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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在对外传播自身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汲取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不断充实、完善自身的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相似、地缘的临近，同属“汉字文化圈”（或称“儒学文化圈”）的中、韩两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便十分频繁，其音乐文化亦随着官方外交、民间互通等方式不断渗透与融汇，形成绵延千年的文化交流传统。为促进中、韩音乐文化交流，共贺两国建交20周年，2012年5月22日至25日，由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泉州师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协办的“纪念中韩建交二十周年音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隆重举行。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近三十名，其中包括14名韩方代表。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22篇，所涉及论题围绕中、韩音乐之交流研究；中、韩音乐之比较研究；中、韩音乐之个案研究三方面展开。
一、中、韩音乐之交流研究
正式建交20年来，中、韩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交流频繁，在文化、艺术领域亦成绩斐然。但是，将两个属同一文化圈且在亚洲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中、韩学者聚集在一起，就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音乐话题进行学术讨论，机会还是难得。本次会议的发起人王耀华教授在《交流创新，共促中韩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的发言中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韩两国在乐器、器乐演奏、音乐理论等方面的交往历程，并对中韩音乐学术交流的前景做以展望。
在与周边国家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文化”深深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崔昍教授的《乡乐和唐乐》、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读博士杨旋、钟芳芳的《华夏上古至隋唐时期中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及演变》和《中国传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和交流——1897年至今》以历史为序，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各个时期中国传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交流及演变情况加以整理和分析，并对交流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做以介绍。
韩国社会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而相似的文化审美心理使中国音乐在漫长的交流岁月中总能在一衣带水的他乡觅到知音。韩国申大澈教授的《高丽、朝鲜时期中国音乐在韩国的传播和传承》一文从历史角度审视韩半岛从高丽王朝（Goryeo Dynasty，918—1392）至朝鲜王朝（Joseon Dynasty，1392—1910）时期对中国音乐、乐器的接受，及其对韩半岛宫廷音乐的影响。中国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张翼善的《华夏音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以〈乐学轨范〉为例》一文以朝鲜半岛早期的音乐文献《乐学轨范》为例，探讨华夏音乐文化如儒家思想、音乐理论、乐器使用等对朝鲜半岛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音乐文化的横向交流中，受传播途径、受众喜好、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主体音乐往往都会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而产生诸多变化。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所长权五圣先生的《传到韩国后变化的中国音乐——以步虚子、洛阳春、风入松为中心》一文以历史史料为基础，对《步虚子》、《洛阳春》、《风入松》这三首宋代曲子传入韩国后在旋律、节奏以及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进行探讨，关注中国音乐传入韩国后的变化。全北大学林美善教授的《笙簧在韩国的受容》利用古文献和古画对笙簧的形制、品相及其在韩国的历史和用途等做以详细梳理。发言指出，从历史文献上看，笙簧从三国时代已传入韩半岛（演奏方式不详），宋代输入的笙簧在高丽时期应用至雅乐，在宫廷音乐尤其是祭祀乐中使用，后来，笙簧渐渐扩大至乡乐和民俗音乐表演，甚至被不少乐工和妓女使用，并流传至今，林教授还对中国产笙簧的乐谱和调律等问题做了论述。
二、中、韩音乐之比较研究
