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毒地”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引起各方关注。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今日表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他表示即将启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为重点，实行分级分类管控。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之路，谁都没做到速度和姿态兼顾。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浓缩成三十余年，中国未能借前车之鉴，得后发之优势，没能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窠臼，是遗憾，需反思。
　　超出生态系统再生产能力和环境承载自净能力的野蛮生长，成为中国土壤不可承受之重。此番常外“毒地”事件，无非是土壤污染的警钟又一次响起来。
　　追本溯源土壤污染，一是“世界工厂”的代价。为了躲避本国执法必严的天价污染罚款，西方不少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到我国安营扎寨，加之我国乡镇小企业的遍地开花，导致工业三废、固废堆放等土壤污染防不胜防。
　　二是粗放的工业化农业的代价。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药使用量每年百余万吨，抵达农作物上发挥作用的仅十之二三，其余的一多半，都去祸害土壤了。化肥和劣质地膜的滥用，养殖业的违规排放，更是雪上加霜。
　　三是电子废弃物集聚地的代价。我国每年产生230万吨电子垃圾，虽说限制进口废旧电子产品，无奈魔高一丈，还是成了全球电子垃圾最大的容纳地。简单的回收处理，重金属污染贯穿始终，为害一方。
　　现如今，给土壤体检有必要，预防为主则更重要。
　　当然，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发展起来了，有经济实力面对土壤安全的棘手问题。
　　首先，当务之急是控制源头污染。欠下的老账，是不得不面对的，是必须“后治理”的欠账。但边治理边污染的情况，必须叫停。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刻不容缓，环境成本要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从上到下，各级部门心里都要有本账，“后治理”的代价，有些时候高昂到必须放弃。
　　从源头控制的污染路径阻断，才是重中之重。末端治理，不仅成本是万亿元数量级的天文数字，而且，土壤生病和人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有的物理、化学、生物修复技术联合出手，都很难做到药到病除。
　　“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土壤安全亟待社会共治。政府、市场和大众的力量都需要挖掘和释放。
　　对监管而言，立法先行，守土有责，土壤品质离任审计，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都该常态化。而且，法不能是粗框架的大而言之，也不该仅只局限于对违法者和渎职者的惩戒，更紧要的是实施细则，具体落实谁污染谁治理，加大污染者惩处力度，让《环保法》硬起来。
　　实施细则还应更具指导性，分门别类，从中能找到土壤治疗规范方案，制订土壤康复的标准，能依据康复度不同，给出能种玉米、不能种水稻这样的具体建议。
　　土壤安全并非政府的专属义务，袖手旁观指望家长式的一肩挑，很可能会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抓着了却没钱罚了。无疑，这场战役，没有万能者，没有旁观者。
　　对公众而言，土壤保护，匹夫有责。“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意在降低社会多方的参与门槛。全社会对土地保护意识的提升和积极参与，就是防治土壤污染的最有效路径。
　　土壤安全问题的社会共治，批评自然是一种参与形式，从自己做起的积极行动更值得提倡。生于斯长于斯的任何利益相关方，至少有一个天然共识，不愿看不见的污染，造成看得见的后果。争吵抱怨无益，公众只能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面对挑战。当然，位居高处的监管部门的坦诚和开放，有益于不拘一格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上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人均收入一千美元时山雨欲来，在三千美元时暴风骤雨，而当经济继续向好，到达一万美元时则有望峰回路转，三万美元时发展进入良序。
　　被污染土壤的修复和再利用，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土壤治理，曾经给美国增加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环保是公益，也是产业。
　　从长远看，为子孙后代计，土壤这一仗不能输，这是历史的责任与担当。
　　不做土壤污染的加害者，要做土壤健康的捍卫者。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我们。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