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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
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
做出合适的妥协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錢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 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說，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让宋荣华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
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
做出合适的妥协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錢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 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說，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让宋荣华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