中、韩虽属同一文化圈，交流频繁，但在历史、语言等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呈现出本民族独特的一面，因此，对中、韩音乐的比较研究便成为一个颇具学术意味的话题。韩国古音盘研究会会长辅亨先生在其发言《韩国腔调、中国腔调和越南腔调比较研究》中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差别，装饰音的差异等对韩国的Tori、中国的腔调和越南的Hoi这三个音乐术语进行介绍，分析三个国家腔调的区别及其蕴含的意义。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读朝鲜时代〈诗乐和声〉中的“旋宫本原图”》一文将朝鲜时代乐律著作《诗乐和声》中的“旋宫本原图”与中国唐代《乐书要录》中的“十二律相生图”、“一律有七声图”，以及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中的“左旋右旋相生之图”相对比，探讨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在《从柷敔的器用及思想内涵看雅乐在东亚的文化可公度性》一文探讨雅乐中最为常见、历史颇为悠久的乐器柷、敔的使用和思想内涵，以及雅乐文化被东亚国家所接受并成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原因，即文化可公度性（某些文化具有普适性，能够被其他文化接受）的问题；济州大学洪周希教授《从文化表演的角度看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与韩国传统音乐》的发言通过对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和韩国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从文化表演的视角分析了维吾尔木卡姆与韩国传统音乐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韩国全南大学庸植先生在《中韩民间仪式音乐比较研究——以韩国巫仪礼、中国傩戏为中心》一文中以自己两次对中国傩戏的田野考察为基础，探讨两国民间仪式（巫仪礼和傩戏）的一般特点和独特之处，尤其是在表演艺术如歌曲、乐器使用、舞蹈表演和戏曲演唱等方面的特点。
佛教仪式的宗旨是为宣扬历代祖师的佛学经典和佛教精神，是将宗教、道德情感、哲学和道德规范的仪式化。佛教仪式主要使用磬、钟、木鱼等法器，由僧侣或引导大众吟诵梵呗、诵读诗经。东亚各国的佛教仪式虽有地域差异，但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至今。韩国釜山大学尹昭喜的《中国藏族和韩国的佛教仪礼乐歌舞比较研究》一文通过作者近年来对北印度的Hemis Gompa、中国夏河的拉卜楞寺、台湾的佛光山寺、韩国的奉元寺四个寺庙的佛教仪式及其乐、舞等的实地考察，对比它们在仪式进行的地点、仪式的主要内容和顺序、法器使用和乐、歌、舞等方面的异同。
三、中、韩音乐之个案研究 在本次会议中，部分中、韩学者就自己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教授的《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一文从乐籍制度的研究概况、乐籍制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和应用，以及该研究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对其20年间的研究体验和贡献做以宏观介绍，并对今后相关论题的研究空间和突破点做以分析和考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子初教授的《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一文中选择马王堆汉墓（发掘：1972—1973）、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发掘：1978）、广州南越王墓（发掘：1983）、贾湖骨笛（发掘：1986）、新赣大洋洲商墓（发掘：1989）、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发掘：1993—1997）、鄯善洋海箜篌（发掘：1996）、洛庄汉墓（发掘：1999）、奉节石哨（发掘：2003）、洪山越国贵族墓（发掘：2004—2005）等10例作者认为中国40年来特别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做以介绍，提炼其核心的学术价值，阐述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乐器的使用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传统乐器的形制、性质、演奏方式等在历史变迁中无不经历着各种变化，在历史浪潮中，有些乐器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消失，而有的则适应社会的变迁产生新的变化。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的《寻大晟编钟旧器、觅赵宋雅乐遗声——宋代大晟雅乐编钟遗器之发现与研究》将已发现的30件大晟钟的作用、形制、特点、音律，以及现代研究的特点和状况进行分析，为我们了解宋代宫廷雅乐遗音、认识宋代宫廷雅乐编钟的原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不仅如此，在多元文化成为普遍趋势的今天，中韩两国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问题，韩国岭南大学玄璟彩的《韩国玄琴的现代趋势研究》从韩国玄琴的历史发展、玄琴演奏者的社会身份、玄琴音乐创作等方面入手，看韩国古典乐器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在演奏方式、演奏地点、演奏目的等方面表现出的新变化。
此外，台湾华南大学周纯一教授的发言《从“制造世界”理论理解韩国历史中处理雅乐创制的两难》试图运用大卫·帕金（David Parkin）和尼尔森·古德曼？穴Nelson Goodman）的“制造世界”理论，考察从三国到21世纪超过千年的雅乐历史中，韩国如何运用五种发明世界的方式来创制属于本民族认同的“神圣音乐”；韩国大田大学赵石娟的《韩国泥鼓研究》对迄今为止在韩国出土的陶、土制长鼓进行介绍，分析其外形特点及其变化样式，探寻其与中国陶瓷长鼓的关系，并得出陶、土制长鼓的外形特点被平民用于民俗乐的结论；韩国首尔大学金仁淑的《道教在韩国经典阅读》主要从读经在韩国道教中的地位、特征、所使用的道教经典的种类以及读经仪式和道教经典、道教经典读诵的特征和意味几个方面对韩国的读经加以论述，并分析了道教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土著化的几个表现；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的《韩国古代音乐思想初探——张师勋〈韩国音乐史〉读后所思》一文从音乐与“天”、音乐与宗教、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美学、音乐与教育、音乐与民族等六个方面，探讨中韩两国古代音乐实践与思想的相同及相通之处。
