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代，很是让人纠结，就连真实的宋代也让人难以确定。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华夏民族……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也称“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翻看历史，确实证据诸多：街巷制取代里坊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应用与外传，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明上河图》的背后是一个富甲天下、空前繁盛、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一半有多的富庶国家；夜市、夜生活、旅游等也都是从这里发迹；理学、文学、史学、艺术等造就了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政治上也实现了从中古世纪向近代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宋代的伟大贡献都是抹之不去的。
　　然而，留在教科书中的宋朝，则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的，历史学家钱穆就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当然，证据也很多：与之前的王朝相比，统治疆域面积最小；而且让人首先就想到靖康之耻、崖山之劫、澶渊之盟，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割地赔款，不仅缴纳“岁币”赎买平安，还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狼狈不堪的程度远超丧权辱国的晚清；就连引以为豪的经济，政府也是常常“入不敷出”、赤字连年，穷到连军粮都无法充分供应，王安石就曾说“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而自来将帅不敢言振恤士卒……”甚至“只是侥幸没有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保宋朝百年平安”；对老百姓来说，宋朝更是一个非常黑暗和恐怖的朝代，经济上的被盘剥自不用说，《宋代酷刑论略》一书今日读来仍觉害怕。
　　也许，繁华自由、光芒四射是真实的宋代，暗黑恐怖、积贫积弱也是真实的宋代。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绵延了316年之久，在战争中立国，也在战争中亡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费则是经济基础的一面镜子。宋代商业发达，没有宵禁，甚至是24小时营业，车马拥挤，人头攒动；酒楼、茶馆里吹箫、弹阮、歌唱、散耍之声可传入深宫，有的酒楼一到晚上数百名浓妆艳抹的妓女聚满长廊，以至于宋徽宗都抵挡不了诱惑……娱乐场所遍地开花，北宋首都开封仅一个片区就有大型娱乐场所五十余座，大的可容数千人，南宋杭州的娱乐场所比北宋开封还要多……《朝京里程图》类似如今的旅游地图，旅游成了一个专门的产业，“洛阳的牡丹花节”“开封的菊花节”那个时候就开始举办，琉璃瓶已是奢侈品，富人消费则还要在瓶里贴上一层金箔片……宠臣宦官大肆兴建园苑，收集奇花异石……
　　民间消费与王朝盛衰的历史镜鉴
　　如果用“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概念梳理历史，那么，宋代则遭遇了那个时代的“中等收入陷阱”。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宋代基本上还谈不上出口经济。消费是整个经济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所以，何辉教授将“解密”的关键放在消费上，通过大量的史料，最后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经济因素是影响宋代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消费受到政治与军事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严重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舆服制度制约着民间消费；宋代的消费观念与社会风尚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甚至左右；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宗室、官僚和军兵，限制了真正的大众消费需求的产生：奢侈消费让大宋陷入财政危机；以土地兼并为“催化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不仅导致了异常脆弱的贫富二元社会结构，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使得原有社会联系弱化、消解，个体以原子态存在，最终让宋朝成为一根一击即倒的朽木。
　　今天的历史条件大不一样，但我们遇到的问题却有不少类似之处。最突出的是，消费需求疲软的背后，一样是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分化二元化的问题。
　　多年来，我国消费需求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现在，低迷的全球经济已堵住了我国的出口增长空间，在投资之外的政府开支增长空间也越来越有限，经济进一步健康增长的希望，只能寄托民间投资、民间消费，让民间消费替代政府消费，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但是，民间消费如何增长？从哪里增长？虽然专家学者们呼吁了多年，相关措施也已出台了不少，但经济对民间消费的依赖不仅没升反而下降，而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最近，“民间投资大幅下降”又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点”。
　　民间投资与民间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民间消费增长，民间投资才有热情。正因为如此，为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善社保体系、依法治国、大力反腐、国企改革、万众创新等改革举措，至少从消费的层面，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很强。
　　（摘自《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