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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泰愚单独会见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打破多年禁锢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李相玉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
中國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自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随之起步。积极开展对外活动，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都提上了议事日程。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布日期。
专飞平壤捎口信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適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作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不知朝方会做何反应。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江总书记问了一些问题，对金主席的理解感到很满意。
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摘自《外交十记》）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打破多年禁锢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李相玉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
中國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自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随之起步。积极开展对外活动，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都提上了议事日程。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布日期。
专飞平壤捎口信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適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作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不知朝方会做何反应。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江总书记问了一些问题，对金主席的理解感到很满意。
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摘自《外交十记》）