除学术研讨外，与会代表还观看了京剧表演、南音演出，韩国音乐演出团的申好秀、朴姬贞、李文洙、朴龙浩、徐玎旻等演员专程从韩国赶来，为听众做了一场精彩的韩乐表演，使中国学者对韩国传统音乐有了更直接的视听印象。总之，通过本次会议，中、韩两国的音乐学者增加了互通、交流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在闭幕式中，主办方希望此后举办更多高规格、多话题、宽视野的中韩音乐交流学术会议，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
宋方方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近三十名，其中包括14名韩方代表。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22篇，所涉及论题围绕中、韩音乐之交流研究；中、韩音乐之比较研究；中、韩音乐之个案研究三方面展开。
一、中、韩音乐之交流研究
正式建交20年来，中、韩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交流频繁，在文化、艺术领域亦成绩斐然。但是，将两个属同一文化圈且在亚洲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中、韩学者聚集在一起，就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音乐话题进行学术讨论，机会还是难得。本次会议的发起人王耀华教授在《交流创新，共促中韩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的发言中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韩两国在乐器、器乐演奏、音乐理论等方面的交往历程，并对中韩音乐学术交流的前景做以展望。
在与周边国家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文化”深深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崔昍教授的《乡乐和唐乐》、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读博士杨旋、钟芳芳的《华夏上古至隋唐时期中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及演变》和《中国传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和交流——1897年至今》以历史为序，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各个时期中国传统音乐在韩半岛的传播、交流及演变情况加以整理和分析，并对交流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做以介绍。
韩国社会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而相似的文化审美心理使中国音乐在漫长的交流岁月中总能在一衣带水的他乡觅到知音。韩国申大澈教授的《高丽、朝鲜时期中国音乐在韩国的传播和传承》一文从历史角度审视韩半岛从高丽王朝（Goryeo Dynasty，918—1392）至朝鲜王朝（Joseon Dynasty，1392—1910）时期对中国音乐、乐器的接受，及其对韩半岛宫廷音乐的影响。中国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张翼善的《华夏音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以〈乐学轨范〉为例》一文以朝鲜半岛早期的音乐文献《乐学轨范》为例，探讨华夏音乐文化如儒家思想、音乐理论、乐器使用等对朝鲜半岛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音乐文化的横向交流中，受传播途径、受众喜好、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主体音乐往往都会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而产生诸多变化。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所长权五圣先生的《传到韩国后变化的中国音乐——以步虚子、洛阳春、风入松为中心》一文以历史史料为基础，对《步虚子》、《洛阳春》、《风入松》这三首宋代曲子传入韩国后在旋律、节奏以及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进行探讨，关注中国音乐传入韩国后的变化。全北大学林美善教授的《笙簧在韩国的受容》利用古文献和古画对笙簧的形制、品相及其在韩国的历史和用途等做以详细梳理。发言指出，从历史文献上看，笙簧从三国时代已传入韩半岛（演奏方式不详），宋代输入的笙簧在高丽时期应用至雅乐，在宫廷音乐尤其是祭祀乐中使用，后来，笙簧渐渐扩大至乡乐和民俗音乐表演，甚至被不少乐工和妓女使用，并流传至今，林教授还对中国产笙簧的乐谱和调律等问题做了论述。
二、中、韩音乐之比较研究
中、韩虽属同一文化圈，交流频繁，但在历史、语言等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呈现出本民族独特的一面，因此，对中、韩音乐的比较研究便成为一个颇具学术意味的话题。韩国古音盘研究会会长辅亨先生在其发言《韩国腔调、中国腔调和越南腔调比较研究》中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差别，装饰音的差异等对韩国的Tori、中国的腔调和越南的Hoi这三个音乐术语进行介绍，分析三个国家腔调的区别及其蕴含的意义。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读朝鲜时代〈诗乐和声〉中的“旋宫本原图”》一文将朝鲜时代乐律著作《诗乐和声》中的“旋宫本原图”与中国唐代《乐书要录》中的“十二律相生图”、“一律有七声图”，以及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中的“左旋右旋相生之图”相对比，探讨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在《从柷敔的器用及思想内涵看雅乐在东亚的文化可公度性》一文探讨雅乐中最为常见、历史颇为悠久的乐器柷、敔的使用和思想内涵，以及雅乐文化被东亚国家所接受并成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原因，即文化可公度性（某些文化具有普适性，能够被其他文化接受）的问题；济州大学洪周希教授《从文化表演的角度看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与韩国传统音乐》的发言通过对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和韩国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从文化表演的视角分析了维吾尔木卡姆与韩国传统音乐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韩国全南大学庸植先生在《中韩民间仪式音乐比较研究——以韩国巫仪礼、中国傩戏为中心》一文中以自己两次对中国傩戏的田野考察为基础，探讨两国民间仪式（巫仪礼和傩戏）的一般特点和独特之处，尤其是在表演艺术如歌曲、乐器使用、舞蹈表演和戏曲演唱等方面的特点。
