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陈收，现任中共湖南大学委员会常委，湖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曾获评徐特立教育奖、湖南省十大杰出经济人物等。
　　刚刚从毕业典礼上匆匆赶回办公室的陈收教授，桌上还放着几份急待处理的文件，下午却又要前往上海。已经忙得连轴转的陈教授在听到记者说起本期将谈谈关于“信用”的话题后，还是欣然答应了采访。因为他以为，这个课题对当下实在是太重要了，“抓信用建设，就是抓住了这个社会运行的牛鼻子！”
　　《芒果画报》年度策划之“儒家五常”已谈到最后的“信”了。“五常”中仁义礼智信是有区别的。仁与礼，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中间的每一个成员崇尚的、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向上的境界，但它并不是社会的底线。而信用则是社会的底线、规则和标准。换句话说，在这个社会中，人分为三六九等。人若要往上走，使自己素质更高、思想境界更高，就要追求仁、追求礼。但真正使得社会能够有效运行，还是需要依靠信用，它才是整个社会的底线。
　　为什么说信用非常之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若是没有底线，社会运行的成本将会极高。或者说，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效率会下降。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现在中国人办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有没有熟人”。如果没有，是否能找到熟人在其中衔接。将它放大，这就叫做“关系”。因为人们对不熟悉、不认识的人总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在这里，信用的存在就是在减少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信息获取成本。当互不相识的时候，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相信对方的。但要获取信息，是需要花代价、花成本的。人们为了更快地获得信息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找熟人、找关系，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熟人好办事”，它实际是在缩小人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效率提高、成本下降。
　　但换个角度看，其实在中国做任何事都要去找熟人让别人来相信我，这其中的成本是巨大的。如果现在存在一个信用体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里面获取信息，并且能够监督信息的有效性，对违约者有很强的约束，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信用体系就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
　　抓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抓住了当下社会运行的牛鼻子！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开始进行了信用信息数据获取平台的建设。目的是保证，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知、可信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持怀疑态度，我会害怕你来伤害我。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互相不了解，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你的信息、你的一切，如果你危害我，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制约你，那么我凭什么相信你？社会信用体系就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降低大家信息获取的成本，并对危害社会的非信用行为，予以加倍的惩罚，极大地提高违约成本。
　　我们现在满目看到的关于假药、假酒、假食物的报道，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违约成本太低。如果能够获取高收益的不守信用行为成本那么低，我为什么不铤而走险一回呢？不过信用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它要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蒙牛集团的奶源污染，最初不过是一个奶农兑稀牛奶后添加三聚氰胺以提高虚假蛋白质含量指标。这是个人信用的缺失。而公司的隐瞒不报并采用劣质牛奶，则是企业信用的缺失。又或者化工企业的排污，地方政府出于保护主义而不进行严治，这又是政府信用的缺失。信用体系是个整体，必须一步步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以及政府信用的监管制度建立起来，当违约成本大大高出收益，才有可能遏制住造假这类不信用行为。
　　对信用践行，中国古代在依靠一种熟人圈里的道德约束，而西方则体现出一种契约精神，两者基于不同的权力体系和文化背景。到了现代，进入一个人员、信息交流频繁的社会，信息获取平台和信用规则的建设就更加重要了。经济活动领域依靠货币等手段来实现的信用，使经济运行的效率大大提高。新技术手段在信用建设上的应用，也在催生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这种例子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很多，像阿里巴巴这类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的成功源于它构建了一种极有效的商业模式，它将交易平台扁平化后为用户节约出大量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而信用度又是整个商业模式的支撑，它通过支付宝等手段保障了其信用度，也就同时保证了商业模式的高效运作。这就是信用体系推动经济活动良好运行的绝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