洗黑白胶卷，都是在全黑的暗房中操作，冲卷用的是显影罐，还要有暗袋。在装片时，由于不熟悉，把片子搞错位重叠，冲完打开一看，一卷胶卷全部报废，我难过万分。后来我用这卷废片进行练习，反复熟悉装片要领，时间一长就熟能生巧，再也没有出现废片了。
七十年代我从黑白暗房摄影起步，冲洗黑白胶卷和放大黑白照片。我使用的是国产海鸥135相机、国产海鸥4A120相机，日本理光XP7型相机，尼康F2相机，玛米亚6X7中画幅相机，这都是使用胶片的相机。当年生产的胶片相机外观精美，做工扎实，我保存至今大部分都还可以使用，拿在手里机械感十足。机械快门清脆声，过卷上弦的发条声、光圈调节的齿轮声，依旧悦耳动听。
1979年底，下关驻关部队从自卫反击胜利归来时，下关市组织了社会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建设路迎接人民子弟兵，那天我早上七时起床，拿上相机在建设东路和西路走了一圈，拍摄了不少迎接解放军的生动场面，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的车辆行驶到下关宾馆旁时，数百名小学生拥到车辆旁向英雄的解放军叔叔问好握手，有一位小朋友很小，看不见叔叔们，此时，他的父亲就把他抱起来举向解放军叔叔握手，坐在驾驶室里的解放军看到小孩要与他握手，他也就把身子从驾驶门窗里伸出来跟小孩握手，当时我看到这种场景，很快举起相机捕捉了这一感动人心的瞬间。
当时我用的是海鸥135相机，拍摄的是黑白胶卷，相机的功能全是手动对照，没有测光表，如果是现在用数码相机拍摄，我一定设置在快门优先档上，设置在连拍挡上，至少也要拍它3至5张。这幅照片在后来举行的“国防杯”摄影大赛上，荣获全省艺术摄影二等奖，后又被中国第十四届摄影展入选并获优秀奖。 1980年我的作品《时代——节奏》荣获云南省摄影展览三等奖，奖金100元。100元钱在当时还是值钱的。当我看到获奖证书和邮寄来的款，深感高兴，这是我爱好摄影以来第一次获得的奖项作品，为了报答单位对我的支持关心，我用100元奖金购置了两套瓷器，一套瓷器有五十多样，我向每个职工赠送了两件。
八九十年代下关流行的相机，大多数还是以单反相机为主。对焦、曝光都要手动调节，完全靠自己琢磨掌握经验，拍摄的难度大。我最初拍摄的照片，就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有时会出现对焦不清，有时曝光过少或过多。1985年我被推举选派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函授学习，并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1986年，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来大理采风，我陪他们到江尾、双廊、挖色拍照，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山水秀色、民族风情，便举起相机不停地摁动快门，不断地更换胶卷，着实让我羡慕了一回，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可以一口气拍5个胶卷，而我最多只能拍5张照片，我在物质条件上不能同他们相比，但在精神上不能落伍于他们，从此我更加珍惜手中的相机，更加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
之后，我又有数幅作品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举办的全国摄影展览并获奖，1988年我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我没有其它特长，但我坚信，是缘分让我在大理摄影事业的这片广阔天地里，默默耕耘，跃马前行。
工人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承载了下关人太多的回忆，作为老下关人，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思想不集中，想着文化宫”，说的就是当年文化宫的好玩和热闹，让人人都向往。对大部分下关人来说，工人文化宫是小时候的兴趣爱好班、谈恋爱时约会跳舞的场所，工作后的“充电”宝地，退休后的娱乐场所，节假日里的文艺联欢舞台……
对我来说，工人文化宫的意味更为重要和丰富得多。
1983年9月，下关市和大理县合并成立大理市，下关工人俱乐部也随之更名为大理市工人文化宫。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担任了下关工人文化宫的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和应酬也随之频繁起来，但我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相机。
名称改了，职能没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和深入发展，文化宫宣传活动的内容也丰富了，还新建了三个大橱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求比以前更高。后因工作需要，单位也购置了相机和冲洗胶卷和放照片的暗房设施，我一刻也没有懈怠，没有停止对摄影这个事业的追求。
1987年春节，文化宫有100多棵各种品种的茶花，开得十分鲜艳，为了让职工群众春节期间到工人文化宫休闲观赏茶花，那时玩相机的很少，彩色照相根本没有，为了服务职工，我就在文化宫贴出一张通告：春节期间为职工拍摄迎春茶花全家福照片。没想到一个星期就拍摄了40多个彩色胶卷，我和其他同志苦战五天五夜，用手工制作出1200多幅照片。那时洗的照片色彩不是很好，但是职工领到照片还是很开心。