佛教仪式的宗旨是为宣扬历代祖师的佛学经典和佛教精神，是将宗教、道德情感、哲学和道德规范的仪式化。佛教仪式主要使用磬、钟、木鱼等法器，由僧侣或引导大众吟诵梵呗、诵读诗经。东亚各国的佛教仪式虽有地域差异，但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至今。韩国釜山大学尹昭喜的《中国藏族和韩国的佛教仪礼乐歌舞比较研究》一文通过作者近年来对北印度的Hemis Gompa、中国夏河的拉卜楞寺、台湾的佛光山寺、韩国的奉元寺四个寺庙的佛教仪式及其乐、舞等的实地考察，对比它们在仪式进行的地点、仪式的主要内容和顺序、法器使用和乐、歌、舞等方面的异同。
三、中、韩音乐之个案研究 在本次会议中，部分中、韩学者就自己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教授的《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一文从乐籍制度的研究概况、乐籍制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和应用，以及该研究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对其20年间的研究体验和贡献做以宏观介绍，并对今后相关论题的研究空间和突破点做以分析和考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子初教授的《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一文中选择马王堆汉墓（发掘：1972—1973）、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发掘：1978）、广州南越王墓（发掘：1983）、贾湖骨笛（发掘：1986）、新赣大洋洲商墓（发掘：1989）、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发掘：1993—1997）、鄯善洋海箜篌（发掘：1996）、洛庄汉墓（发掘：1999）、奉节石哨（发掘：2003）、洪山越国贵族墓（发掘：2004—2005）等10例作者认为中国40年来特别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做以介绍，提炼其核心的学术价值，阐述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乐器的使用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传统乐器的形制、性质、演奏方式等在历史变迁中无不经历着各种变化，在历史浪潮中，有些乐器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消失，而有的则适应社会的变迁产生新的变化。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的《寻大晟编钟旧器、觅赵宋雅乐遗声——宋代大晟雅乐编钟遗器之发现与研究》将已发现的30件大晟钟的作用、形制、特点、音律，以及现代研究的特点和状况进行分析，为我们了解宋代宫廷雅乐遗音、认识宋代宫廷雅乐编钟的原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不仅如此，在多元文化成为普遍趋势的今天，中韩两国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问题，韩国岭南大学玄璟彩的《韩国玄琴的现代趋势研究》从韩国玄琴的历史发展、玄琴演奏者的社会身份、玄琴音乐创作等方面入手，看韩国古典乐器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在演奏方式、演奏地点、演奏目的等方面表现出的新变化。
此外，台湾华南大学周纯一教授的发言《从“制造世界”理论理解韩国历史中处理雅乐创制的两难》试图运用大卫·帕金（David Parkin）和尼尔森·古德曼？穴Nelson Goodman）的“制造世界”理论，考察从三国到21世纪超过千年的雅乐历史中，韩国如何运用五种发明世界的方式来创制属于本民族认同的“神圣音乐”；韩国大田大学赵石娟的《韩国泥鼓研究》对迄今为止在韩国出土的陶、土制长鼓进行介绍，分析其外形特点及其变化样式，探寻其与中国陶瓷长鼓的关系，并得出陶、土制长鼓的外形特点被平民用于民俗乐的结论；韩国首尔大学金仁淑的《道教在韩国经典阅读》主要从读经在韩国道教中的地位、特征、所使用的道教经典的种类以及读经仪式和道教经典、道教经典读诵的特征和意味几个方面对韩国的读经加以论述，并分析了道教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土著化的几个表现；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的《韩国古代音乐思想初探——张师勋〈韩国音乐史〉读后所思》一文从音乐与“天”、音乐与宗教、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美学、音乐与教育、音乐与民族等六个方面，探讨中韩两国古代音乐实践与思想的相同及相通之处。
除学术研讨外，与会代表还观看了京剧表演、南音演出，韩国音乐演出团的申好秀、朴姬贞、李文洙、朴龙浩、徐玎旻等演员专程从韩国赶来，为听众做了一场精彩的韩乐表演，使中国学者对韩国传统音乐有了更直接的视听印象。总之，通过本次会议，中、韩两国的音乐学者增加了互通、交流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在闭幕式中，主办方希望此后举办更多高规格、多话题、宽视野的中韩音乐交流学术会议，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
宋方方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