除了自己拍摄外，我们还注重培养新生力量。通过举办摄影培训班和摄影简报等形式，扩大摄影队伍。经常深入生活、深入一线拍摄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举办各种展览、发动摄影爱好者拿起手中的相机，积极拍摄身边的好人好事。利用工人文化宫“摄影园地”专栏和摄影专刊，刊登他们的作品，丰富宣传内容，使摄影园地和摄影专刊办得红红火火。橱窗专栏先后刊登摄影照片270多期，受到社会的好评，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到全国总工会参展。大理市工人文化宫也因此被全国总工会授予“职工学校和乐园”的光荣称号，我个人也被全国总工会评为职工文化先进工作者。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6年选举我担任大理州摄影家协会主席，在州影协任职9年。
临近退休的那几年里，为了把协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我想尽办法。向有关领导、企业和个人争取活动经费，先后争取经费10多万元。有了经费就组织会员外出采风，举办各种展览，还选择会员的优秀作品，编辑《大理影像》专刊，为大理影坛增添了一个让广大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同时也为大理对外宣传增添了一个靓丽的窗口。
退而不休
人生总是要老，再有雄心壮志，也逃不过告老退休，我当然也不例外。
1998年我退休，按照常理辛苦一辈子，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不需再四处奔波，应该过点轻松自在的生活。但我考虑的是过去搞摄影，没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的爱好，现条件都具备了，对一生钟爱的事业不能半途而废。退休不能退志，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要把这项事业做精做深，过去叫摄影，现在叫创作，要把摄影水平从过去的低层次提升到更高层次。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摄影门外汉，逐渐成长为本地众人熟知的摄影人，除了我对这一行业的喜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大理的山，大理的水，大理的人。她们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灵感，我吸吮着苍山洱海甘泉，我还要为家乡拍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回赠家乡对我的哺育之恩。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创作历程，寻觅在苍山洱海之间，融入到普通百姓之中，只要发现美景和有意义的人、事，我都会不停地摁动快门，记录在相机里，可以说这段期间是天时、地利、人和，摄影技术已经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海印小普陀，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摄影人最爱去的场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小普陀都会呈现不同的景色。我这一生中，到过次数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小普陀。2002年的秋季的一天，我在那里守候等待美景的出现，夕阳西下之时，夕阳照耀天际，天空中出现成片成片的彩霞，犹如大鹏展翅，气势磅礴，与苍山洱海同辉，构成极其美丽壮观的画卷，我立刻摁动快门。后来，这幅《普陀夕辉》作品在参加建设部举办的全国风景名胜摄影大赛中获得金奖。
198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全国举办民族婚礼摄影大赛，我深知，越是能代表民风民俗的东西，越会有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机遇。我通过了解得知，周城白族村一户人家要办婚礼，我便提前赶往周城，了解白族婚礼习俗和流程，找准拍摄角度，连续三天进行跟踪拍摄，然后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8幅作品参赛，取名《白族婚礼》，荣获大赛铜奖。 2004年10月，大理被评为最佳魅力城市。大理市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我制作80幅大理风光图片，我用3天的时间，精心挑选多年珍藏的作品，用优质的木框装裱分袋，通过航空托运到北京。80幅图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来宾和记者们抢尽，市领导直呼做少了。
2006年3月，一个台湾摄影部门组织了一个摄影团来大理，我受邀接待这个团，给他们介绍大理苍山洱海的美景，给他们介绍大理白族的民风民俗，让他们欣赏我的作品，次日又陪他们到挖色、双廊、江尾拍摄，向台湾同胞展示了我们大陆摄影人的水准和精神面貌，受到摄影团成员的称赞。
建市三十周年到来之际，在市总工会、市文产办的支持，我在人民公园举办“见证大理三十年”摄影展，展出1983年到2013年三十年间拍摄的黑白彩色作品一百多幅，按改革辉煌、生态环保、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民族风情、旅游休闲、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记忆大理老照片9个方面进行展出，黑白与彩色对照，老照片与新面貌相比，较为直观地反映大理市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下关城，三十年前的老照片城区规模小，楼房低矮，街道狭窄，城区干道主要有建设路、人民街，西洱河上只有黑龙桥、新桥，三十年后的新照片，下关城城区面积扩大三倍还多，街道宽敞，车水马龙，到处高楼林立，城区干道主要增加了苍山路、景观大道等，西洱河上除了原先的两座桥外，又新架起泰安桥、兴盛桥。群众观展后不仅勾起了他们对过去的回忆，也激发起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我是一个爱照相的人，拍照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我觉得，每一张相片都是一个时期的代表，而且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相片也一路伴我成长，是我工作、学习和成长路上的最好见证。
快乐摄影
感恩，这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良知，对于我来说，我要感谢我的老伴牟淑仙对我摄影事业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她，我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自从开始摄影后，家务事全部落到老伴的身上，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烧火做饭，还要照料三个子女，晚上常常是忙到深夜才休息，她生老大和老二时，我由于忙工作，忙摄影，都没时间去医院陪护，至今想起，仍很内疚。每到星期天，我骑上自行车外出采风去了，家里一堆事情全靠她去做，没有一个休息天，还要为自己男人的安全牵肠挂肚。我有时跑得远，回来晚了，看到我进家门了，老伴一颗悬着心的才落下。她以一个善良妇女最坚韧的毅力，默默地支撑着生活带给她的负载，孝敬公婆，抚育儿女，无怨无悔，始终如一。
2001年，老伴从云南省下关军供站副站长的岗位上退休，从此有了更多的时间为我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外出了，她提前给我准备好摄影包、水杯以及可能要吃的药，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吃的要讲卫生。哪些不能吃哪些要少吃。我拍摄回来后，她帮我整理照片，收集资料，刻录光盘，俨然是我的助理。时间一长，她和孩子竟然在无声无息之中爱上了摄影。
2005年她的作品《鱼鹰乐》曾入选中国文化七彩云南，并于2006年9月至11月在美国、法国、巴西进行巡展。2013年她的作品《公馆别墅与苍洱同辉》荣获一等奖。儿子施云东在我的教诲和熏陶下，十多年来他也和我一样，在摄影艺术天地里，辛勤耕耘，用心创作，捕捉了一些反映红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画卷，2006年他出版发行了“大山的诗”摄影作品集。
回顾与相机相伴的40年，有辛酸，有喜悦，有失败，有成功，感慨万千。但我深知，一个人的理想，要根植于家乡的这方沃土，才会像大青树根深叶茂：一个人的前途要与家乡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会像雨后的彩虹释放出奇光异彩。
有了她们的相伴，我倍感温馨，倍感快乐。
2006年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先后购置了佳能10D、D700、D800E，这些相机有多种曝光模式，多种测光，多种对焦等，使用存储卡，不再用胶卷，它可以即拍即看，图像介质，反复利用，画面演示，及时欣赏，后期加工，锦上添花。虽然高档的相机有很多功能。但摄影依然需要持之以恒的经验积累。
退休后，我在进行个人创作的同时还成立了“退休干部AA制摄影组”，经常义务组织他们外出采风，交流心得。我的主导思想是：摄影快乐，快乐摄影。2012年5月，大理州老干部大学的领导找到我，老年大学要办个摄影培训班，让我去授课，这对老年摄影爱好者来说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在教学中，我从如何用好自己的数码相机最基础的知识入手，把我多年摄影实践积累的经验向学员进行耐心细致的传授，组织学员到湿地公园、大理古城、巍山等地采风，组织学员参加蝴蝶会、红山庙会、三月街民族节活动，对学员拍摄的照片逐一进行点评，使学员的摄影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摄影交流和活动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欢乐。晚年能为大家做点事，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人生最后的价值，而感到欣慰。就这样，几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这个70出头的老头，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
人生七十古来稀，爱上摄影我心无悔，而且感到无比欢快和欣慰，时时怀念那段几十年迷失在光影世界里的岁月。
作为一名摄影人，用镜头全面展现大理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理、关注大理、支持大理，到大理养生度假、投资创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责任。
编辑手记：
记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回首往日，年复一年，不觉时光如云烟般流逝，恍惚中，下关今非昨，繁华似锦。
彭怀仁和施作模老师都是年过七旬的人了，他们俩一位爱好写作，一位追求摄影。时间，尽管庞大到可以概括一切，但你不难看到两位艺术家从头到尾都对这片土地如此钟情与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